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为性指表达、行动和表征实践促成其所涉及的现实的能力。最基本的例子是那些并非仅仅报告某个行动,而是在说出的同时就完成该行动的话语,例如作出承诺、宣布会议开始或宣告判决。这一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的语言哲学,随后在女性主义理论、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些领域中,这一概念引导人们关注描述和分类借以获得实际效力的惯例、重复、制度及物质安排。
这个术语并不指称所有这些学科共同采用的某一种理论。在言语行为理论中,它关注说话者通过说话做了什么;在性别理论中,它关注身份通过哪些反复实践而变得在社会层面可被理解;在经济社会学中,它关注模型和计算工具如何帮助组织市场。这些用法都关注构成性效应,但对其作用机制和证据的认识有所不同。因此,施为性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戏剧表演,也不同于那种认为言语或信念会自动创造现实的笼统说法。
奥斯汀与施为话语的发现
现代哲学对施为性的阐释源自约翰·朗肖·奥斯汀的研究,尤其是他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威廉·詹姆斯讲座。这些讲稿于他去世后,在1962年以《如何以言行事》为题出版。奥斯汀质疑了一种倾向:主要将有意义的话语视为描述事实、可以判定真假的陈述。日常言语还包括承诺、道歉、警告、命名和授权。在适当的情境中,说出相应的话语,本身就是实施该行动的一部分。
奥斯汀最初区分了两类话语:记述话语陈述某事,施为话语则做成某事。“会议于中午开始”看似是在报告一个事件;而由获授权的主席说出“现在开会”,则可以使会议正式开始。承诺与预测也有类似的区别。说“款项大概明天到账”是在预测一个事件,而说“我承诺明天付款”则是在作出承诺。两者的区别在于所完成的行为,而不只是句子的语法形式。
这些行为取决于奥斯汀所说的适切条件:必须存在公认的惯例程序,参与者和情境必须适当,程序也必须得到正确、完整的执行。有些行为还要求特定的意图或后续行动。一个人不能仅仅站在岸上宣布一个名字,就有效地为别人的船命名。同样,与婚姻相关的话语,也不能脱离有关司法管辖区认可的程序和权威而确立婚姻关系。因此,施为性受到制度条件的制约,并不是语言所具有的某种魔力。
奥斯汀将试图实施的行为未能生效的情况称为失效,并将其与行为已经成立却存在缺陷的情况区分开来;后者称为滥用,例如不真诚的承诺。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说话者即使无意履行义务,也仍然可以承担这项义务。不真诚未必会使承诺消失;它改变的是人们批评说话者的依据。
随着讲座的展开,奥斯汀不再将记述话语与施为话语简单对立。陈述本身也是断言、报告或主张某事的行为,除了可能为假,也可能不合时宜、具有误导性,或存在其他缺陷。反过来,施为行为也可能包含对事实的预设。因此,他成熟时期的理论转向了对言语行为的一般性分析。早期这一区分的持久意义,与其说在于为句子确立固定的分类,不如说在于认识到:说话是一种由社会组织起来的行动。
言语行为、意图与制度性事实
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表达可以从多个层面加以分析这一洞见系统化了。奥斯汀区分了言内行为与言外行为:前者指说出有意义的表达,后者则包括断言、请求或承诺等行为。言后行为涉及通过言说产生的效果,例如说服某人、使其惊恐或让其安心。这些是分析层面的区分,而非彼此分离的事件:同一句话可以同时涉及这三种行为。
例如,“前方冰层很薄”具有语言意义,而在特定情境中,它可以起到警告的作用。听者可能因此停下脚步、感到害怕,也可能置之不理。警告本身并不等同于这些后果中的任何一种。人们可以理解警告却不听从,正如可以识别出一个论证却不被说服。这一区分避免了将施为性泛化为涵盖一切交际因果效果的标签。
约翰·瑟尔在1969年的《言语行为》中对此作出了系统阐述。他的分析着重于支配承诺、断言等行为的规则。承诺通常涉及说话者未来的行动,并意味着承担一项义务;请求则试图促使听者采取行动。瑟尔后来将言外行为划分为若干大类,包括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宣告与施为性尤为相关,因为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宣告能够改变一种得到公共认可的身份或地位。
