阈限性是指处于既定地位、身份或秩序之间的门槛地带的状态。在最初的人类学意义上,它描述的是过渡仪式的中间阶段:参与者已经脱离原有身份,却尚未获得新的身份。这个术语源于拉丁语 limen,意为“门槛”,指的是由社会组织起来的过渡状态,而不只是主观上的不确定感。入社仪式、婚姻、居丧、朝圣,以及政治或宗教职务的就职仪式,都曾成为阈限性分析的对象。
这一概念由阿诺尔德·范热内普于1909年提出,并由维克多·特纳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加以大幅拓展。它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是因为它将一些看似反常的情境——隔离、乔装、等级颠倒、集体考验,以及日常规则的暂时中止——与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和转变联系起来。后来的研究将这一概念拓展到政治危机、迁移、组织、文学、表演和建成环境等领域。这些拓展保留了关于边界不稳定性的重要洞见,但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阈限性”何时是在解释某种具体的社会过程,何时又只是在为模糊性换一个名称?
范热内普与过渡的结构
范热内普在1909年出版的《过渡礼仪》(Les Rites de passage)中提出了系统论述;该书于1960年译成英文,题为 The Rites of Passage。他并未将与出生、青春期、婚姻和死亡相关的仪式视为互不相干的习俗,而是考察了它们共有的组织结构。他通过比较提出,社会地位的变化往往需要有序地跨越边界。一个人并不会仅凭生理变化或时间流逝就成为成年人、配偶、任职者或祖先;这种转变能否获得承认,可能取决于仪式行为。
他区分了三个阶段:分离、过渡和融入。分离阶段通过离开、洗濯、剪发、脱去衣物或交出财物等行为,使个人或群体脱离原先的地位。过渡阶段则使参与者处于各种公认身份之间。融入阶段通过命名、授职、共餐、公开认可,或重新获准参与日常活动等方式,确立其新的地位。范热内普也将相应的仪式称为前阈限仪式、阈限仪式和后阈限仪式。这些术语描述的是分析上的功能,并不意味着每项仪式都必须包含三个同样显著或同样漫长的环节。
门槛既是物质实体,也是理解社会分类的模型。跨越门口、村落边界或领土边境,可能需要采取特殊行动,因为这种跨越意味着在规则不同的领域之间移动。范热内普将这些空间上的跨越与亲属关系、年龄、职业和宗教地位的转变联系起来。他还强调,神圣与日常是关系性的分类:例如,一个人担任宗教职务后,相对于此前组织其日常生活的各种类别,其位置可能发生变化。
这一三阶段框架并非意在抹平差异。葬礼可能包括短暂的遗体移送、漫长的服丧期,以及随后确立死者祖先身份的仪式。在世的哀悼者也可能经历一个相关但不同的过渡。在婚姻的一系列过程中,离开原生家庭、在群体之间转移,以及新结合获得承认,并不一定发生在同一个事件中。因此,不同参与者可能同时处于不同阶段。
这一研究取向将注意力从孤立的象征转向前后相续的过程。更换衣物本身并不具有固定的阈限意义;只有将它置于有记录可查的脱离、悬置和重新分类的过程中,它才构成分析证据。因此,分析单位是整个过渡过程,其中也包括使其起点与终点能够被理解的社会关系。
特纳、反结构与共同体感
特纳通过对今赞比亚境内恩登布人的田野调查,以及对仪式人类学的研究,发展了阈限性这一概念。他的论文《处于两者之间》于1967年收入《象征之林》,随后于1969年出版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使阈限性成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经验阐释中的核心概念。范热内普着重探讨过渡过程的组织方式,特纳则考察其中间阶段所特有的关系、象征与可能性。
在特纳看来,处于阈限状态的人难以用通常界定个人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类别来归类。他们可能被表述为既非儿童也非成人、既非生者也非死者,或暂时不具备等级身份、财产,也不穿日常服饰。这些表述并不意味着参与者实际上没有社会关系,而是表明人们熟悉的区分被有选择地暂时搁置,或不再适用。黑暗、孕育、荒野、死亡与重生等意象可以表达这种模糊性,但其含义取决于具体的仪式传统。
特纳用共同体感来指称一种直接的人际关系模式,它可能产生于共同处于阈限状态的人们之间。从分析上说,这种关系不同于由既定职务、等级和分化的社会位置所中介的关系。例如,一同参加入会仪式的人可能体验到一种纽带,其基础是共同面对的处境与相互依赖,而不是他们先前在财富或地位上的差异。共同体感并不只是共同体的另一种说法:稳定的共同体包含持久的组织形式,而共同体感指的是关系的一种特定性质。
