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社会化是指人们在进入不同的社会环境或自身处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大幅修正或替换先前习得的价值观、社会规范、习惯与身份认同的过程。在社会学中,这一概念所描述的不只是获得更多知识或技能,还包括改变既有的自我理解方式以及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再社会化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可能循序渐进,也可能突然发生;可能仅限于某一特定角色,也可能广泛到足以重塑日常生活。
定义与范围
再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化是人们学习如何参与社会生活的终身过程。初始社会化建立基本的行为预期与模式,再社会化则改变那些已经熟悉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模式。
两者的区别在于程度,而非存在绝对界限。学习一项新的工作流程通常只是一般性的适应。进入某种职业,如果需要对权威、责任、情感表达和个人身份形成截然不同的理解,就可能涉及再社会化。当先前被认可的行为变得不再合适,一个人不仅必须学习该做什么,还必须学习应当放弃哪些旧有预期时,这一术语尤其适用。
以下几种相关过程与再社会化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
- 次级社会化使人们接触更多社会情境和专门化角色,不一定会取代先前的学习成果。
- **预期社会化**是指在加入某个群体之前,就采纳该群体的态度或行为方式。
- **文化涵化**涉及文化群体接触所引起的变化。它可能包含再社会化,但未必需要替换既有的身份认同。
- 重新融入是指重新参与社区或社会生活,例如服刑后的社会回归。这可能需要再社会化,但也取决于物质条件所提供的机会以及社会的接纳程度。
再社会化是一个分析性术语,本身并不带有正面的价值判断。它既可以描述能够拓展个人机会的学习,也可以描述对限制性条件的适应,或以强制手段推行规范的过程。
思想背景
这一概念属于社会学对社会环境如何塑造行为与身份认同的广泛研究。与符号互动论相关的研究取向强调,自我是在互动、他人的认可,以及对他人期望的解读中形成并变化的。从这一角度看,社会关系的改变既能改变行为,也能改变自我理解。
欧文·戈夫曼在《收容所》(1961年)中,对机构如何改变自我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分析。他对全控机构的论述,考察了这样一些场所:人们与更广泛的社会相隔离,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活动都在单一权威的管理下进行。他关于“自我的贬抑”的讨论,描述了那些削弱原有身份认同、减少个人对自我呈现及日常生活掌控的做法。
彼得·L.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1966年)考察了社会所确立的现实如何得到维持并发生转变。他们在讨论主观现实的深刻变化时,强调了社会关系与解释框架的重要性:正是这些因素使新的身份认同变得可信。
这些研究取向确立了两个持续受到关注的问题:机构如何试图改变人,以及人们自身如何理解、接受、协商或抵抗这种改变。
运作机制
再社会化很少意味着简单而彻底地抹去过去。更常见的是,它由几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共同构成。
既有日常惯例的中断
进入新环境可能打断熟悉的人际关系、作息安排、特权和预期。过去能够体现能力或地位的做法,可能不再具有原先的价值。这种中断可能使既有习惯难以维持,并带来学习替代做法的压力。
机构的入所程序可能通过统一着装、限制个人物品、采用新的人员分类方式,或减少个人自主权,进一步强化这种断裂。不同机构的具体做法差异很大,而且这些做法并非每一种再社会化过程的必要特征。
学习与强化
新的期望通过明确指导、观察、反复练习和反馈来传达。社会奖惩,包括认可、特权、批评和处罚,有助于确立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
其他参与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经验的成员可以解释那些不同于正式规定的非正式规则。同辈群体可能强化机构的期望,也可能反对这些期望,或另行形成一套应对机构生活的实用准则。
参照群体与身份认同的变化
参照群体为人们评价自身行为和志向提供标准。再社会化可能涉及从一个参照群体转向另一个参照群体,例如从原先的职业圈子转向新的专业群体。
