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制是一种政府体制,行政机关的执政权力来自立法机关,并须始终对其负责。这一体制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必须保持议会的信任:政府须获得立法机关足够的支持,或至少不面临足以使其下台的反对,才能继续执政。政府通常由总理和内阁领导,而君主或总统则担任另设的国家元首职务。
议会制将行政机关的产生与存续同议会的组成联系起来。选举通常决定立法机关内各方的力量对比,政府在此基础上产生,而不是通过直选产生一位任期固定且有保障的行政首长。因此,在两次大选之间,即使民选立法机关的组成不变,政府也可能更替。反过来,在宪法规定的条件下,议会也可在最长任期届满前被解散,并举行新的选举。
这一体制在英国逐步形成,随后在欧洲、英联邦及其他地区发展出多种形式。它既适用于君主国,也适用于共和国;既见于联邦制国家,也见于单一制国家,并可与不同的选举制度相结合。其核心制度涉及政府组建、部长责任、议会信任、立法机关的监督,以及民选代表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议会制并不等同于议会主权;一个国家设有名为“议会”的机构,也不意味着该国实行议会制。
宪法基础与主要特征
议会制的核心关系是行政机关在政治上依赖立法机关。这种依赖通常针对民选的下议院或一院制议会,不过有些宪法要求政府同时获得两院的信任。政府不必在每次立法表决中都获胜,但必须始终能够通过那些用于判定其是否获得议会支持的程序。相关规则可能载于成文宪法、议会常设议事规则、司法判决或既定的宪法惯例之中。
议会制不同于总统制。在总统制下,总统通常依照宪法规定的固定任期任职,不以立法机关在一般政治事务中的信任为前提。立法机关否决总统提出的法案,通常并不要求总统辞职。通过弹劾免职是另一套程序,一般须基于特定的宪法事由,而非仅仅撤回政治支持。相比之下,在议会制下,只要议会不再支持政府,就可以使其下台,无须认定政府存在违法行为。
议会制通常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两个职位分设。在君主立宪制下,世袭君主担任国家元首;在议会共和制下,则由总统担任。总统可以由议会、选举团或选民选举产生。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本身并不意味着该政体就是总统制:决定性问题在于行政权力的配置,以及政府是否对议会负责。例如,奥地利和爱尔兰既有直选总统,也实行议会制。
人们常用“权力融合”来描述行政领导层与立法机关多数派的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同一个机构。议会制可以保有独立的司法机关、可依法保障的宪法权利、权力较强的上议院,以及范围广泛的司法审查。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在议会制的宪政秩序下运作。议会制所涉及的是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方面都不存在权力分立。
关于部长能否兼任议员,各国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英国部长通常是议会两院中某一院的议员,而荷兰则要求部长放弃议员身份,仅在过渡时期允许有限的例外。这两种安排都属于议会制,因为部长能否继续任职,取决于立法机关的信任。无论是“首相”或“总理”这一职衔,还是部长本人在议会中出席,都不足以判定一种政体是否属于议会制;根本在于行政职位与立法机关支持之间的宪法关系。
历史起源与国际传播
现代议会制政府的形成,经历了君主制、税收、代议制度和大臣责任制度的长期演变。中世纪的议事机构可以批准征税或向统治者请愿,却无法控制行政机关。因此,不应把英格兰议会的发展直接视为议会制政府的诞生。1689年权利法案加强了对王权的宪制约束,包括有关征税和议会程序的规则,但现代意义上的议会信任关系,是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18世纪,英国大臣除了须由君主任命,也日益需要获得下议院的支持。罗伯特·沃波尔于1721年至1742年间担任政府首席大臣,通常被视为英国首任首相,不过,首相一职是逐步演变而来的,并非由某一部法律正式创设。内阁的集体领导、政党组织的发展以及对公共财政的控制,逐渐使议会支持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条件。1782年,诺斯勋爵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接连遭遇议会表决失利后辞职,是政府向下议院承担政治责任这一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这一转变既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不可逆转。君主仍然能够影响大臣任命,选举权也依然受到限制。1834年威廉四世罢免墨尔本勋爵,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君主最后一次违背首相本人意愿将其免职。19世纪,选举改革和政党力量的增强,进一步巩固了政府必须获得民选议院支持的惯例。因此,议会制政府的形成早于成年公民普选权的确立,从历史上看,不应将其等同于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民主。
