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涂尔干(1858年4月15日—1917年11月15日)是法国学者,其教学、研究和编辑工作推动了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认为,社会生活具有某些特性,不能仅凭个人意图或心理特征来解释。因此,制度、道德义务、分类体系和集体实践都需要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加以研究。在后来确立的古典社会理论经典谱系中,他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并列为核心人物。
涂尔干的主要著作——《社会分工论》(1893年)、《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年)、《自杀论》(1897年)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一个共同的问题:社会关系如何创造秩序、义务和意义,尤其是在现代经济与制度变迁的条件下。他的解释既强调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也重视规范人们预期的规则。
他的影响超出了社会学,延伸至人类学、宗教研究、教育理论以及对知识的社会分析。他的概念至今仍有影响,但围绕其研究方法、历史与民族志证据的使用,以及他在解释社会生活时如何平衡集体约束与个体行动的争论,也一直延续至今。
生平、教育与学术生涯
涂尔干出生于法国东部孚日地区的埃皮纳勒,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拉比传统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拉比,他早年的教育也包括宗教学习。尽管他没有遵循家人的期望从事宗教职业,但道德权威、群体归属以及义务的来源等问题,始终是他学术生涯的核心关切。在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中,他将宗教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天启真理,也不将其简单归结为错误的信仰。
在巴黎完成预科学习后,涂尔干于1879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置身于一个深受古典学、哲学以及关于如何科学研究人类事务的论争影响的学术环境。他的同学中包括后来成为社会主义重要政治领袖的让·饶勒斯。1882年,涂尔干通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随后在外省的中学任教。当时,社会学尚未在大学中形成稳定的职业道路;这段经历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教育问题始终与他建立社会学学科的抱负紧密相连。
1885至1886年,涂尔干赴德国学习,考察哲学、道德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威廉·冯特的研究是他的重要参考,但他并未简单地采用心理学模式来解释社会。他越来越致力于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出发理解道德。他的思想形成也受到法国思想家,尤其是夏尔·勒努维耶的影响,同时还得益于同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思想的论辩。
1887年,涂尔干受聘于波尔多大学,教授社会科学与教育学。这一职位使他得以在培养未来教师的同时,依托大学推进社会学的发展。同年,他与路易丝·德雷福斯结婚,两人育有玛丽和安德烈两个孩子。1893年,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提交的论文包括《社会分工论》以及一篇论述孟德斯鸠的拉丁文论文。
1902年,涂尔干转赴巴黎大学索邦任教,最初负责教育科学的教学。他于1906年成为正教授,1913年,其教席名称改为包含社会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扰乱了他的学术网络和家庭生活。他的儿子安德烈于1915年在服役期间负伤后去世。涂尔干于1917年11月在巴黎逝世,留下数批讲稿,后经整理出版。
建立学科与研究学派
涂尔干在学科建制方面的成就,不只是为一门新学科争取到认可。他力求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立证据标准,制定共同的研究纲领,并组织持续的协作。在当时的法国大学体系中,社会学拟研究的领域,大多已被哲学、历史学、法学和经济学视为各自的研究范围。因此,社会学需要证明自己拥有独特的问题和方法,而不只是对社会泛泛而谈。
他最重要的组织平台是创办于1898年的《社会学年鉴》。该刊早期各卷既刊载原创研究,也广泛评介有关宗教、法律、道德、经济组织和社会形态学的出版物。评介工作本身就是研究纲领的一部分:期刊汇集散见于各个学科的研究发现,并评估它们对于社会学解释的意义。它鼓励学者将看似彼此独立的制度,视为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相互关联的要素。
撰稿者包括涂尔干的外甥马塞尔·莫斯,以及亨利·于贝尔、塞莱斯坦·布格莱、弗朗索瓦·西米昂和莫里斯·哈布瓦赫。他们的研究兴趣各不相同。莫斯和于贝尔研究献祭与巫术;西米昂发展了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学;哈布瓦赫后来则尤其以集体记忆研究著称。由此形成的学派,并不是一群毫无差别的追随者的集合。其成员各自开展专门的研究项目,有时会将涂尔干的论点拓展到他本人著作尚未充分探讨的方向。
