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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文化与生活 / rite-of-passage

过渡仪式

过渡仪式以仪式形式标志社会地位、身份或人生阶段的变化,通常包括分离、过渡与融入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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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仪式是一种仪式,用来标志、确认或促成从一种社会认可的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常见的例子包括诞生礼、入社礼、婚礼、葬礼、宗教入教礼和就职典礼。这类仪式不仅涉及生理变化,也关乎人际关系、权利、义务和成员资格:新生儿获得名字,被纳入亲属关系;接受入社礼者成为公认的成年人;当选者正式就职。这种转变可能影响个人、群体,或整个亲友关系网络。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于1909年出版《过渡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后,这一表述成为人类学中的重要分析术语。他将此类仪式中反复出现的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脱离原有状态,经历中间或阈限时期,以及融入新的状态。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发展、批评和拓展,尤其将其用于入社礼、宗教体验、制度和集体认同的研究。

过渡仪式使变化能够为公众理解,并赋予这些变化特定的文化形式。它们可以提供教导、情感支持和社会认可,但也可能强化排斥、等级秩序或强制。其意义取决于历史背景、参与者自身的理解,以及有权认可这种转变的权威。

概念及其思想史

法国民族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于1909年提出了“过渡仪式”(rites de passage)这一比较研究范畴。他不再仅凭献祭、净化或宴饮等外在特征对仪式进行分类,而是追问:在一个更完整的过渡序列中,特定行为发生于哪个环节?例如,洗濯可能意味着去除原有身份,也可能是为进入一段未定的时期做准备,或表示获准加入一个新的共同体。因此,这一行为在分析上的意义取决于它在仪式序列中的位置及其所处情境,而不只是是否使用了水。

范热内普比较了围绕怀孕、出生、青春期、婚姻、死亡、地域迁移以及加入群体而举行的仪式。他认为,社会生活反复要求人们跨越不同公认状态之间的界限。他借用了跨越门槛的意象来构建术语:阈限前仪式使人分离,阈限仪式使人处于门槛之上,阈限后仪式则使人融入。他并未声称每一种仪式都同等重视这三个阶段。婚礼可能着重铺陈融入阶段,而入社仪式则可能将更多时间用于中间阶段。

这一研究思路形成于当时围绕宗教、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比较研究展开的广泛讨论之中。埃米尔·涂尔干尤其在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强调了仪式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以及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之间的区分。相比之下,范热内普的贡献更具体地着眼于序列:他解释了仪式如何组织人们在不同类别之间的转变。两种研究路径有所交叠,但三阶段模型并非只是对涂尔干理论的重述。

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通过对今赞比亚境内恩登布社群的研究,大幅拓展了这一概念。在《象征之林》(1967年)和《仪式过程》(1969年)中,他考察了仪式象征、过渡状态,以及参与者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特纳使阈限性——即处于既定位置之间的状态——成为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他的研究推动了这一概念在生命周期仪式之外的应用,包括朝圣、戏剧,以及政治或文化实验。

后来的研究对一种倾向提出了质疑:将共同体视为统一的系统,认为仪式能够自动化解其中的紧张关系。女性主义、历史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等取向追问:谁的身份转变能够得到公开承认,谁的劳动支撑着仪式的举行,又有谁能够拒绝参与?范热内普著作的英译本于1960年出版,也推动了其影响的扩大。如今,“过渡仪式”既是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专门概念,在日常语言中也几乎可以指任何被视为里程碑的经历。与日常用法相比,学术用法通常更注重有组织的行动、社会承认,以及由文化界定的后果。

分离、阈限与融入

第一阶段是分离,即使参与者脱离原有的环境或身份。这可能涉及离家、脱下日常衣物、剪发、禁食、保持沉默,或举行告别仪式。这些行为不一定意味着否定先前的状态,而是表明日常关系与生活惯例暂时中止或正在改变。新娘的出嫁行列、初入修道院者的入院,以及新兵抵达训练机构,都可以发挥这种分离作用,尽管它们的意义及制度层面的后果有很大差异。

