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会欺凌是指强迫寻求加入某一群体、在群体中担任新职务或试图保留成员资格的人,参与带有羞辱性、虐待性、令人精疲力竭或危险的活动。这种现象存在于教育机构、运动队、军事组织、学生社团、工作场所,以及其他资深成员对新成员行使非正式权力的环境中。尽管入会欺凌常被包装为传统、娱乐或承担集体责任前的准备,但它与一般的入会仪式不同,因为它使参与者遭受贬损、承担不合理的风险,或被迫服从与其群体身份挂钩的要求。
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和法律等领域均对入会欺凌有所研究。这一现象的意义超出了个别事件本身:它涉及组织如何延续等级秩序、界定归属、掩盖不当行为以及分配责任。严重的入会欺凌事件曾造成人员伤亡,而一些不易察觉的做法也可能损害人的尊严、参与意愿和信任。入会欺凌的定义及法律认定标准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区分作为社会现象的入会欺凌与特定机构或司法管辖区明令禁止的较狭义行为。
定义、界限与同意
入会欺凌的核心特征,是将团体成员资格与强加的磨难联系起来。这种要求可能是明确的,例如把完成某项任务作为获准加入的条件;也可能是隐含的,通过种种期望传达出来,要求新人证明自己的忠诚、服从、坚韧,或接受羞辱的意愿。入会欺凌不一定需要正式的入会仪式。它可能持续数周,在一个赛季中反复发生,也可能针对已经获准加入、但仍处于从属地位的成员。
许多机构对入会欺凌的定义涵盖危及身心健康、使参与者难堪或受辱,或严重妨碍其履行日常职责的活动。有些法律采用较窄的认定标准,例如要求行为具有特定程度的伤害风险。因此,某种行为可能违反大学的反入会欺凌规定,却不符合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反过来,即使当地没有专门禁止入会欺凌的法律,被当地人称为无害传统的活动,也可能构成袭击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入会欺凌与欺凌有所重叠,但两者并不等同。欺凌通常涉及攻击行为和权力不对等,而且往往被界定为反复发生的行为。入会欺凌则特指将虐待与加入团体、归属关系、内部等级或继续获得团体接纳联系起来的行为;即使只发生一次,也可能构成入会欺凌。欺凌可能意在永久孤立某个人,而入会欺凌往往承诺最终会接纳对方。在实践中,如果入会过程变成持续排斥特定成员的手段,两者的界限就可能变得模糊。
同意在其中的作用尤其存在争议。接受入会考验的人可能自愿参加、表现得很开心、协助组织活动,或在事后为活动辩护。但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其未受压力。成员资格可能意味着获得住房、友谊、职业人脉、体育发展机会或社会认可。因此,即使没有明确的威胁,拒绝参加也可能带来重大后果。有鉴于此,许多反入会欺凌法律和组织规定都明确指出,表面上的自愿不能成为实施被禁止行为的理由。
并非所有要求严格的团体活动都属于入会欺凌。正当的训练可能涉及体力消耗、不适、考核以及权力不对等。区分两者时,需要考察活动是否服务于明确的教育或业务目的,要求是否适度,安全保障和监督是否被纳入活动设计,以及参与者能否提出疑虑而不遭报复。经正式批准的体能测评与临时起意的惩罚性训练,表面上可能相似,但在目的和问责机制上可能有根本区别。同样,一项活动不会仅仅因为资深成员也参与其中,或被冠以“自愿参加”之名,就变得可以接受。
历史传统与含义的变迁
