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是实践、规则、关系和意义逐渐确立,并成为社会生活中相对持久特征的过程。当一种安排不再仅靠特定个人的偏好来维系,而是得到共同预期、公认角色、执行机制或有关通常行事方式的观念支撑时,它就实现了制度化。在社会学、政治分析和组织研究中,这一概念用于解释反复发生的活动如何获得稳定性、权威性和延续性,不因成员或领导者的更替而中断。
制度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建立正式组织或制定法律。非正式惯例、专业标准、家庭实践和政治预期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也可能实现制度化。反过来,一个正式成立的组织,如果其规则经常遭到无视,或完全依赖某一位领导者,也可能依然脆弱。因此,这一概念关注的是各种安排如何在社会中不断延续,而不仅仅是它们在法律上是否存在。
在医疗和社会照护领域,这个术语还有一种独立的含义:被安置到精神病院、住宿式照护机构、监狱或类似机构,或在其中长期居住。在这一语境下,它既可指进入机构,也可指在机构日常规程约束下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用法与更广义的社会学概念有所交集,因为住宿式机构会对角色、权威和日常行为作出安排,但这两种含义不能互换。
制度、组织与既定实践
社会制度是由规则、角色和预期构成的相对持久的安排,社会活动通过这些安排得以组织起来。制度涵盖多种不同的安排,例如婚姻、财产所有权、选举竞争和专业资格认证。相比之下,组织是一个边界明确的集体,其成员可以辨识,并具备一定的协调行动能力。大学是组织,而学位授予惯例和学术职业发展体系则属于制度安排。组织在制度框架内运作,同时也参与制度的再生产或变革。
制度化是这些安排逐渐确立的过程。它可以指一项新规则的形成、一个组织的巩固,也可以指某种获得认可的模式在一个社会场域中的传播。这些过程不一定同时发生。一个新成立的选举委员会可能拥有办公场所、工作人员和法定职权,但其独立性的制度化程度仍然很低。反过来,人们可能普遍期待任职者在某种特定失误后辞职;这种不成文的预期即使没有直接的法律制裁作为保障,也可能具有很高的制度化程度。
制度化这一概念与习惯性行为密切相关,但两者并不相同。习惯可以只属于个人,而制度化涉及主体间的预期:参与者会预判他人的行为,并参照公认的角色来理解自身的行为。当一个群体的定期会议有了公认的召集程序、明确认可的决议记录职责,以及由继任者延续这一做法的预期时,这种会议实践就表现出更明确的制度化特征。重复是制度化的基础,但仅凭重复并不能确立正当性、义务或延续性。
同样,正式化也只是制度化可能包含的一个组成部分。成文程序可以明确职责、保存组织记忆,并促进规则的执行。然而,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可能比正式规则更具影响力。在工作场所,晋升在形式上可能取决于公开的标准,实际却可能遵循既有的提携关系网络。这两种安排都可能实现制度化,尽管它们的运作机制不同,而且可能相互冲突。
因此,制度化有程度和维度之分,而不是一种非有即无的简单状态。一种实践可能得到广泛认可,却缺乏有力执行;可能在法律上具有强制性,却在文化层面备受争议;也可能在某一职业群体内部深入人心,在其他群体中却鲜为人知。持久性也不意味着可取性。制度能够使合作保持稳定并保护权利,但同样可能不断再生产排斥、不平等或强制。从分析角度看,解释一种安排为何能够延续,与认同其目的或后果是两回事。
思想发展与主要理论取向
早期社会学在制度化成为独立的研究术语之前,就已开始探讨制度的持久性。埃米尔·涂尔干将既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视为社会事实:它们独立于个人选择而存在,并对个人施加约束。马克斯·韦伯分析了合法权威的组织方式,以及魅力型领导如何转化为更持久的制度安排。他对魅力常规化的论述说明了,依赖非凡领袖的运动如何发展出职位、继任程序、财产安排和行政惯例。
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基层》(1949年)和《行政中的领导》(1957年)中,从组织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论述。塞尔兹尼克区分了作为技术工具的组织与承载着超越其直接任务的价值承诺和意义的制度。他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研究着重考察了该组织如何适应地方利益,以及如何将外部群体纳入其中。按照这一解释,制度化既可能强化组织的身份认同,也可能使组织偏离创立者最初的目标。