中间阶段的特点是模糊不定。参与者可能已不再拥有原有地位,却尚未获得新地位所附带的权利。特殊服饰、隔离生活、陌生的名字、饮食限制,或对指导者的依赖,都可以使这种状态显现出来。有些仪式借助黑暗、孕育、死亡或重生的意象来表现这一状态。然而,这些意象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不能认为凡是出现过渡时段的地方都存在这些意象。阈限状态可以持续几分钟、几周,甚至更久;有些仪式序列还包含多个相互嵌套的转变,而不是一次简单的过渡。

特纳用共同体感来描述共同处于阈限状态的人之间可能形成的一种较为直接的同伴情谊。当参与者穿着相似的服装或接受共同的教导时,财富、等级或职业上的差异可能暂时不再显著。共同体感并不等同于持久的平等。接受入门仪式者可能受严格的权威管束,而仪式最终也可能使他们重新回到一个社会区分鲜明的秩序之中。暂时的平等化可以与持久的等级结构并存,也可能有助于再生产这种等级结构。

融入阶段通过命名、祝福、授予身份标志、颁发证书、共同进餐,或公开回归群体等行为,确立新的地位。见证者十分重要,因为这种转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他人必须知道此后应如何称呼、对待或认可当事人。仪式的效力部分取决于受到认可的权威。一个不具备相关宗教或法律资格的人所作的婚姻宣告,与获授权的主礼人所作的看似完全相同的宣告,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

这一模型是一种分析指南,而非必须遵循的程序。各阶段可能重叠、反复出现,或未能完成。一个人可能在公开庆祝之前就已取得法律身份,也可能获得宗教认可却未得到国家承认,或虽已完成仪式,其他人仍对其有效性存有异议。物质载体——如戒指、制服、文件、仪式器皿或纪念照片——可以使这种转变在仪式结束后仍然留存。研究这些物品的流转,有助于解释一场短暂的仪式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持久的期待。

出生、命名与社会成员身份的形成

诞生礼仪区分了生物意义上的降生与社会认可的成员身份。这些礼仪可能用来确认孩子的亲属、赋予名字、祈求庇护、确认世系,或将孩子引入宗教共同体。它们也可能改变父母、祖父母及其他照料者的地位。例如,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可能同时使数人获得新的关系身份。因此,仪式行为的对象往往不只是婴儿,也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亲属关系网络。

命名说明,看似简单的举动如何能够确立社会联系。名字可能用于纪念已故亲属、表明世系、指涉出生时的情境,或表达宗教信仰。在加纳的阿坎人社群中,按出生星期取名的习俗,将命名与孩子出生于星期几联系起来;另取的名字则可能承载其他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意义。各社群内部及社群之间的做法并不一致,赋名也不一定在单一、标准化的仪式中完成。公开宣布、祝福、赠礼以及对亲属关系的确认,都可能促成孩子获得认可。

在基督教中,洗礼通常标志着加入教会,不过各教派对其神学意义、施行时间和恰当形式有不同理解。许多教派为婴儿施洗,由父母和代父母代其承担义务;另一些教派则只为亲自作出信仰告白的人施洗。依照不同传统,施洗时可以采用浸水、注水或洒水的方式。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洗礼视为基督教普遍通行的诞生仪式:在一些教会中,洗礼在婴儿期举行;在另一些教会中,它则标志着人生较晚阶段作出的宗教承诺。

其他传统对出生、命名与成员身份之间的关系有不同安排。犹太教传统上在男婴出生后的第八天施行割礼(brit milah),同时遵守相关宗教规定,包括在健康状况需要时推迟举行。犹太人各社群为女孩举行的命名仪式形式各异。在穆斯林社群中,与新生儿有关的习俗可能包括命名、祈祷,以及宰牲献祭并分发食物的阿基卡仪式(aqiqah);这些习俗的举行时间与奉行情况各不相同。这些例子说明,分析时所用的类别不应抹去神学差异,也不应暗示所有社群举行的仪式都具有同等意义。