在英国以外,议会制度的兴起既源于对外国宪制的借鉴,也源于国内政治冲突。挪威1884年的宪制斗争在实践中确立了政府向议会负责的原则,但这一原则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明确写入宪法。丹麦1901年的政治转型确立了一项原则:政府若遭到议会多数反对,就不能继续执政。瑞典议会制取得突破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1917年。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君主制国家,其正式宪法文本并不总能立即反映新的权力格局。
在大英帝国内部,责任政府意味着殖民地的大臣开始向当地民选立法机关负责,而不再仅仅向总督和帝国当局负责。1848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确立责任政府制度,是加拿大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后来,一些国家通过宪法调整议会制,使其适应独立地位和共和政体。1950年生效的印度宪法确立了议会共和制,1947年生效的日本宪法则规定内阁向国会集体负责。这些制度融合了本国的制度安排和宪法保障机制,并非简单照搬英国的做法。
选举、政党与政府组建
议会选举决定各政党在立法机关中占有多少席位;政府组建则将这一席位分布转化为能够经受议会监督的行政机关。当某个政党赢得明确多数时,其领袖通常会依照适用的任命程序出任总理。若没有任何政党获得多数席位,各方可能通过谈判组建联合政府、少数派政府,或达成其他安排。如果另一个政党组合能够取得议会支持,那么第一大党并不当然享有宪法赋予的执政权。
总理的产生方式各不相同。在德国,根据《基本法》第63条,联邦总理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首轮候选人由联邦总统提名。日本由国会指名首相;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两院意见不一致时,众议院的决定具有优先效力。在英国,首相在形式上由君主任命,但君主行使这一职能须遵循一项原则:获任命者应当能够赢得下议院的信任。这些程序以不同的宪制形式处理同一个基本问题。
联合政府的部长来自两个或更多政党。组阁谈判通常涉及政策优先事项、部长职位分配、预算承诺,以及解决分歧的程序。联合执政协议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但通常不能取代宪法规定的权力或议会程序。德国曾多次在联邦层面组建联合政府;英国2010年至2015年的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则表明,惯于由单一政党组阁的体制也能维持联合执政。
少数派政府所占的议会席位不足半数,但只要其他政党默许其执政或提供特定支持,仍然可以维持运作。信任与供给协议通常要求一个未入阁的政党承诺,在信任表决及必要财政措施上支持政府。除此之外,各方也可以逐项法案协商合作。因此,少数派政府并不必然意味着宪制运作失常:它能否维持,取决于议会席位格局、反对党的协调程度,以及围绕谈判与妥协形成的政治惯例。
选举制度会影响上述可能性,却不会机械地决定结果。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往往使大党获得席位优势,而比例代表制通常能让更多不同政党在立法机关中获得代表权。选举门槛、选区应选席位数、地区性政党的实力以及选民行为,也都具有影响。比例代表制可能产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相对多数制也可能产生无任何政党占多数的悬峙议会。政党的数量、彼此政策立场的差距及合作意愿,有助于解释为何设计相似的议会制宪政体制,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政府组建过程。
信任、辞职与政府的连续性
信任机制使议会支持成为行政机关继续执政的条件。明确提出的不信任动议,旨在要求有关议院撤回对政府的支持。政府也可以主动要求举行信任投票,以表明自己仍获授权执政,或将自身存续与某项立法提案挂钩。预算案、重大政策法案或政府立法纲领遭到否决,是否构成失去信任,各国宪法与惯例的规定并不相同。