彼得·L. 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在《社会现实的建构》(1966年)中,将制度化与习惯化、对角色的相互理解以及社会知识的传递联系起来。他们关于社会现实的建构的论述解释了,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安排如何逐渐显得客观存在,并独立于其创造者。通过社会化和内化,新成员不仅学会明确的规则,也学会理解这些规则所依赖的认知范畴。上一代人通过协商确立的安排,到了下一代人面前,可能已经成为既存的社会秩序。
20世纪70至80年代,组织社会学中重新兴起的制度研究取向受到广泛关注。约翰·W. 迈耶和布赖恩·罗恩在1977年的论文《制度化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中指出,组织采用获得正式认可的结构,部分是为了彰显其合法性,而不只是为了提高技术绩效。保罗·J. 迪马吉奥和沃尔特·W. 鲍威尔在1983年“重访铁笼”的论文中,以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过程解释组织之间的相似性。此后,W. 理查德·斯科特围绕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构建了制度分析的框架。
政治学和经济学中也发展出了相关的研究取向。詹姆斯·G. 马奇和约翰·P. 奥尔森在1984年关于“新制度主义”的论文中,强调了规则、身份认同和组织惯例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道格拉斯·C.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年)中,将制度定义为人类设计的、为互动提供结构的约束,并将制度与在这些约束之内行动的组织区分开来。这些研究取向并不构成单一理论:对于如何最好地解释制度的延续,它们各有侧重,或强调利益、合法性、认知、权力、历史序列,或强调这些机制的组合。
确立与再生产的机制
制度化通常始于人们针对反复出现的问题形成了可辨识的应对方式。参与者逐渐对谁应当采取行动、应当遵循哪些程序,以及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接受形成预期。重复使人们不必在每次互动时都从头协商。当这些预期依附于职位而非特定个人时,一种实践便能在人事更替中延续。例如,职责明确的职位能使新任职者承接权威,而无须重建整套关系。
执行是维持制度延续的一种机制。规则可以通过法院、行政检查、行业纪律处分,或非正式的社会奖惩(如非议和排斥)来维系。有效执行并不意味着必须不断施以惩罚。如果参与者预期违规行为会被发现并受到惩处,许多行为即使没有可见的干预,也可能符合规则。反之,一项规则若屡遭违反而不产生任何后果,即使在形式上依然有效,也可能失去实际权威。因此,规则的执行有赖于监督、可信的应对措施,以及负责执行者的能力。
规范承诺则提供了另一种基础。人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规则合宜、公正、具有约束力,或是自身角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官对公正无私的坚持,或研究人员对准确报告的坚持,都不能完全归结为对惩罚的恐惧。这类承诺通过教育、专业培训、榜样和职业共同体传承,也可能通过将某种角色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相联系的仪式、典礼和象征得到强化。
当各种安排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认知机制便在发挥作用。在人们作出任何明确的权衡之前,“学生”“雇员”“公民”或“持证执业者”等类别就已经组织起了相应的预期。表格、统计资料、职位说明和数据库可以将这些类别嵌入日常管理之中。这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构成性:制度不仅约束已经存在的行动者,也参与界定哪些身份、能力和行动方式得到认可。因此,挑战一种制度,可能需要改变人们理解问题时所使用的类别,而不仅仅是调整某项激励。
物质支撑同样重要。建筑物、档案、预算、技术系统和受过训练的人员,使各种实践得以持续再现。为监管机构提供一年的经费,与为其建立持续的收入来源、职业发展体系和可靠的人员接替程序,是两回事。当参与者投入资源,培养专门技能或建立配套安排时,制度化就可能形成自我强化。不过,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固定顺序。强制可以先于认同,共同信念可以先于成文化,而看似根深蒂固的实践,也可能依然依赖少数行动者提供的资源。
组织、合法性与趋同
组织不仅需要完成任务,还需要在重要受众眼中显得有能力、负责任,并具有可辨识的组织形象。制度合法性指组织或实践在社会确立的价值与期望框架内被接受、被认为适当的程度。资质认证、受认可的法律地位、专业资格以及对公认组织模式的遵循,都有助于组织获取资金、招募人员、吸引客户或争取政治支持。合法性并不等同于经实践证明的有效性:一个组织即使成效不明,也可能获得广泛认可;也可能取得实际成效,却难以获得承认。
