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决原则是一种集体决策原则,即按照适用规则计入的票数中,获得过半数支持的选项胜出。这一原则广泛用于民主制度、立法机关、委员会及各类社团。它如何运作,取决于谁有投票资格、哪些票计入总数,以及多数有权决定哪些事项。因此,多数决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一套完整的政体,也不能保证决定正确、公平或合法。
含义与门槛
多数是指严格超过某一特定总数的一半。如果用于计算门槛的票数为 ,则达到多数所需的最小整数为
计入的票数为100票时,多数需要51票;为101票时,也需要51票。常见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这一说法在总数为奇数时可能产生误导:准确的要求是超过半数。
计算时采用的分母至关重要。规则可能要求获得以下某一总数的过半数:
- 所投有效票;
- 出席成员;
- 全体有投票权的成员;
- 某机构的全部法定名额。
例如,某机构共有100名成员,其中80人出席,35人投赞成票,25人投反对票,20人弃权。该提案获得了所投票数的过半数支持,因为35超过60的一半。但它没有获得出席成员或全体成员的过半数支持。
不同司法管辖区和组织使用的术语并不一致。“简单多数”通常指所投票数的过半数,而“绝对多数”往往指规则所规定的全体成员或全体选民的过半数。这些说法应根据相关规范文本来理解,而不能假定它们具有普遍一致的含义。
法定人数是另一项独立要求,指某机构有效开展议事活动所需的最低参与人数。达到表决门槛不能弥补未达到法定人数的缺陷。适用规则可能分别以不同方式处理弃权、空白票、无效票、空缺席位和代理投票。
相关决策规则
过半数与相对多数
相对多数是指得票份额最高,即使并未超过半数。如果三名候选人的得票率分别为42%、35%和23%,第一名获得了相对多数,但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过半数。
这一区别在有多名候选人的选举中十分重要。相对多数制可能直接产生胜者,而要求过半数的制度则可能需要进行第二轮决选、多轮投票,或采用按偏好顺序计票的程序。不同程序收集和汇总偏好的方式不同,因此未必会产生同一名胜者。
特别多数与全体一致
特别多数要求达到高于普通多数的门槛,例如五分之三或三分之二。这类规则常用于宪法修正、推翻否决,或其他被认为需要更广泛共识的决定。
全体一致要求相关表决基数所涵盖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同意。它赋予每一位此类参与者阻止决定通过的权力,而多数决则允许在存在部分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在这些规则之间作出选择,需要权衡利弊。较高的门槛可以鼓励妥协、维护现有安排,但也可能造成僵局,或使人数相对较少的一方能够阻止变革。
多数决与共识决策
共识决策寻求参与者能够普遍接受的结果,通常通过讨论和修改方案,而非立即投票来实现。共识并不总是意味着所有人都热烈赞同,各组织对可接受的异议程度也有不同规定。有些组织在无法达成共识时,会以多数表决作为后备办法。
历史发展
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和法庭中已有多数表决的先例。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具有资格的男性公民通过投票作出许多公共决策。妇女、受奴役者及其他居民被排除在外,说明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区别:一项程序可以采用多数表决,同时将参与范围限制在人口的一部分之内。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各类团体、宗教机构及代议会议形成了多种表决惯例。随着民选立法机关和现代代议政府的发展,多数决策变得日益重要。
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多数决与政治平等之间的联系也得到加强。不过,多数表决的普及与投票权的扩大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进程。在受限选民群体中占多数,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成年人口中占多数。
