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法是由立法机关或其他行使宪法所认可的立法权的机关正式制定的法律。在现代通常用法中,这一术语用于将经正式制定的法律与通过司法判决、习惯或行政管理形成的规则加以区分。制定法设立公共机构、授权财政支出、课征税款、界定犯罪、规范经济活动,并创设权利与救济途径。其法律效力源于制定它的制度所赋予的权威及其规定的程序,而不只是因为它以文字形式载明。
制定法在普通法体系和大陆法系中都占据核心地位,但在这两种法律传统中,制定法与司法判决及综合性法典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一部制定法可能只包含一项针对特定事项的措施,也可能包含数百项条文,对整个领域作出重新调整。要理解一部制定法,不仅需要关注其措辞,还需要考察其制定过程、宪制地位、地域与时间上的适用范围、解释、实施以及后续修订。
含义与界限
在通常的法律用语中,制定法指某一部经制定程序通过的法律,而制定法体系则指由这类法律构成的法律整体。立法既可以指制定法律的过程,也可以指这一过程的产物。在英语法域中,“Act”(法令)是制定法常用的正式名称。“Bill”(法案)通常指尚未制定为法律的立法提案;不过,即使法案已获议会通过,也可能仍须等待批准或完成宪法要求的其他步骤,才能成为法律。这些区分体现的是不同的法律阶段,而不只是同一份文件的不同名称。
一项规则并不会仅因采用书面形式就成为制定法。法院判决、行政通告、合同或教科书都可能以书面形式存在,却不具有立法权威。反过来,制定法也不涵盖一个法律体系承认的所有法律渊源。习惯法可以通过被普遍接受的惯行及其获得的承认而取得法律效力,法律先例的权威则源于司法裁判,并受有关后续案件如何对待这些裁判的规则支配。制定法可以纳入习惯规则,也可以采纳经司法实践形成的标准,而这种纳入会为相关规则增添一项立法依据。
制定法还须与授权立法相区分。部长或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规则和命令,通常以制定法授予的权限为依据。这些规范可能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立法性质,但通常归为从属立法,而非主要立法。各法域的术语并不一致:有些宪法制度承认某些行政法律文件具有与主要立法同等的效力;有些制度则将英语论著可能称为制定法的法律文件称作“法律”或“条例”。因此,分类取决于法律权限和程序,而不能只看文件的名称。
在通常的国内立法以外,“statute”一词也有专门含义。国际组织或国际法庭的创设文件可以称为“规约”。1998年通过的《罗马规约》是一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条约,而不是某国议会制定的法律。大学及其他法人机构同样可能设有规范其内部组织的章程。这些用法都包含权威性组织基础文件的含义,但其法律权威的来源和范围各不相同。
制定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同样因法域而异。宪法文件本身可能以制定法的形式颁布,却具有不同于普通立法的地位。关键在于:哪个机构有权制定或修改相关规则,必须遵循哪些程序,以及法院或其他机构能否拒绝赋予与之冲突的措施以法律效力。
历史发展
制定法的历史是更广泛的成文法律史的一部分,但不应将古代成文法律汇编直接等同于现代议会制定的法律。公元前18世纪在巴比伦尼亚编纂的汉谟拉比法典,在阐述王权与正义的框架下,载录了王室判决和法律规则。其制度背景与当代立法机关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古代文本表明,以持久且具有公共权威的文字形式表述法律十分重要,却不足以证明现代制定法有着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的历史。
罗马法区分了多种具有权威性的规则渊源,包括公民大会制定的法律、平民大会的决议、元老院的决议以及皇帝敕令。随着帝国统治的发展,皇帝的立法权日益重要。6世纪查士丁尼主持编纂、后世统称为民法大全的法律汇编,将皇帝敕令、法学家著述以及一部入门教材汇集在一起。它后来对欧洲大陆产生的影响,有助于确立以法学研究为基础的法律解释传统和系统化的法律编纂传统,而不只是提供了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制定法汇编。