特纳后来区分了自发的或存在性的共同体感,以及规范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共同体感。自发的共同体感是一种对同胞情谊的直接体验。当人们试图通过组织、规则和领导来维系这类关系时,规范性的共同体感便随之形成。意识形态性的共同体感,则体现为以这种情谊为基础的社会的明确图景或模型。这些区分回应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一种看似摆脱了等级秩序的体验,若要持久,往往仍需要制度安排。
因此,“反结构”并不意味着秩序的彻底消失。一个阈限群体可以受到极其严格的规训,并服从仪式长老,同时其成员之间的差异暂时缩小。结构与反结构相互关联:一段消弭差异的时期,可能使参与者做好准备,重新回到各有区分的位置上。特纳的理论框架容许阈限性具有创造性,却不预设它必然具有革命性。同一过程可能使既有制度焕发新生、暴露其矛盾,或催生超出其通常边界的关系。
仪式技术、权威与转变
阈限性是通过可辨识的实践形成的,而非仅仅源于模糊不定的状态。脱离日常环境是一种常见的手段。接受入门仪式者可能被隔离在独立的建筑、森林营地或聚落内限制出入的区域中。服饰、饮食、名字、身体外观或获准使用的言语发生变化,标志着熟悉身份的中断。对行动和接触的规定,可以使这种过渡地位成为公众可见的事实,即便仪式过程本身仍不对外公开。
这些安排改变了社会化的实际条件。隔离使参与者更难从熟悉的来源获得安心感,并使他们置于仪式专门人员的权威之下。共同任务、教导、反复操练的动作以及一再举行的仪式活动,能够确立新的习惯与义务。在某些情境下,身体上的磨难或基本需求受到限制也会促成这一过程;在另一些情境下,教导、象征性行动或公众见证则占据主导地位。没有任何一种手段是形成阈限性的必要条件,而艰苦经历的存在本身,也不足以证明某个事件就是过渡仪式。
在特纳的论述中,象征凝聚尤为重要。一件仪式物品可以将身体经验、道德义务、生态知识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而不将它们简化为单一含义。他对恩登布人仪式的分析表明,在仪式情境中,特定的树木、颜色和物质如何能够唤起多重联想。由此产生的转变并不只是传达一个命题。参与者所面对的,是由物品、行动、感官体验和经权威认可的解释共同构成的一套协调安排。
权威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主持仪式的长者可能掌握知识的传授权,判定某项考验是否已经完成,并宣布新身份何时生效。接受入门仪式者之间的暂时平等,可以与他们和教导者之间的显著不平等并存。在解读那些看似颠倒了日常权力关系的情形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任职者在仪式中受辱,可能是为了以戏剧化的方式凸显其职务所附带的义务,而职务制度本身并未受到动摇。
转变还需要获得超出当下体验范围的认可。参与者可能感到自己发生了深刻变化,却并未获得新的社会地位;反过来,某个机构也可能不顾参与者的情绪反应而授予其一种身份。在毕业过程中,考试要求、机构授权、仪式服装和公开亮相分别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典礼标志着一次过渡,但学历凭证的效力取决于获授权颁发它的组织。因此,考察阈限性,最好着眼于体验与经权威认可的重新归类之间的关系,而不能仅凭个人发生转变的说法。
入会仪式、朝圣与宗教性过渡
入会仪式为观察阈限性提供了格外清晰的情境,因为它明确地组织了个体进入新成员类别的过程。加入某一年龄等级、宗教团体,或进入某一专门知识领域,可能涉及暂时脱离原有生活、接受教导、经受考验和回归等环节。然而,“入会仪式”涵盖了多种不同的制度。一生仅举行一次的青春期仪式、加入修道会,以及加入自愿性社团,在持续时间、权威、参与方式和后果等方面均有所不同。比较这些仪式,需要辨明实际发生的各个环节及其次序,而不是预设一种普遍适用的入会心理。
宗教性过渡也使永久身份与反复体验之间的区分变得复杂。基督教的洗礼传统将水与加入宗教团体联系起来,但对婴儿洗礼、个人信仰宣认以及后续坚振礼的意义,各传统的理解并不相同。在某些佛教传统中,受戒会改变一个人在宗教制度中的地位,但出家生活的持续时间及社会对其的期望各不相同。这些例子说明,分析必须确定某种仪式在其自身情境中究竟改变了什么,而不能把所有宗教门槛都视为死亡与重生的等同表达。
