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课程是指学习者通过教育的组织方式和日常生活,而非通过明确陈述的学习目标,习得的一整套规范、价值观、期望和行为倾向。它包括课堂常规、评价实践、机构内部的等级关系、同伴关系,以及关注与认可的分配方式所传递的教益。正式课程规定了教育机构打算教授什么;与之不同,隐性课程关注的是,参与教育环境中的活动还会让学习者学到哪些关于权威、成功、归属感和恰当行为的观念。这些教益既可能是有意传递的,也可能是无意产生的;既可能强化机构公开宣示的目标,也可能与之相悖。
含义与界限
“隐性”不一定意味着刻意隐藏。一项规则可能公开可见,但其教育影响却未被认识到。例如,作息时间表明确安排了学校一天的活动,但它也可能使学生认识到,被认可的活动应当划分为固定时段,并由机构权威加以管理。
这一概念与社会化密切相关:教育不仅向学习者传授知识和技能,也让他们习得在群体和机构中行事的方式。隐性课程揭示了那些通常不被视为教学内容的安排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包括谁可以发言、谁的知识得到认可、错误如何处理,以及哪些形式的合作或竞争会受到奖励。
有必要区分以下几个相关概念:
- **正式课程:**官方规定的学科、目标和学习经历。
- **实施课程:**教师和学习者在实际教学中如何落实规定的课程。
- **非正式学习:**发生在结构化教学之外的学习,可能与隐性课程有所重叠,但两者并不相同。
- **空无课程:**教育中被排除在外的知识、观点或可能性。遗漏也可能传递隐含信息,但其分析重点不同于通过机构日常惯例发生的学习。
不同定义对隐性课程的涵盖范围有不同看法。有些强调非预期的学习;另一些则将教育者有意维持、却不明说的默会期望也纳入其中。
历史发展
早期的教育学和社会学著作曾考察学校如何传递道德期望与社会习惯。例如,埃米尔·涂尔干将教育视为社会培育共同规则和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这些研究为后来的分析奠定了基础,尽管它们并未使用当代意义上的“隐性课程”一词。
菲利普·W. 杰克逊的《课堂生活》(1968年)推动了这一术语的确立。他着重讨论了学校生活的日常特征,包括群体聚集、表扬以及权力的不平等。学生在获取学科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等待、寻求认可和适应机构权威。
20世纪70年代,隐性课程概念在批判性教育社会学中受到广泛关注。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1976年)中提出,学校教育中的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关系相对应。他们将学校的纪律、等级和奖励机制,与学生为进入经济体系中的不同位置所做的准备联系起来。这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理论解释,而不是对每间课堂的普遍描述。
皮埃尔·布迪厄和让-克洛德·帕斯隆的相关研究考察了教育如何将特定文化的知识和行为倾向视为个人才干的证明,从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他们对文化资本的论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机构期望对于熟悉主导文化实践的学生而言似乎不言自明,对其他学生来说却难以辨识。
后来的研究将这一概念拓展到性别、族群、专业教育、大学和数字学习环境等领域。
隐性课程如何运作
机构组织方式
作息时间表、考勤制度、空间安排和纪律程序确立了对时间、行动和权威的期望。离开教室所需的许可、进入特定空间的权限,或对某项决定提出异议的机会,都可能传递这样的信息:谁拥有自主决定权,谁的行为需要受到监督。
这些安排可能培养协调能力和相互负责的意识,但也可能奖励从众或抑制质疑。其影响取决于规则如何被解释、执行,以及人们如何体验这些规则。
互动与认可
日常互动会传递对能力和归属的判断。教师分配注意力、打断发言、给予表扬、纠正错误和作出纪律处分的模式,都可能表明哪些言语或行为受到重视。