在中世纪英格兰,王室政府、议事会和议会逐渐发展出有别于司法判决和行政命令的立法形式。1236年的《默顿法令》和1275年的《威斯敏斯特法令》是其中突出的早期实例。议会同意在制度上的含义随时间而变化,早期法律的制定过程也并不等同于现代英国的立法程序。尽管如此,按君主在位时期、在位年次和章号标识权威法律文本的做法,仍有助于形成一种特征鲜明的制定法传统。
议会立法活动的扩展与围绕公共权力的争议密切相关。1689年权利法案所处理的问题,包括王室声称拥有的、未经议会授权即可停止法律效力或豁免法律执行的权力。后来关于议会主权的论述,尤其是19世纪阿尔伯特·文·戴雪的论述,将议会制定的法律置于英国宪制秩序的核心。其他宪制传统则走上了不同道路,发展出具有刚性保障、限制普通立法权的成文宪法。
自18世纪起,法典化和代议制政府大大拓展了制定法的作用。法国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重新整合了私法,德国《民法典》则于1900年生效。此后,工业化和政府行政职能的扩张,催生了大量涉及就业、公共卫生、公用事业、社会保险和金融监管的制定法。制定法不再仅仅规定禁止事项或私人权利,也成为政府持续开展行政管理的制度框架。
制定程序与立法权限
制定法是否有效,通常既取决于制定机关是否具有相应权限,也取决于是否遵守法定程序。立法权限涉及立法机关有权规范的事项、地域和机构。立法程序则涉及一项提案如何成为法律。具体规定差异很大,但典型程序包括提出法案、委员会审查、辩论、修正、表决,以及正式认证或批准。这些阶段各有作用:审查可以揭示起草中的缺陷,修正可以调整政策,最终认证则确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
在两院制下,立法可能需要两个议院达成一致,但两院的权力并不一定相等。财政法案、宪法修正案以及涉及地区利益的措施,可能适用特别规则。有些制度允许下院在经过一段等待期后,或在特定条件下,推翻上院的反对决定。联席委员会或两院协商程序可以协调不同版本之间的分歧。由于必须能够明确识别最终制定的文本,各版本之间的差异具有法律意义,而不只是程序上的不便。
行政机关参与立法的方式也因制度而异。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国会两院通过的法案须呈交总统。总统行使否决权后,两院可各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该否决。宪法还规定了法案未经总统签署即成为法律的情形,以及构成搁置否决的情形。在英国,御准是法案成为议会法的正式环节;依照英国的宪政惯例,拒绝御准并不是政治决策的常规手段。
有些立法须满足超出普通立法多数的要求。修宪程序可能要求特别多数、组成单位的批准,或举行公民投票。另一方面,某些宪法允许公民通过创制程序制定法律。紧急程序可能授权行政机关采取临时立法措施,但其有效期限、可规范的事项,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机关事后批准,均取决于相关宪法规则。一项法律文书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它是通过通常的议会程序制定的。
法律的制定还须与开始施行相区分。一部制定法可以在某一日期成为法律,却在另一日期才开始施行。不同条款可能在不同时间施行,有时须通过该法授权日后发布的命令来确定。这样,各机构便可在实体义务开始适用之前招聘人员、制定规章、建设信息系统,或准备过渡安排。因此,公布、批准、生效与实际实施是相互关联但各自独立的事件,梳理一部制定法的法律沿革时,可能需要逐一确定这些事件。
结构、起草与立法设计
制定法通常由若干条文组成,条文的编排有助于确定法律如何运作。常见组成部分包括标题、制定用语、编号的条款、定义、实体规则、行政职权、执行条款、过渡安排和附表。篇幅较长的制定法还可能将条文编为编、章、节。这些组成部分在不同法域中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解释分量。序言可以阐明立法目的,而不独立设定义务;附表则可能载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具体规定,其权威性与正文相同。
定义划定了整套法律制度的适用边界。定义可以赋予日常用语一种不同于通常用法的含义,可以列举某些情形而不穷尽整个类别,也可以排除日常用法原本涵盖的事项。定义可以适用于整部法律,也可以仅适用于其中某一部分。交叉援引将各条文联系起来,但其效力取决于具体措辞:援引某一特定条款,可能是纳入该条款的要求、借用其术语,也可能只是指明一项相关程序。大量交叉援引可能使一条看似简短的规定依赖于庞大的其他规则网络。