积极议会制与消极议会制代表两种基本做法。在积极议会制下,新政府必须通过任职表决程序,获得议会的明确授权。在消极议会制下,只要反对票未达到规定的多数,政府便可就任或继续执政。瑞典体现了后一种做法:只有在超过半数的瑞典议会议员投票反对提名时,首相人选才会被否决。因此,弃权可以促成政府组建,但并不表示对其施政纲领的积极认可。
一些国家的宪法采用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要求议会在罢免现任政府首脑之前,先就继任人选达成一致。德国《基本法》第67条规定,联邦议院只有以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选出继任者,才能对联邦总理表示不信任。1982年,赫尔穆特·科尔正是通过这一程序取代了赫尔穆特·施密特。西班牙也采用建设性不信任机制;2018年,一项成功通过的动议使佩德罗·桑切斯取代马里亚诺·拉霍伊。这一程序可以防止仅在反对现任政府这一点上形成的多数,在未就替代人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推翻政府。
一般立法表决中的失利,不一定会导致政府下台。一次表决的政治意义,取决于宪法规则、明确声明和既有惯例。内阁提出的法案即使遭到否决,也可能仍获议会信任,并可通过协商修改法案,或放弃该提案。反过来,如果政府屡次无法取得必要拨款,即使没有正式冠以“不信任”之名的动议,也可能发现施政已难以为继。因此,要理解议会运作,就必须区分政策分歧与撤回执政授权。
政府能否存续与首相个人能否留任,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执政党可以更换党魁,从而在不举行大选的情况下产生新首相。联合政府中的各党也可以重新协商执政协议,并在同一届议会内转而支持另一位领导人。交接期间,即将卸任的内阁通常会暂时留任,以维持行政运作的连续性。其宪制目标是在避免行政权力真空的同时,确保继任政府拥有站得住脚的议会支持基础。
议会解散、提前选举与国家元首
解散议会可以成为打破政治僵局的一种途径,但议会制下并不存在一套普遍适用的解散规则。有些制度让总理在选举时机的选择上拥有相当大的实际影响力;另一些制度则将解散议会限于特定情形,要求获得议会批准,或规定基本固定的议会任期。议会最长任期决定一届议会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最多可以存续多久,而解散条款则决定其任期能否提前结束。
在英国,《2011年定期国会法》以法定的提前选举机制取代了此前的议会解散制度。《2022年解散及召集国会法》废除了该法,恢复了解散和召集议会的王室特权。这一系列变化表明,选举时间的安排可以改变,而政府的议会制性质并不因此改变。在描述这类权力时,必须区分政治上的期待、法律上的权限以及国家元首的宪制地位。
德国的模式限制更为严格。总理不能随意解散联邦议院。根据《基本法》第68条,如果信任动议未能获得所需多数,联邦总统可在规定期限内,根据总理的提议解散联邦议院。根据第63条,在总理选举未能成功后的特定情形下,还可通过另一条途径解散议院。这些机制体现了宪法优先维持议会存续的取向,同时也为摆脱某些执政僵局提供了出路。
国家元首通常在法律限制和宪政惯例的框架内行事,而不是独立决定政府政策。不过,当没有任何政党取得多数席位、总理辞职,或政府失去议会信任后提出解散议会的请求时,国家元首的职责可能变得十分重要。视宪法规定而定,国家元首可能需要判断能否组建另一届政府。此类权限通常被称为保留权力,但其范围和行使条件因法域而异。
澳大利亚1975年的宪政危机表明,特殊情势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参议院阻挠财政拨款后,总督约翰·克尔爵士解除了总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职务,任命马尔科姆·弗雷泽为看守总理,随后举行了选举。这一事件暴露出围绕下议院信任、上议院财政权力与君主代表权限三者关系的争议,不能将其视为议会制政府运作的常规模型。
在选举期间或组阁谈判旷日持久时,看守政府通常会继续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同时在重大任命、合同签订或政策举措方面保持克制。这类限制可能源于法律规则、惯例或行政指引。其目的不是使政府停止运作,而是避免在新政府尚未确立议会支持之前,对其施加不必要的约束。
首相、内阁与行政权的组织
内阁是大多数议会制国家中主要的集体行政决策机构,通常由首相及负责主要部门的高级部长组成。其职能包括协调政策、确定立法工作的优先事项、解决各部之间的争议,以及对政府决策承担集体责任。宪法可能对内阁职权作出详细规定,也可能将其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惯例和内部程序规范。
部长集体责任制要求内阁成员在公开场合保持共同立场。部长通常应公开支持已经议定的决策,否则就应辞职。内阁保密原则使成员能够在决策公布前充分表达不同意见。这些原则并非绝对:政府可以明确允许成员就某一特定问题持不同立场。英国内阁曾同意,就1975年关于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洲共同体的公民投票暂停适用集体责任原则,这就是针对特定议题作出例外安排的一个著名事例。
