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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human-rights-act-1998 · 作品

1998年人权法

《1998年人权法》使特定欧洲公约权利可在英国法院获得保障,同时保留议会对初级立法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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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人权法》**是英国议会制定的一部法律,赋予《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所载的特定权利以国内法律效力。该法于1998年11月9日获得御准,主要条款于2000年10月2日生效。其核心宗旨是使人们能够通过英国法院寻求对公约权利的保障,而不必主要依赖向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

该法将实体权利与一套独特的宪制框架相结合。法院必须尽可能以符合公约权利的方式解释法律;公共机关侵犯这些权利的行为通常构成违法;指定的高级法院则可宣告某项法律与公约权利不相容。这种宣告并不会使议会制定的法律失效。因此,该法将人权保障与议会主权相衔接,并为法院、政府大臣和议会分配了不同的职责。

该法的适用范围涵盖刑事司法、公共行政、家事诉讼、隐私、公共服务及其他领域。理解该法,需要区分公约权利本身与保障这些权利的国内机制,也需要区分英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与国内法所提供的救济。

历史渊源与制定

英国是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的最初签署国之一,并于1951年批准该公约。公约是在欧洲委员会框架内制定的,该组织不同于欧洲联盟。英国法律界人士参与了公约的起草,其中包括戴维·麦克斯韦·法伊夫,他当时担任欧洲委员会协商议会相关法律委员会的主席。1966年,英国接受了向斯特拉斯堡有关机构提出个人申诉的权利,使个人在满足适用的受理条件后,能够就涉及公约的申诉寻求国际救济。

在《人权法》出台之前,公约通常不能在英国法院构成独立的诉因。按照英国对国际法采取的二元论立场,批准一项条约本身并不意味着其所有条款都可以直接在国内获得执行。法院有时可以借助公约消除法律中的歧义,或以其指导普通法的发展,但通常不能仅因明确的成文法条文与公约权利相冲突,就不予适用。因此,申诉人即便穷尽了国内救济,也可能仍未获得国内法院直接依据公约本身作出的裁判。

1997年当选上台的工党政府在同年10月发表的《让权利回归本土》白皮书中,提出将公约纳入国内法。这项政策旨在使人们更容易在国内诉讼中援引公约权利,并让英国法院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对这些权利的解释。时任大法官的莱尔格的欧文勋爵和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在推动该法通过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最终形成的法案于1998年制定,与向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权力下放等重大宪制改革同期推进。

该法的主要条款定于2000年10月2日生效,为司法人员培训、行政实践调整和公共部门程序审查留出了时间。部分条款则较早实施,其中包括由大臣就法案是否符合公约权利发表声明的机制。将公约纳入国内法并未取消向斯特拉斯堡提出申请的可能性,而是建立了国内救济途径,使涉及公约的申诉可以先在国内得到处理。

该法承继了英国的宪制传统,这一传统包括《大宪章》和1689年权利法案等早期文件,但它在适用范围和制度设计上与这些文件有所不同。它并非只是重申历史上已有的自由,也没有确立一部具有刚性保障的宪法典,而是创设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成文法框架,使一项国际人权文书能够影响立法、司法裁判以及政府的日常行为。

受保护的权利及其法律性质

该法第1条援引《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特定条款,界定了该法所称的“公约权利”,相关条款全文载于附表1。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和公正审判权;禁止酷刑、奴役及某些形式的强迫劳动;禁止溯及既往的刑事处罚;私人及家庭生活受尊重的权利;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表达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结婚权。议定书条款保护财产、受教育权和自由选举权,而第13号议定书则涉及在一切情况下废除死刑。

这些权利的适用方式并不完全相同。第3条对酷刑以及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禁止是绝对的:一旦某种待遇达到相应的严重程度,公共利益考量便不能使其正当化。相比之下,第5条仅允许在列明的特定情形下剥夺人身自由,并要求遵守程序保障。第6条规定了公正审理的详细框架,其中某些具体保障适用于刑事诉讼。因此,将所有公约权利一概描述为不受限制的自由,或可以与政府政策任意权衡的利益,都会歪曲其法律结构。

第8至第11条规定的是可受限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干预必须符合相关条款所列的要求,包括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追求获准的目的,以及在民主社会中具有必要性。英国法院通常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分析:所追求的目标是否足够重要,措施与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合理联系,能否以干预程度较小的方式实现目标,以及是否达成了公平平衡。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尊重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判断,取决于所涉权利、具体情境、证据及相关机构的职责。

第14条禁止在享有其他公约权利时受到歧视。其适用范围并不限于另一项权利已被独立侵犯的情形,但有关事实必须落入该项权利的涵盖范围。因此,它并非一项普遍适用、独立存在的平等保障。英国尚未批准第12号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范围更广的反歧视保障。英国国内的平等立法则通过另一套法律框架提供额外保护。