具有规范效力的措辞用于配置各类法律地位。条文可以设定义务、禁止某种行为、授予权力、确立权利,或规定抗辩事由。“必须”(must)、“应当”(shall)和“可以”(may)往往表示不同的规范功能,但上下文和当地的立法起草惯例仍然十分重要。规定某机关“可以”颁发许可证,通常是在授予一项权力,却不一定意味着该机关可以任意行事。其他条文可能规定行使该权力所须遵循的标准、程序义务或审查机制。
立法机关需要在详细规则与较宽泛的标准之间作出选择。固定的数值门槛可以使一项要求较为明确、可预测,但也可能造成界限两侧法律后果的骤然变化。“合理注意”之类的标准允许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判断,但也将更多判断空间留给行政机关和法院。制定法往往兼用这两种方式:许可方面的法律可以在规定最低年龄和申请截止日期的同时,要求评估专业胜任能力。立法设计还包括决定例外、豁免、证据推定,以及由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完整的法律制度必须将实体要求与相应后果及行政实施衔接起来。它可以指定主管机关、授权开展检查、设定报告义务、提供民事救济、界定违法行为,并确立上诉途径。财政条款可以授权支出,而具体资金则由另行制定的拨款法律提供。对政策目标的宣示并不一定创设个人可以依法请求强制实现的权利。是否创设此类权利,取决于具有规范效力的条文、所提供的救济,以及该制定法运作所依托的整体法律框架。
在法律秩序中的地位
制定法处于具有不同效力层级的法律体系之中,但没有一种层级结构能够概括所有法域。在宪法具有刚性地位的制度中,普通制定法通常从属于宪法规范。法院可通过司法审查,在立法与效力更高的宪法规范相冲突时,宣告该立法无效或拒绝适用。审查的范围、行使审查权的机构以及裁决的后果,因制度而异。专门的宪法法院可能拥有普通法院所不具备的权力。
按照英国传统的议会主权学说,联合王国议会制定的法律,其地位不同于最高成文宪法之下的普通立法。法院通常不会仅因议会法律与普通法原则相冲突,就宣告其无效。不过,法律仍可授权开展重要形式的审查。根据《1998年人权法》第4条,指定法院可就初级立法与受保护的《公约》权利不相容作出声明;该声明本身并不使有关立法失效。这与法院拥有废止制定法的权力不同。
在联邦制下,国家层面与各组成单位的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宪法对权力的划分。国家层面的制定法并不必然仅因其属于国家层面而优先适用:它必须具有有效的宪法依据。在美国,联邦法优先适用原则涉及有效联邦法在何种情形下排除州法适用的问题。在其他联邦国家,专属权限、共同权限以及解决法律冲突的规则,其制度安排各不相同。因此,必须分别考察立法权限与法律适用的优先顺序。
制定法也与国际义务相互作用。国际协定可能要求一国制定国内法律,但协定在国内的效力取决于该国的宪法安排。在某些制度中,部分条约条款无须进一步立法即可适用;在另一些制度中,则必须通过制定法加以实施。欧洲联盟又引入了一套独特的超国家法律秩序。欧盟条例可直接适用,而指令通常需要成员国采取国内措施予以实施,并可能在欧盟法所确立的条件下产生特定法律效力。它们与各国制定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一般的国内法律修正规则。
同一层级的制定法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后制定的法律可能明文废止先前的法律,两者也可能无法调和。法院在认定存在默示废止之前,往往会先尝试作出协调一致的解释。较为具体的条款可能对一般性条款作出限定,但这是一项解释原则,而非自动适用的公式。可分割性涉及一个相关问题:能否将无效条款分离出去,同时使其余部分继续生效。答案取决于有关法律制度以及该项立法的具体设计。
空间、对人和时间上的适用
制定法的适用涉及多个维度:在哪些地域施行、约束哪些主体、涵盖哪些行为,以及其规则何时适用。地域效力范围与实际适用范围并不总是一致。一部法律可能构成多个地域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但其中某项义务仅适用于特定活动或某类机构。在英国,法律条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的地域效力范围可能各不相同。在联邦制国家,联邦与地方的制定法可能交叉适用,但其地域或机构适用范围并不相同。
