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特权是指历史上属于王室、至今仍获法律承认且无须议会授权的一整套权力、特权和豁免。它在英国以及其他承袭英国统治制度的宪政体制中尤为重要。尽管这些特权源于王室,法律形式上也属于王室,但如今大多数特权由大臣行使,或由君主、总督依照大臣的建议行使。其适用范围广泛,涵盖开展外交、部署武装力量、签发护照、任命大臣和给予赦免等事务。
王室特权并非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进行统治的一般性授权。其是否存在及其界限由法院裁定,立法可以取代这些特权,宪法惯例则规范其行使方式。它在现代的重要意义,在于承袭而来的行政权力、民主问责与法律约束之间的关系。战争、退出条约、解散议会以及议会休会等问题,使这一历史悠久的权力类别成为当代宪法学的核心议题。
法律含义与宪制性质
王室特权是一类源于普通法的权力,而非一项包罗万象的单一权力。18世纪的威廉·布莱克斯通强调,君主享有普通臣民所不享有的特殊权利。19世纪的阿尔伯特·文恩·戴雪则作了更宽泛的界定,将王室特权描述为法律上仍留在王室手中的剩余自由裁量权。这两种表述各有侧重:布莱克斯通着眼于王室独有的权力,而戴雪的界定则涵盖了在议会政府发展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行政职能。
“王室”一词需要谨慎理解。在这一语境中,它通常指一个具有延续性的公共机构,而不只是作为私人的君主。以王室名义缔结条约,或由大臣依据王室特权作出决定,都是政府行为。君主的私人财产和个人事务则属于另一法律范畴。即使提及王室享有的特权,也可能涉及行政权力、程序性保障、财产权和豁免权等不同事项,而这些事项未必适用相同的法律规则。
王室特权也有别于一般的法律行为能力。政府可以凭借与其他法律主体类似的行为能力订立合同或取得财产。是否应将政府一切不以成文法为依据的行为都归为王室特权行为,在法学界尚有争议。法院有时会区分王室独有的权力与政府从事私人也能从事的活动的能力。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支出、订约或沟通的能力,并不必然赋予政府实施强制、干预权利或施加具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权力。
没有任何一份权威性文书详尽列出所有王室特权。确定这些特权,需要依据历史实践、司法判决和立法。王室曾经行使的某些权力已经消失,另一些则仅以受限的形式保留下来。一项公认的原则是,法院可以确认既已确立的王室特权,却不能仅仅因为某项行政措施看似有用,就创设一项新的特权。
因此,王室特权在英国宪法中占有独特地位。它为某些行政行为提供法律依据,而宪法惯例则规定其中许多权力应如何行使。法律与惯例相互作用,却不能彼此替代。一项措施在法律上可能可行,但按惯例却可能并不妥当;反过来,惯例本身也不能赋予一项原本不存在的法律权力。
从君主亲政到现代制度的历史演变
王室特权源于中世纪英格兰君主的权力。当时,君主亲自掌管政务、司法、战争及行政事务中的很大一部分。不过,中世纪的王权仍受到法律、惯例和制度的约束。《大宪章》于1215年首次颁布,此后又经修订多次重新颁布,逐渐成为王室统治须受法律约束这一原则的重要象征。它并未确立现代行政权的分配格局,但后来的宪政论辩反复援引其中的保障条款。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相关冲突尤为尖锐。在与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密切相关的1610年《公告案》中,法官们否定了国王可以仅凭公告修改法律或创设新罪名的主张。此案确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原则:除本国法律所允许的特权外,国王不享有任何特权。它为行政机关立法划定了法律界限,而没有将王室施政的需要视为不受限制的权力的独立来源。
围绕征税、监禁、宗教和军事管治的争端,促成了1628年《权利请愿书》的提出,并推动了最终引发内战的宪政冲突。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君主制随之废除,王室制度本身也一度中断。1660年的王政复辟恢复了君主制,却未能消除围绕王权与议会关系的根本争议。
1688—1689年革命后确立的宪政安排施加了影响尤为深远的限制。1689年权利法案宣布,王室所声称的、以该宪政安排所谴责的方式暂停法律效力或豁免法律执行的权力,均属非法。该法案还否定了未经议会批准而凭借特权征税的做法,并对未经议会同意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的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些条款并未废除王室特权,而是限制了某些具体的权力主张,并加强了议会的控制。
