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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

选举权是在公共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其范围与行使受资格、平等、参与条件及政治代表制度等规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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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是在公共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在适用情况下,也包括在公民投票或其他依法授权的全民决策中投票的权利。它决定了哪些人属于选民群体,即有权参与选任公职人员或决定公共事务的人。虽然“选举权”有时也泛指包括担任民选公职资格在内的权利,但通常指投票的权利,有别于作为候选人参选的权利。

选举权的覆盖范围,以及人们在实践中能否便利地行使这一权利,是民主的重要特征。一个政治体制可能举行选举,却依据性别、财产、种族、公民身份或其他资格条件限制选民范围。反过来,法律广泛赋予投票权,本身也不足以确保人们拥有实质性的政治选择:竞争性选举还依赖于公民自由、可靠的选举管理,以及选票得到切实有效的清点。

选举权的历史既不是沿着单一路径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也不是从未中断的权利扩展过程。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取消限制,有时在将投票权赋予某一群体的同时,又将另一群体排除在外。因此,现代选举权不仅涉及法律上对选民范围的界定,也涉及在实践中保障投票普遍、平等、自由和秘密进行的各项制度。

含义与宪法原则

英语单词“suffrage”源于拉丁语 suffragium,意为投票或表达支持。“Franchise”也是表示选举权的词语,最初泛指法律上的特权或豁免。在选举语境中,enfranchisement 指获得选举权,而 disenfranchisement 则指选举权遭到剥夺或被拒绝赋予。有些法律制度区分 active suffrage(选举权,即投票的权利)与 passive suffrage(被选举权,即竞选并担任民选公职的资格)。这两种权利的资格条件不一定相同:一个人可能已达到投票年龄,却尚未达到担任总统或某一立法院议员所需的年龄。

普选通常意味着,相关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年成员均有权投票,不因财富、性别、种族或宗教等因素而有所区别。它通常并不意味着身处某一领土内的每个人都能投票。年龄、公民身份、居住条件以及某些依法取消资格的情形,通常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描述历史情况时尤其需要谨慎:19世纪的“普选”往往指男性普选,有时甚至仍将相当一部分男性排除在外。

选举权的不同维度可用若干原则来说明。普遍性关乎哪些人能够参与;平等性关乎选票的分量及其在法律上受到的对待;自由性关乎选民是否免受胁迫,以及是否拥有真正的选择。秘密投票保障选民不必公开自己的决定。直接选举意味着,选民直接选出相关公职人员或代表,而不经过选举人组成的中间机构。间接选举并不必然与民主相悖:立法机关的上院议员、总统及其他公职人员,都可能通过经选举产生的中间代表选出。

选举权还须结合具体机构和具体选举来理解。参加全国性立法机关选举的资格,可能不同于参加市级政府、地区议会选举或公民投票的资格。在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是在宪法规定的选举人团制度下选出选举人,而非通过一次全国性的全民投票直接选出总统。在议会制下,选民通常选举代表,而政府的组成则取决于议会信任及其他宪法规则。

还需要区分权利的存在与权利的行使。有资格投票的人可能必须先办理选民登记、证明符合居住条件,或完成身份核验程序,才能领取选票。这些要求可以服务于正当的行政管理目的,但其设计会影响这项权利能否实际行使。因此,宪法与选举研究既考察形式上的资格,也考察一个人完成选民登记、投下选票并使其选票得到计入的全过程。

历史基础与受限的选民范围

早在现代普选权出现之前,投票就已存在。在古希腊,雅典公民大会允许成年男性公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妇女、奴隶和定居当地的外邦人则被排除在外。此外,许多公职通过抽签而非选举产生。因此,雅典的制度一方面让公民享有极为广泛的参与机会,另一方面又对公民身份作出狭窄的界定;不能将其等同于选民范围涵盖几乎所有成年居民或国民的现代选举制度。

罗马共和国通过各类公民大会组织投票,这些大会的结构反映了财产状况、军事编制和地域归属。在百人团大会中,公民在称为“百人团”的群体内投票,而这些群体的投票次序和票额分配有利于较富裕的公民。因此,选民个人之间的政治平等并非其组织原则。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城镇、等级团体、行会及代议会议也采用选举,但参与资格通常取决于团体身份、财产所有权,或是否属于享有特权的共同体。

在英格兰,1430年的一项法令将郡议会选举的投票权限定于符合条件、所持土地年值至少为四十先令的自由保有土地者。各自治市的选举权规定差异很大:资格可能取决于户主身份、自治市自由民身份、地产保有形式,或是否为自治市治理团体的成员。由此形成的并非全国统一的选民群体,而是一套因地而异的选举权制度。一些选区的选民寥寥无几,而迅速发展的工业聚居区却未能获得与其人口规模相称的代表名额。

