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是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的一项国际人权条约,于2007年3月30日开放签署,2008年5月3日生效。公约旨在促进、保护和确保残疾人充分、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进对其固有尊严的尊重。公约规定了平等、无障碍、法律认可、独立生活、教育、健康、就业、政治参与及其他生活领域的相关义务。
公约将残疾人视为有权自主作出决定、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主体,而不只是医疗、福利或慈善服务的接受者。公约承认,残疾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源于身心损伤与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社会的各种障碍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理念将个人权利与制度、环境、服务及公众态度的改变联系起来。
《残疾人权利公约》将实质性权利与履约、协商、国际合作和监督等方面的义务相结合。另行制定的《任择议定书》为接受该议定书的国家设立了个人申诉和调查程序。这两份文书共同构成了联合国人权体系内残疾相关立法与政策的核心框架。
历史发展与谈判
在《残疾人权利公约》出台之前,残疾人问题主要通过一般性人权条约、专门的劳工标准以及若干不具约束力的联合国文书加以处理。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人人享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而1966年通过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则确立了具有约束力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保障。这些保障同样适用于残疾人,但其文本并未系统处理残疾人特有的障碍。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在第23条中明确规定了残疾儿童的权利。
联合国的残疾人政策最初通过宣言和行动方案逐步发展,而非依托一项综合性条约。其中的重要里程碑包括1975年的《残疾人权利宣言》、1981年的国际残疾人年,以及1982年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1983年至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尽管《标准规则》不具有条约那样的法律约束力,但它为各国行动和国际监测提供了框架。
残疾人组织日益明确地指出,现有安排不足以有效应对排斥、歧视以及自主权遭到剥夺等问题。残疾人权利运动强调,残疾人应参与影响自身的决策,这一主张常以“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替我们作决定”来表达。这场运动将无障碍交通和个人协助等实际诉求,与承认残疾人享有平等公民地位和自主决策权联系起来。这些优先诉求既影响了《公约》的实质内容,也促成了残疾人组织在谈判过程中极为广泛的参与。
2001年12月,在墨西哥提出倡议后,联合国大会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审议关于制定一项综合性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提案。该委员会于2002年至2006年间举行了八届会议。2004年1月召集的工作组拟定了一份草案,成为后续谈判的基础。新西兰外交官唐·麦凯主持了这一进程的后期工作。各国、联合国机构、国家人权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参与了关于法律能力、教育、无障碍及其他争议问题的讨论。
《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经联合国大会第61/106号决议通过。在《公约》开放签署的首日,共有82个国家签署。《公约》的谈判和生效进程相对迅速,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其详细条款也体现了不同法律制度和残疾人政策路径之间的妥协。
法律结构、适用范围与一般义务
《残疾人权利公约》由序言和50条条款组成。第1至第4条规定了公约的宗旨、定义、原则和一般义务。第5至第30条详细规定了各项权利和实质性义务。第31至第33条涉及统计、国际合作以及国家层面的实施和监测。第34至第40条确立了国际监测安排,第41至第50条则载有关于同意受公约约束、保留、修正、退出和作准文本等事项的规定。作为一项条约,公约为缔约方确立了国际法上的义务。
第1条并未对残疾作出穷尽性定义,而是指出,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妨碍他们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切实地参与社会。这一措辞为认识的不断发展留出了空间,也避免将封闭式的医学分类作为获得保护的唯一门槛。序言同样强调,残疾是损伤与态度和环境方面的障碍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3条列明了八项一般原则:尊重固有尊严和个人自主;不歧视;充分、切实地参与和融入社会;尊重差异,接受残疾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机会均等;无障碍;男女平等;以及尊重残疾儿童不断发展的能力和自身身份。这些原则为整部公约的解释提供指引,而不仅仅是独立于具体实施条款之外的愿景。