域外适用涉及立法国家领土以外的行为或情形。制定法可以明文规制本国国民在境外的行为、涉及国内市场的交易,或在国内产生特定影响的海外行为。法院是否作出这样的解释,取决于法律文本及适用的解释原则。立法机关决定主张此类域外效力,与国际法上允许行使何种管辖权的问题不同,也与实际上能否在境外取得证据或执行判决有别。实体规范的适用范围与执法能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对人的适用范围可能取决于国籍、居住地、就业身份、企业组织形式、年龄或其他明定特征。制定法可以对公共机关和私人主体规定不同的义务,也可以区分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国家本身可能受特别规则约束,包括在采用“王室”这一法律概念的法域中,一般性法律条文是否对王室具有约束力。豁免制度和宪法保障也可能进一步限制那些表面上适用广泛的规则。
时间上的适用需要区分向将来适用与溯及既往。向将来适用的法律规制未来事件,而具有溯及力的法律则改变先前行为或已完成事件的法律后果。两者的界限有时难以划定:将新的程序规则适用于正在审理的诉讼,并不必然等同于对过去的行为增设新的实体责任。宪法上的限制在刑法领域尤为重要。美国宪法禁止联邦和各州制定事后法;这一类别主要涉及具有溯及力的刑罚性变更,而非所有影响先前事件的法律。
过渡性条款用于衔接新旧法律制度。它们可以保留现有许可证的效力、明确未决程序适用的规则、保护既得权利,或使依据已废止法律制定的法规继续有效。日落条款规定,某部法律或某项特定权力如未获延续,即告失效。相比之下,法定审查条款可能要求进行评估,但其本身并不终止法律的效力。时效条款为提起诉讼或追诉设定期限;这些条款是制定法内部的规则,不应与制定法本身的失效混为一谈。
解释与司法角色
成文法解释是确定成文法的法律含义及效力的过程。不仅在措辞晦涩时需要解释,在必须将一般性用语适用于起草者未作专门规定的情形时,也需要解释。成文法可能提及“车辆”“雇员”或“文件”,而争议涉及的却是新技术或不寻常的关系。此时的解释问题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理解这些已制定的条文时,它们应当如何适用于该案。
文本通常是解释的起点。法院会考察语法、定义、条文的编排以及成文法的整体内容。一个词可能具有通常含义、技术含义,也可能具有既定的法律含义。上下文可能表明,相同的词语在不同条文中发挥不同作用,或者看似不同的表述应当结合起来理解。语言解释准则,例如根据相关的具体例子理解一般性表述,有助于组织推理,但并不能机械地决定结论。
立法目的和背景同样重要,不过不同的解释传统赋予它们的权重有所不同。法院可以考察成文法旨在解决的问题、它与先前法律的关系,以及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释是否协调一致。立法史资料可以包括委员会报告、说明材料和议会辩论。这些资料能否被采用以及具有何种意义,因法域而异。在英国1992年的“佩珀诉哈特案”(Pepper v Hart)中,上议院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援引某些议会发言。这些条件包括:条文含义不明确、措辞晦涩,或按其他解释会产生荒谬结果;同时,部长或法案提案人曾作出明确且相关的陈述。
推定将成文法解释与更广泛的法律原则联系起来。法院可以推定,除非立法使用足够明确的措辞,否则不具有溯及力,不剥夺诉诸法院的权利,也不干涉基本权利。这些推定的强度和表述方式因法域而异。在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处理无法消除的歧义的规则,可以防止在缺乏充分立法授权的情况下施加刑罚。这些解释方法并不意味着,只要成文法的后果看起来不理想,法官就可以无视其明确文本;这些方法的运用本身也受宪法学说和法律解释理论的约束。
对成文法作出解释的司法裁决可以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先例,在普通法体系中尤其如此。因此,成文法与判例法相互作用,而非各自处于独立的领域。立法机关可以在司法解释作出后修改成文法,以改变其结果,或为今后的案件澄清规则。随后,法院必须根据适用的时间效力规则确定修法的效力。修法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先前的法律始终具有新措辞所表达的含义。
行政实施、执法与法律救济
许多制定法需要由行政机关、地方当局或专门监管机构持续实施。规范药品、工作场所安全或银行业的法律,通常无法仅靠一般性的禁止规定发挥作用,还可能需要许可制度、技术标准、检查程序、记录保存要求,以及针对个案作出的决定。行政法规范这类活动的重要方面,包括授权的界限,以及公共机构行使所授职权时应遵循的程序。
