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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participant-observation

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置身社会情境之中,在参与活动的同时,系统观察其中的活动、关系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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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观察是定性研究的一种方法,研究者参与某个群体或场域的日常活动,同时系统地观察和记录社会生活。这种方法将亲身参与与分析性审视相结合,关注人们做什么、说什么,以及如何理解自身处境。参与观察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密切相关,是民族志的核心方法,但二者并不等同:民族志是一种范围更广的研究取向,也是一种写作形式,可以综合运用访谈、文献、调查及其他证据。

目的与基本原则

参与观察在社会活动发生的具体情境中考察这些活动。研究者并非完全依靠参与者事后的回述,或他们对预设问题的回答,而是在日常惯例、互动和事件展开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同时关注周围的物质环境。参与可以揭示人们很少明确表述的实践知识,因为这些知识在人们看来可能显而易见、习以为常,或难以解释。

这种方法尤其适合研究明文规则与日常实践之间的关系。一个组织的正式程序可能不同于实际完成工作的方式;一个社区可能表达共同的价值观,却在如何践行这些价值观上存在分歧。这些差异未必意味着有人不诚实,也可能反映了相互冲突的责任、因情境而异的判断,或群体内部不平等的地位。

研究者通常既力求理解参与者自身使用的概念范畴,也关注更广泛的分析性模式。了解当地的意义体系,有助于厘清社会规范、身份认同、等级关系和义务如何运作。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每位参与者的解释都视为完整无缺,也不意味着要把一个群体视为文化上整齐划一的整体。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部分取决于其参与的位置、接触的人,以及能够介入的活动。

参与还使研究者得以获得身体层面和实践层面的体验。学习一门手艺、加入工作场所的日常流程,或参加一场仪式,都可能揭示远距离观察容易忽略的时机把握、体力投入、技能和情感。不过,研究者的体验始终不同于那些生计、人生经历或社会地位深深植根于该情境中的人。

历史发展

参与观察是在多种传统中逐渐形成的,并非某一次单独发明的产物。19世纪的调查者已经开始进行直接观察,并在社区中长期居住;但直到20世纪初,密集的田野调查才在人类学中得到更稳固的确立。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于特罗布里恩群岛开展田野调查,并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年)中阐述其方法,由此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他强调长期居住、学习当地语言,以及密切关注日常活动。他的工作促使密集的田野调查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项专业要求。

在社会学领域,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的研究者开展了针对城市街区、职业、机构和社会世界的田野研究。参与观察逐渐与符号互动论等取向紧密联系起来,后者考察意义如何在互动中产生和变化。威廉·富特·怀特根据对波士顿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街区的研究,写成了《街角社会》(1943年),成为城市社会研究中持续参与的一个重要范例。

后来的方法论争论质疑了这样一种假设:研究者只要与人们共同生活,就能写出中立的描述。女性主义、原住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将注意力引向权力、再现,以及人类学与殖民统治之间的历史关系。这些争论加强了对社会研究中的反思性的重视,即考察研究者的身份、关系、假设和制度位置如何塑造其生产的知识。

参与程度与身份公开程度

参与观察至少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存在差异:研究者参与的程度,以及研究身份公开的程度。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偶尔到场、定期协助、拜师学艺、受雇工作,或以社区中原有的身份参与。

一种广泛使用的分类源自社会学家雷蒙德·L.戈尔德1958年对田野角色的讨论,将研究者分为四种角色:

角色 与研究场域的典型关系
完全参与者 以成员身份参与,同时隐瞒研究身份。
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 深入参与,相关人员知晓其研究身份。
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 以观察为主,参与相对有限,并公开研究身份。
完全观察者 进行观察,但不参与所研究的活动。

这一分类描述的是田野关系的连续谱,而不是四种同样理想的操作方式。严格而言,完全观察不属于参与观察,但有助于界定参与观察的边界。研究者也可能随时间推移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或在面对不同的人时扮演不同角色。

公开研究会告知研究目的,但披露的详细程度和覆盖范围可能有所不同。隐蔽研究则向部分或全部参与者隐瞒这一目的。在公共场所、大型组织和网络环境中,并非每个人都会直接接触研究者,因此公开与隐蔽的区分可能变得复杂。隐瞒会引发伦理问题,不能仅凭证明它有助于获得研究准入就认定这些问题已经解决。

研究过程与证据

准入与关系

田野调查通常从确定研究场域并协商进入该场域开始。组织领导者或其他把关人可能批准研究者进入,但他们的许可并不自动意味着研究者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已同意参与。

随后,研究者通过反复到场和参与建立关系。熟悉的关系可以使日常实践更容易被观察到,但接触机会始终并不均等。与某一派别、职业群体或社会群体的联系,可能限制研究者与其他群体的接触。如果研究者不审视这种不平衡,那些特别善于表达或热情友好的参与者所提供的叙述,就可能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观察与田野笔记