在关于社会现实的研究中,瑟尔用“在情境C中,X算作Y”这一公式分析构成性规则。在一个得到认可的制度体系内,某个物品可以算作货币,某个人可以算作公职担任者,某套程序可以算作选举。这类规则不只是规范某种独立存在的活动,也帮助使这种活动成为可能。例如,国际象棋的规则构成了王车易位等走法,而不只是对棋子的移动施加外在限制。
这一进路通过区分物理属性与制度性地位,将二者与施为性联系起来。一张纸并不会仅凭其物质构成就成为钞票或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它的地位取决于有组织的认可、授权以及使用实践。不过,集体认可并不必然意味着一致同意或个人赞同:人们可以承认某个制度在运作,同时又反对它。
言语行为分析也属于语用学,即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同一句子可以在不同情境中实施不同的行为,而一种行为也可以在没有明确措辞的情况下完成。“这里很冷”既可能是一种描述,也可能是在间接请求关窗。因此,除了措辞和意图,语境、人际关系与共同预期也同样重要。
德里达、引述与可重复性
雅克·德里达通过考察符号的可重复性,重新阐释了奥斯汀的理论。在1971年首次宣读、1972年以法文发表的《签名、事件、语境》中,德里达主张,符号必须能够脱离其产生时的独特情境而发挥作用。例如,签名之所以能标明签名者的身份,正是因为其形式可以被再次辨认出来。然而,同样是这种可重复性,也使复制、移置和伪造成为可能。
德里达将这种结构性的可重复性称为可迭代性。它同时包含重复与变化:一个表达可以反复出现,但每次出现都处于不同的情境之中。某个法律用语可以在仪式上说出,在教科书中被引述,在舞台上被表演,或被用于反讽。正是其形式能够依照惯例被辨认出来,才使这些不同的用法成为可能。语境仍然重要,但任何语境都无法最终阻止一切后续的再使用,也无法确定所有可能的解释。
奥斯汀曾暂且将戏剧中的话语、诗歌语言以及某些引述用法排除在其核心分析之外,将它们描述为日常语言的特殊用法或“寄生性”用法。德里达质疑,这些情形是否可以仅仅被视为外在的例外。如果成功的施为话语必须复现一种可辨认的惯例,那么,类似引述的机制就已经存在于日常的严肃言说之中。婚礼套语之所以有效,部分原因就在于它重复了一种既定形式,而不是因为它是说话者意图的全新表达。
塞尔在1977年发表回应,捍卫日常用法与虚构用法之间的区分,并质疑德里达对奥斯汀的解读。德里达则在后来结集为《Limited Inc》的文章中作了答复。这场论辩涉及的问题包括:意图能否充分界定话语的意义,惯例如何运作,以及一个表达可能脱离其原初情境这一点会带来什么后果。这成为分析哲学与解构之间的一次重要交锋,尽管双方的分歧不能简化为固定意义与不受限制的解释之间的对立。
对于施为性理论而言,这场论辩更广泛的影响,是将关注点从孤立的言语事件转向跨越时间的重复。话语的力量来自此前的使用、制度的历史以及可辨认的惯例。它的权威是承袭而来的,而非完全在言说的那一刻创造出来的。
这一论述也有助于解释变化。重复可以维系一种惯例,也可以改变其引发的联想,或揭示其局限。一种熟悉的套语用于新的语境时,可能成为戏仿、批评,或要求获得承认的诉求。这种转变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惯例必须通过重复才能延续;但仅仅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并不能保证转变必然发生。
性别操演性与具身规范
朱迪斯·巴特勒在1988年的论文《操演行为与性别构成》、1990年的《性别麻烦》和1993年的《身体之重》中,提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性别操演性理论。巴特勒借鉴女性主义哲学、言语行为理论、精神分析以及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之生产性的论述,主张不应将性别仅仅理解为某种完整且预先存在的内在身份的外在表达。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看似在表达某种身份,实则也参与塑造了这种身份表面上的稳定性。
按照这一理论,姿态、言语、身体举止、服饰和互动模式,都是通过历史形成的规范才变得可理解的。这些实践既不是孤立的个人选择,也不是由外部因素机械决定的行为。它们发生在一套决定谁能得到认可、奖励或惩罚的社会期待之中。性别的连续性,有赖于这些实践在日常情境中的反复践行。
表演与操演性的区别至关重要。表演这一概念可能意味着:存在一个独立于角色的行动者,并且此人有意识地选择如何呈现角色。巴特勒的理论则追问:能够得到社会识别的主体,是如何通过规范而形成的。因此,性别操演性并不意味着性别只是一套戏服,可以随意更换,也不意味着身体生活是不真实的。这一理论关注的是身体与身份如何在社会中被分类、诠释和规制。