这些信息未必一致。学校可能在正式表述中鼓励好奇心,却对打断教学进程的问题作出负面回应。反过来,在实践中尊重不同意见,可能比明确宣称支持独立思考更能培养这种能力。
评价与奖励
评价传递着什么才算成就的信息。一门课程如果宣称重视理解,却只奖励快速回忆,就可能在无形中教会学生优先追求速度和记忆。
排名和竞争性奖励可能传递这样的观念:成功取决于相对于他人的表现。合作式评价可以传递共同负责的价值,但也可能对领导角色和工作分工抱有未明说的期望。隐性课程关注的是这些更广泛的教益,而不只是某种评价方法是否有效。
呈现方式与同伴文化
教材、展示内容、仪式和举例都可能传递这样的信息:谁的经历被视为平常、权威或例外。这些实践与涉及语言、性别、族群和地位的更广泛的社会规范相互影响。
学生也会通过友谊、地位等级和同伴群体的奖惩形成隐含期望。同伴群体可能推崇学业成就,不鼓励公开表现出努力,或建立另一套声望标准。因此,机构与同伴传递的信息可能发生冲突。
主要解释视角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看,隐性学习通过形成共同期望、增进对机构角色的熟悉,可以支持社会协调。轮流行事、履行义务以及与不熟悉的人合作,都可以被理解为对社会有益的结果。
与冲突理论相关的研究取向强调权力和机会不平等。它们考察那些看似中立的日常惯例,是否使既往经验符合机构期望的学生更占优势。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那些被视为衡量能力的判断,是否也在奖励对特定语言风格、文化典故或与权威打交道方式的熟悉程度。
符号互动论取向关注意义和身份如何在日常交往中形成。“有天赋”“难管”或“缺乏动力”等标签可能影响他人的期望以及学习者获得的机会,但学习者也可以协商、拒绝或重新解释这些标签。
受女性主义影响的研究探讨教育实践如何再生产或挑战性别期望。其他研究取向则考察族群、残障、语言和殖民历史。这些视角并不意味着每个机构都会传递相同的信息,也不意味着学生只会被动接受这些信息。
高等教育与专业学习
在高等教育中,隐性课程往往包括如何在机构中顺利学习和行事的默会知识:如何与教师沟通、寻求指导、理解反馈、发现机会,或理解学术写作要求。学生入学前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并不均等。
有必要区分严格的学术标准与不明示达标途径这两件事。一项任务要求学生独立判断,可能完全合理,但它仍可能依赖某些部分学生从未学过的惯例。
在专业教育和学徒制中,学习者会观察有经验的从业者如何行使权威、应对错误、处理相互冲突的要求,以及对待同事。这些观察所得可能支持正式教学,也可能与之矛盾。例如,机构可能明确倡导合作,却在非正式层面奖励个人获得的认可。在这里,隐性课程与职业社会化和组织文化有所重叠。
在在线学习中,平台设计也可能传递隐含的优先次序。曝光排名、参与次数统计、自动设定的截止时间和沟通渠道,都可能暗示什么才算投入学习,或哪些学习者最容易受到关注。技术获取受限的问题还可能与数字鸿沟相互作用。
研究、局限与教育应对
研究者通过民族志、参与观察、访谈、文献分析,以及对互动或评价的研究来考察隐性课程。将官方政策与日常实践相比较,有助于发现公开宣示的期望与实际实施的期望之间的差异。
一个主要的方法论挑战,是区分机构传递的信息与学习者对信息的接受情况。仅仅观察到竞争性的奖励制度,并不能证明每个学习者都会形成竞争取向。研究还需要关于学习者如何理解这些信息的证据,而即便有了这些证据,也未必能够确定其长期影响。
如果用隐性课程来解释所有非预期的教育结果,这一概念就可能变得过于宽泛。扎实的分析会明确指出某项具体实践、它可能传递的信息、学习者接触它的条件,以及学习者作出回应的证据。此类分析还会考虑机构之间的差异,以及学生抵制或重新解释这些期望的能力。
教育上的应对措施包括明示评价惯例、审视参与和获得认可的模式,以及比较机构的奖励机制与其宣示的价值观。这些措施无法消除隐性学习:任何有组织的教育环境所传递的内容,都超出了书面教学大纲。将某项期望明确说出,可以改变它的性质,却不会自动消除人们在满足这一期望时面临的机会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