十八世纪末的革命使这些制度安排的政治基础日益受到质疑。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将政治权力的根源归于国民整体,但1791年宪法又将符合纳税资格的“积极公民”与其他公民区分开来。革命时期的1793年宪法设想了范围更广的男性选举权,却未得到正常施行。因此,公民身份平等的理念在发展之时,选举参与中的排斥现象仍然延续。

最初的美国宪法同样没有确立全国统一的投票资格。第一条将众议院选民的资格与各州议会中人数最多的一院的选民资格挂钩。各州对选举权仍保有相当大的决定权,但此后受到宪法修正案和联邦立法的约束。各州对财产和纳税资格的要求不尽相同,有关种族和性别的规定也各有差异。新泽西州早期的宪制安排曾允许部分符合财产资格的妇女投票,直到1807年的立法将选举权限定于白人男性公民。

这些制度认为,代议制可以与政治地位上的重大差异并存。支持限制选举权的论点通常将投票与财产、独立地位、家长权威,或被认定具有的公共事务判断能力联系起来。反对这些限制的人则日益主张,既然个人须遵守法律、缴纳税款、服兵役并接受公共权力的管辖,就应当享有获得政治代表的权利。

男性选举权的扩大、种族排斥与非殖民化

19世纪,许多国家降低或取消了财产和纳税方面的选民资格限制,但改革的时间和幅度差异很大。在英国,1832年《改革法》重新分配了议会席位,扩大了选民范围,却保留了以财产为基础的资格限制,并明确将议会选举权限定于男性。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进一步大幅扩大了享有选举权的男性群体。1918年《人民代表法》取消了对大多数年满21岁男性的财产资格限制,同时首次赋予部分女性选举权,但对女性的限制更为严格。

法国于1848年实行男性普选。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赋予男性广泛的选举权,尽管其宪政体制的其他部分并未遵循平等的民主原则。普鲁士的下议院选举直到1918年仍采用三级选举制,按纳税额将选民分为三级,使较富裕的选民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因此,同一国家中,某一机构实行广泛选举权的同时,其他机构仍可能采用受限制或不平等的投票制度。

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后于1870年获批的第十五修正案,禁止因种族、肤色或曾受奴役而剥夺或限制选举权。但该修正案的通过并未阻止此后基于种族剥夺选举权的做法。尤其在南方,人头税、识字测试、歧视性的选民登记制度、仅限白人参加的初选,以及恐吓和暴力,使许多黑人公民被排除在选举之外。1964年的第二十四修正案禁止在联邦选举中征收人头税;1966年,最高法院在“哈珀诉弗吉尼亚州选举委员会案”中依据平等保护条款,裁定州选举中的人头税无效。

1965年投票权法建立了打击投票中种族歧视的联邦机制,包括限制各种测试及其他歧视性手段,以及对特定司法管辖区实施监督。这部法律的历史表明,宪法中禁止歧视的规定,可能还需要立法、执法机构和司法救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其他排斥现象的演变路径有所不同:1924年,美国将公民权扩大至在美国境内出生的美洲原住民,但此后各州的限制仍使其中一些人无法投票。

殖民地的选举制度往往在设立有限代议机构的同时实行种族区分。独立有时带来了选举权的大幅扩大。1950年生效的印度宪法确立了议会及各邦立法议会选举中的成年人普选权,首次大选于1951至1952年依此举行。南非则走过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种族隔离制度将占人口多数的黑人排除在全国议会选举之外,1994年4月的选举才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以种族为由排斥任何人的成年人普选。这些历史将选举权与民族自决、国民身份以及废除由法律固化的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女性选举权与平等的政治公民权

女性选举权运动挑战了政治代表权应归男性户主所有的观念。运动参与者运用请愿、报刊、公众集会、诉讼、选举组织工作和公民不服从等方式推动诉求。他们的论据各不相同:有的强调个人权利平等,有的强调女性对社会的贡献,还有的指出,要求女性承担法律义务却不给予政治代表权,是自相矛盾的。这些运动与争取教育、财产、就业以及婚姻中法律地位的运动相互交织,但选举权始终是一项独立的法律诉求。