《身体之重》通过“物质化”这一概念进一步展开了上述论证。巴特勒考察了规制性规范如何参与确立哪些身体差异被视为重要,以及哪些身份被视为连贯或正当。这一论证关注的是身体生活在社会中如何变得可理解、如何受到规制,而不是声称言语能够凭空创造生物性物质。其中涉及的机制包括命名、分类、制度实践,以及关于身体应当如何呈现和行动的反复期待。
巴特勒关于变装的讨论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它将性别呈现与一种假定区分开来,即性别呈现能够直接揭示某种原初身份。不过,变装并不被视为天然具有解放作用。视具体情境而定,一场表演既可能动摇惯例,也可能再生产人们熟悉的刻板印象。不能仅凭戏剧化的形式来推断其政治效果。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能动性产生于重复之中,而不是产生于社会规范之外。惯例必须一再付诸实践,而没有哪一次践行能够完美地复制惯例。这就为偏移和重新诠释创造了可能,但某一具体变体是否会改变更广泛的权力关系,仍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因此,性别操演性为有关身份与社会规范的讨论提供了理论资源,同时也引发了批评:这一理论应当如何解释持久存在的制度、物质不平等以及集体政治行动?
权威、法律与效力的社会条件
施为性在法律领域尤为明显:获得认可的程序能够创设义务、职位、权利和法律关系。司法裁决不只是描述一项既有争议:依据相关程序规则,它还能够裁定诉求、施加义务或改变法律地位。同样,立法也能确立此前并不存在的规则。这种构成性效力取决于管辖权、法定权限和程序,而非仅仅取决于措辞。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句具有法律意义的话语都能立即产生预期结果。判决可能需要执行,行政决定可能受到质疑,而一项声称达成的协议也可能缺少必要要件。在合同法中,要约、承诺或允诺的效力取决于适用的法律制度和具体情形。这些例子说明,创设一种规范性地位,与在实践中实现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是两回事。
皮埃尔·布迪厄批评了那些过于狭隘地将权威话语的力量归结于语言本身的研究进路。在1991年以英文结集出版的《语言与象征权力》所收录的文章中,他强调了赋予说话者权威的社会条件。官员在命名、认证或宣告时,是凭借制度授予的权力发言的。话语看似具有的效力,实际上依托于由认可、权限、仪式和执行机制构成的更广泛的组织体系。
这样的分析将注意力转向了发出权威话语的机会如何分配不均。同一句话,由获得授权的官员、未经授权的旁观者,或戏剧中的演员说出,并不会产生相同的制度效力。服饰、建筑、文件、资格凭证和仪式安排,都有助于表明某个场合具有正式性质。它们的作用并非仅仅是装饰性的:它们有助于人们确认谁有资格采取行动,以及正在发生的是哪一类行为。
分类是另一种机制。一项获得认可的决定,可以确立某人的公民、雇员、毕业生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这些类别可能附带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进而组织人们的行为。因此,施为性与社会现实的建构之间有着具体的联系:社会分类之所以能够产生现实后果,是因为制度和参与者据此行动,而不是因为这些分类消除了物质条件的制约。
权威同样可能受到挑战。一项宣告可能在法律上有效,却在政治上备受争议;也可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接受,却不具备正式的法律效力。这些可能性要求我们区分有效性、正当性、接受程度和执行情况。施为性提供了一种研究行为如何获得构成性力量的方式,但它本身并不能证明,行使这种力量的权威就是正当的。
仪式、戏剧与表演研究
施为性与表演之间的关系,在仪式和戏剧中尤为重要。两者都涉及模式化的行动、可辨识的惯例,以及参与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但二者并不能互换。戏剧中对加冕的呈现,通常只是再现某人就任的过程,并不真正使其就任。而受到认可的加冕仪式,则可能将再现、典礼与制度性转变结合在一起。因此,外在表现相似的行为,可能因其所处情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人类学对过渡仪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出版于1909年,书中将标志社会地位变化的仪式划分为分离、过渡和融入三个阶段。维克多·特纳后来进一步发展了对阈限性的分析,尤其是在1969年出版的《仪式过程》中。成年礼、婚礼及相关仪式可以在公共层面组织一次转变,而不只是象征某种已经独立发生的变化。