入会凌虐与更广泛的仪式史及过渡仪式有关。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其1909年的研究著作《过渡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中,将身份转变描述为经历分离、中间阶段,再融入新的社会地位的过程。后来有关阈限性的研究探讨了处于这种转变过程中的人所具有的模糊身份。这一框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新成员可能暂时失去通常享有的权利,或采用特殊的服饰和行为方式。但它并不能证明,虐待是入会过程不可避免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早在现代兄弟会制度出现之前,欧洲大学就已形成了接纳新生的习俗。例如,近代早期的德语地区大学曾举行各种形式的“去陋仪式”(deposition),让新生在进入学术共同体之前,象征性地摆脱被认为不文明的特质。这类做法可能包括羞辱性的表演和粗暴的肢体对待。它们的含义因学校和时代而异,不应被视为所有当代入会凌虐形式一脉相承、始终如一的源头。
在英国寄宿学校,历史上被称为“学弟侍役制”(fagging)的制度要求低年级学生为高年级学生提供服务。它将以年龄为基础的权威制度化,有时也为虐待提供了机会;不过,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更广泛的服务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入会凌虐。对于军队中的资历惯例和学徒入门习俗,也需要作出类似区分。一种历史制度可能包含入会凌虐,却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入会凌虐。
在北美高等教育中,入会凌虐逐渐与年级之间的对抗、秘密社团以及兄弟会与姐妹会紧密联系起来。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报道记载了对一年级学生的强迫性对待、不同年级之间的体力较量,以及入会时必须经受的折磨。随着学生组织拥有自己的会所、校友网络和复杂的会员制度,一些做法逐渐嵌入组织反复开展的例行活动中,而不再只是个人之间偶发的冲突。
其他地区也形成了各自的术语和制度背景,例如法国的 bizutage、葡萄牙的 praxes、巴西的 trote,以及南亚部分地区的 ragging。这些名称的含义并不完全对应。一个术语可能既涵盖不涉及虐待的迎新活动,也涵盖在其他地方被认定为入会凌虐而遭禁止的行为。因此,翻译时需要关注参与者实际做了什么,而不能仅看当地使用的名称。
历史解读还需要区分传统的延续与事后的辩解。声称某种折磨“一直以来”都存在,可能难以找到证据支持;组织会改变做法、编造起源故事,或只记住某些片段。口头传统可以传承真实的习俗,同时掩盖其严酷程度的变化。一种习俗由来已久,既不能说明它安全,也不能说明它正当。
组织环境与等级体系
学生组织中的入会凌虐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类组织往往有选择性地接纳成员,而且新成员通常分批加入。兄弟会、姐妹会、行进乐队、宿舍团体、专业学会和学术社团都可能形成入会过程中的等级体系。关键不在于组织属于哪一类别,而在于依附关系、内部成员的控制权,以及对老成员与新成员之间区别的普遍认可。这些条件相互结合,构成了相关的组织结构。即使没有集体居住的会所或正式的准会员制度,组织也可能形成同样的结构。
运动队还涉及选拔、上场时间分配以及运动员地位所带来的权力。新队员可能既需要队友配合,又依赖教练获得晋升机会。因此,入会凌虐既可能通过同伴关系运作,也可能借助人们所感受到的机构认可来发挥作用。即使活动不在训练场地举行,其强制力仍可能来自队内的等级体系。不过,正当的体能训练、队员选拔和竞技能力评估本身并不构成入会凌虐;判断时需要考虑它们与所从事运动的关联、实施方式,以及参与者受到的待遇。
在军队环境中,获准开展的训练与非正式虐待之间的界限尤为重要。军事训练可能有意在受控压力下考验耐力和表现,而入会凌虐通常是围绕资历或群体接纳,强加未经正式批准的折磨。非正式的资历等级体系可能取代正规指挥体系。例如,俄语词 dedovshchina 指的是与资深义务兵有关的虐待和支配现象,这种模式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某一次入伍仪式。
工作场所和职业群体也可能让新人经受磨难。学徒、受训人员、季节工和新员工可能被要求进行羞辱性的表演,或执行危险的非正式任务,以证明自己有资格成为群体的一员。他们对工资、推荐、资格认证或未来工作安排的依赖,可能进一步加重这种压力。这类环境中的入会凌虐可能与骚扰、歧视性待遇、不安全的作业方式或剥削相重叠,而当事人未必会将其称为入会活动。