在美国,1848年的塞尼卡福尔斯大会将女性选举权列为有组织的争取权利纲领中的一项重要诉求。此后的运动既推动州层面的改革,也争取通过联邦宪法修正案。西部的一些领地和州在联邦改革之前便已赋予女性选举权;怀俄明领地于1869年率先采取了这一举措。1920年获批准的第十九修正案禁止因性别而剥夺或限制选举权。但它并未消除种族歧视、公民身份门槛,以及其他仍然影响众多女性的限制。

新西兰于1893年立法赋予女性议会选举投票权,成为首个这样做的自治国家。女性随后于1919年获得议会参选资格。澳大利亚《1902年联邦选举权法》赋予大多数成年女性在联邦选举中的投票权,并允许她们参选,但仍保留了严重的种族排斥性规定,影响原住民及其他群体。芬兰当时是俄罗斯帝国内的自治大公国,于1906年实行普遍、平等的议会选举权,并赋予女性参选资格;1907年,共有十九名女性当选议员。

英国争取女性选举权的运动既包括采取宪政途径的组织,也包括激进的女性参政活动。“温和派女性选举权倡导者”(suffragist)与“激进派女性选举权倡导者”(suffragette)的区分,尤其与这段历史密切相关:后一个称呼逐渐与1903年成立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联系在一起。1918年,年满三十岁且符合资格的女性获得议会选举投票权,而大多数男性年满二十一岁即可投票。《1928年平等选举权法》规定,男女均在年满二十一岁时享有同等的投票权。法国于1944年赋予女性选举权,女性于1945年首次参加法国全国性选举。

在一些司法管辖区,法律上的平等直到晚得多的时候才实现。1971年,瑞士通过由男性选民参加的公民投票,批准赋予女性联邦选举投票权。在州一级,内阿彭策尔州于1990年依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赋予女性选举权。这些差异表明,在全国层面获得选举权的日期,并不一定能反映各级政府层面的情况。

女性选举权与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密切相关,但不应将投票资格等同于在公职中获得平等代表。在形式上的投票权实现平等之后,候选人遴选、政党组织、财力、社会责任和选举规则,仍会影响谁能成为民选代表。

国际人权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举权成为国际人权法明确规范的事项。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规定,人人都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该条还宣布,人民的意志应通过定期、真正的选举来表达,而选举应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并采用无记名投票或同等自由的投票程序。《宣言》本身并非条约,但其措辞对宪法和条约中的相关标准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保障每个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在真正的定期选举中投票和当选,以及在一般平等的条件下担任公职的权利和机会。享有这些保障,不应受到该条所列各类歧视或不合理限制。与《公约》中的某些其他权利不同,这一条款明确以公民身份为适用基础。

负责监督《公约》实施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在1996年通过的第25号一般性意见中,对第二十五条作出了解释。委员会区分了最低投票年龄等合理条件与基于身体残疾、受教育程度或财产状况等理由设置的限制。委员会还强调,应采取积极措施,克服文盲、语言障碍、贫困及迁徙自由受阻等障碍。因此,国际标准关注的不仅是选民资格法律的措辞,也包括实际行使投票权的机会。

区域性体系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三条要求,以合理的时间间隔举行自由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并确保人民在选择立法机关时能够自由表达意见。欧洲人权法院将这一条款解释为保障个人的选举权利,同时允许各国在设计选举制度时拥有一定的裁量空间。包括《美洲人权公约》在内的其他区域性条约,也明确规定了政治参与保障。

专门性条约则着眼于历史上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的群体。《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要求,在投票权和民选机构的被选举资格方面实现平等。《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十九条涉及投票程序、设施和材料的无障碍安排、无记名投票的保障,以及必要时由选民自行选择的人提供协助。

这些文书并不规定必须采用某一种选举办法,也不要求所有公职都由直接选举产生。它们的核心关切,是确保选举权及选举过程能够让人们真正、不受歧视地参与。它们在国内的效力取决于条约义务、宪法安排、实施立法以及可用的执行机制。

公民身份、年龄、居住条件与法定资格剥夺

资格规则界定了选民的范围。公民身份是国家层面选举最常见的资格要求,体现了政治参与同国家成员身份之间的联系。不过,一些国家允许非公民在某些选举中投票。例如,新西兰允许符合其居住要求及其他资格条件的永久居民投票。在欧洲联盟内,居住在非本国成员国的欧盟公民,依据条约享有在特定条件下参加市镇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权与参选权。

居住规则将选民与某一地域或选区联系起来,但也给频繁迁居或在国外生活的人带来问题。对于海外公民能否投票、其选民资格可以保留多久,以及登记时是否须提供过去的国内住址,各制度的规定不尽相同。有些制度设立海外选区或为海外公民保留议会席位;另一些则将海外选民划归其原居住地。这些安排使选举权与人口迁移及散居群体产生联系,但并不意味着居住条件与公民身份可以相互替代。