现代宪政制度通常将日常事务中的多数决与根本性变革所适用的特殊规则结合起来。宪法可以授权立法机关以多数作出决定,同时确立这些多数必须尊重的权利、机构分权安排和修宪程序。
正当性依据与形式性质
多数决的一项核心正当性依据是政治平等:当个人在决策中具有平等地位时,其选票通常应具有相同分量。在两个选项之间作选择时,多数表决不会赋予任何一个选项内在的票数优势,并使获得更广泛支持的选项胜出。
一项称为梅定理的形式化结果,在特定条件下刻画了两个选项之间的简单多数决策。这些条件包括平等对待各位投票者、平等对待各个选项,以及在某个选项获得更多支持时作出正向响应。该定理针对的是一个受限的数学情境,并不能证明多数决是每一种政治机构或每一种多选项决策唯一适合的方式。
另一项正当性依据与知识有关。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在其标准模型中表明,如果投票者各自独立地回答一个二选一问题,且每个人答对的概率相同并大于二分之一,那么随着投票人数增加,多数意见正确的概率将趋近于一。
这一结论依赖于严格的假设。现实中的投票者可能受到相同错误信息的影响、依赖同样的信息来源,或相互影响,从而使他们的判断具有相关性。许多政治选择涉及的也是相互竞争的利益和价值观,而非一个客观上唯一正确的答案。因此,该定理并不意味着人数更多的多数必然掌握更充分的信息。
在政治机构中的运用
在代议制民主中,多数决往往是在民选代表之间运作,而不是直接在全体公民之间运作。议会中的多数可以通过立法、支持政府,或否决动议。
在议会制下,政府能否继续执政,通常取决于能否维持相关议院的信任。不同制度对信任投票、政府组建和议会解散的具体规定各不相同。
立法机关中的多数未必对应全国所投选票的多数。选区划分、席位分配公式、投票率差异及各党支持者的分布,都可能影响选票与席位之间的关系。比例代表制力求使席位比例更贴近得票比例,但不一定使某个政党获得过半数席位;执政多数也可能由多个政党联合组成。
在直接民主中,公民可以通过公民投票对提案进行表决。公民投票规则可能要求普通多数、达到一定投票率、在指定地域单位中获得多数支持,或同时满足若干条件。
制度也可能要求不止一个机构批准。在两院制下,立法可能需要分别获得两院的多数支持。否决权可以阻止一项措施生效,除非通过另一道程序或达到更高的表决门槛。
局限与难题
长期处于少数的群体与个人权利
多数决允许集体决定对表决失利的参与者同样具有约束力。如果同一群体一再失利,而且几乎没有切实影响未来结果的机会,这一点就会产生尤为重大的影响。
宪政民主制度通常会将某些事项排除在普通多数不受限制的裁量范围之外。无论一项措施获得多少人的支持,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表达自由都为评判公共权力机关可以采取何种行动提供了标准。
司法审查和制衡等制度可以限制多数的权力。这些制度的设计也引出了一个问题:非民选机构应如何行使权力,对民选代表作出的决定加以约束。不同宪政制度以不同方式处理这种关系。
循环偏好与议程控制
当选项超过两个时,两两比较所得的多数偏好可能不一致。假设有三个人数相同的群体,其偏好排序如下:
| 群体 | 第一选择 | 第二选择 | 第三选择 |
|---|---|---|---|
| 1 | A | B | C |
| 2 | B | C | A |
| 3 | C | A | B |
有两个群体认为A优于B,两个群体认为B优于C,另有两个群体认为C优于A。每个选项都能击败一个选项,却又输给另一个选项。这就是孔多塞悖论。
这种循环意味着,审议提案的顺序可能影响结果。因此,对议程、修正案和可供选择的方案的控制,可能与最终票数同样重要。
偏好强度不一与影响力不平等
普通多数表决计算的是偏好的方向,而不是偏好的强度。略占多数但偏好较弱的一方,可能击败一个承受后果严重得多的少数群体。谈判和补偿有时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并不存在一种通用方法,能够衡量和比较不同人的偏好强度。
票权平等也不一定意味着影响力平等。获取信息的途径、组织资源,以及影响公共讨论的机会,都可能左右哪些选项能够进入表决,以及投票者如何理解这些选项。
对决策范围的依赖
结果取决于在哪个群体范围内统计选票。全国范围的多数可能不同于各地区内部的多数。代表中的多数可能不同于选民中的多数,参与者中的多数也可能不同于全体有资格公民中的多数。
因此,评估“获得多数支持”这一说法时,需要明确投票群体、计算所用的分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将选票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