朝圣在特纳后期的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尤其体现在他与伊迪丝·特纳合著、于1978年出版的《基督教文化中的意象与朝圣》一书中。离家、与陌生同伴结伴而行、暂时放松日常生活惯例的约束,以及抵达神圣目的地,这些环节可以构成一种类似过渡仪式的过程。朝圣者可能体验到不同于围绕职业、邻里或家庭地位形成的人际关系的情谊。这段旅程还可能涉及独特的服饰、誓愿、规定路线和种种限制。
然而,朝圣并不会自动带来平等。在交通、住宿、宗教权威和圣地准入方面的差异,可能再现财富、性别、国籍和地位上的差别。约翰·伊德与迈克尔·萨尔诺主编的《争夺神圣》(1991年)强调朝圣中心存在的多样性与竞争,对将朝圣描述得过于整齐划一的论述提出了挑战。即便目的地相同,朝圣者对旅程意义的理解也可能互不相容。
居丧展现了另一种宗教与社会层面的过渡。在规定的礼俗完成之前,服饰、饮食、庆祝活动或再婚方面的限制,可能使居丧者处于日常生活惯例之外。死者与遗属可能各自经历不同的仪式进程,而这些进程都涉及公认关系的变化。此类习俗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的情绪调适。它们还可以调节财产继承、家庭成员资格、对祖先的义务,以及在世亲属之间的关系。阈限性概念在这里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够将象征性过渡与这些具体变化联系起来。
表演、游戏与类阈限
特纳提出了类阈限这一术语,用以区分工业社会中的许多活动与强制性仪式所涉及的集体阈限性。他在1974年的论文《从阈限到类阈限:游戏、心流与仪式》中探讨了这一区别,并在《从仪式到戏剧》(1982年)中继续加以阐述。“类阈限”意为类似于阈限状态。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活动:它们可以暂时搁置人们熟悉的惯例,并尝试其他可能性,却未必构成社会公认的过渡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
这一区别关乎社会组织方式,而不只是活动是否严肃。阈限仪式通常涉及对集体成员具有约束力的转变,并嵌入更广泛的仪式秩序之中。类阈限活动则更多地与分化的休闲活动、自愿参与、专业化的艺术创作,以及多种相互竞争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一出戏可以引导观众质疑既有权威,而不必使观众获得某种新身份。一件艺术作品可以始终保持对抗姿态,而不是让参与者重新回到共同认可的社会安排之中。
戏剧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例子。一场演出划定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人们在其中行动,“仿佛”自己是另一个人,观众则对并非日常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排练使动作和情境得以反复呈现、变化,并脱离最初的语境。理查德·谢克纳在与特纳的对话中发展出的表演理论,既强调仪式与表演之间的这类联系,也区分二者各自的具体形式与目的。
阈限与类阈限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商业节庆可以将售票娱乐与宗教活动结合起来;戏剧演出可以服务于公共庆典;自愿参加的聚会也可能施加严格的规则。狂欢节或许允许人们借助面具隐去身份,暂时颠倒等级秩序,但也可能再生产既有的刻板印象和制度性利益。关键不在于一项活动看起来是否不同寻常,或是否具有解放意味,而在于参与是如何组织的,以及这种对惯例的暂时偏离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
人们常借助“共同体感”这一概念分析现代节庆和参与式艺术聚会。共同劳动、陌生环境、集体舞蹈和临时聚居可以促成强烈的人际纽带。然而,票价、劳动分工、安保安排、赞助,以及参与自由的不平等,仍然是活动的一部分。类阈限视角的解释力,在于它能够同时说明解放感的体验及使这种体验成为可能的组织方式。如果将非同寻常的欢愉视为日常不平等已经消失的证据,这一视角的解释力就会减弱。
政治危机与长期不确定性
将阈限性的适用范围从仪式性过渡扩展到大规模历史变迁,改变了原有模型的一项重要前提。仪式性过渡通常有公认的主持者、既定程序和预期的终点。革命、政权崩溃及其他政治危机却可能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人们可能意识到旧秩序已经丧失权威,却无法就应以何种秩序取而代之、由谁引导过渡,以及如何判定过渡已经完成达成共识。