根据第4条,各国必须采取适当的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修改或废除具有歧视性的法律和做法,并在所有政策和方案中考虑残疾人权利。这些义务的范围不限于公共机关:各国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消除个人、组织和私营企业的歧视行为。此外,各国还必须推动研究、无障碍技术、信息提供和培训。第4条第3款要求,在相关决策过程中,通过残疾人的代表组织与残疾人密切协商,并使其积极参与。
公约既规定了应立即履行的义务,也规定了可逐步实现的义务。第4条第2款要求各国尽最大可用资源,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采取措施,并在必要时开展国际合作。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推迟履行国际法规定的立即适用的义务,包括不歧视义务。第4条第5款规定,公约适用于联邦制国家的所有组成部分,不得有任何限制或例外。批准公约会产生国际义务,但具体条款能否由国内法院直接执行,取决于各法律体系关于条约及实施性立法的规则。
平等、无障碍与合理便利
第五条要求法律给予平等保护和惠益,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并要求提供平等、有效的法律保护,使人免受基于任何理由的歧视。第二条对基于残疾的歧视作了广泛界定,涵盖目的或效果在于妨碍平等享有权利的区别、排斥或限制。因此,构成歧视并不以存在歧视意图为必要条件:形式上中立的规则也可能产生排斥效果。该定义明确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列入歧视范围。
合理便利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所需,作出必要且适当、又不造成不成比例或过度负担的修改和调整。例如,调整考试安排、变更工作时间,或提供沟通支持以便使用某项服务。这项义务具有个别化性质,旨在应对特定个人遇到的障碍。对于负担限度,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评估,而不能笼统地认定调整成本过高或会给行政管理带来不便。第五条第四款还另行允许采取为加快实现或切实实现实质平等所必需的具体措施。
第九条全面规定了无障碍要求,涉及人们能够进入环境、使用交通工具、获取信息、进行沟通,以及使用向公众开放或提供的设施与服务的一般条件。各国必须查明并消除障碍,制定最低标准并监督其执行,确保提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私营实体将无障碍纳入考虑。第九条特别提及建筑物、道路、交通、学校、住房、医疗设施、工作场所、电子服务和应急服务。其适用范围同时涵盖城市和农村地区。
区分无障碍与合理便利十分重要。无障碍通常涉及面向各类使用者、预先采取的系统性措施,而合理便利则针对个人的具体情况。铁路运营方可能既有义务确保车站和乘客信息总体上符合无障碍要求,也需要为标准安排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旅客作出特定调整。符合建筑规范,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涉及个人合理便利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
第二条还将通用设计界定为: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设计出无需改造或专门设计即可供所有人使用的产品、环境、方案和服务。这并不排斥在有需要时使用辅助器具。在数字环境中,这些原则涉及键盘导航、屏幕阅读器兼容性、字幕以及易于理解的界面等功能。无障碍与城市规划、公共采购及信息技术密切相关,但《公约》将其视为一项权利保障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偏好。
法律行为能力、获得司法保护与人身完整性
第十二条涉及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该条确认,残疾人有权在任何地方被承认具有法律人格,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与其他人平等的法律行为能力。法律行为能力既涉及享有权利,也涉及通过法律认可的行为行使权利,例如订立合同、管理财产或对某项决定表示同意。它不同于对个人决策能力的评估,后者可能随具体情境、沟通方式及可获得的支持而变化。
各国必须确保残疾人能够获得其在行使法律行为能力时可能需要的支持。辅助决策可以包括协助理解信息、表达选择,或识别和评估可选方案。第十二条要求设置防止滥用的保障措施:有关措施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意愿和偏好,避免利益冲突和不当影响,与具体情况相称并适合当事人的处境,适用时间尽可能短,并接受主管、独立且公正的机关或司法机构的定期审查。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2014年通过的第一号一般性意见中,将第十二条解释为要求从替代决策转向辅助决策。按照委员会的解释,无论是被认为存在还是实际存在的心智能力不足,都不得成为剥夺法律行为能力的理由。如果经过充分努力仍无法确定当事人的意愿和偏好,委员会主张对其意愿和偏好作出最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对成年人采用“最佳利益”标准。这一解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各国制度在监护法律以及辅助决策安排的设计和适用范围方面仍存在差异。
