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论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视角,研究人们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创造、解释和改变意义。它将人的行为视为一个解释过程:人们作出反应的依据,不只是事物、事件或他人本身,而是这些对象对自己所具有的意义。这些意义产生于沟通和共同活动,同时始终可以协商和改变。这一视角尤其关注日常交往、自我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持续生成。
思想渊源与发展
符号互动论主要形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其哲学基础部分源于实用主义,后者强调行动、实际后果以及思想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互动论思想家并不将心灵和社会视为彼此分离、自成一体的实体,而是探究反思性思维如何在社会活动中产生。
乔治·赫伯特·米德是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先驱。米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从参与社会过程的角度解释心灵、沟通与自我。他的思想通过《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年)广为人知;该书在他去世后,根据讲课材料和学生笔记编辑而成。米德本人并未使用“符号互动论”来命名一个正式学派。
查尔斯·霍顿·库利阐述了人们如何通过想象他人的评价来形成对自我的认识。W. I. 托马斯则强调参与者如何界定情境的重要性。两人的研究都推动了互动论对主观解释与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关注。
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于1937年创造了“符号互动论”一词。此后,他明确阐述了这一视角的理论与方法论,代表作是《符号互动论:视角与方法》(1969年)。符号互动论的发展与芝加哥社会学派密切相关,涉及城市生活、职业、迁移和社会世界等领域的研究。
此后,符号互动论发展出若干相互交叠的传统,而非形成一套统一的理论。研究者对灵活多变的解释、稳定的社会角色、可测量的身份,以及制度影响等方面应给予多大重视,存在不同看法。
核心前提
布鲁默以三个核心前提概括这一视角:
- **人们依据事物对自己所具有的意义而对其采取行动。**这里的“事物”包括物质对象、他人、制度、理想、活动和情境。
- **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意义并非只是对象的内在属性,也不是脱离社会经验而独立产生的私人观念。
- **人们通过解释来处理和修正意义。**人们辨识情境中重要的因素,考虑可能的应对方式,并随着行动的展开调整自己的理解。
课堂情境可以说明这些前提。举手可能被理解为请求发言,因为教师和学生已经学会了一种共同的惯例。但其意义仍然取决于情境:在其他场合,同样的手势可能表示投票、问候或请求帮助。
符号与沟通
符号是在社会确立的意义体系中用来指代其他事物的东西。词语、手势、服饰和物品都可以发挥符号作用。语言尤为重要,因为它使人们能够识别对象、预期回应、讨论不在眼前的事件,并反思自己的行为。
米德将普通姿态与有意义的符号区分开来。后者能够在使用者与接收者那里唤起足够相近的理解,从而支持协调行动。这并不要求双方具有完全相同的主观体验。参与者只需拥有足够的共同理解,就能据此调整各自的行为,使其相互配合。
因此,符号互动论并不将互动简化为和谐一致。误解、欺骗、抵抗和冲突同样依赖于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解释。
解释与行动
解释不只是对外部刺激的自动反应。人们可以停下来,与自己对话,比较不同选择,并重新考虑情境要求自己做什么。这一重点使符号互动论区别于某些行为主义理论,后者主要通过外部可观察的刺激—反应关系来解释行为。
解释并不意味着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有意识地深思熟虑。许多行为出于习惯。然而,当预期落空或环境发生变化时,既定惯例仍可能成为反思的对象。
自我的社会性发展
互动论的一个核心命题是,自我是在社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们逐渐能够将自己当作对象:描述自己、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想象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子。
角色承担与概化他人
在米德看来,角色承担意味着在想象中采取他人的立场。这使个体能够预期他人的回应,并协调彼此的行动。
米德借助儿童的扮演游戏与有组织的规则游戏,区分这种能力的不同形式。在扮演游戏中,儿童可能采取某个特定人物的立场,例如父母或教师的立场。有组织的规则游戏则要求参与者理解多个相互依赖的角色,以及将这些角色联系起来的规则。
概化他人是指个体在指导自身行为时所考虑的、某个共同体或群体的一套有组织的态度。这个概念有助于解释社会规范如何影响自我调节。不过,个体会参与多个群体,因此可能面对彼此矛盾的期待。
“主我”与“客我”
米德区分了自我的两个方面:
- **“客我”**是个人在看待自己时所采取的一整套有组织的他人态度。
- **“主我”**是个人对这些态度的回应,包括行动中相对自发、无法完全预测的方面。
它们是一个持续过程中在分析上可以区分的环节,而不是两种独立的人格。这一区分说明,行为可以具有社会组织性,却并非完全由事先的条件决定。
镜中我
库利的镜中我概念将自我感受描述为一种通过想象中的社会映照而形成的体验:人们想象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子,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并由此产生自豪或难堪等感受。