这些研究传统并非源于对奥斯汀理论的应用,但它们与施为性研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模式化的象征活动如何能够改变社会关系?成年礼可能确立新的权限和责任,命名仪式则可能使某种身份得到公开承认。其机制涉及集体参与、获得授权的程序,以及此后人们对当事人的对待方式。象征行动与实际后果通过持续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
以理查德·谢克纳等人为代表的表演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戏剧、仪式、日常互动和公共事件的广阔领域。谢克纳提出的“复演行为”概念,描述的是可辨识的行为序列,这些序列能够被排练、重复,并从一种情境转移到另一种情境。这与施为性研究对反复实施的关注相近,但两者的范围有所不同:可以将表演作为有组织的行为来分析,而不必主张它构成了新的制度性事实或身份。
欧文·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提供了另一种相近的研究进路,该书于1959年推出了广泛流传的版本。他的拟剧分析考察人们如何在他人面前进行印象管理。这与符号互动论以及日常交往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不过,从分析上说,印象管理有别于一种更强的主张,即反复进行的实践有助于构成相关主体的身份。
在艺术和戏剧中,施为性这一概念也将注意力引向一场活动对参与者产生了什么作用,而不只是它描绘了什么。观众参与、空间的组织方式,以及身体的共同在场,都可能在活动过程中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要确认这些影响是否持久,就需要超出活动所宣称意图之外的证据。一部作品力图改变观众,这一本身并不能证明这种改变确实发生了。
经济模型与市场的形成
在经济社会学中,施为性关注经济理论和技术工具如何参与组织经济活动。米歇尔·卡隆于1998年主编的《市场法则》一书提出,经济学并不完全置身于其所描述的经济之外,这一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知识可以进入定价系统、交易程序、监管框架以及市场参与者的实际计算过程。
其机制并不只是交易者相信某个理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模型可能被嵌入软件、合同条款、交易所规则和专业培训之中。这些安排影响着哪些比较容易进行、哪些交易能够达成,以及参与者如何相互回应。这一研究进路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有所交集,都将人类行动者、工具和组织安排视为相互关联的过程的组成部分。
一个突出案例是1973年提出的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期权定价方法。唐纳德·麦肯齐考察了金融模型如何成为其所分析的市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2006年出版的《引擎,而非照相机》一书中。定价表、计算机计算、套利策略以及交易基础设施的变化,共同促成了理论价格与实际交易之间关系的建立。这里的论断着眼于历史和制度,并不是说最初的公式从一开始就完美地描述了所有市场。
麦肯齐区分了施为性的几种含义。一般施为性是指经济知识被用于经济过程。有效施为性则要求这种运用产生实际影响。巴恩斯式施为性因社会学家巴里·巴恩斯而得名,是一种更强的情形:模型的使用使经济过程变得更接近模型的描述。反施为性则是指模型的使用使经济过程变得更不符合其描述。这些区分避免了将经济理论的所有应用都等同视之。
经济施为性与自我实现的预言有关,但二者并不相同。按照罗伯特·K.默顿1948年提出的表述,对某种情境最初的错误界定,可以引发使这一界定成为现实的行为。银行挤兑就是典型例子。相比之下,施为性也可以指一个正确或部分正确的模型被具体融入市场安排之中,并不要求模型最初是错误的。
这一研究进路仍受到经验层面的限制。价格不仅受模型影响,也会对供给条件、监管、策略性行为和意外事件作出反应。要确立施为性的存在,研究者必须识别出从某种特定表征通向具体实践和结果的作用路径。证明从业者参考过某个模型,其证据力度弱于证明采用该模型改变了交易或重组了市场。
测量、评价与组织行为
在有关知识、管理和制度性评价的讨论中,施为性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用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中,用这一术语来讨论系统投入与产出关系的优化。在这里,核心问题不是承诺之类的话语,而是一种依据知识和活动对运行效率的贡献来衡量其价值的标准。