几乎所有选举制度都规定了最低投票年龄。20世纪后期,18岁成为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标准。在美国,1971年获批准的第二十六修正案禁止以年龄为由剥夺年满18岁公民的投票权。奥地利于2007年将国家层面选举的投票年龄降至16岁。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则按选举类型作出区分:苏格兰将苏格兰议会和地方政府选举的投票年龄降至16岁,而英国议会选举依其适用规则,仍采用不同的投票年龄规定。

被定罪和监禁也可能影响选民资格。有些国家允许囚犯投票;另一些则在监禁期间暂停其投票权,或施加延续至获释之后的限制。相关规则可能根据罪行类型、刑期长短或法院裁决作出区分。在2005年的“赫斯特诉英国案(第2号)”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英国全面限制在押已决犯投票的规定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这一判决并未认定所有可能针对囚犯投票施加的限制都属违法。

历史上,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也曾构成剥夺选民资格的另一项依据,通常通过监护规则实施。残疾人权利标准日益对这样一种假设施加质疑:仅凭诊断结果或受监护身份,就足以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利。这里需要区分的是,提供协助以使选民能够表达自己的选择,与允许他人代替选民作出选择。

军人、公职人员或受特定司法命令约束者的选民资格也可能有所不同。这类规则必须与候选人资格限制区分开来,后者往往要求更为严格。例如,担任总统的最低年龄,并不能决定公民在总统选举中可以投票的年龄。

平等选举权与选票向代表席位的转化

平等选举权通常意味着选民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利,且选票按同等标准计票。它排除了依据财产给予额外票数,或在制度上赋予某一社会阶层选票更高权重等安排。英国历史上曾允许部分人凭借居住地、营业场所或大学成员身份等相关资格,在不止一个议会选区投票。《1948年人民代表法》废除了议会选举中尚存的各种复数投票安排,这些变更自1950年大选起生效。

平等的投票权也取决于选区如何划分。选区划分不均是指各选区的人口数或选民人数存在显著差异,使较小选区的选民对代表席位的产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选区边界保持不变,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就可能造成这种不平等。定期重新划分选区是应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制度措施,通常以人口普查为依据。不过,各法律体系对选区应按总人口、公民人数、合格选民人数还是其他指标实现均等,以及可因地理因素或地域代表性而允许哪些例外,仍有不同规定。

在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确立了与“一人一票”相关的宪法要求。1962年的“贝克诉卡尔案”允许联邦法院审理某些涉及立法机构席位分配的诉讼。1964年的“韦斯伯里诉桑德斯案”涉及国会众议院选区的平等问题;同年的“雷诺兹诉西姆斯案”则要求州议会选区的划分基本以人口为依据。联邦参议院仍适用另一套宪法安排:无论人口多少,每州均有两名参议员。

杰利蝾螈是指操纵选区边界,使某个政党或群体获益的做法。它不同于选区划分不均,因为即使各选区人口相等,也可以通过特定的选民分布方式,系统性地改变选举结果。将对手的支持者集中到少数几个选区,或将其分散到许多选区,都可能削弱他们选出代表的能力。选区边界委员会、透明度要求、法定标准和司法审查,都是用于规范选区划分的机制,但其形式和适用范围各不相同。

选票如何换算为席位,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下,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即赢得该选区席位,即使其未获得绝对多数票。在比例代表制下,席位分配旨在体现各政党或群体的得票比例,同时受选举门槛、各选区应选席位数等规则约束。两种制度都可以在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基础上运作,但会形成不同的选票与席位对应关系。

因此,选举权平等并不意味着每张选票都能帮助某位候选人当选,也不意味着每一种政治观点都能获得代表。它关注的是法律地位平等,以及不存在无正当理由的扭曲;而比例性、地域代表性和少数群体的包容等更广泛的问题,则属于代议机构的制度设计范畴。

选民登记、投票保密与无障碍投票

选举权的行使有赖于选举管理。选民名册用于确认合资格选民,并有助于防止重复投票,但登记程序本身也可能成为障碍。有些制度根据人口记录或民事登记记录自动编制名册;另一些制度则要求个人提出申请。登记截止日期、证明文件要求、地址变更和更正程序,决定了合资格者能否顺利列入并保留在选民名册中。可靠的管理既要剔除不符合资格的登记,也要避免错误地移除合资格选民。