第十三条要求确保残疾人切实获得司法保护,包括提供程序性便利和适龄便利,使其能够作为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包括证人)参与司法程序。沟通协助、无障碍文件,以及对询问方式或庭审程序作出调整,都可能是行使权利的必要条件。该条款不仅适用于审判,也适用于调查和其他审前阶段,并要求为司法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和监狱工作人员)提供适当培训。它将残疾人权利与正当程序及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联系起来。
第十五至十七条保障残疾人免受酷刑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免受剥削、暴力和虐待,并保护其身心完整性不受侵犯。第十五条明确禁止未经本人自由同意而进行医学或科学实验。第十六条要求采取预防措施,提供无障碍支持,对设施和方案进行独立监测,提供康复服务,并采取措施发现、调查虐待行为,在适当情况下提起公诉。这些义务涵盖家庭内外的风险,并要求关注与年龄和性别有关的具体情况。
自由、独立生活与融入社区
第十四条保障人身自由和安全,并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残疾为由剥夺自由。残疾人无论经何种程序被剥夺自由,均有权享有国际人权保障,并获得符合《公约》的待遇,包括合理便利。这一条款既针对以残疾为由实施拘禁的做法,也要求在通常的刑事程序及其他合法程序中给予残疾人平等保护。
第十四条与精神卫生立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法律解释中的重要议题。委员会始终认为,不得以身心损伤作为非自愿拘禁的依据,即使同时考虑被认为具有危险性或需要治疗等标准,也不例外。一些国家仍保留精神卫生法律,允许在符合特定保障条件的情况下强制收治。因此,必须区分条约的措辞、委员会的解释以及各国国内的法律实践。《公约》本身并未为精神卫生服务确立详尽的临床规范或程序规则。
第十九条确认残疾人享有在社区生活的平等权利,并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选择。该条要求确保残疾人有机会选择居住地,以及在哪里、与谁共同生活,而不被迫接受某种特定的生活安排。该条还要求确保残疾人能够获得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区支助服务,包括为支持其融入社区、防止孤立或隔离而必需的个人协助。面向公众的一般社区服务必须向残疾人平等开放,并满足个人需要。
在这一语境下,独立生活并不意味着独自居住,也不意味着在不借助任何协助的情况下完成所有活动。其核心在于选择、自主掌控和参与,需要大量支持的人也同样享有这些权利。如果居住者仍然无法选择自己的日常作息、共同生活的人或支助服务提供者,那么从大型机构迁入较小的住所,并不一定能保障这些权利。反过来说,只要相关安排尊重本人的决定并使其能够参与社会生活,接受他人协助就与独立生活并不矛盾。
委员会于2017年通过的第5号一般性意见,进一步阐释了独立生活与融入社区之间的关系。落实这些权利涉及住房、个人协助、无障碍交通、收入支持及一般公共服务,而不只是关闭机构。第二十条对这些义务作出补充,要求采取措施,便利残疾人尽可能独立地实现个人行动,包括获得行动辅助工具、器具、辅助技术及相关培训。第二十二条保护隐私,包括个人、健康及康复信息,无论当事人的居住地或生活安排如何。
教育、健康与家庭生活
第二十四条确认了不受歧视、在机会均等基础上享有教育的权利,要求在各级教育中实行包容性教育制度,并保障终身学习。不得因残疾而将残疾人排除在普通教育体系之外,也不得以此为由将残疾儿童排除在免费义务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之外。各国必须确保提供合理便利、普通教育体系内的支持,以及符合充分包容目标的有效个别化支持措施。
该条既关注学业参与,也关注学习所需的条件。它要求酌情促进盲文、替代文字、辅助和替代性沟通方式、定向行走技能以及手语的学习。该条承认聋人群体的语言认同,并要求以最适合的语言、沟通模式和手段,在最有利于学业和社会发展的环境中,为盲人、聋人和盲聋学习者提供教育。教师招聘和培训必须涵盖残疾意识及适当的教育方法。
在2016年通过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中,委员会区分了包容与排斥、隔离及融入。融入是将学习者安置在现有机构中,条件是他们必须适应既定要求;包容则意味着对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结构和策略进行系统性改革,以消除障碍。这一解释将第二十四条与课程设计、评估、教师培养及教育机构的无障碍建设联系起来。公约还保障平等获得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机会。