观察可以聚焦于活动、交谈、空间布局、物品、事件顺序,以及接纳或排斥的模式。研究者也会关注正式会议之外发生的事情,以及不同时间、地点和情境之间的差异。

田野笔记是研究的主要记录,通常包括:

  • 对场景、事件和互动的描述。
  • 对话语的记录,并区分逐字引述与凭记忆作出的转述。
  • 有关观察何时进行、如何进行的背景信息。
  • 分析性问题、暂定解释和比较。
  • 对研究者自身行动与关系的反思。

研究者可以在事件发生时简要记下要点,之后再加以扩充。在获得适当许可并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可以用录音、录像、照片和数字记录补充文字笔记。这些记录是有选择的,而非无所不包:无论记忆还是记录技术,都无法捕捉完整的社会情境。

分析与解释

分析通常与观察同步进行。早期观察会引出问题,这些问题又会引导后续的参与和比较。研究者可以对笔记进行编码,追踪反复出现的互动,比较相互对照的案例,并审视对正在形成的解释构成挑战的证据。

参与观察往往有助于形成深描:这种描述解释行动在具体情境中的意义,而不只是罗列可见的行为。例如,要理解工作场所中的一个笑话,可能需要了解职级、共同经历,以及讲述这个笑话时的具体情境。

将观察所得与访谈、文献或其他记录进行比较,可以增强解释的说服力。不同来源相互吻合并非唯一有价值的结果;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揭示视角的不同、制度性期待的差别,或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应用

参与观察被用于研究工作场所、学校、宗教社群、家庭、政治组织、休闲活动,以及许多其他场景。它可以揭示非正式协调、学习过程、权威关系,以及人们体验各类机构的方式。

在组织研究中,参与可以展现工作者如何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正式程序。在教育研究中,它可以帮助理解课堂互动和隐性课程。有关迁移和社区生活的研究,则可以考察人们如何跨越不同地点维系关系和身份认同。

数字民族志将参与观察拓展至网络社群、游戏、平台,以及横跨数字环境与实体环境的互动。参与可以包括加入讨论或协作活动。数字痕迹提供了额外的证据,但仅有帖子档案并不构成参与观察: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置身于所研究的社会实践之中,与之实际互动。

伦理与责任

参与观察会带来伦理责任,因为研究者在建立关系的同时,也在收集用于分析和发表的材料。知情同意往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份一次性签署的文件,尤其是在关系和研究问题随时间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重要问题包括:

  • **自愿参与:**雇主、教师或社区领袖的许可,并不一定能确保个人觉得自己可以拒绝参与。
  • **保密:**当独特的事件、职业或关系足以使人被辨认出来时,使用化名可能并不足够。
  • **附带观察:**未同意参与研究的人可能进入研究场域,或出现在交谈和记录之中。
  • **角色冲突:**研究者作为同事、朋友、工作者或观察者,可能面临彼此冲突的期待。
  • **发表的后果:**研究描述可能使个人或群体遭受声誉、就业、法律或其他方面的损害。

数据隐私问题涉及录音录像和田野笔记的存储、访问、保留,以及可能的再次使用。在网络环境中,公开可访问的材料,其创作者未必认为它们可供不受限制的研究使用。

隐蔽参与尤其具有争议,因为它限制了获得知情同意的机会,并且可能涉及欺骗。伦理审查会考量具体项目的情境、风险和理由,而不是将隐蔽观察一概视为可以接受。

优势与局限

参与观察的主要优势在于对情境的深入理解。持续参与能够揭示标准化研究工具可能忽略的隐性实践、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意料之外的过程。反复观察也有助于区分偶发事件与反复出现的模式。

这种方法耗时较多,并且依赖进入场域的机会。研究者无法目睹所有相关事件,而参与活动可能使其难以立即记录。语言熟练程度、社会地位、实践能力和人际关系,都会影响研究者能够观察到什么。

研究者可能影响其所研究的场域。参与者可能因为受到观察而改变行为,这一问题有时会联系霍桑效应加以讨论。熟悉关系可能减少某些形式的反应性,却无法将其完全消除。反过来,对参与者的强烈认同也可能使研究者更难质疑那些熟悉的实践。

参与观察通常不能提供具有统计代表性的估计。仅凭对一个工作场所或社区的详细描述,无法确定某种模式在总体中有多普遍。它的贡献往往在于识别过程、发展概念,以及明确某种解释可能适用的条件。

因此,一项研究的质量并不只是取决于在田野中停留了多久,还取决于证据是否清晰、所考虑的视角是否广泛、是否关注相矛盾的案例,以及是否清楚交代观察与解释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