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区分了制度同形的三种机制;制度同形是指同一场域中的组织变得越来越相似的过程。强制性压力来自法律、对资金的依赖以及强势组织。模仿机制是指仿效那些被认为成功或具有合法性的模式,尤其是在不确定的情境下。规范性压力则主要通过专业培训和职业网络产生。因此,一家医院采用某种汇报体系,可能是因为监管机构有此要求,也可能是因为同类医院都在使用,或是因为接受过相同专业训练的管理者认为这样做才恰当。
这些机制可以同时发挥作用。一所寻求认可的大学,可能会设立院系、任用委员会、学位规章和科研评价程序,因为这些结构既能满足法律要求,又能吸引合格人员,还符合人们对大学的主流认识。这种趋同并不必然意味着所采用的结构毫无用处。标准化可以促进合作、相互认可和人员流动。制度视角所追问的是:即使某种模式对绩效的直接贡献尚未得到确证,它为何仍会传播开来。
这一领域文献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组织脱耦,即正式承诺与日常活动相分离,或规定开展的活动与其预期结果相分离。一个组织可能公布一套详尽的评价政策,但实际决策却基本维持原样。脱耦可能反映出能力有限、要求彼此冲突、力图保留运作灵活性,或有意进行印象管理。不应自动将其视为欺骗的证据;组织常常面临无法同时得到充分满足的多重要求。
制度化也会影响组织内部的权力。一旦某个部门、预算类别或专业管辖范围确立下来,相关成员便会对其延续产生利益诉求。记录与惯例保存了制度记忆,却也可能使过时的做法难以修正。另一方面,内部意见分歧与局部调整意味着,制度化组织内部很少整齐划一。同一项正式政策在不同部门可能有不同的解读,而总部看来已经确定的安排,在日常工作中可能仍有争议。
政治制度、法律与国际治理
在政治分析中,制度化关注政治组织和程序的持久性、自主性及其获得认可的权威。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中,从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四个维度评估制度化。他的分析框架区分了政治参与的扩大与能够有效应对这种参与的组织的发展,也将制度化与民主视为不同的概念: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都可能拥有持久的政治机构,尽管两者的参与规则和问责规则有所不同。
政党的制度化不仅取决于其存续时间或选举成绩。相关特征还包括稳定的地方组织、得到认可的领导人遴选程序、与社会群体之间的持久联系,以及不依附于创始人而延续的政党认同。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关注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包括竞争的稳定性和对选举程序的认可。一个历史悠久的政党可能仍然依赖某一位领导人,而一个相对年轻的政党则可能形成有效的领导交接规则和鲜明的纲领。
当各种预期被纳入具有权威性的规则、裁判程序和遵守规则的实践之中时,法律制度化便由此形成。宪法可以分配权力,但其实际运作取决于法院、行政人员、政治行动者和公民是否将这些权力分配视为具有实际约束力。法治不仅仅意味着制定成文法:公共权力必须依照既定法律程序运行,而不能完全凭个人意志行使。同时,正式法律与非正式惯例并存,后者包括有关部长责任或行政权力合理行使方式的惯例。
制度化可以通过明确责任归属、建立质疑决策的程序,来支持政治问责。预算听证、司法审查和定期报告可以减少对任职者自愿披露信息的依赖。然而,如果监督机构无法获取信息、缺乏资源或没有实效性的权力,这些安排仍可能流于形式。因此,区分问责机制在法律上的设立与其持续运作,是实证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国际层面,制度化的形式涵盖定期磋商,以及设有秘书处、决策程序、监督体系和争端解决安排的常设组织。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与欧洲联盟,体现了组织常设性与授权程度的不同组合。国际制度始终嵌于国家间关系之中,正式承诺在执行力度和国内落实情况上也各有不同。条约可以设立一个机构,但持续的预算投入、人员配备、报告惯例以及对其决定的接受程度,决定了该机构此后如何运作。
市场、专业职业与知识
市场依赖于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安排界定了什么可以交换、谁可以参与,以及如何强制履行义务。产权、合同法、会计规则、支付系统和破产程序,都有助于使交易变得可预期。因此,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化,并不意味着只是向一个原本没有制度的市场加入政府干预。即便是相对分散的交换,也依赖于公认的记账单位、质量惯例和解决分歧的规则。不同的制度组合可以支撑不同形式的经济协调。