十八至十九世纪,内阁制的发展改变了行政权的实际归属。大臣日益依赖议会的支持,而君主亲自主导政策的作用则逐渐减弱。此后一系列成文法改革,又使更多职能转而以立法为依据。由此形成的制度保留了王室的形式,却改变了其运作方式:历史上与君主个人统治相联系的权力,转变为向下议院负责的政府所运用的工具。因此,现代王室特权法是法律限制与制度演变共同作用的产物,而非由某一项宪制性立法一次确立。
大臣、建议与政治责任
当代大多数王室特权都在议会制框架内行使。在这一体制下,大臣领导政府,并在政治上对议会负责。有些权力在形式上由君主依照大臣的建议行使,另一些则由大臣以王室名义直接行使。一项行为的法律形式未必能表明谁是实质上的决策者。例如,任命大使属于王室的外交职权,但人选通常是通过大臣主持的程序确定的。
首相与内阁统筹行政权的行使。君主通常会遵从能够获得下议院信任的大臣所提出的建议。这一安排将原本并非由民选立法机关授予的权力与当代民主制度联系起来。即使政府行为的法律依据是王室特权而非成文法,议会仍可通过质询、辩论、委员会调查以及信任程序,对其进行审查。
枢密院仍是正式处理王室事务的制度渠道之一。某些决定通过枢密院令作出,但这一名称并不能说明其法律依据。有些枢密院令依据王室特权颁布,另一些则依据成文法明确授予的权力颁布,因而属于授权立法。其程序、法律效力,以及能否通过特定途径受到质疑,均取决于相关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背景。
大臣负责制并不意味着议会必须事先批准每一项王室特权决定。许多决定在法律上无需经过议会专门表决即可作出。不过,大臣仍须取得议会对公共支出的授权,而议会也可以通过立法改变相关权力。因此,政治问责与法律授权通过不同机制发挥作用。政府即使在法律上有权采取行动,也可能在行使该权力时面临议会的强烈反对。
要解释为何形式上归属于君主的权力通常并不体现君主个人的政治选择,宪法惯例尤为重要。君主的政治中立,部分有赖于大臣对所提建议及所作决定承担责任。然而,通常须依照建议行使的权力与例外情况下的个人裁量权之间的界限,并不能归纳为一份已完全定论的清单。特殊情形,尤其是不确定谁能够组建政府时,可能会暴露出人们对惯例具体要求的分歧。这类分歧既涉及宪政实践,也涉及法律上的权限;法院通常会区分执行法律与监督政治惯例的遵守情况。
任命、解散议会与君主的例外作用
某些权力直接关系到政府的组成与存续。首相由君主任命,但按照宪政惯例,适当人选通常已有明确标准:最有可能获得下议院信任的人。选举产生明确的多数党时,人选通常不难确定。如果没有任何政党取得多数席位,则应由政党之间的协商来确定谁能执政,而不是由君主独立作出政治选择。
这些情形往往被放在保留权力的范畴下讨论。这一表述指君主或其代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凭独立判断行使的例外性宪法权力,而非机械地听从现任政府的建议。可能的例子包括:在首相人选尚不明确时任命首相,或回应一个已失去议会信任的政府所提出的建议。这类权力是否存在、范围多大、应如何适当行使,因法域而异,其中一些问题至今仍有争议。
解散议会的制度说明,立法能够改变相关的法律架构。《2011年定期议会法》以规定议会任期和提前选举的成文法制度,取代了此前的解散议会框架。《2022年议会解散与召集法》废除了该法,并明确规定,有关解散议会和召集新一届议会的权力可以重新行使,如同2011年法从未制定过一样。2022年法还设有一项范围广泛的条款,排除法院对这些权力的行使、声称行使这些权力的行为,以及这些权力的界限提出质疑。
解散议会必须与议会休会区分开来,后者结束的是议会的一个会期,本身并不终结该届议会。休会在形式上由王室根据大臣建议宣布。它通常会终止议会大部分尚未完成的议事事项,但议事事项结转程序等安排所涵盖的情形除外。休会的宪政影响与解散议会不同,因为议员仍保留席位,但两院在休会期间无法开展正常议事活动。
御准是君主的另一项正式职能,使已通过议会必要程序的法案完成立法过程。在大不列颠,君主上一次拒绝御准是在1708年,当时安妮女王根据大臣建议,拒绝批准《苏格兰民兵法案》。在现代实践中,御准是一项宪政形式程序,而非君主经常行使的个人否决权。它也体现了分类上的一个难题:君主参与立法的职能,并不总是被视为等同于大臣所行使的行政特权。因此,阐述王室特权时,必须将法律上的类别与更广泛的、以君主名义实施的各类行为区分开来。
外交事务、条约与国际代表权
对外关系是特权权限的主要领域之一。在英国,行政机关通常依据特权开展外交活动、承认国家、维持外交关系,以及谈判和缔结条约。大臣无须仅为启动谈判或签署每一项国际协定,就另行取得议会立法授权。不过,其权限仍受成文法限制,也受国际义务与国内法之间区别的约束。