这一机制涉及的是人们所感知的评价,而这种感知可能不同于他人的真实想法。因此,自我观念既取决于反馈,也取决于解释。这一思路将日常交往与更长期的社会化过程联系起来。
社会秩序、制度与权力
尽管符号互动论常被归为微观社会学视角,它并不局限于孤立的面对面交往。布鲁默提出的联合行动概念,关注参与者的行动如何相互衔接,形成有组织的活动。无论是工作场所中的活动、法庭审理,还是公众示威,都依赖于参与者相互解释和回应。
反复出现的联合行动模式能够维系组织和社会制度。既有安排提供了先于任何一次具体交往而存在的角色、资源、规则和期待。但这些安排要延续下去,仍需在实践中不断落实。
由此形成了一种理解社会结构的独特方式:制度既塑造互动,也通过互动得到再生产或发生改变。不同的互动论传统对于如何最好地解释这种关系,存在分歧。
不同参与者对情境的界定,其影响力也并不相同。主管、法官或教师可能比其他参与者更有权威,使某种界定具有约束力。因此,互动论研究不仅可以探究意义如何通过协商形成,也可以考察谁掌握了足以强加分类并促使他人服从的资源。共享意义并不意味着权力平等,也不意味着各方自愿达成一致。
研究方法与主要传统
符号互动论研究者通常力求从参与者的视角理解行为,同时考察这些视角形成的环境。定性研究,尤其是民族志、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在这一传统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布鲁默主张通过实证研究深入熟悉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他提出的敏感性概念,是指能够提示探究方向、但不在调查之前强加僵化分类的概念。研究者起初可以用“身份”或“生涯”等概念来引导观察,再根据证据细化这些概念。
巴尼·格拉泽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创立的扎根理论与这一研究传统有重要联系,尤其是通过施特劳斯的工作建立的联系。扎根理论提供了一套程序,通过系统地比较和分析资料来发展概念性解释。扎根理论与符号互动论并不是同义词:扎根理论也用于互动论以外的研究,互动论研究者也采用其他方法。
芝加哥取向与艾奥瓦取向
一种常见的划分将其区分为两种取向:
- 芝加哥传统尤其与布鲁默相关,强调互动过程中涌现的意义、具体情境中的解释,以及灵活的田野研究。
- 艾奥瓦传统与曼福德·库恩相关,更重视相对稳定的自我观念、操作性定义和标准化测量。要求受访者回答“我是谁?”的二十陈述测验,成为这一取向的代表性方法。
这一区分描述的是方法论上的倾向,而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学派。
结构符号互动论
结构取向将自我观念与持久的角色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与谢尔登·斯特赖克等研究者相关的身份理论,考察角色身份如何组织起来,以及不同角色身份的相对显著性如何影响行为。相关研究还探讨人们如何通过互动,寻求对自身身份意义的确认。
拟剧分析
欧文·戈夫曼借助表演、观众、前台和后台等戏剧概念,对社会交往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分析。他的拟剧取向考察参与者如何呈现自我,并维持能够使互动顺利进行的情境定义。
戈夫曼经常与符号互动论一同被讨论,但他的研究不能简单归结为布鲁默的框架。印象管理也不一定意味着蓄意欺骗:日常互动本就包含根据具体情境呈现适当的自我形象。
应用
越轨与标签
标签理论将互动论思想应用于越轨行为和社会控制研究。霍华德·贝克尔等研究者考察群体如何确立规则、实施分类并划定局外人。埃德温·莱默特则区分了最初的违规行为,以及后来部分受到社会反应塑造的越轨行为模式。
核心问题不只是某人为何违反规则,还包括某种行为如何被界定为越轨,以及这种界定会带来什么后果。贴标签并不必然导致持续违规,这一取向也不要求否认有害行为所造成的实质后果。
教育、工作与组织
在教育领域,互动论研究考察课堂期待、学生身份、同伴文化,以及人们如何解释学业成就与不当行为。这类研究并不预设标签准确描述了固定特征,而是探究各种分类如何通过日常实践产生实际影响。
工作场所研究探讨职业身份、非正式规则、专业边界,以及群体之间经协商形成的安排。组织研究则表明,正式程序的运行依赖于实践中的解释、协调,有时也依赖于对正式规则的偏离。
集体行动与媒介互动
互动论研究者考察参与者如何形成对不满诉求的共同界定、确认群体归属,并协调集体行动。关注互动中涌现的意义,有助于解释既定惯例如何被打破,以及新的组织形式如何产生。
数字沟通将这些问题延伸至个人资料、用户名、图像、评论及其他媒介化符号。线上互动可能涉及分散的受众,并留下持久的记录,使自我呈现和情境解释比单次面对面交往更为复杂。
批评与理论边界
一种长期存在的批评认为,符号互动论可能低估经济不平等、制度约束和宏观历史过程的重要性。与结构功能主义或冲突理论相比,一些互动论研究对局部情境中意义形成过程的解释较为细致,却较少说明更广泛的资源与权威分配格局。
互动论研究者对此作出了不同回应。有些人将局部交往与组织和政治结构联系起来;另一些人则认为,细致的考察能够揭示结构性不平等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这些回应是否充分,因研究而异。
第二种批评涉及实证检验。灵活的概念和依情境而定的解释,可能使研究发现难以比较或推广。定量互动论传统通过明确的测量指标和可检验的命题来应对这一问题,而定性取向则强调系统比较、透明的解释过程,以及对证据的深入考察。
第三个问题涉及符号解释的局限。身体化的习惯、情绪、物质环境和非反思性过程,并不总能通过有意识的解释得到充分说明。后来的互动论研究日益关注这些维度,同时仍然坚持对社会过程的重视。
符号互动论与社会现实的建构有所重叠,但两者并不相同。符号互动论的独特焦点在于,行动者通过何种过程解释情境、形成自我并协调行动。认为意义由社会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主张物理现实只有在人们相信它存在时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