与出生有关的礼仪也涉及产后时期。限制活动、特殊饮食、探访、仪式性洗濯以及公开重返社群等做法,可能既用于安排照护,也用于划分一段被视为脆弱或特殊的时期。理解这些习俗必须依据当地人的观念,而不能不加辨析地将其归为保护或排斥。现代民事登记通过正式记录出生与亲子关系,确立了另一种认可。登记与通过仪式接纳孩子为成员,可能同时进行,但两者未必能够相互替代:孩子可能已有法律证件,却仍在等待家庭仪式;也可能已得到亲属的充分认可,却尚未及时载入国家登记记录。

入门仪式、青春期与年龄组织

入门仪式是正式取得某种身份、加入某个群体、获准接触某套知识或承担一系列责任的过程。有些入门仪式与青春期或成年有关;另一些则接纳不同年龄的人加入宗教团体、职业组织或成员资格受限的社团。青春期不应与社会意义上的成年等同。生理发育是一个持续过程,而社群和制度可能在某人达到规定年龄、完成一段学习、结婚或取得一系列成就后,才承认其成年身份。

入门教育可以包括历史叙事、宗教教义、实用技能、行为规范,以及对长辈或其他受仪者应尽的义务。隔离独处可以为集中学习提供时间,也能限制外人接触被认为不宜向其传授的知识。仪式中的考验可以展示耐力、能力或服从性,但严酷的磨难并不是入门仪式的必要条件。在指导下完成一段学习,再获得公开认可,即使没有身体改造或肉体上的苦难,也可以发挥入门仪式的作用。

一些社会通过年龄组和年龄级来组织成员。年龄组是拥有特定名称的一批同龄或年龄相近者,其成员共同经历社会体系中的若干阶段;年龄级则是初级战士或长老等附有相应职责的地位。在东非的马赛人社群中,男性年龄组织在历史上将入门仪式、集体认同和不断变化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具体做法因地区和历史时期而异。同属一个年龄组可以带来持久的义务,超越家庭或世系关系的范围。

犹太教成年礼体现了取得某种身份与庆祝这一身份之间的重要区别。按照传统犹太教律法,男孩十三岁、女孩十二岁起便有遵守诫命的责任,不过各教派和社群的仪式习俗有所不同。这种身份并不取决于是否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公开诵读《托拉》、为仪式做准备、致辞和家庭聚会,都可以用来确认这一转变,但这些做法各有其历史,在不同犹太教传统中也并不完全相同。二十世纪,女孩的公开成年礼仪式显著普及。

入门仪式也可以在人一生中反复举行,或分阶段进行。例如,佛教的出家受戒可能包括成为沙弥和受具足戒等阶段,其资格要求和程序因传统而异。在东南亚部分地区,男性短期出家一直是重要的人生事件,但未必意味着终身投身僧侣生活。这些例子表明,不能简单地认为过渡仪式总会带来一次不可逆转的变化。它们也说明,宗教身份、年龄、性别、学识和家庭期望可以相互交织,却不一定构成一种普遍适用、统称为“成年”的单一转变。

婚姻与关系的重组

婚姻仪式公开认可或帮助确立配偶之间受社会规范约束的关系。其影响可能涉及继承、居住安排、性关系、照护、财产、亲职以及亲属间的联盟。因此,仪式活动只是一个更广泛过程中的一部分。协商、法律协议、宗教程序、财产转移和家庭的建立,可能发生在不同时间。在某些情境下,人们对婚姻是否成立存在分歧,正是因为这些环节尚未全部完成。