英国对国际法大体采取二元论立场。条约可以在国际层面对国家产生约束力,却不会自动改变国内法院所适用的法律。如果履行条约需要变更国内的权利、义务或法定安排,通常就必须制定实施立法。行政机关通常不能借助条约,实现其在国内无权强制推行的事项。反过来,即使实施某项国际义务所需的国内立法尚未制定,该义务也可能已经存在。
《2010年宪法改革与治理法》将条约批准程序中的一部分纳入了成文法框架。对于该法规定所涵盖的条约,政府通常须在批准前将条约提交议会,供其审议21个开会日。下议院可以提出反对,要求大臣进一步作出说明,并再经过一个法定等待期。该法设有例外,并未普遍要求每一项条约都必须获得议会投票赞成。因此,这些机制是对行政机关缔约权的限制,而不是以统一的议会批准制度取而代之。
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成为英国脱欧中的核心问题。在2017年的“米勒诉退出欧洲联盟事务大臣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大臣不能仅凭特权权限,依据《欧洲联盟条约》第50条发出退出通知。裁决的关键并不在于法院普遍禁止退出条约,而在于退出将导致国内法以及与《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相关的法定权利发生变化。议会随后通过《2017年欧洲联盟(退出通知)法》,授权政府发出退出通知。
特权权限的行使也受到国际法的限制。国内法赋予行政机关处理外交事务的权限,本身并不能证明某一具体国际行为合法。国家承认、外交保护、制裁和条约履行各自涉及不同的国际规则,而现代的许多制裁权力也有赖于立法。因此,分析时必须区分行政机关在国内法上的权限、议会的作用以及国家承担的国际义务。
武装部队、战争与国家安全
武装部队的部署和作战指挥历来属于王室特权的范畴。在现代,有关决策由大臣通过政府机构和军事指挥体系作出,而非由君主亲自决定。这项权力包括向海外派兵和批准军事行动,但某些具体活动也可能需要法律授权。并非每一场武装冲突都需要正式宣战,当代军事行动也往往在未宣战的情况下展开。
王室特权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不受限制地控制支撑军事行动的各项制度。议会负责批准开支,并维持法定的军纪制度。《2006年武装部队法》构成了现代军事法律制度的核心框架,其效力须由议会定期延续,体现了维持常备军必须取得议会同意的宪制要求。军事犯罪、军事司法以及人事管理的某些方面,也受成文法规则约束。因此,作战指挥权与军队的制度性法律基础有着不同的来源。
议会参与动武决策,是通过政治实践逐渐形成的,而非源于一项要求事先批准的全面成文法规定。2003年3月,下议院就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进行了表决。2013年8月,下议院否决了政府一项涉及可能回应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动议,政府随后没有实施拟议中的英国军事行动。这些事件是议会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例证,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每一次军事部署在法律上都必须事先经过下议院表决。
政府声明和议会实践均承认,原则上应让下议院有机会就重大军事行动承诺进行辩论,但须视紧急程度或行动保密等情况而定。这一期待的确切适用范围及其约束力,仍存在争议。作战行动、紧急行动、秘密行动、训练任务及其他部署之间的差异,使制定一项普遍适用的规则变得复杂。因此,与成文法规定的授权要求相比,这项政治惯例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
国家安全因素可能影响法院审查行政决策的方式,但并不排除法律审查。法院可以审查某项权力是否存在、是否受到成文法限制,以及适用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同时也承认,法院在评估作战判断或敏感情报方面存在制度上的局限。同样,国内法上的王室特权授权,并不能决定有关行动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自卫的法律或国际人道法。军事部署的国内法律依据与使用武力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是相互关联但各自独立的问题。
护照、赦免、荣誉授予及其他保留职能