这种用法影响了对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分析。机构可能依据考试成绩、学业完成率、论文发表数量、排名或其他指标接受评估。这些衡量指标起初看似只是在反映绩效。然而,一旦与经费、晋升、声誉或惩处挂钩,它们就可能改变被衡量的活动。各部门可能转而将精力投入能获得奖励的产出,工作人员也可能围绕评价要求重新安排任务。
斯蒂芬·鲍尔在2003年发表的文章《教师的灵魂与施为性的恐怖》中,将施为性分析为一种涉及评判、比较和展示的规制模式。其作用机制在于,人们必须不断展示可被认可的成就。工作的组织不仅围绕任务的完成展开,也围绕证据的生产展开,以证明任务是按照机构所重视的方式完成的。因此,评价不仅会影响具体决策,也会影响职业身份认同。
这与古德哈特定律和坎贝尔定律所概括的问题密切相关:当一个指标成为目标,或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时,它与其背后活动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发生变化。论文发表数量这一指标可能促使产出数量增加,却未必带来实质性贡献的相应增长。一个因处理速度而获得奖励的服务机构,可能优先处理容易办结的个案。这些是可能出现的激励效应,而不是测量必然带来的后果。
这里必须区分几种过程。真正的改进,是由于所要衡量的活动得到改善而使指标上升。局部适应,是通过只集中于该活动中受到测量的部分来提高指标。钻规则空子,则是操纵报告内容或利用程序漏洞。制度性重新定义可能更进一步,使指标本身成为公认的成功标准。这些过程可能同时存在,其相对重要性需要通过研究来确定。
数字系统进一步扩展了这些问题,因为评价可以持续进行,并自动与决策相衔接。不过,排名、仪表板或算法并不会仅仅因为存在就具有施为性。它们是否产生构成现实的效应,取决于个人和组织是否利用它们来分配注意力、资源或机会。分析的任务在于追踪:一种表征如何通过具体的规则、激励和实践产生实际影响。
争议、区分与研究方法
施为性概念涵盖面广,既是其影响力的来源,也带来了概念上的困难。这个术语可以指在制度上生效的话语、身份的反复构成、经济模型的实施,或一套评价机制。这些现象具有家族相似性,却未必共享同一种机制。宣告改变规范性地位的方式,不同于定价模型重组交易的方式,也不同于反复的身体实践维系身份的方式。
一个重要的区分涉及构成与因果关系。说一个有效的承诺构成了一项义务,并不等于说听到承诺会使某人感到安心。前者指明的是通过这一行为创设的、得到社会认可的关系;后者指明的则是一种并非必然出现的心理效果。同样,一个模型可以界定某种可供计算的对象,也可以影响人们围绕该对象采取的行为,或者兼有这两种作用。将这些论断区分开来,分析就会更加精确。
另一项争议涉及语言的作用范围。批评过度侧重语言的解释的人指出,制度还依赖劳动、财产、物质基础设施和强制能力。一项宣告本身无法提供建筑、分配食物或确保人们服从。因此,唯物主义取向和实践取向的研究会考察象征形式如何通过身体、技术和资源发挥作用。施为性概念最有解释力的用法,是说明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而不是用语言取代所有其他过程。
研究可以利用档案文献、录音录像、法律记录、访谈和民族志。对仪式的研究可以重建从授权、话语表达、接受回应到后续认可的过程。对模型的研究可以追踪模型如何被纳入软件和组织常规。身份研究可以考察反复发生的互动,以及使特定表达更容易或更难被理解的制裁机制。定性研究尤其有助于识别机制,而比较证据和定量证据则有助于评估这些机制的作用范围。
证据方面的一项核心难题是反事实问题:如果没有相关的话语、模型或分类,事情会如何发展?仅凭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并不能确立构成性影响。研究者可以比较采纳程度不同的情境,考察失败的尝试,或识别某项程序引入后发生的变化。失败尤其具有启发性,因为它揭示了一些条件,而成功案例可能会让这些条件显得自然而然,或仿佛会自动具备。
最后,作为分析概念的施为性,必须与日常生活中指责某种行为“只是在作秀”的说法区分开来;后者指行为不真诚、仅具象征意义,或只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在专业意义上,真诚的行为可以具有施为性,不真诚的行为也可以产生真实的制度效力。公开承诺即使是说话者为了博取好感而作出的,也可能创设义务。意图、真诚与否、构成效力和实际后果是彼此独立的问题,每个问题都需要各自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