第二十五条要求为残疾人提供与其他人范围、质量和标准相同的免费或负担得起的医疗卫生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以及面向全体人口的公共卫生方案。该条还要求提供与残疾有关的卫生服务,包括适当的早期识别和干预,以及旨在尽量减少和预防进一步残疾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尽可能就近在居民所在社区提供,包括农村地区。卫生专业人员必须提供同等质量的照护,包括以自由和知情同意为基础提供照护。第二十六条则另行规定了卫生、就业、教育及社会服务领域的适应训练和康复。
第二十三条保障与居家生活和家庭有关的权利,包括在自由和充分同意基础上缔结婚姻、自主决定子女数量和生育间隔,以及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保留生育能力。不得仅因儿童本人、父母一方或双方有残疾,就将儿童与父母分离。各国必须向残疾父母提供适当帮助,使其履行养育子女的责任。第七条进一步规定,应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并且必须为残疾儿童表达意见提供协助。
就业、社会保护与文化参与
第二十七条确认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工作权,包括有机会在开放、包容且无障碍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中,通过自由选择或接受的工作谋生。其适用范围也包括在就业期间致残的人。各国必须禁止在招聘、录用、持续就业、职业晋升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基于残疾的歧视。该条还保障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安全健康的工作条件、免受骚扰以及就申诉获得救济的权利。
就业方面的义务涵盖提供职业指导、就业介绍服务、持续培训、晋升机会,以及在寻找、获得、保持和重返就业方面给予协助。各国必须在公共部门雇用残疾人,并通过适当政策和措施促进私营部门雇用残疾人,其中可包括积极行动方案和激励措施。各国必须确保在工作场所提供合理便利,并促进自主就业、创业、合作社发展及企业创办。平等参加工会的权利也受到明确保护。
2022年通过的第8号一般性意见从歧视、隔离以及妨碍包容性劳动力市场的障碍等方面阐释了第二十七条。委员会批评了那些将残疾劳动者隔离、限制其转入普通就业岗位或剥夺其平等劳动保障的就业安排。《公约》还禁止奴役或役使,并要求平等保护残疾人免受强迫或强制劳动。因此,其就业条款关注的不仅是一个人是否被统计为就业,还包括工作的质量、自由程度和法律条件。
第二十八条确认残疾人享有适足生活水准的权利,包括获得充足的食物、衣物和住房,以及生活条件的持续改善。该条保障残疾人平等获得社会保护、清洁用水、适当且负担得起的残疾相关服务和辅助器具、公共住房方案及退休福利。该条特别规定,应帮助生活在贫困中的残疾人及其家庭承担与残疾有关的开支。这些规定承认,如果参与社会生活需要在辅助服务、交通或技术方面额外支出,那么相同的名义收入并不一定能带来同等的生活条件。
第三十条将平等参与的范围扩展至文化生活、娱乐、休闲和体育活动,涵盖无障碍的文化材料、电视节目、电影、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旅游服务,以及在可能范围内具有国家文化意义的纪念地和遗址。各国必须确保知识产权规则不会对获取文化材料造成不合理或歧视性的障碍。该条还承认特定的文化和语言认同,包括手语和聋人文化,并保障残疾人有机会发展创造潜能,参与主流体育活动及专为残疾人开展的体育活动。
参与、交织的障碍与风险情形
参与既是一项实体权利,也是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方式。第二十九条保障政治权利,包括无障碍的投票程序、设施和材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参选;担任公职;以及履行公共职能。在必要且选民提出请求时,必须允许其自行选择一人协助投票。该条还要求营造有利环境,使残疾人能够参与公共事务、政党、非政府组织以及代表残疾人的组织。
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的一般协商义务和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监测义务,将参与的范围扩展至选举之外。2018年通过的第7号一般性意见阐述了委员会对于通过残疾人代表组织参与有关事务的理解。该意见将这类组织与主要提供服务,或虽代残疾人发声、却并非由残疾人领导和管理的机构区分开来。无障碍信息、充足的时间、沟通支持,以及能够切实影响决策的机会,才是参与的核心,而非仅仅记录出席情况的形式性协商。
第六条和第七条涉及残疾妇女和残疾儿童。第六条承认残疾妇女和女童遭受多重歧视,要求采取措施,确保她们充分、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并促进她们的发展、进步和赋权。第七条在保障平等权利的同时,注重儿童不断发展的能力及其表达意见的权利。这些规定贯穿教育、家庭生活、免遭暴力侵害和健康等其他领域,而非设立彼此孤立的权利类别。
第十一条要求依照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残疾人在武装冲突、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等风险情形下得到保护并享有安全。具体而言,这包括无障碍预警、疏散安排、避难场所、沟通,以及基本支持的持续提供。灾害政策中的残疾包容,既关乎当下的人身安全,也关乎日常交通、协助、药品供应或通信网络中断时可能出现的障碍。