这份期刊还将民族志和历史研究置于社会学的核心位置。对古代制度、宗教实践和亲属关系体系的研究,并未被视为现代欧洲社会研究的边缘课题。这类材料能够揭示制度之间的关系,阐明社会安排可能具有的多样形式,并质疑将当代欧洲的范畴视为普遍范畴的假定。与此同时,这一学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教士、殖民官员、历史学家及其他中间人收集的证据。
因此,涂尔干的学科建设事业兼具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大学教学提供了生源,并确立了社会学作为专业学科的正当性;合作出版促成了学术劳动的分工;方法论论辩则提供了判断何种解释可被视为社会学解释的标准。战争重创了这一学术网络,夺去了数位青年学者的生命,也使期刊出版中断。尽管如此,教学、集体研究与系统性评介相结合的做法,仍确立了一种持久的学科组织模式。后来的法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即使不接受涂尔干学派的某些具体结论,也继承了这一制度遗产。
社会事实与解释的规则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核心方法论概念是社会事实。涂尔干将社会事实界定为独立于特定个人而存在、并能够对个人施加约束的行为、思维和感受方式。语言、法律义务、货币惯例或既定的宗教实践,并不会随着每一位参与者的加入而重新产生。个人接触这些安排时,它们已是其所处环境中既存的一部分,不过,个人持续参与其中,也会使其得以延续,有时还会改变它们。
外在性并不意味着社会可以脱离所有人而独立存在,而是指既定安排通常不能还原为任何一个人的偏好或经历。同样,约束也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强制。违反法律可能招致正式惩罚,但不遵守着装惯例可能引来嘲笑,拒绝使用一种通行的语言则可能使交流变得困难。社会规范往往在人们将其内化、不再觉得遵守规范是外在强加的要求时,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涂尔干提出“把社会事实当作事物来研究”,针对的是研究者的研究态度。社会学家不应认为,家庭、犯罪或宗教等熟悉的词语,本身就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科学定义。他们应当识别可观察的特征,比较不同案例,并考察那些能够对日常假设提出挑战的证据。这种研究路径追求科学的客观性,却不要求社会现象必须是字面意义上的物质对象。集体信仰和道德规则,可以通过它们在实践、制裁、文献和制度中的表现来研究。
他区分了社会事实的原因与功能。解释一种制度如何产生,不同于解释它对社会产生什么后果。一种安排的有用性,本身并不能解释其起源。涂尔干还主张,通常应从先前的社会条件中寻找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而不是从孤立的心理状态中寻找。在无法进行受控实验的情况下,比较分析,包括对共变现象的考察,是他研究因果关系的主要手段。
另一项更具争议的区分,是将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区分开来。“正常”主要指某种现象在特定社会类型及发展阶段中的普遍程度,并不意味着在道德上认可它。因此,他认为,一定程度的犯罪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能够消除一切偏离集体规则的行为。批评者质疑,普遍程度是否足以确立社会健康的标准,以及这种分类是否预设了一个协调一致的社会整体。这些异议揭示出他的方法中始终存在的一种张力:一方面是经验性的比较,另一方面则是对维持集体生活所需条件的判断。
劳动分工、团结与失范
《社会分工论》考察了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如何改变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涂尔干区分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机械团结主要建立在相似性之上:人们拥有共同的信仰、实践和生活境况,集体道德秩序强有力地支配着个人生活。有机团结则建立在分化和相互依赖之上:人们从事专门化的活动,并依赖那些职业和经历与自己不同的人。
这一区分是分析性的,并不是说现实社会只包含其中一种形式。涂尔干尤其将机械团结与分节式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将有机团结与劳动分工广泛发展的社会联系起来。“有机”一词借用了生物体中功能分化的器官这一意象,但其论述所关注的是社会关系。医生、农民、工程师和教师的日常经历可能鲜有共同之处,却彼此依赖对方劳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涂尔干以法律制裁作为观察这些团结形式的指标。压制性法律惩罚那些被视为冒犯强烈集体情感的行为;恢复性法律则主要用于恢复关系或规范合作。因此,在他对社会分化的论述中,契约、商业和行政方面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并不是简单地断言惩罚会随着现代化而消失。相反,他认为,不同类型法律规制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意义会发生变化。
涂尔干部分地以“动态密度”或“道德密度”的增加来解释专业化的扩展:人口集中、交流改善,以及隔开社会各分节的壁垒逐渐消解,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加密集。接触增多会加剧相似活动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分化。然而,专业化并不会自动产生团结。当专门化职能之间的关系缺乏充分规制时,就会出现“失范的”劳动分工。当世代承袭的不平等和外部约束使社会职位无法与个人能力公平匹配时,就会出现“强制的”劳动分工。