部长个人责任制涉及部长就其主管部门及个人行为接受问责的义务,包括解释决策、提供信息、纠正错误,以及回应议会的批评。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行政失误都必须导致部长辞职。实际后果取决于部长的参与程度、失误的严重性、适用的行为准则,以及首相是否继续支持该部长。政治责任也应与刑事责任或由法律规定的其他后果相区分。
首相对内阁的掌控程度差异很大。一个团结一致的多数党的领袖,可能对人事任命、立法日程及政策协调拥有广泛影响力。联合政府的首相则可能需要与掌握各自部长职位的政党领袖协商。德国《基本法》赋予总理确定政策总方针的权力,同时承认各部长在这些方针范围内对其主管部门承担责任。因此,制度设计与政党组织共同塑造了集体审议和首相主导之间的平衡。
现代行政组织包括内阁委员会、中央协调机构、部长顾问及专业文官体系。这些机构负责管理信息,并协调跨部门政策。议会制下的行政机关可能提出大多数重要立法,并拥有比单个议员更强的专业能力,从而形成信息优势。议会委员会、独立财政机构、审计机构及研究服务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这种优势。
强势的首相领导有时被称为议会政治的“总统化”,尤其是在竞选活动突出政党领袖个人作用的情况下。这描述的是一种政治趋势,而非宪制的转变。即使首相个人地位极为突出,仍然受制于议会信任规则,而且往往还须依靠议会党团的持续支持。领袖个人对选民的吸引力,并不能赋予其独立于议会信任的总统式任期。
立法监督、反对党与第二院
议会制下,行政机关既依赖议会,又可能主导议会事务。纪律严明的执政多数通常能够推动其大部分施政纲领获得通过,并否决反对党提出的动议。因此,问责不能仅仅依赖理论上存在的不信任机制。向部长质询、委员会调查、财政监督、信息获取和公开辩论,都是在两次选举之间审视政府工作的机制。
质询时间让议员能够直接向部长提出质疑。英国下议院定期举行首相质询,其他议会制国家则采用不同的时间安排和形式向部长质询。书面质询可以要求提供不适合在简短口头问答中展开的详细事实信息。这些机制是否有效,取决于答复要求、相关信息的可获取程度,以及议会能否对回避问题或不完整的答复作出切实回应。
与全体会议辩论相比,委员会能够开展更持续、深入的审查。委员会可以调查政策落实情况、审议法律草案、询问官员和外部证人,并审查公共账目。英国的部门专责委员会制度于1979年进行了大幅重组,是按政策领域开展监督的一个例子。其他议会制国家通过常设委员会组织监督,而这些委员会与立法起草工作及各部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委员会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成员遴选方式、主席任职规则、人员配备,以及执政党议员是否愿意质询本党部长。
对税收和支出的控制,仍是议会的核心职能。政府筹集收入和支出公共资金,通常需要立法机关授权。不过,预算审议的时间安排、对财政修正案的限制,以及行政机关在获取财政信息方面的优势,仍可能限制议员的影响力。独立审计机构审查资金使用是否合法、有效,议会的公共账目委员会则可以询问相关负责官员。支出授权与事后审计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财政问责。
在两院制下,第二院可以修改法案、代表地区利益,或延缓政府提案的通过,而不决定由谁执政。在加拿大和英国,信任问题主要由民选的下院决定。意大利则不同:政府必须同时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信任。德国联邦参议院作为代表各州政府的机构参与联邦立法,但不参与选举或罢免联邦总理。
即使没有足够票数使政府下台,反对党仍具有宪制作用。它们质疑政策、揭露行政失误、提出替代方案,并为选民提供一个可能取代现任政府的执政选择。有效的反对并不意味着阻挠政府的所有措施。反对党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议事程序提供的机会、政治竞争,以及对表达自由、独立报道和结社自由的更广泛保障。
制度类型及其与其他政体的界限
威斯敏斯特议会制是议会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类制度安排,与英国的宪政发展密切相关。其典型特征包括:内阁成员大多来自议会,政府依靠下议院的信任维持执政,设有组织化的反对党,以及以宪政惯例规范君主或其代表的行为。这些特征并不构成一套整齐划一的宪制安排。加拿大将议会制政府与联邦制及宪法司法审查相结合,而新西兰则实行一院制,并采用混合成员比例代表制选举。
欧洲大陆的制度往往对政府的组建与存续作出更明确的宪法规定。德国的总理选举和建设性不信任程序,就是宪法学所称的“理性化议会制”的例子:通过法律机制规范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减少破坏政治稳定的内阁危机。西班牙也在其1978年宪法中对政府就职授权、信任和议会解散作出了规定。这类安排即使与英国的宪政惯例存在显著差异,仍属于议会制。