在上述各种环境中,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相互作用。资深成员可能没有正式的管理头衔,却掌控着信息、住宿、设备或有影响力的人脉资源。反过来,正式负责人可能既未发起也未出席某项活动,却通过赞许、沉默或可预见的不作为,使其得以延续。这些关系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内容:实际支配行为的规则,可能与组织公开作出的承诺并不一致。
性别、族裔、阶级及其他社会差异,可能影响哪些人会成为目标,以及这些磨难意在证明什么。有些做法旨在强制推行有关男子气概、性行为符合规范或服从既有精英阶层的期待。不过,入会凌虐并不限于男性、筛选严格的组织或任何单一国家的文化。其共同特征是利用群体内部地位的不平等,让不当对待看起来像是取得或保有成员资格的必要条件。
行为方式、风险与后果
入会霸凌涵盖多种行为,并非某一种特定举动。身体层面的形式包括强迫进行高强度体力活动、使人暴露于极端环境、剥夺睡眠、禁闭、殴打,以及强迫摄入食物、饮料或其他物质。其他形式包括要求进行有辱人格的表演、威胁、侵犯隐私的盘问、毁坏财物、强制服役,以及限制正常的社交往来。索取钱财、妨碍学业或工作职责的履行,也可能成为入会者必须承受的负担。
各种做法可能相互叠加,并逐步升级。涉及饮酒的活动也可能伴随睡眠不足、剧烈运动,以及不准透露自身不适状况的压力。这些条件可能使参与者或旁观者更难察觉状况恶化,并延误应对。酒精中毒是已有记录的入会霸凌致死原因之一;其他致命事件则涉及外伤、溺水,或体力消耗及环境因素带来的危险。严重后果并不只发生在明确意图造成伤害的活动中。
心理后果因具体行为、个人情况以及周围人的反应而异。据报告,其影响包括恐惧、羞耻、痛苦、睡眠紊乱、注意力难以集中,以及不再参与活动或疏远人际关系。涉及威胁、性羞辱或暴力的经历,影响可能尤为严重。不能假定所有人都会出现相同的心理后果,也不能认为某种行为表面上的严重程度与其影响之间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除了事件本身,被自己珍视的群体背叛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也可能十分重要。
有记录的案例表明,入会霸凌可发生在多种场合。2011年,佛罗里达农工大学行进乐队指挥罗伯特·钱皮恩在一起涉及该校行进乐队成员的入会霸凌事件后死亡。2013年,巴鲁克学院学生邓俊贤(英文名迈克尔)在宾夕法尼亚州参加校外兄弟会入会活动后死亡。这些案件受到关注,不仅是因为其中的行为,也因为它们引发了有关紧急救助、组织监管以及在场人员责任的问题。
后果也不限于直接遭受霸凌的人。成员可能目睹虐待,在压力下参与其中,或卷入隐瞒事件的行为。组织可能失去认可资格、保险保障、活动场所或招募成员的资格。教育机构则可能面临诉讼、调查及项目运作受扰。这类机构层面的影响与个人所受的伤害并不相同,也不能替代对个人伤害的考量。
公开记录中,死亡和重伤事件所占比例偏高,因为这些事件更容易引发调查,并获得持续的新闻报道。这种可见度上的偏差,可能在人们眼中形成一道误导性的界线,将所谓“真正的”入会霸凌与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做法区分开来。未致人死亡的行为,仍可能涉及严重的胁迫和人格贬损。反过来说,不同活动的风险程度也各不相同;有助于分析的论述应区分伤害的性质、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而不是将所有事件一概而论。
社会与心理机制
入会凌虐既通过公然的强制手段,也通过常见的群体影响机制发挥作用。从众可能使新成员顺从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若发生在群体之外,他们本会拒绝。老成员界定什么是正常行为,树立服从的榜样,并以社交层面的奖励鼓励参与。由于新成员往往无法可靠地了解组织对自己的期望,他们可能会把一小群人的要求理解为整个机构的立场。