当新的期望得到内化,也就是被视为正当或对个人具有意义,而不再只是为了避免惩罚才遵从时,变化便会更加深远。不过,外在的从众并不能证明信念或身份认同已经改变。人们可能扮演符合期待的角色,内心却并不认同。
对过去的重新诠释
新的身份认同可能伴随着对早年经历的重新诠释。曾被认为正常的事件,可能转而被视为错误、不公,或个人成长中的某个阶段。反过来,早年经历也可能仍是抵抗新机构所作界定的重要资源。
仪式,包括入会仪式和正式的过渡仪式,可以公开标示成员资格或身份地位的变化。它们可能强化再社会化,但对某种转变的象征性确认,并不必然表明已经发生持久的改变。
发生场景与形式
全控机构
监狱、某些住宿式机构以及特定军事环境,经常出现在关于再社会化的讨论中。它们与这一概念的关联,在于权力集中控制了通常彼此分离的活动:工作、睡眠、休闲和社会交往。
全控机构模型描述的是一种组织模式,并不意味着所有这类机构都以相同方式运作。它们在隔离程度、强制程度、隐私空间以及与外部社区的联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机构的实际结果也可能偏离其正式目标。监狱可能在正式层面上追求矫治,但日常生活却促使囚犯认同狱中的亚文化。学会如何在机构内生存,并不一定等于掌握离开机构后有用的行为方式。
职业与组织转变
高强度军事训练、专业培养,以及进入要求严格的组织,都可能重塑人们对权威、团队合作、情感表达和责任的预期。教育与学徒制可以促成这些变化,但仅有教学并不等同于再社会化。
自愿加入并不意味着在整个过程中都享有充分自由。一个人可能选择加入某个组织,却无力充分左右其训练方式,或需要为退出付出高昂代价。
迁移与社区成员身份的变化
人口迁移可能要求人们学习有关沟通、工作、制度和公共行为的陌生惯例。有些变化可能构成再社会化,尤其是在原有预期与迁入环境的预期发生强烈冲突时。
迁移并不必然导致人们放弃原有的文化。人们可以保留多套文化资源,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的做法,并维持跨国联系。因此,把所有移民适应都描述为替换过程,会产生误导。
人生转折与重新融入
就业、人际关系或居住安排的重大变化,可能要求人们大幅调整日常角色。不过,并非每一次人生转折都涉及再社会化;当既有预期发生显著重组时,这一术语才最有用。
离开管理高度严格的机构,可能需要经历另一段适应期。在严密监督下有用的技能,未必能顺利迁移到需要独立决策的环境中。除了个人态度的变化之外,能否获得住房、就业机会和支持性关系,也会影响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
权力、能动性与伦理问题
再社会化与社会控制密切相关,因为组织和社区能够界定哪些身份与行为算是可接受的。重要的问题包括:由谁决定期望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服务于谁的利益,以及通过什么手段实现改变。
有必要区分基于同意的学习与试图压制身份认同的强制行为。限制通信、羞辱、强迫人们与所属社区分离,以及因其保留文化习俗而予以惩罚,都会引发人权问题。机构声称其意在教育或矫治,本身并不能证明其手段具有正当性。
经历再社会化的人并非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可能有选择地采用新的做法,保留原有信念与承诺,建立其他社群,或策略性地服从。因此,机构表面上的成功可能掩盖着抵抗,而显而易见的抵抗也可能与习惯的显著改变并存。
研究与局限
对再社会化的研究采用访谈、民族志、机构档案和纵向研究等方法。研究者可能考察转变发生后,日常行为、社会关系、自我描述或社会参与方面的变化。
若干方法论问题使研究结果的解释更为复杂:
- **选择问题:**进入或留在某个机构的人,可能原本就不同于没有进入或留下的人。
- **服从与认同的区别:**受监督时的行为,未必能反映个人内心的信念。
- **持久性:**在机构生活期间观察到的变化,可能在离开后消失,或以不同形式呈现。
- **情境因素:**后续结果取决于机会、歧视、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而不只是个人的学习。
- **相互竞争的成功定义:**机构管理者与参与者可能对哪些变化值得追求持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早期社会化描绘成可以轻易抹去的东西,这一概念也可能夸大转变的彻底程度。许多人在学习新做法的同时,仍会保留原有信念与承诺,由此形成多层次或随情境而变化的身份认同,而不是用一个自我取代另一个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