北欧的议会制展现了另一系列实践。少数派内阁较为常见,政府也经常通过协商,争取本党或执政联盟以外的立法支持。消极议会制允许政党以弃权的方式,而不必明确投票支持拟议组建的内阁,从而有助于政府的成立。在挪威,挪威议会的任期固定为四年,且没有提前解散的机制。行政机关并不普遍拥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这说明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能够相互终止对方任期,并非议会制不可或缺的特征。
半总统制既设有由民众选举产生、拥有实质性宪法权力的总统,也设有向立法机关负责的总理和内阁。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是其典型代表。总统与议会多数派是否属于同一政治阵营,会影响政治力量的平衡。在“左右共治”时期,总统面对的是支持另一政治阵营总理的议会多数派。这种双首长行政体制不同于议会共和制;在后者之下,总统的实际政治作用通常有限,或主要承担礼仪性职能。
其他制度安排也说明,对制度的分类称谓需要谨慎使用。瑞士联邦委员会由联邦议会选举产生,但在任期内,不能通过通常的议会不信任投票程序将其罢免。因此,其合议制行政机关一般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制度,而非标准的议会制内阁。以色列在1996年、1999年和2001年的选举中采用总理直选制度,暂时改变了其议会制框架,随后又废除了这一安排。
议会制也可以在国家以下层级实行。加拿大的省政府和德国的州政府,都依赖各自辖区内立法机关的支持。这些例子表明,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关系的横向组织方式,与权力在不同地域层级之间的分配,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国家,都可以实行议会制。
稳定性、代表性与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从几个不同维度评估议会制:内阁存续时间、民主的持续性、立法成效、代表性以及问责关系的清晰程度。这些指标未必同步变化。一个国家可能频繁更换内阁,却仍能保持宪政秩序的延续和行政运作的一贯性。反过来,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府也可能受到的监督薄弱,或面临的选举竞争有限。因此,内阁稳定并不等同于政体稳定、行政效能或民主质量。
议会制提供了一种无须等到固定的总统任期届满就能更换行政首脑的机制。执政多数可以选出新领导人,联合政府可以重新组合,议会也可以依照既定程序撤回信任。这种灵活性有助于解决领导失当的问题,但也可能使政府反复更迭,而选民对此并无直接预期。建设性不信任案规则通过要求先形成替代多数,才能罢免现任政府,回应了这一矛盾的一个方面。
在单一政党执政时,立法与行政领导权的集中可以使责任归属相对清晰。选民可以将政府的施政表现与该党联系起来,并在下一次选举中将其替换。联合政府则使责任归属更加复杂,因为政策体现的是各党协商妥协的结果。与此同时,联合政府可以使行政决策涵盖更广泛的选民偏好。这两种安排都不能保证政府回应选民诉求:政党竞争、信息、党内民主和制度保障,都会影响选民偏好如何转化为政策。
政党纪律的影响尤为重大。它可以使政府推行连贯的施政纲领,并维持可预期的支持,但也可能削弱执政党议员在实际运作中的独立性。促成政党纪律的因素包括共同的政策承诺、候选人遴选机制、职业晋升激励,以及表决失利可能导致政府下台的风险。一个团结一致的多数派,可能使一个在制度上权力很大的议会难以有效发挥日常制衡作用,除非委员会、党内程序、上议院或法院提供额外监督。
学界对议会制与总统制的比较,包括围绕胡安·林茨观点展开的争论。林茨强调了相互竞争的民主授权,以及行政首脑固定任期的僵化所带来的风险。后续研究则考察了选举规则、政党体系、总统权力、经济状况和历史环境如何改变制度的影响。对于跨国研究发现的关联,需要谨慎看待,因为各国并非随机采用某种宪政体制,而且同样的正式规则在不同政治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因此,研究会区分宪法规定与政治实践。仅凭信任规则,无法判断代表性的质量或法治的强弱。选举公正性、司法独立、反对派权利、立法机关可用资源,以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共同影响议会制度的运作方式。比较研究所用的数据集,对内阁何时开始或结束也采用不同判定标准——例如,更换总理、联合政府成员构成发生变化,或举行选举,是否算作新一届政府的开始——因此,所报告的内阁存续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采用何种测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