有些王室特权直接影响个人。传统上,英国护照的签发、拒发和撤销均依据王室特权,而非依据一套赋予个人取得护照权利的全面成文法规定。这项权力的行使以公开发布的政策为指引,包括涉及国家安全和严重犯罪的决定。由于护照对国际旅行十分重要,拒发或撤销护照可能产生重大的实际影响。权力源于王室特权,并不意味着相关决定可以免受司法审查。
在1989年的“女王诉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埃弗雷特单方申请案”(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ex parte Everett)中,上诉法院认定,护照决定可以接受司法审查。该案说明,即使行政决定属于广义的外交事务范畴,也未必涉及传统上被认为不宜由法院裁断的高层政策问题。法院可以将个别决定所涉及的事项,与作出该决定所依据的一般权力在宪制上的重要性区分开来。
赦免特权允许以多种方式免除或减轻刑事处罚,包括赦免、免除刑罚或减刑。在现代实践中,这项权力根据大臣的建议行使,具体安排在联合王国各地有所不同。赦免并不简单等同于上诉法院撤销定罪的判决。其效力取决于有关措施的法律形式及具体背景;从历史上看,赦免一直是有别于普通司法程序的一条特殊救济途径。
赦免权的某些方面也受到司法审查。在1993年的“女王诉内政大臣,本特利单方申请案”(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Bentley)中,法院裁定,内政大臣处理一项死后赦免请求的方式存在法律错误。法院并未自行行使王室权力,而是要求依法考量该权力的适用范围。该案表明,司法审查可以审视大臣对某项王室特权的理解,而不必将这项实质职能转交给法官。
授予荣誉、封授贵族爵位以及颁授皇家特许状,也是其他例子。皇家特许状可以赋予机构法人资格,依特许状成立的大学和专业团体至今仍是现行机构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职能各自受到不同惯例和成文法限制的约束;不应将各类荣誉授予视为法律性质完全一致的单一类别。王室与财产有关的权利,包括涉及无主财产的某些权利,则属于这一主题的另一个分支。这些例子说明,即使行政权力、礼仪职能和财产特权都被称为王室特权,也仍须分别加以分析。
立法、议会主权与特权的取代
对王室特权最根本的法律限制,是立法的最高效力。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可以限制、取代或废除某项王室特权。大臣不得援引较早存在的普通法权力,违背适用的成文法。这一原则表明,王室特权并非一种不受立法干预、受到特别保障的行政职权:其历史渊源并不能赋予它高于议会法令的地位。
1920年判决的总检察长诉德凯泽皇家酒店有限公司案,是处理法定权力与王室特权相互重叠关系的权威判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出于军事目的征用了一家酒店,并试图援引王室特权,而非适用设有补偿保障的法定制度。上议院裁定,在立法已对相关权力的行使作出规定时,政府不得通过改用王室特权来规避法律规定的条件。
这一效果通常被描述为:在法定制度施行期间,王室特权处于暂停行使状态。被取代的权力能否在相关法律废除后恢复,取决于立法规定和宪制背景。不能仅因某项法令涉及大体相关的事项,就认定王室特权已被取代;法院会审查法定制度,以及继续行使王室特权是否与该制度相冲突。同样,行政机关也不能认为,只要法律未作规定,所有历史性权力就都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在1995年的*女王诉内政大臣案(消防员工会申请)*中,政府试图凭借王室特权推行一项刑事伤害补偿计划,以取代立法所设想的安排,而该立法的相关条款当时尚未生效。上议院裁定,该大臣的行为违法。此案表明,即便有关法律论证比直接违反一项已生效条款更为复杂,行政行为只要妨碍法定制度的实施,也可能不为法律所容许。
议会还通过征税和拨款来制约政府。王室特权并不赋予政府一项可以在未经议会必要授权的情况下征税或支出公款的一般权力。大臣可能拥有开展某项活动的实体权限,但仍须获得合法的经费来源。在适用的情况下,法定权利,包括通过1998年人权法获得保障的权利,也构成进一步的限制。这些相互交叠的制约意味着,确认某项王室特权的存在,只是法律分析的起点:在认定拟议中的行使方式合法之前,还必须审查相关的成文法体系。
司法审查与可诉性的界限
法院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有权裁定某项王室特权是否存在,以及其范围有多大。至于一项已获确认的权力在行使方式上能否受到审查,则是另一个问题。现代司法审查不再认同这样的观点:行政决定只要源于王室特权,就可以免受审查。决定性考量日益集中于决定所涉事项、适用的法律标准,以及法院与政治机构各自在宪制中的职责。