在许多婚礼流程中,三阶段模式尤为明显。登门辞别或离开父母家,可以标志分离;旅途、等待或一段受到特殊限制的时期,可以构成中间的过渡阶段;而迁入新居、公开宣告或共同进餐,则可以表达融入。不过,不应让这一模式主导解释。配偶未必需要改变居所,双方可能早已共同生活,而融入也可能意味着更广泛的亲属群体之间的结合,而非某个人从一个群体转入另一个群体。

财产交换往往使这一转变产生实质性的经济影响。聘礼通常指男方向女方转移的财物,而嫁妆通常指与新娘相关的财产,或因婚姻而由娘家转移的财产。两者的具体接收者、所有权规则及其影响,差异都很大。不能将其中任何一种一概简化为对配偶的“购买”。视社会和法律环境而定,其中还可能涉及馈赠、相互义务、继承安排以及对子女身份的认可。

不同宗教对于什么构成有效婚姻,也有不同的规定。印度教婚礼可能包括 saptapadi,即共行七步,其意义取决于地方习俗和适用法律。伊斯兰教的 nikah 以婚姻契约为核心,相关要求则由不同的法学传统加以解释。在天主教中,受洗者之间的婚姻被视为圣事。相比之下,民事婚礼的法律效力来自相关司法管辖区规定的程序。因此,戒指、签名、誓言、见证人等相似的物件、行为或角色,可能在截然不同的权威体系中发挥作用。

婚姻仪式揭示了身份变化如何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平等的影响。历史上的规则常常依据性别、阶级、宗教或血统,对配偶双方的权利作出不同规定。离婚法、女性财产权以及对同性婚姻法律认可方面的变化,改变了特定司法管辖区内哪些人可以结婚,以及哪些关系能够获得公开认可。仪式形式的变化可能慢于法律,也可能快于法律。一对伴侣可能将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民事程序与新拟定的仪式用语结合起来,这表明形式的延续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意义的延续。

死亡、哀悼与死者的地位

死亡仪式安排了一种过渡,而死者无法像活着的受礼者那样亲自完成这一过程。亲属、宗教专职人员及其他社群成员围绕死者的遗体、财物、姓名和社会关系采取行动。一场葬礼可以安置遗体、确认宗教上的期许、向公众宣告死亡,并为哀悼者提供一套得到认可的行动框架。这些目的不一定要通过同一场仪式实现,也不一定要同时实现。

法国社会学家罗贝尔·赫尔兹在1907年关于死亡的集体表象的研究中指出,生理死亡与社会死亡未必同时发生。他依据民族志记述,尤其是来自婆罗洲的材料,考察了先对遗体作初步处置、随后再举行另一场仪式的习俗。遗骸的变化、人们认定死者所处的状态,以及生者的社会位置,可以在一个延续较长时间的过程中相互关联。他的研究推动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丧葬习俗不仅关乎对来世的信仰,也关乎社会关系。

分离可以通过清洗遗体、为死者穿衣、移走遗体、封闭住所,或改变财物的处置方式来体现。中间阶段可能对哀悼者的衣着、饮食、公共活动或再婚有所限制。融入则可能同时涉及死者与生者:死者可能成为祖先,而生者则结束正式的服丧期,或承担新的责任。这些过渡并非普遍存在;只有在符合当地观念的情况下,才应使用“祖先”这一类别。

不同传统对时间有不同的安排。犹太教的哀悼习俗通常区分若干阶段,包括从安葬后开始的七日哀悼期(shivah)和为期三十天的哀悼期(sheloshim);对于某些近亲,另有后续的悼念规制。具体做法因社群及宗教遵行程度而异。在华人社会,葬礼、祭献、扫墓和家中祭祀等活动,可以将死者置于延续不断的家庭关系之中。清明祭扫通常包括整修坟墓和献上祭品。这些行为并非仅仅是延后的葬礼,也可以重新确认代际之间的义务。