因此,失范这一概念所指的是规制不足,而不只是完全缺乏社会规则,或个人感到疏离。当预期、责任和限度未能在制度层面得到协调时,经济生活就可能陷入不稳定。涂尔干也反对仅凭交换就能维系社会的观点:契约依赖于既有的规则和义务,而这些并非缔约者可以任意创设。在本书后来的版本中,职业团体作为可能规制经济关系的制度,获得了更突出的地位。因此,他的论述将对专业化的解释,与对相互依赖得以转化为持久社会纽带所需的道德和制度条件的探究结合了起来。
自杀与社会整合研究
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旨在表明,社会学能够解释一种看似极其私人的行为所呈现的系统性规律。涂尔干将个体的自杀事件与社会自杀率区分开来,认为后者是人口群体在特定条件下呈现出的一种相对有规律的特征。他考察了欧洲各国的官方记录,并比较了不同宗教归属、婚姻状况、政治处境及其他社会类别中的自杀率。该书的核心论点是,仅凭心理动机无法解释这些有规律的差异。
书中最广为人知的区分涉及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整合是指个体对群体及集体目标的依附程度。规制则是指那些组织人们的预期、约束其欲望的规则所具有的权威。两者相互关联,但在分析上属于不同维度:一个人可能与群体有着牢固的联系,却对何种预期才属正当感到不确定;也可能生活在严密的规则约束之下,却缺乏强烈的共同体归属感。
涂尔干将利己型自杀与整合不足联系起来,将利他型自杀与整合过度联系起来;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体的生存从属于集体义务。失范型自杀与规制不足有关,尤其容易出现在经济生活或家庭生活发生剧变之时。至于与规制过度相关的宿命型自杀,他仅在一条脚注中作了简短讨论。因此,人们熟悉的四分类型学赋予了第四类自杀一种突出地位,而它在该书的实际编排中并没有这样的地位。
他对宗教群体的比较,针对的是欧洲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口群体。对于记录中新教徒自杀率高于天主教徒的现象,他主要从共同体组织方式的差异,以及留给个人判断的空间大小来解释,而不是仅仅归因于宗教禁令的内容。他还认为,经济衰退与突如其来的繁荣都可能扰乱规制。如果繁荣动摇了人们的预期,并激发出缺乏公认界限的欲求,就未必能起到保护作用。这些都是对历史资料所作的社会学解释,而非对当代宗教群体或个体风险的普遍描述。
这项研究成为运用统计学进行社会解释的里程碑,但其证据与推论也引发了广泛争论。官方分类取决于申报惯例、调查程序、法律定义以及污名等因素。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比较,也可能受到年龄、居住地、职业或其他特征差异的混杂影响。后来的批评者着重指出,从汇总层面的规律推断个体层面关系存在风险,这通常被称为“生态谬误”。涂尔干在方法论上的持久贡献,与其说在于每一项经验结论,不如说在于他将群体组织与人口层面结果之间的关系,确立为系统研究的核心对象。
宗教、仪式与集体欢腾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中,涂尔干以围绕神圣事物的信仰与实践来界定宗教,这些信仰与实践将信众联结成一个道德共同体。在他的定义中,神圣与世俗的区分,比对神灵或超自然存在的信仰更为根本。神圣事物被单独划出,受到种种戒律与禁忌的约束;它们未必在道德上是善的,也未必拥有强大的物理力量,或具有通常意义上的超自然性质。这一定义旨在涵盖那些不符合狭隘有神论模式的传统。
该书着重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图腾制度,大量借鉴已出版的民族志记述,包括鲍德温·斯宾塞与F. J. 吉伦以及A. W. 豪伊特的著述。涂尔干将这些材料视为相对基本的宗教组织形式的证据。他认为,图腾既可以代表一种神圣力量,也可以代表氏族本身。通过这种关系,集体生活获得了一种象征形式,参与者由此能够认识并体验到一种超越任何个体成员的权威。
仪式是这一解释的关键。定期举行的集会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的行为协调一致,强化情感,并重新唤起归属感。涂尔干用集体欢腾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类聚会中产生的强烈体验。参与者可能将由此产生的力量归于神圣的存在或物体,而这种力量得以形成的社会条件,则在于他们共同参与的集会活动。仪式不只是表达一套已经完备的信仰体系;它还有助于不断再造那些使信仰具有感召力的体验与关系。
涂尔干区分了两类仪式:一类是将神圣活动与日常活动隔开的禁忌,另一类则是主动建立与神圣力量之间关系的积极仪式。他还考察了哀悼以及其他与苦痛相关的仪式。即使这些实践带来的直接情感体验是痛苦的,它们仍能维系集体纽带。因此,不能将他的论述简化为宗教只是令人愉悦的庆典,或只是人们为了确保服从而有意识地发明的工具。
该书的民族志基础受到严厉批评。后来的人类学对以下做法提出了质疑:重构一种单一的基本宗教形式,将多样的原住民社会用作说明早期人类状况的证据,以及认为殖民条件下形成的报告足够可靠。原住民传统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某种欧洲社会起源理论的例证。尽管如此,涂尔干的分析仍然重塑了宗教研究,将象征分类、身体参与和集体关系置于解释工作的核心。他关于宗教表现社会的论断,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神圣权威之社会根源的理论,而不应简单理解为声称信众明知自己崇拜的是所属共同体,却仍对其加以崇拜。
