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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breaching-experiment

破坏实验

破坏实验刻意打破日常预期,以揭示人们维持社会秩序时通常不言明的假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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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实验是社会学中的一种研究程序:刻意打破日常情境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预期,并考察人们如何回应。它与哈罗德·加芬克尔及常人方法学密切相关,通过暂时使熟悉的行为变得难以理解,让社会互动中通常不被注意的特征显现出来。它的核心关切并不只是人们是否遵守社会规范,而是人们如何识别情境、解读彼此的行动,以及如何恢复对正在发生之事的共同理解。

起源与思想背景

加芬克尔将破坏性演示发展为常人方法学的一部分。常人方法学关注人们在实践中运用哪些方法,使日常活动变得可理解且有秩序。他的《常人方法学研究》(1967年)汇集了关于这些演示及其所揭示问题的诸多重要论述。

这一研究取向对某些社会结构解释提出了挑战:这些解释主要将社会秩序视为人们内化共同价值观或遵循既定规则的结果。常人方法学并不否认规范的重要性,而是追问:人们如何判断哪些预期适用于当前情境,如何辨认行为是否恰当,以及如何理解那些无法由规则详尽规定的情境。

日常互动依赖许多未被言明的假设:熟悉的问候不需要给出严格定义;理解另一位说话者的话语时,应结合当时的情境;看似存在的误解通常会通过合作得到化解。破坏实验通过阻碍这些背景预期的正常运作,使它们显现出来。

加芬克尔有时将这类干预称为演示,而非传统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其目的往往是揭示熟悉活动的组织方式,而不是通过标准化处理和对照组来估计因果效应。

破坏实验如何运作

破坏性干预针对的是参与者通常依赖、却不会明确讨论的某种预期。研究者随后考察由此产生的互动,尤其关注参与者如何尝试解释、纠正或以其他方式应对这种扰乱。

其中有三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 **背景预期:**关于当前是什么情境,以及参与者可以合理地采取何种行动的假设。
  • **解释工作:**人们为理解起初显得令人困惑或不合时宜的行为而付出的努力。
  • **秩序恢复:**通过提问、解释、纠正、开玩笑、指责或退出互动,使这次交往重新变得可以理解。

参与者的回应未必会明确说出某条规则。他们可能会问,对方是否在开玩笑、心情不好,或是故意为难人。这些回应揭示了人们借以理解异常行为的实际分类方式。

因此,这种方法关注的不只是惩罚或社会奖惩。愤怒和不满可能出现,但耐心、觉得好笑、关切或试图重新界定这次交往的反应也同样可能出现。这些反应有助于说明,社会秩序是人们主动维持的,而不是预先就存在于那里的。

情境与可理解性

常人方法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索引性:表达或行动的意义,部分取决于它发生时的具体情境。在技术讨论中,要求对方“准确解释你的意思”可能是合理的;但如果对一句普通问候反复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可能扰乱互动。

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可说明性,这里使用的是它的专门含义。当参与者能够将行动识别、描述并解释为某种特定行为时,该行动便具有可说明性。破坏性干预可能使某个行动变得难以辨认,促使他人提供解释,让它重新变得可以理解。

经典演示

两类广为人知的演示可以说明这一研究取向。

要求澄清日常话语

在加芬克尔记述的演示中,学生们对待日常会话中的常见表达,仿佛必须对其含义作出穷尽性的澄清。友好的询问或普通的陈述,都成了反复要求精确说明的对象。

其意义并不是说,日常语言因为缺少精确定义而存在缺陷。恰恰相反,日常会话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说话者依赖共同的处境、实际目的,以及无须明说每一项假设也愿意理解彼此的态度。即使每一个问题单独看来在语法上都成立,过度要求澄清仍可能破坏这种合作。

在家里表现得像寄宿者

另一种演示要求学生在自己家中保持寄宿者般客气而疏远的态度,而不是像普通的家庭成员那样行事。在亲近程度、主动性和举止方式上的变化,使日常家庭关系显得陌生起来。

据记述,家人的反应包括困惑、恼怒,以及试图解释这种异常行为。这些回应揭示了家庭成员身份所附带的预期,而参与者平常几乎没有理由把这些预期明确说出来。

不应将这些演示理解为对所有家庭反应的普遍预测。它们的分析价值在于展示:特定参与者如何识别偏离熟悉行为方式的举动,又如何尝试对其作出解释。

与其他方法的关系

破坏实验主要属于定性研究。它可以揭示那些在活动未受干扰时难以察觉的预期,从而补充民族志和参与观察。不过,与一般观察不同,刻意实施的破坏性干预,会主动引入研究所要考察其后果的扰动。

它与常规实验也有若干不同之处:

特征 破坏性演示 常规对照实验
主要目的 揭示背景预期及维持秩序的方法 估计效应或检验明确提出的假设
研究情境 通常是日常互动 设有明确比较条件的实验室或实地情境
主要证据 行为、解释与回应的序列 不同条件下测量结果的比较
典型局限 情境依赖性与解释的歧义性 控制、测量或可推广性方面的限制

这种区分并非绝对。研究可以将打破规范的干预与系统性比较结合起来。尽管如此,仅凭“实验”这个名称,不能认定某项破坏实验研究采用了随机分配、对照组或统计推断。

破坏实验也与会话分析有相通之处,尤其是二者都关注参与者如何处理互动中出现的问题。不过,会话分析通常研究自然发生的交流,并不要求研究者制造扰乱。

解释与局限

一次破坏性干预并不能让研究者直接发现某条唯一的隐含规则。同一种反应可能有多种解释。例如,恼怒可能源于预期被打破、感受到敌意、遭遇不便,或无法确定研究者的意图。

由此产生了若干局限:

  • **情境依赖性:**预期因关系、场景和文化而异。在某次交往中造成扰乱的行为,在另一次交往中可能十分寻常。
  • **研究者的参与:**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与参与者的关系及其行事方式,都会影响事件如何发展。
  • **可推广性有限:**少数引人注目的事件,无法证明某种预期在一个总体中有多普遍。
  • **选择性记录:**事后回顾式的叙述可能遗漏理解事件所必需的时机、措辞及中间回应。
  • **解释的循环性:**如果将每一种反应都视为某项预设规范存在的证据,就可能使这种解释变得无法质疑。

审慎的分析会区分参与者可被证实的实际行为,与研究者对其动机或信念的推断。它也会考察未成功或含义不明的破坏性干预,而不是只将强烈反应视为有意义的证据。

这需要社会研究中的反思性:认识到干预并非只是揭示一个原本不受触动的社会世界,它也参与塑造了正在被分析的情境。

伦理考量

破坏性演示可能涉及欺骗、尴尬、痛苦或信任受损,尤其是在亲属、朋友、同事或未同意参与研究的人当中开展时。被打破的惯例看似微不足道,并不意味着这种干预就没有伤害。

因此,当代研究伦理会对知情同意、实施欺骗的正当理由、保密、风险及事后说明等问题提出要求。相关机构的要求因司法管辖区和研究情境而异;在美国,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相关研究可能受到共同规则及机构审查程序的约束。

此外,还应区分研究演示与恶作剧。引发惊讶或愤怒本身并不构成社会学证据。研究价值取决于是否有明确的分析问题、充分的互动记录,以及在解释时是否重视参与者自身为理解和应对扰乱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