身份核验要求旨在确认申领选票的人有资格领取选票。这些要求的实际影响取决于接受哪些证件、证件能否免费取得,以及如何处理错误或记录缺失。如果某些群体较难持有所要求的证件,这类要求就可能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不平等的负担。选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居住地址时,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例如无家可归者或流动社群成员就可能面临这种情况。

秘密投票保护选民的政治选择,使其免受贿赂、报复和胁迫的影响。由公共机关统一制作的标准化选票,取代了许多要求选民公开表明意向或使用可辨识党派选票的制度。这种选票因于19世纪50年代在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发展而来,常被称为“澳大利亚式选票”。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于1856年采用了秘密投票安排,但两地的程序有所不同。英国通过《1872年投票法》,在议会选举和市政选举中引入了秘密投票。

保障投票秘密,不能仅靠设置独立的投票间。选票设计、已填写选票的处理、投票协助的提供,以及防止未经许可的旁观,都至关重要。协助措施必须让选民能够表达自主选择,而不能将这一选择的控制权交给官员、亲属或政治组织。无障碍要求可能包括:投票地点通行无需跨越台阶,提供触觉材料或大字版材料、易于理解的说明、适用的投票设备,以及以无障碍方式提供的候选人和投票程序信息。

邮寄投票、提前投票、流动投票和境外投票,可以让无法在选举日到投票站的人也有机会参与投票。每一种方式都会改变选举管理的条件。邮寄投票制度必须在核实资格的同时,将身份信息与已填写的选票分开;在没有现场监督的投票站之外投票,则会使防范家庭内部胁迫或选票买卖变得尤为困难。电子投票和互联网投票还带来了有关网络安全、可核验性、系统故障以及技术使用条件不平等的问题。

最后,选举权还包括选票得到准确统计,以及有切实机会对错误提出异议。明确的有效选票认定规则、透明的计票过程、重新计票程序和独立裁决,有助于确保个人参与能够如实反映在公布的选举结果中。救济措施也必须配合选举时间安排:如果申诉直到选举中某个不可逆转的阶段结束后才获得支持,即使申诉成功,也可能无法发挥实际作用。

选举参与、政治权力与强制投票

拥有选举权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参与投票。投票率用于衡量选举参与程度,但公布的百分比取决于计算时采用的分母。以登记选民人数为分母计算的投票率,可能远高于以达到投票年龄的人口为分母计算的投票率。以具备投票资格的公民人数为基础作出的估算又有所不同,因为达到投票年龄的人口可能包括非本国公民,或其他依法不享有投票权的人。因此,进行跨国比较时,必须同时关注法定投票资格和统计定义。

选举参与受到选民登记安排、选举竞争、公众对某一公职重要性的判断、投票地点的便利程度,以及政党动员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和居住稳定性往往与投票率相关,不过这些关系会因具体环境而异。参与程度的不平等,可能使实际投票的选民群体在社会构成上不同于全体有权投票的人口。研究者将这种参与差距与正式剥夺选举权区分开来:弃权与法律排斥是不同的现象,即使二者影响的群体相似。

一些国家实行强制投票。澳大利亚于1924年在联邦选举中引入强制投票制度。该制度要求选民参与选举程序,并允许通过通知和处罚来执行这一要求;与此同时,秘密投票制度使当局无法强迫选民作出特定的政治选择。各国的强制投票制度在豁免条件、年龄限制、处罚措施和执行方式上有所不同。法律规定的到场或提交选票义务,并不一定要求选民为某位候选人投下有效票。

选举权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扩大选民范围,会使新的群体成为政党和公职人员需要争取支持的对象,从而可能改变其面临的激励。研究考察了赋予选举权与教育、公共卫生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之间的联系。确立因果关系并不容易,因为选举权改革往往与工业化、战争、宪制变革和大规模政治组织活动同时发生。改革的影响取决于政党竞争、制度约束,以及新获得选举权的公民能否有效参与选举。

还需要进一步区分投票权与更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分配。竞选资源、游说活动、新闻报道、候选人招募,以及对公共信息的控制,都可能在不正式改变投票资格的情况下,影响选民能够作出的选择。因此,对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独立公共讨论的保护,也是选举权得以行使的制度环境的一部分。

选举权还会引发需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争议。行政申诉、选举诉讼、宪法诉讼和独立选举机构,为质疑选民登记决定、歧视性规则或违规行为提供了不同渠道。这些渠道的权限各不相同:有权更正选民名册的机构,可能无权宣布选举无效;而审查选举结果的法院,在下令重新计票或重新投票之前,可能会适用严格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