多元无知有助于解释,为何成员私下心存疑虑,却仍集体参与。多名成员可能都不喜欢某项入会仪式,却因为人人表面上都在配合,而以为其他人支持它。因此,公开表现出的热情可能与普遍存在的私下不适并存。沉默尤其具有歧义:旁观者可能将其解读为赞同,但个人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害怕被孤立,或认为反对也无济于事。
一个相关过程是通过社会化融入角色。新成员学习的不仅是组织的象征符号和规程,还有谁有权命令谁。正式获准加入后,有些人会把自己曾经遭受的对待施加给后来者。这并不意味着受害必然导致施害,而是说,成员不断更替的循环提供了机会,使原本的磨难被重新诠释为一种特权,仿佛资深成员已经赢得了对新人施行这种考验的权利。
认知失调理论为人们为何会对令人不快的入会经历作出正面重释提供了一种解释。埃利奥特·阿伦森与贾德森·米尔斯于1959年开展的实验发现,与入会条件较宽松的参与者相比,经历了更令人尴尬的入会程序的参与者,对一个原本乏味的讨论小组给出了更积极的评价。这一结果成为努力合理化的经典例证:高昂的加入代价可能促使人们更高地评价所得结果。但这并不能证明危险的入会凌虐能改善实际合作,而实验室中令人尴尬的任务,也无法再现强制性入会过程的全部情境。
群体凝聚是另一种被提出的解释。共同经历困难可能产生重要的情感意义,并形成共同叙事。然而,人们往往混淆了几种不同的结果:同期新成员之间的情谊、对组织的忠诚、对资深成员的服从,以及有效的团队合作。入会凌虐可能强化一种关系,同时损害另一种关系。经历磨难后产生强烈依恋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依恋是由羞辱造成的,也不能证明不含虐待的活动效果会更差。
责任也可能被分散。旁观者效应、角色模糊以及对资深成员的顺从,都可能阻碍干预。参与者可能以为另有人在监控安全,或拥有叫停活动的权力。于是,集体责任在实际运作中变得支离破碎:每个人只承担有限的角色,却没有人对整个过程负责。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使参与者的意图或对风险的认识并不相同,仍可能发生严重的不当行为。
普遍程度、测量与研究局限
入会凌虐的普遍程度难以测量,因为人们对行为的定性与实际经历并不总是一致。受访者可能表示自己曾被迫饮酒、忍受羞辱或遭到睡眠剥夺,却不认可“入会凌虐”这一说法。因此,研究者往往针对具体行为提问,而不是仅凭受访者自行认定。由此得出的估计值取决于调查涵盖哪些活动、是否将胁迫或群体成员身份作为判定条件,以及调查覆盖的时间范围。
伊丽莎白·艾伦与玛丽·马登于2008年发表的一项美国研究经常被引用。该研究调查了53所高等院校的11,000多名学生。研究报告称,在参加俱乐部、团队及其他组织的受访者中,55%至少经历过一种被该研究归类为入会凌虐的行为。在所报告经历符合这一分类的受访者中,约有九成并不认为自己经历的是入会凌虐。这些发现仅涉及参与研究的院校,并以该研究的操作性定义为依据,并非对全球普遍程度的估计。
分母的选择至关重要。在全体学生中报告某种经历的人所占的比例,与参加组织的学生中报告此类经历的人所占的比例并不相同。研究还可能分别统计一生中是否有过相关经历、中学期间的经历、大学期间发生的事件,或某一个赛季内发生的事件。将这些指标相互比较,可能得出看似矛盾的结果,但这种矛盾反映的是调查设计的差异,而非实际情况的不同。
抽样还会带来其他局限。愿意参与研究的院校可能与拒绝参与的院校有所不同,完成问卷的学生也可能与未作答者有所不同。受访者的回忆可能不完整,而对群体的忠诚、难堪或对后果的恐惧,也可能使其不愿披露相关经历。受到广泛报道的事件可能使人们更容易识别过去被视为正常的行为,因此,即便实际发生频率没有上升,报告数量也可能增加。
定性研究,包括访谈和民族志,有助于解释问卷可能遗漏的意义与组织运作过程。参与者可能会区分所谓的正统传统与带有虐待性质的偏离行为,描述间接施压的方式,或解释人们如何规避规则。这些方法能够提供深入的认识,但通常无法确定相关现象在总体中的普遍程度。受害者的叙述、纪律处分档案和法院记录同样具有价值,不过,每类资料都只涵盖经过一定筛选的部分事件。