诺斯强调,制度既塑造激励、减少不确定性,也可能使低效率的安排持续存在。强势群体可能从限制准入或保护既有优势的规则中获益。此外,从其他环境中引入一项正式规则,并不会自动复制其效果。在法院办事迟缓、记录不完整,或交易高度依赖私人关系网络的地方,同一部商事法规的实际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制度分析考察的是正式规则、非正式实践与执行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地评估法律文本。
专业职业通过界定从业资格、培养路径、伦理责任和公认的执业范围,使专门知识制度化。在医学、法律和工程领域,资格认证与执业许可可以确定哪些人获准执行特定任务。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将教育培训与受认可的资历相衔接,帮助这些安排延续下去。专业职业的制度化既能保障专业能力、促进问责,也会划定边界,限制准入,或将某些活动保留给特定职业群体。
科学研究是另一个重要案例。学科地位的确立涉及期刊、大学院系、学会、科研资助以及公认的证据标准。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成为开展实验探究和交流成果的组织中心之一;《哲学汇刊》于1665年创刊。现代同行评审和学术出版是在多样的历史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非源于某一次创立事件。它们的制度化为研究共同体提供了评估主张、分配关注和记录贡献的程序,但并未消除分歧或错误。
新兴专业领域往往通过学位课程、专业学会、专项资助和标准化术语来寻求制度层面的认可。这种认可可以明确专业能力和各方预期,从而使合作更加顺畅;也可能促使人们遵循既定的成就衡量标准。一个围绕特定发表形式或评价指标组织起来的研究领域,会影响哪些问题得到关注。因此,制度化有助于使知识生产趋于稳定,同时也使其标准和边界成为影响深远的争论对象。
制度变迁、延续与衰退
制度的持久性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规则不断被诠释,资源发生转移,参与者来来去去,新的问题也会暴露既有安排中的模糊之处。变迁可能发生在显著的危机之后,也可能通过日常决策逐步累积。某项行政程序即使保留原有名称,也可能随着资格规则、人员配置惯例或执法重点的变化而承担截然不同的职能。因此,制度的延续与转型可以在不同层面同时发生。
路径依赖指的是早期选择通过自我强化机制塑造后续可能性的过程。对专用基础设施的投资、协调带来的收益、学习效应以及政治承诺,都可能使转换成本变得高昂。这一论点不只是说历史很重要,更指出了某种特定的事件序列如何通过具体机制缩小后续选择的范围,或改变其方向。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某种结果不可避免或永久不变,而是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替代方案在技术上已可实现,某种安排仍可能延续。
历史制度主义者区分了几种渐进式变迁。替代是指新规则取代旧规则。叠加是在既有结构之外增添新的安排,从而可能改变两者的相对重要性。漂移是指规则在形式上保持不变,但环境变化使其效果发生转变。转换则是通过重新诠释或改变使用方式,将既有制度引向不同的目的。这些区分尤其见于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凯瑟琳·西伦和詹姆斯·马奥尼的相关研究,说明了为什么仅以立法上的替换来衡量变迁,可能会忽略实质性的制度转型。
能动性仍然十分重要。有些行动者被称为制度企业家,他们调动权威、专业知识、关系网络或资源,以建立新的安排。专业协会、社会运动、企业和公职人员都可能发挥这类作用。他们的影响力取决于其在既有制度中的位置:拥有公认权威的行动者可能有机会参与决策,但也可能因自身利益而倾向于维护现行规则。处于边缘的行动者可能更容易看到替代方案,却缺乏将其付诸实施的资源。
去制度化在广义的社会学意义上,是指既有实践丧失正当性、执行保障、资源支持,或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过程。奥利弗在其颇具影响力的1992年分析中,区分了促成这一过程的政治压力、功能压力和社会压力。权力关系的变化、对实用性的质疑或社会期望的转变,都可能导致制度衰退。不过,废止一项正式政策并不一定能消除其非正式遗产。即便产生这些遗产的制度安排已在形式上消失,人员关系网络、建成环境、档案系统以及习得的预期,仍可能继续塑造人们的行为。
住宿机构与社会照护
在医疗与社会照护领域,机构化是指入住提供照护、监督或看护的机构,在其中居住,或长期依赖此类机构。相关场所包括精神病院、残疾人住宿设施、儿童福利院及长期照护机构。这一含义必须与规则或职业的制度化相区分:一个人可能在居住安置层面经历机构化,而一项照护政策则可能在组织层面实现制度化。这两种用法涉及不同的分析单位。