仪式也可能需要应对无法寻回遗体的情形。灾难后的追悼仪式、衣冠冢以及对失踪者的纪念活动,都可以在不举行通常的遗体安葬的情况下,承认死亡或丧失。这类情形凸显了官方宣告、宗教认可与个人接受之间的区别。围绕遗骸、安葬地点和纪念用语所作的决定,也可能演变为有关身份与权威的争议。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随葬品与墓葬布局能够为丧葬实践提供证据,但它们本身既不能揭示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也不能证明所有以相似方式下葬的人都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

学校、职业、公民身份与公职

过渡仪式并不限于宗教机构或通常被称为传统社会的群体。学校、军队、专业组织和国家同样区分入门、试用、资格认定以及正式成员身份的取得。制服、誓言、考试、证书、列队行进和正式致辞,都能使这些转变以公开的形式呈现。这些要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每一道行政程序都是仪式,但它表明,科层规则与仪式行为往往协同运作,而非代表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

毕业典礼是教育中的一个突出例子。学生可能身着特定的学位服,按规定顺序列队入场,听到自己的姓名被宣读,并领取毕业文凭或象征性的文件。典礼让亲属、教师和同学能够直观地见证学校对学生身份的认定。不过,完成课程、正式获授学位、领取证书以及参加毕业典礼,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究竟哪一项行为构成资格取得的正式依据,取决于有关机构的规定。

职业身份的转变同样结合了考核与认可。医学院毕业生可能参加宣示职业承诺的仪式,而一些医学院会在培养初期举行白袍仪式。首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白袍仪式于199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举行。它安排在医学教育开始后不久,这使其有别于资格授予仪式:它着眼于未来的职业责任,而非证明参与者已经具备独立执业的能力。取得法律执业资格也可能涉及宣誓或正式的法庭程序,但具体要求因司法管辖区而异。

军事训练可以呈现出鲜明的分离、受控过渡与融入的阶段序列。新兵进入受到严格管理的环境,采用统一的仪容和作息,学习集体行动规范,最终获得完成训练的认可。从分析角度看,这与入门仪式存在相似之处,但并不意味着军事训练机构可以与宗教体系或年龄等级体系等同视之。其法律依据、职业目的、指挥结构和纪律处分权,都需要另行解释。如果新兵退出或未能达到规定标准,这一转变也可能未能完成。

入籍仪式通常通过宣誓或郑重声明,以及颁发证明文件,使公民身份的变化获得公开呈现。公职就职仪式同样可能包含规定的声明、佩戴职务标识或移交象征职权的物品。在美国,宪法规定了总统就职誓词或郑重声明的内容,体现出仪式性言辞与法律权威之间的直接联系。在另一些情况下,仪式是为了庆祝当事人已通过先前的行政行为取得的身份。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公众认可、法律效力与个人认同可以相互强化,却未必在完全相同的时刻形成。

社会、象征与心理层面的解释

不同理论解释了过渡仪式的不同侧面。与结构功能主义相关的研究取向强调对身份转变的管理,因为这些转变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就可能扰乱既有关系。当一个人成为配偶、父母、长者或任职者时,其他人需要知道此时应当遵循哪些义务。公开仪式能够协调各方预期,减少模糊之处。这种解释有助于理解身份如何获得认可,但如果假定所有人都同等受益,或都接受仪式所宣布的结果,就可能夸大共识的程度。

象征取向考察言语、物品、身体动作和空间布置如何赋予转变以意义。白色衣服、一道门、共用的器皿或改换的名字,都可能同时关联多种观念。特纳认为,仪式象征能够凝聚多重意义,涵盖身体经验、道德教导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因此,解释仪式时,需要关注当地人的理解及其实际运用。一种颜色或一个手势并不在所有社会中都具有同一种固定含义,即使是参加同一仪式的人,也可能对其作出不同解释。