后来的学者,包括阿尔帕德·绍科尔曹伊和比约恩·托马森,将阈限性发展为历史与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他们研究的是常规分类与具有权威性的预期在整个社会中变得不稳定的情形,而非仅限于某个边界明确的仪式群体。制度可能仍然存在,但其管辖范围、合法性及未来作用尚未确定。曾经看似可以预测的行动可能变得可作多种解读,而不同行动者可能提出彼此冲突的主张,声称自己代表即将到来的秩序。
这些情形可能使领导作用和公共象征变得更加重要。政治人物可能将自己塑造成带领人们走出不确定性的引路人,而示威、纪念活动、审判和宪制仪式则展演着关于集体转型的不同叙事,彼此相互竞争。然而,将政治转型类比为仪式也有其限度。与仪式中的长老不同,政治领袖通常不具备对过渡过程普遍获认可的权威。将一场危机称为阈限状态,并不能据此认定某个特定行动者有权解决这场危机。
长期或“永久”阈限性的概念,针对的是那些始终未能达到稳定终局的过渡。它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关注那些不断再生产临时状态的制度与实践,例如一再续期的紧急措施、不稳定的组织职权,或成员资格长期悬而未决的状况。这个表述也带来了概念上的张力。如果阈限性意味着从一种位置向另一种位置的过渡,那么对于一种无限持续的状态,与其将其视为有待完成的过渡,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已经确立的不平等或治理形式。
因此,将阈限性用于政治分析时,需要关于制度变迁、物质利益和权力分配的独立证据。主权、行政能力、经济资源和强制性权威,并不会仅仅因为公众预期变得不稳定就消失。阈限性可以揭示人们如何体验危机,以及如何通过象征赋予危机以秩序,但它不能代替对危机为何发生、又由谁的行动使其持续的解释。严谨的论述应当区分参与者对身处“两个时代之间”的生活感受的描述,与分析者对政治转型实际结构所作的判断。
迁移、工作与机构成员身份
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借助阈限性,分析实际身处一地与拥有稳固的社会成员身份或法律地位之间的错位。一个人可能在某个国家生活、工作并建立人际关系,却没有稳定的移民身份。申请、面谈、临时许可和反复续签,都可能使其未来取决于本人无法掌控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等待不只是空耗时间:它还影响着就业选择、家庭规划、出行以及获得机构服务的机会。
塞西莉娅·门希瓦尔(Cecilia Menjívar)于2006年发表的文章《阈限合法性》(“Liminal Legality”),探讨了法律地位不确定对在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移民的影响。这一概念所指的处境,无法仅凭合法与非法的二元划分得到充分理解。法律制度可能允许某些形式的居留或社会参与,同时使其他权利处于不稳定或受限状态。其分析重点是法律如何塑造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声称所有移民都经历着相同的过渡状态。
将阈限性用于这一领域时,必须注意公民身份和各类移民身份的具体差异。庇护申请人、获认定的难民、临时劳工和永久居民,所处的法律地位各不相同。他们可以做出哪些选择,取决于所在司法管辖区、身份证明文件、就业规定、家庭情况和行政实践。将他们一概描述为处于阈限状态,会抹去那些能够解释其机会与限制的差异。这种说法还可能暗示,移民始终不是完整的社会成员,即使他们自己认为其归属已经稳固而持久。
组织研究将这一概念用于顾问、临时雇员、受训人员,以及在不同职业角色之间转换的人。这些工作者可能获准进入某个机构,却不具备完整的成员身份;也可能被要求作出贡献,却仍被排除在既有的职业发展体系之外。克里斯蒂娜·加斯滕(Christina Garsten)在1999年的研究《处于两者之间》(“Betwixt and Between”)中,将灵活型组织中的临时雇员作为阈限主体加以分析。他们的中间位置既可能带来流动的机会,让他们接触多样化的人际网络,也可能限制其工作保障、所获认可和影响力。
高等教育中的过渡过程提供了相关案例。例如,博士候选人可能一边承担教学和研究工作,一边接受进入某一专业领域所需的考核。论文答辩或正式授予学位可以标志着其被接纳为正式成员,但获得工作和专业认可可能遵循不同的时间进程。类似的区分也适用于实习和试用期任职。阈限性概念若能明确指出哪些权利和义务被暂时搁置、谁掌控晋升或转正,以及以什么作为完成过渡的标准,就具有解释力。若仅将其用作任何艰难职业阶段的笼统标签,它所能提供的认识就较为有限。