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涉及使上述承诺得到有效落实所需的信息与合作。残疾统计数据的收集必须有法律保障,尊重隐私,并遵循适当的伦理标准;这些数据必须有助于评估公约的落实情况并识别障碍。如果有关信息可能使个人遭受污名化或歧视性待遇,数据隐私就尤为重要。国际合作必须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并确保他们能够无障碍地参与。这些义务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互关联,但发展承诺不能取代《公约》中具有约束力的要求。
国内实施与区域法律体系
第三十三条确立了一套独特的国内实施框架。各国必须在政府内部指定一个或多个协调中心,并适当考虑在政府内部设立或指定一个协调机制。这体现了《公约》的跨部门性质:不能将实施工作仅交由卫生部或社会福利部负责。交通、教育、司法、住房、财政、通信及其他主管部门都负有责任,而这些责任往往分布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
各国还必须维持、加强、指定或设立一个框架,其中包括一个或多个独立机制,以促进、保护和监督《公约》的实施。在此过程中,各国必须考虑有关国家人权机构地位和运作的原则,通常称为《巴黎原则》。这些原则强调独立性、广泛的职责范围、充分的权力以及适当的资源。政府的实施职能与独立监督职能有所区别,即使多个机构在同一国家框架内开展合作,两者也应区分开来。
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要求公民社会,特别是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参与监督并充分发挥作用。国内监督可包括审查立法、调查申诉、开展专题调查、检查服务以及评估进展。有效的评估应区分形式上的合规与实际成效。例如,即使已有无障碍法律,交通工具仍可能无法使用;即使教育立法禁止排斥,学习者仍可能缺乏必要的课堂支持。统计指标与权利主体的亲身经历,分别反映了实施问题的不同方面。
《公约》在各国国内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效力各不相同。在一些体系中,条约规定可以直接影响诉讼或为诉讼提供依据;在另一些体系中,则必须通过实施立法,才能确立可在国内依法主张的权利。即使某项规定不能直接执行,法院仍可依据《残疾人权利公约》解释平等保障、行政职责或含义不明确的法律。批准《公约》并不会自动废除与之不符的法律。因此,立法审查通常涉及监护、精神卫生、选举资格、教育、就业、社会保护和无障碍标准等领域。
欧洲联盟于2010年成为《公约》缔约方,这是欧盟缔结的首个人权国际条约。欧盟在成员国向其移交的权限范围内参与《公约》,而成员国也因各自加入《公约》而承担义务。《公约》为欧盟残疾人政策及相关欧盟法律的解释提供指引。在2013年裁决的 HK Danmark 案,即C-335/11号与C-337/11号合并案件中,欧洲联盟法院依据《公约》解释了《就业平等指令》中的残疾概念,其中涉及长期功能受限和合理便利等问题。
国际监督与任择议定书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是根据第三十四条设立的独立专家机构。在《公约》的批准或加入数量达到60个后,委员会成员人数由12人增至18人。委员由缔约国选举产生,以个人身份履职,而非作为政府代表。《公约》要求在选举时考虑地域分配、不同文明形式和主要法系的代表性、性别均衡,以及残疾专家的参与。
根据第三十五条,各缔约国必须在《公约》对该国生效后两年内提交首次报告,此后至少每四年提交一次后续报告,并在委员会提出要求时提交报告。报告内容既涉及已采取的措施,也涉及所取得的进展。委员会通过与缔约国代表团对话审议报告,并考虑其他各方提供的信息,包括残疾人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提供的信息。委员会随后发布结论性意见,指出关切事项并提出措施建议。
委员会还通过一般性意见,解释具体条款和相关主题。这些意见并不修改条约,而是阐述这一专家机构经深入研究形成的解释,并对国内政策、法律论证和国际监督产生影响。结论性意见针对特定国家,一般性意见则阐明更广泛的立场。两者都不应与经谈判达成的《公约》文本混为一谈。在各国与委员会对法律能力、拘禁或服务安排等条款的含义存在分歧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
《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是一项独立条约,与《公约》于同日生效。对于接受该议定书的国家,委员会可以审议个人或群体提交的来文,或代表他们提交的来文,来文须声称这些个人或群体是该国违反《公约》行为的受害者。受理条件包括用尽现有的国内补救办法,但这些办法的适用被不合理地拖延,或不太可能带来有效救济的情况除外。根据议定书规定的条件,匿名申诉,以及已经或正在由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的事项,均不予受理。
议定书还允许委员会在可靠信息表明存在严重或系统性侵权行为时开展调查。经有关国家同意,调查可以包括实地访问;国家在接受议定书时,可以选择不接受调查程序。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并非国际法院的判决,这一机制也不提供直接的强制执行手段或自动赔偿。后续落实有赖于国家行动、国内机构以及持续监督。此外,《公约》第四十条设立了缔约国会议,以审议实施事项,为合作与选举提供平台,但不取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