仪式也可以通过展演理论和言语施为理论来考察。当公认的规则使言说成为改变现状的行动的一部分时,誓言或由获授权者作出的宣告等话语,就不只是对既有状况的陈述。其效力取决于具体条件:说话者的权威、参与者的资格、必要的见证人以及受到认可的程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失误、中断或主礼者资格受到争议,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仪式的反复举行,并不能脱离社会和制度条件而保证其效力。

心理学研究探索了同步行动、情绪唤起、记忆、承诺和群体归属之间的关系。一些实验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要求严苛的群体经历可能使参与者报告更强的依附感。埃利奥特·阿伦森和贾德森·米尔斯于1959年开展的一项经典实验,考察了令人尴尬的入会仪式是否会影响参与者对讨论小组的评价,并以认知失调解释研究结果。这类实验室结果并不能证明,现实中严酷的入会仪式能够稳定地产生团结,也不能成为让参与者遭受伤害的理由。选择效应、预期、既有关系以及退出的机会,都会使因果解释变得复杂。

可靠的解释有赖于多种方法的结合。民族志和参与观察能够揭示仪式的筹备过程、非正式教导、分歧以及仪式之后的变化。访谈能够呈现组织者、参与者和被排除在外的人如何以不同方式理解同一事件。历史记录可以证实,那些被认为自古流传的形式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比较研究则检验所提出的模式能在多大范围内适用。单张照片或富有戏剧性的描述,很少能呈现仪式的完整过程。分析时必须区分:组织者声称仪式应当达成什么、参与者实际经历了什么,以及事后究竟能够观察到哪些变化。

历史变迁、参与争议与文化延续

过渡仪式不断受到迁移、宗教改革、国家监管、教育以及家庭组织方式变化的影响,并随之改变。人口迁移可能使亲属分居不同国家,导致一套历时较长的仪式流程难以在同一地点完成。家庭可能先在参与者居住地附近举行小型仪式,随后再到别处聚会。主持仪式者、亲属和法定主管机关可能各自认可这一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这类安排未必是某种原有仪式的不完整版本,也可能成为适应跨国生活的惯常做法。

商业化与媒体传播也在改变人们对仪式的期待。摄影、活动策划、专用服饰、场地和出行,可能使仪式更加繁复、费用更加高昂。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图像,可以使某些仪式风格走出原有的地域或宗教环境。不过,花费多少并不能直接衡量仪式的重要性。一次小型聚会可能在家庭关系或法律层面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一场盛大的庆典却可能并非必不可少。尽管如此,收入差异仍会影响哪些人能够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参与,以及家庭是否会感到必须达到普遍标准的压力。

一种习俗被公开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便会有更多机构介入,也会吸引新的受众。2003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纳入其涵盖范围。保护工作可以促进传承,并增强社区对该习俗的认同,但记录整理或展演也可能改变仪式的主导权归属,以及哪一种版本被视为具有代表性。面向游客举行的仪式,与真正赋予成员资格或改变参与者地位的仪式,可能有着不同的目的。

仪式参与也涉及权威、同意和权力不平等问题。入会凌辱可能因其保密性、考验环节以及接纳成员入群的过程而与入会仪式相似,但将某项活动称为过渡仪式,并不能免除其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也不能证明参与者是在自由意志下同意参与的。同样,强迫婚姻、歧视性排斥或伤害性对待,也不能仅以传统为由得到充分解释。人权框架,包括涉及儿童保护和宗教自由的保障,确立了与习惯做法及制度性实践相互作用的法律标准。适用的规则与救济途径,取决于司法管辖区和所涉行为。

仪式的变化往往通过有选择的调整实现,而非彻底废弃。社区可能保留教导、特色服饰、集体聚餐或公开认可等环节,同时修改限制条件、参与资格规则或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内容。个人也可能为收养、退休、离婚等旧有公共仪式未曾着重关注的转变设计仪式。这些创新能否在社会层面产生实际效力,取决于相关人员和机构是否认可。一份新拟的声明可能对个人意义深远,却不具法律效力;而一道简短的官方程序则可能改变法律身份,却未能带来相应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