空间、建筑与数字美学
阈限性在空间层面的运用始于字面意义上的门槛,但也延伸至围绕通行、等候和不确定归属而组织起来的环境。门口、桥梁、走廊、边境检查站和机场中转区连接着不同领域,却并不完全像两端的任何一方那样发挥作用。它们的中间性质可以体现在实际功能、法律、象征或感知层面。例如,边境检查站并不只是一个性质模糊的场所,而是制度机构主动对人员进行分类、管制人员流动的地方。
在建筑与城市规划中,过渡空间在公共与私人、内部与外部,或通行与停留之间起着调节作用。门廊、拱廊、庭院和入口大厅可以调节视线、交往与出入。它们的社会意义取决于使用方式、所有权和当地惯例。一条堆满居民物品、充满交谈声的走廊,与另一条外观相近、却旨在阻止人们逗留的通道并不相同。建筑形式并不决定一种单一的阈限体验。
相关的空间理论不应被视为同义概念。米歇尔·福柯的“异托邦”关注的是与其他空间及社会安排具有独特关系的空间;马克·奥热的《非地方》于1992年首次以法文出版,考察了与流动、消费及契约性匿名状态相关的环境。这些概念与某些阈限性解读有所重叠,但所探讨的问题并不相同。交通枢纽可以同时是通行空间、工作场所、安全管控机制,以及长期存在的社会环境。
网络上的用法赋予了“阈限空间”更为具体的美学含义。空无一人的购物中心、荧光灯照明的走廊、室内泳池、酒店内部和无人使用的游乐场,其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将熟悉的场所呈现得令人不安。这种效果往往来自场景中预期会有的活动与眼前空荡景象之间的错位。重复的布局、人工照明、难以判断的尺度,以及时间线索的缺失,都可能使功能性环境显得脱离了日常使用情境。
“后室”是一个源自2019年网络帖子的互联网迷因,它将这类意象发展成了共同创作的恐怖叙事。其早期具有辨识度的场景包括看似无穷无尽的泛黄房间、荧光灯照明,以及意外脱离日常现实的情节。后续的故事、游戏和视频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设定。这种美学用法不同于范热内普的模型:在网络上,一张照片即使没有描绘社会身份之间的过渡,也可以被称为具有阈限性。两者的联系是隐喻性的,围绕着预期的悬置、方向感的丧失,以及身处一个似乎供人经过而非居住的地方的感受展开。
比较方法与概念局限
阈限性通常被用作解释性概念,而非标准化的可测量变量。最有解释力的应用,首先会明确相关的位置,以及将这些位置区分开来的实践。研究可以追问:谁正在经历过渡,哪些分类不再适用,过渡期间受哪些规则支配,谁控制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以及新的身份地位如何获得认可。这些问题有助于将社会组织起来的阈限状态,与一般的变化、不确定性或陌生感区分开来。
民族志和参与观察尤其适合研究这些过程,因为对仪式的正式描述可能与参与者的行动和理解有所不同。访谈可以揭示人们对于某个事件是否使任何人发生了转变存在怎样的分歧;观察则可以展现参与机会、权威和认可如何分配。历史记录和行政文件提供了不同的证据,包括官方分类以及临时身份持续时间的变化。纵向研究很有价值,因为一个被认为是过渡的过程,可能只有通过后续发展才能得到理解。
比较也要求区分不同的分析层次。个人可能在程序高度稳定的制度中体验到不确定性。一个正在经历重大政治变革的社会,其内部的家庭和职业仍可能保持相当程度的延续性。一场表演可能将失序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同时依然按照精确的时间安排和商业化方式组织。这些组合都不能否定阈限性的存在,但每一种都要求明确阈限状态究竟存在于何处。心理上的迷失、法律上的模糊、仪式中的暂时悬置,以及建筑空间的居间性,是相互关联的可能表现,却不是可以互换的观察结果。
批评尤其集中于将边缘处境浪漫化的倾向。暂时的平等化并不会消除性别、阶级、年龄或权威方面持久存在的差异。受女性主义分析和后殖民主义分析影响的学者提出质疑:究竟是谁的经验被呈现为普遍经验?对共同体感的描述是否忽略了排斥或强制?共同的苦难可能促进团结,但也可能造成冲突、依附和分层。这些结果必须通过研究来确定,而不能从概念标签中推导出来。
另一个局限涉及对创造力和转变的预测。尚未稳定的惯例可能容许试验,但也可能导致更强的从众倾向或更严格的控制。同样,重新纳入社会的过程可能恢复先前的安排,建立新的等级秩序,也可能彻底失败。因此,分析的精确性取决于能否始终区分过渡的组织方式、参与者的体验及其最终后果。证明某种情境具有模糊性,本身并不能证明共同体感、解放或新社会秩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