对因果关系的研究还面临其他障碍。人们并非被随机分配到存在虐待行为的组织中,而故意让研究参与者遭受危险的入会凌虐,在伦理上也不可接受。因此,入会凌虐与群体凝聚力、饮酒行为或机构特征之间的关联,可能反映的是选择因素及其他背景因素的作用。要获得更有力的证据,需要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持续测量相关状况,并区分受访者自述的态度与实际观察到的行为。仅凭行政报告无法确定发生率,因为事件被报告或被正式归类的概率可能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未必与行为本身的变化有关。
法律规制方式与司法管辖区差异
入会欺凌可能涉及多个法律领域。刑法可以通过专门的入会欺凌罪名加以规制,也可以适用涉及人身攻击、非法拘禁、性暴力、罔顾他人安危或杀人的一般罪名。侵权法则可能为针对故意不法行为或过失行为提出索赔提供依据。机构内部的纪律处分属于另一套独立程序,有其自身的定义、程序和处分措施;大学作出的认定并不自动意味着刑事罪名成立。
各地的法律定义在如何对待心理伤害、同意、成员身份及所造成的伤害等方面有所不同。有些罪名要求实际发生伤害,另一些则着重于行为是否造成法律所禁止的风险。有些规定仅适用于教育组织,另一些的适用范围则更广。根据法律条文和证据,承担责任的可能是直接实施者、组织者、明知却放任行为发生的人,也可能是组织本身。由于存在这些差异,笼统地说入会欺凌在某个国家“合法”或“违法”,并不能完整反映实际情况。
在美国,州法律与一般刑法、民法共同构成规制框架,其中州法律占有重要地位。2024年12月23日签署的联邦《制止校园入会欺凌法》修订了《高等教育法》,为该法适用范围内的院校增加了有关入会欺凌的报告、信息公开和预防要求。该法通过联邦校园安全信息披露框架发挥作用,而不是以一套全面的联邦入会欺凌法典取代州层面的刑事罪名。要理解该法的作用,关键在于区分信息披露义务与刑事责任。
法国于1998年设立了专门针对入会欺凌(bizutage)的刑事罪名。该条款针对的是在特定的教育、体育及社会教育情境中,使他人无论自愿与否,遭受或实施羞辱性、有损人格尊严的行为,或过量饮酒的行为。条款明确将自愿情形纳入其中,体现出一种法律立场:表面上的同意并不改变相关行为受法律禁止的性质。
菲律宾于1995年颁布第8049号共和国法,并通过第11053号共和国法,即《2018年反入会欺凌法》,大幅强化了相关法律框架。后者禁止兄弟会、姐妹会及其他受该法规管的组织实施入会欺凌,并将责任与处罚的适用对象扩大到直接造成伤害者以外的人员。斯里兰卡的《禁止教育机构内欺凌及其他形式暴力法》制定于1998年,将入会欺凌与教育环境中的其他形式暴力一并纳入规制。
在各司法管辖区,法律追责都取决于法条措辞、证据和程序保障。即使公众谴责声浪强烈,正当程序和举证责任仍然不可忽视。组织传统不能凌驾于一般法律之上,但仅凭某人具有群体成员身份或出席某项活动,也不一定足以证明追究其个人责任所需的全部要件均已成立。
举报、调查与机构责任
入会凌虐往往借助日常的组织关系隐匿,而不需要精心策划的保密安排。参与者可能淡化事件、使用委婉说法、将活动转移到组织场所以外,或将受胁迫的行为描述为自发的娱乐活动。新人可能会被警告,揭露此事会损害团体利益或使朋友受到惩罚。这些压力可能在新人获准加入后继续存在,因为曾经接受入会仪式的人此时也有了维护组织声誉的切身利益。
因此,举报牵涉相互冲突的依赖关系。学生可能不信任纪律处分部门,却又十分依赖队友或室友。员工可能担心失去培训机会。目击者可能参与了事件的某个环节,预料自己也会承担后果。这些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设有正式举报渠道,也未必有很多人使用。没有举报,并不能可靠地证明当事人乐于接受该事件,或事件无关紧要。
机构在调查中面临几个不同的问题:发生了什么、参与者如何被招募或受到胁迫、谁组织和监督了活动、有关负责人知晓哪些情况,以及此前的警示是否得到处理。相关证据可能包括消息记录、活动日程、资金往来、证人陈述和视听记录。数字通信可能揭示指令和协调过程,但调查人员必须结合语境解读玩笑、不完整的交流内容和转述信息。数据隐私和程序公正原则规范着敏感信息的收集与使用。