集体表象与知识的社会基础
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探讨的是:思维的基本框架如何成为人们共享且具有权威性的框架,又如何获得足够的稳定性,以支撑交流。他用“集体表象”指称在集体生活中产生并得到维系的观念和符号。它们不同于个人转瞬即逝的印象,因为它们在人与人之间、代际之间传递,并根植于制度与实践之中。宗教符号、道德分类以及人们共有的时间观念,都是突出的例子。
在1903年与莫斯合著的论文《原始分类》中,涂尔干考察了社会组织与分类体系之间的关系。文章提出,对动物、植物、地点及其他现象进行归类的某些方式,反映了氏族之间的组织格局及相关的社会划分。因此,分类并不只是个体心智依据感官上的相似性进行归类的过程。社会关系可以为组织世界提供范型。这篇论文推动了分类本身成为社会学与人类学比较研究的课题。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将这一论点扩展到时间、空间、数和因果性等范畴。例如,历法通过反复举行的集体活动、仪式以及社会生活中一年内的时段划分来组织时间。空间方位则可以通过聚落的布局或群体的象征性组织方式而获得意义。涂尔干试图在两种观点之间找到一种立场:一种认为范畴完全源于个人经验,另一种认为范畴是超越时间的结构,其起源无须从社会角度加以解释。
这种研究路径并不要求断言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也不要求认为所有信念都同样有效。涂尔干认为,集体思维是在与现实的实践性接触中发展起来的,但他同时主张,仅凭感觉无法解释集体思维的权威性及其组织方式。他也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历史联系:二者都进行分类和解释,只是方法和标准有所不同。科学概念可以从早期的集体表象中产生,而不必保留其原有的神圣地位。
这一论点的适用范围至今仍有争议。证明历法具有社会历史,本身并不能证明体验时间先后顺序的基本能力是社会的产物。同样,社会划分与分类体系之间存在相关性,也不能证明社会在因果关系上普遍先于思维。后来,认知科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区分了人类共有的认知能力和因文化而异的表象体系。涂尔干的持久影响在于,他揭示了知识的制度维度和集体维度:何种区分被视为具有权威性,何种解释被视为正当,何种概念能够用于公共交流,部分取决于社会过程,而非仅仅取决于孤立的认知活动。
教育、道德养成与个体自主性
教育在涂尔干的学术生涯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不仅仅是将其他领域形成的理论付诸应用。他在大学任职期间承担了大量教育科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而师资培养则将社会学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制度联系起来。他将教育理解为成年一代对尚未做好社会生活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有组织的影响。教育的内容必然有所不同,因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和职业环境需要不同的性情倾向与知识形式。
这一定义使教育成为社会化的重要机制。儿童无法仅凭生物意义上的成熟,就获得共同的义务观念、专注的习惯或制度性角色。学校有助于培养个体参与集体生活所需的社会能力。不过,涂尔干并不认为教育意味着将同一种人格强加给所有人。现代社会还需要专门能力和充分发展的个人责任感,因此,学校教育必须将共同的道德养成与差异化培养结合起来。
他关于道德教育的讲稿围绕三个要素展开:纪律、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以及自主性。纪律使人的行为形成规律,并使人认识到欲望受到正当界限的约束。依恋将行动与超越眼前私利的目标联系起来。自主性则意味着理解道德规则的理由,而不是盲目服从。在世俗学校中,道德权威不应依赖神学前提,但仍须说明义务为何值得尊重。
在这一论述中,课堂是一种社会环境,而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场所。共同的任务、规则以及师生关系,能够培养单靠口头讲授无法形成的性情倾向。教师的权威源于其对正当道德秩序的代表,而不仅仅来自个人权力。因此,说明规则的正当依据十分重要:缺乏可理解目的的强制,可能无法培养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独立性。
涂尔干的几部重要教育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包括1922年的《教育与社会学》和1925年的《道德教育》。1938年根据早期讲稿出版的《教育思想的演进》,考察了法国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包括基督教学校教育、中世纪大学与后来思想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些著作将教学法与制度史、道德社会学联系起来。贯穿其中的核心张力在于:教育如何既传承集体信念,又培养批判判断能力。涂尔干坚持认为,自主性本身也需要通过社会塑造来形成;这一主张非但没有消除上述难题,反而使其更加突出。
政治立场、职业团体与国家