关键转折点是1984年判决、1985年刊载于判例汇编的“公务员工会理事会诉公务员事务大臣案”,通常称为“政府通信总部案”(GCHQ案)。政府曾运用王室特权,禁止政府通信总部的雇员加入工会。上议院认可,王室特权的行使原则上可以受到审查,其审查理由与适用于法定权力的理由相近。不过,此次诉讼挑战最终未获成功,因为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足以证明,不开展原本应当进行的协商具有正当理由。
该案并未确立所有王室特权决定都适宜由法院裁断。某些事项,例如高层外交判断或军事行动的实施,可能缺乏法院能够运用的裁判标准,也可能涉及宪制上交由大臣承担的职责。然而,笼统的类别划分并不能决定一切。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决定,仍可能引出涉及个人权利、法例解释、程序公正或权限是否存在等一般法律问题。
在2019年的“R(米勒)诉首相案;彻里诉苏格兰法律事务专员案”中,最高法院审理了导致议会休会五周的建议。法院裁定,如果休会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妨碍或阻止议会履行其宪制职能,该休会即属违法。法院适用这一标准,认定该建议违法,由此导致的休会无效,不产生任何效力。其论证着眼于该项权力的法律界限,以及议会主权和政府向议会负责这两项宪制原则,而非判定政府的政治动机。
这些判决展示了数种不同的制约方式。法院可以确认权力的法律来源、解释其界限、落实法定限制,并审查决策过程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因此获得了一项普遍权力,可以用自己偏好的外交或国防政策取代政府的政策。难以划定的界限,在于落实宪制限制与评判政治上的优劣之间。这条界限的位置取决于具体权力及所涉法律问题,而不只是某位官员是否使用了“特权”一词。
在英联邦宪政体制中的演变
随着英国宪政的发展,王室特权被带入许多司法管辖区,但并未始终保持一致。独立、成文宪法、立法和司法判决促成了各国不同的制度安排。在英联邦王国中,同一自然人可能同时担任多个国家的君主,但王室在各国的法律身份彼此独立。英国大臣的建议并不支配君主在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履行宪法职能的行为。
在加拿大,王室特权与各项《宪法法案》、联邦制、《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及议会制政府并存。外交事务和护照事务中的决定,是行政特权的常见例子,但这些特权的行使受到宪法和适用法律的约束。在2010年的“加拿大(总理)诉卡德尔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确认,法院有权审查行政机关在外交事务中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法院作出了认定政府违反《宪章》的宣告,但将如何作出适当回应的裁量权留给政府,而没有下令政府提出诉方所要求的特定外交请求。
澳大利亚的制度结构则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宪法》第61条将行政权赋予女王——如今应理解为在位君主——并规定由总督作为君主代表行使。澳大利亚的行政权包含王室特权的成分,但其宪法范围不能简单等同于英国王室历史上拥有的一切权力。在确定澳大利亚联邦行政机关的权限时,联邦结构和成文法授权尤为重要。
1975年澳大利亚宪政危机至今仍是围绕保留权力产生争议的重要事例。参议院阻挠拨款后,总督约翰·克尔爵士于11月11日解除了总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职务,并任命反对党领袖马尔科姆·弗雷泽为看守总理,等待举行选举。这些事件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分歧,涉及宪法惯例、何种情形足以构成解职理由,以及获得议会信任与取得财政拨款之间的关系。它们并未为其他议会制国家确立一条普遍接受的规则。
新西兰同样将继承而来的王室特权与本国宪制文件、法律,以及规范总督和承担政治责任的大臣行为的惯例相结合。在一些成为共和国的前英国属地,历史上属于王室特权的部分职能转由总统或政府承担,但这些职能现今的法律依据可能来自成文宪法或法律,而非延续至今的王室权力。因此,比较分析必须区分历史渊源与现行法律分类。对于每个司法管辖区,需要考察的问题包括:哪些权力得以保留、由谁行使、受哪些宪法条文或法律规范,以及当地法院和政治惯例如何界定其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