责任可能分散于地方分会、全国性组织、教练、校友、物业所有者和教育机构管理人员之间。他们承担的法律义务并不相同。全国性组织公布了禁令,本身并不能说明其对地方分会的监督是否有效;同样,地方分会发生违规行为,也不能自动证明所有关联机构都知情。分析机构责任时,需要区分正式职权、实际知情程度、实际控制能力以及介入机会。
制裁可以针对个人或组织,包括取消特定权益、暂停学籍或活动资格、开除、就业方面的处分,或撤销认可资格。集体制裁有时旨在打断团体中反复出现的惯行,但也引出了处罚是否适度、如何对待参与程度不同的成员等问题。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可以独立于机构采取的措施继续进行。
透明度也需要谨慎解读。公开的纪律处分记录可以让某些规律更容易显现,但公开报告的事件数量少,既可能说明违规行为少,也可能说明发现的问题少。不能仅凭案件的原始数量判断机构的表现。需要考察的方面包括举报是否便利、调查质量如何、事件是否再次发生、是否存在报复,以及调查结论是否促使那些为此类行为提供条件的因素得到改变。
预防策略与未解问题
入会欺凌的预防工作越来越多地借鉴公共卫生方法,将此类事件视为个人、群体和机构层面的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不同于完全依赖在严重事件发生后施加惩罚的做法。这一方法考察招募制度、获取酒精饮品的便利程度、论资排辈的惯例、对领导者的期望、影响举报意愿的激励因素,以及书面规定与日常行为之间的差距。其分析单位可以是整个团队或机构,而不只是个别施害者。
教育项目通常会从具体行为出发解释入会欺凌的定义,纠正有关同意的误解,并明确各方责任。项目是否有效,并不只取决于参与者能否记住相关规定。一个人可能在抽象案例中正确识别出入会欺凌,却在朋友组织类似活动时保持沉默。因此,研究会区分知识或口头表达的意愿有所改善,与虐待行为、伤害或事件复发实际减少这两类结果。
旁观者干预项目着眼于从识别问题到采取行动的整个过程。每个阶段都可能出现障碍:目击者可能误判事件性质,以为其他人都赞同,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干预,或担心遭到报复。这些项目力图改变此类预期,并增强旁观者对干预能够获得支持的信心。更广泛的暴力预防研究为这些方法提供了证据参考,但在一种情境中取得的成功,不能直接套用于另一种情境中的入会欺凌问题。
各类组织也会采用不含虐待行为的入会活动,旨在让成员共同取得成就、增进了解,并完成象征性的身份过渡。导师指导、合作项目、有人监督的挑战活动和仪式,都能发挥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入会欺凌的功能,而不必将忍受羞辱作为获得接纳的条件。分析的关键在于,组织是否在改变活动的同时,也改变了权力分配。用另一项名义上具有建设性的任务取代原有考验,可能仍会使强制性的关系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
成效评估仍然困难重重。对任何单一机构而言,严重事件都相对少见;提高认知的宣传工作开展后,举报数量可能上升;组织也可能将活动转移到官方监督范围之外。因此,经纪律处分程序认定的违规事件减少,可能意味着情况改善,也可能源于隐瞒或分类方式的改变。反过来,举报数量最初增加,也可能反映出人们对举报制度更有信心。长期评估需要采用能够区分实际行为、情况披露、机构应对和所造成伤害的衡量指标。
仍有若干问题有待研究:哪些政策与组织变革的组合最为有效;非正式传统如何在一届又一届成员之间流传;为何有些群体放弃虐待性做法,而条件相近的群体却继续保留;以及大学之外的预防工作如何开展。数字环境带来了更多复杂因素,因为羞辱行为可以被记录、传播,并在原事件结束后被反复观看。比较研究必须考虑法律、语言、组织结构以及当地对成员身份理解的差异,而不能将所有入会做法都视为同一种统一习俗的不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