授权使法律制定后能够进一步补充技术和操作细节。制定法可以授权某个机构规定检测方法、调整特定金额,或制定申请表格。这些职权仍受法律约束:如果一项规章超出授权范围,或未遵循法定程序,就可能受到法律挑战。立法监督、公布要求、征求意见义务和司法审查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制约。立法规定的详尽程度与行政裁量空间之间的具体平衡,因宪法规则和监管事项而异。
执法机制包括刑事起诉、民事处罚、行政命令、吊销或暂扣许可证,以及私人诉讼。一部制定法可以同时采用其中几种手段。例如,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是竞争法框架的一部分,该框架兼有公共执法与私人诉讼。机制的选择会影响程序、证明要求、机构职责以及可获得的救济。违反制定法的行为并不自动赋予私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个人能否提起诉讼,取决于该法及相关法律原则。
程序保障对执法构成约束。面临制裁的人可能有权获得通知、听证、由公正的裁决者作出决定,以及司法审查,具体取决于情境和法域。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要求或类似原则,可以与制定法自身规定的程序同时适用。救济方式可能包括损害赔偿、禁令、撤销行政决定,或责令公共机关履行法定义务。不同救济针对不同问题,并非每一次违法都会带来所有这些救济。
法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并不等同于法律已经制定或在形式上有效。行政实施依赖于人员配置、经费、技术能力、信息和机构间协调。一部授权监管机构的制定法,本身并不能确保检查得到开展,也不能确保违法行为被发现。报告义务、审计、立法机关听证和评估条款,可以使实施情况更便于观察。这些安排也有助于区分几个有时被混为一谈的问题:制定法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其规定能否在特定程序中得到强制执行,以及它是否产生了预期的实际效果。
修订、汇编与公众查阅
制定法是不断变化的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立法机关可以修改个别字词、替换整个条文、增添附表,或将一部法律全部废止。修订也可能通过改变定义或交叉引用,影响那些措辞未变的条款的实际适用。因此,仅读取最初颁布的文本,未必能了解当前适用的法律。可靠的法律说明必须明确相关版本、生效日期、地域适用范围,以及任何保留旧有规则效力的条款。
废止一部制定法,并不必然消除其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一般性的法律解释立法或专门的保留条款,可以使已经产生的法律责任、尚未终结的刑事检控、既有权利,以及依据已废止法律制定的法律文书继续有效。旧法效力的恢复则是另一个问题:在许多法律体系中,废止一部废止旧法的法律,并不会自动恢复旧法的效力。这些规则可以避免在调整立法体系时出现法律空白或意料之外的后果,也解释了为什么已经废止的条款仍可能与涉及过去事件的诉讼有关。
法律汇编将分散的法律整合为更便于查阅的立法文本,通常并不意在作出实质性变更。法典编纂的潜在目标则更广泛:它可以系统整理某一法律领域,重新表述现有规则,并推行改革。两者的区别取决于具体编纂工作的性质,而不能仅凭名称判断。在美国,《美国法律大全》按时间顺序刊载联邦法律,而《美国法典》则按主题编排具有一般适用性和长期效力的联邦制定法。《美国法典》的部分编已通过立法程序成为正式法律;对于其他编,如果汇编文本与作为其依据的已颁布法律存在出入,仍以这些法律为准。
法律引注使制定法文本能够被准确识别。引注可以注明法律简称、年份、章号、公法编号、法典编号或条号。英国《1998年人权法》被标识为该年度公共一般法的第42章;引用该法第4条,指向的是某一具体条文,而非整部法律。由于编号和编排可能随修订而改变,法律研究往往需要追溯原条文与其后来所在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
法律的公布有助于公众查阅,也有助于维护法治,但官方提供文本并不意味着文本容易理解。数字法律资料库可以提供原始文本、修订版本、修订沿革,以及特定时间点的文本。其编辑更新状态十分重要:一项修订可能已经通过却尚未生效,也可能已经生效却尚未纳入所展示的汇编文本。制定法的适用还可能取决于并未随其一同刊载的法规和司法解释。因此,要准确确定实际适用的法律,就必须关注所公布文本的权威性、日期和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