欧文·戈夫曼在《收容所》(1961年)中考察了他所称的全控机构:在这类场所中,生活的主要方面都在同一地点、同一权威的管理下展开,各项活动按照强制规定的时间表集体进行。他的分析以1955至1956年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开展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戈夫曼描述了入院程序、工作人员与住院者之间的区隔,以及对日常自主权的限制,如何重塑身份认同与人际互动。他的概念也涵盖非医疗场所,不过,不同机构的宗旨和控制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有关机构化的讨论有时关注人们对机构日常运作方式的适应,包括对作息安排的依赖,或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选择的机会减少。但不能仅凭一个人住在某个设施内,就推断其出现了这些结果。居住时长、人员配置、个人处境、法律身份、与机构外部的关系,以及对日常活动的掌控程度,都是重要因素。无论是服务对象群体的特征,还是某项服务的影响,都不应被视为整齐划一。同样,住宿支持与高度限制性的机构组织形式也不是同一类别。
在这一领域,去机构化通常指减少对大型住宿机构的依赖,并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安排。在美国,1963年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法》是更广泛转型的一部分;这一转型涉及联邦政策、州立医院体系、筹资方式的变化、法律发展以及治疗实践的变迁。美国最高法院在“奥姆斯特德诉L.C.案”(1999年)的判决中认定,在符合该院明确列出的条件下,无正当理由地将残疾人隔离,构成《美国残疾人法》所禁止的歧视。关闭机构与建立充足的社区服务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因此,仅凭床位数量的变化,无法判断支持服务的质量或可及性。
国际权利标准进一步影响了这一讨论。2006年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9条确认,残疾人享有在社区生活的平等权利,并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选择机会。该条涉及居住安排的选择以及获得社区支持服务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人权、法律行为能力和无障碍为考察服务如何影响自主权和社会参与提供了框架,而不是将地点或组织规模视为充分的衡量标准。
研究方法与分析局限
制度化研究首先要明确:什么正在制度化,以及这一过程发生在哪些群体之中。制度化的对象可以是一项规则、一种组织结构、一种职业身份、一套政治程序,或一种共同认可的分类方式。相关群体可能是一个组织、整个职业群体、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或一个跨国场域。如果不明确这些问题,就可能把采纳的证据与认同的证据混为一谈,也可能将组织的持续存在误认为其原有实践的延续。
不同维度需要不同的指标。正式确立的程度可以通过立法、章程、预算或行政任命来衡量。融入行为的程度可以通过遵从记录、决策模式,或领导层更替前后惯例的延续情况来考察。规范层面的认同可以通过访谈、公开的正当性论述、专业文献和调查来研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程度则更难直接观察:研究者往往会考察参与者不加解释便默认的假设、他们对违规行为的反应,以及他们是否认为其他选择是可以设想的。
定性研究、档案分析、民族志和比较历史研究,尤其有助于追踪机制及其发生的先后顺序。参与观察可以揭示正式程序与日常行为之间的差距,而文献资料则可以确定官方承诺何时发生了变化。定量研究可以考察组织实践的扩散、存续状况的差异,或不同组织采纳某种实践的时间。例如,事件史分析可以检验:在同类组织采纳某种实践之后,其他组织采纳该实践的可能性是否有所增加;但仅凭这一模式,尚无法确定模仿为何发生。
因果解释面临一些反复出现的难题。受到同一法律变革影响的组织,即使没有相互模仿,也可能变得更加相似。成功的实践可能因其已得到证实的绩效而传播,而非出于合法性压力。反过来,效率的衡量标准本身,也可能反映出关于何谓成功的制度化假设。因此,研究者必须区分相互竞争的解释,避免既用持续存在来定义制度化,又将其作为制度化导致持续存在的证据。
跨文化比较还会带来其他局限。“职业”“组织”“家庭”或“公共权威”等范畴,在不同社会中的边界未必相同。研究还可能将既有安排视为各方共识的产物,而实际上,一些参与者只是因为别无选择才遵从这些安排。因此,必须关注权力、排斥,以及人们挑战规则的能力差异。一项制度可以为人熟知却不被认同,可以保持稳定却缺乏合法性,也可以在形式上具有包容性,却通过实际运作中的做法,使不同群体获得资源与机会的渠道并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