涂尔干的政治著述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制度与冲突背景下展开的。他支持世俗公共教育和共和主义的公民生活,但不能将他的政治思想简单理解为对共和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政策的辩护。他区分了广义的社会与国家,并考察公共权力在何种制度条件下能够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吞并社会生活。他的政治社会学尤其关注道德个人主义、中间团体与有组织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
他对德雷福斯事件的介入,尤为清晰地阐明了他的道德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1898年)中,他为一种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个人主义辩护,而不是以自身利益或对集体义务的敌视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对人的尊重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共同的道德信念。按照这一观点,捍卫个人、使其免受不公正待遇,并不必然损害社会;相反,这可以肯定维系现代社会的核心原则之一。
这一论点表明,将涂尔干理解为不受限制的集体主义的倡导者,未免过于简单。他认为,个人权利的发展是一项历史性的社会成就,由制度和集体信念所维系。同时,他反对这样一种假定:个人在进入社会时,就已经拥有了独立于社会发展、充分成形的权利与能力。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主体既受到保护,免受某些集体压力,也是在集体生活中形成的。
职业团体在他提出的制度安排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团体旨在联结个人、规范经济行为、形成共同标准,并在分散的私人利益与集中的权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它们不只是工会,也不同于后来威权主义的社团主义机构。涂尔干设想,这类组织由承担经济职能的参与者组成,他们之间持续的互动能够支撑一套规则;与仅仅依靠远离实际的立法相比,这些规则与工作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
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讲课中,将社会主义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回应,而不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纲领。他同样关切缺乏规制的经济关系所带来的问题,但并未接受马克思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主要解释的观点。职业团体能否克服根深蒂固的权力不平等,能否充分代表既有职业群体之外的人,这些问题仍然有待回答。他的著述也未能明确解决职业代表制、地域代表制与民主问责之间的具体宪制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撰写了支持法国的爱国主义文章;这又提供了一个背景,展现他对集体认同的分析如何与当下的政治行动交织。
接受、批评与持续影响
涂尔干的影响沿着几条不同的思想脉络发展。在法国人类学中,莫斯延续了对义务、交换与集体象征的分析,同时更加重视法律、经济、宗教及身体实践之间的相互联系。哈布瓦赫则从社会框架入手,推进了记忆研究。这些研究与涂尔干的研究纲领有着明显的联系,却并非只是对其观点的重述。它们使意义的社会组织方式成为一个持续受到关注的研究问题。
在英语社会学界,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中赋予涂尔干核心地位,强调共同的规范性承诺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这一接受路径将涂尔干与结构功能主义紧密联系起来。然而,这种联系也可能掩盖一些重要区别。涂尔干明确区分了对起源的解释与对功能的解释;他对失范和强制性分工的论述考察的是整合的失败,而不是预设每一种制度都有益于社会。
罗伯特·K.默顿围绕文化所强调的目标与获得制度认可的手段的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张力,重新阐释了失范概念。这是一次重要的拓展,而非对涂尔干关于规制不足的解释的原样复述。互动与公共仪式研究也将集体欢腾的概念运用到宗教以外的情境中。欧文·戈夫曼对日常仪式的分析,以及后来的互动仪式理论,都探讨了人际相遇如何产生尊重、团结、情感能量与成员身份的边界。
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上。与冲突理论相关的研究取向质疑,对道德整合的强调是否充分重视了支配、强制与利益分歧。解释社会学追问集体模式与行动者自身的理解之间有何关系。女性主义学者批评了涂尔干关于性别与家庭关系的预设,尤其是他在婚姻与自杀问题上的论述。人类学家则质疑其中的进化等级观,以及将民族志所呈现的多样社会用作基本社会形式之证据的做法。
方法论争论也仍在继续。比较研究中发现的关联并不能自动确立因果关系;官方记录是制度运作的产物;而指出某种实践对社会团结的贡献,既不能解释其起源,也不能证明其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反过来说,涂尔干的著作也为考察这些问题本身提供了资源,因为它引导人们关注范畴、证据与权威的社会生产。当代关于公共哀悼、国家纪念活动、职业伦理、制度信任以及媒介化集体聚会的研究,仍在运用或修正他的概念。在这些研究中,问题都比“社会”是否导致个人行为更为具体:研究者关注的是,哪些关系、分类、制裁与共同实践,产生了可观察的依附、约束或集体体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