公约权利也可能产生积极义务。保护生命可能要求建立充分的法律框架、在特定情形下采取预防行动,以及对某些死亡事件开展有效调查。尊重私人生活可能要求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免受他人的严重干扰。这些义务受各自特定的法律判断标准约束;该法并不保证个人免受一切伤害或不利后果。该法也未纳入一套全面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尽管依据《公约》提起的诉讼可能影响住房、福利待遇、医疗卫生行政管理和教育等领域。

法律解释与斯特拉斯堡判例法

第2条要求,法院或审裁处在裁断涉及《公约》权利的问题时,须“考虑”斯特拉斯堡的相关判决及其他指定材料。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权法院成为英国国内的上诉法院,也不意味着斯特拉斯堡的每一项裁决都具有与国内有约束力的法律先例同等的地位。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国内法院在解释源于国际文书的权利时,仍须遵守本国的先例规则。

在2004年的 R(依乌拉申请)诉特别裁决官案中,宾厄姆勋爵指出,国内法院应随斯特拉斯堡判例法的发展而与之保持同步:“不应超前,但绝不能落后。”后续案件进一步说明,两者的关系并非纯粹机械式的遵循。在2009年的 R诉霍恩卡斯尔案中,英国最高法院拒绝采用斯特拉斯堡在传闻证据问题上的处理方法,认为该方法未充分考虑英格兰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保障措施。此后,斯特拉斯堡大审判庭在2011年的哈瓦贾及塔赫里诉英国案判决中采取了更注重具体情境的处理方法,体现了两个司法体系之间的互动。

第3条规定了一项独立且力度非同寻常的解释义务。初级立法和附属立法都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以符合《公约》权利的方式予以解读和实施。这项义务适用于《人权法》颁布前后制定的法律。它并不限于在含义不明确的条文所容许的两种文义解释之间作出选择:法院有时可以通过解释将某些词语读入条文,或偏离条文表面上的通常含义。

在2004年的盖丹诉戈丁-门多萨案中,上议院对一项法定租赁权条文作出解释,使尚存的同性伴侣能够获得与异性伴侣同等的保护。该判决说明,第3条可以支持幅度较大的解释性调整,但不能用来否定法律的根本特征。它是一种使法律符合人权要求的解释方法,而非赋予法院设计替代性法律制度的一般权限。

2002年的关于S案(未成年人)和2003年的贝林杰诉贝林杰案体现了这一解释义务的界限。在前案中,上议院驳回了一种会在儿童照护法律中引入全新司法监督制度的解释。在后案中,上议院拒绝仅凭法律解释,重构有关变更后性别的承认及婚姻的法定框架。这些裁决区分了法院在适用成文法时可以作出的调整,以及需要就政策、行政管理和相互关联的法律规则作出选择的变革。如果无法作出符合《公约》权利的解释,《人权法》所指向的途径是作出不相容声明,而非宣告议会立法无效。

不相容、立法修正与议会审查

第4条允许特定的高级法院作出声明,认定某项立法与《公约》权利不相容。这些法院包括英国最高法院、英格兰及威尔士的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以及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指定法院。下级法院无权作出此类声明。这一机制主要适用于初级立法;在规定的情形下,如果初级立法阻碍了不相容问题的消除,该机制也适用于附属立法。

不相容声明不影响有关条款的效力、继续施行或执行。第4条还规定,此类声明对诉讼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即使主张某项立法不相容的论点获得法院支持,也不一定会立即改变原告的法律地位。这与某些宪政体制不同,在那些体制下,法院可以撤销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一区别是本法兼顾议会主权原则的核心所在。

不过,不相容声明仍可为重新审视立法提供权威依据。在 Bellinger 案中,上议院裁定有关婚姻立法与《公约》第8条和第12条不相容。议会随后制定了《2004年性别承认法》,确立了对变更后的性别给予法律承认的法定程序。在涉及拘禁外籍恐怖活动嫌疑人的 A诉内政大臣 案(2004年)中,上议院裁定有关拘禁条款与《公约》第5条和第14条不相容。议会通过《2005年预防恐怖主义法》取代了原有的拘禁制度。

第10条提供了另一种纠正机制:大臣如认为存在充分且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以发布补救命令,修订立法。在作出不相容声明后,或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作出涉及英国的相关不利裁决后,可以依照法定条件行使这一权力。附表2规定了相应的议会程序,包括审查拟议命令的普通程序,以及具有不同时限要求的紧急程序。补救命令属于授权立法,并非赋予行政机关不受限制地改写法律的权力。

第19条涉及法律制定前的审查。负责某项政府法案的大臣必须在该法案二读前作出声明:要么声明法案条款与《公约》权利相容,要么声明无法作出相容性声明,但政府仍希望议会继续审议该法案。这两种声明都不能对合法性作出最终认定,而无法作出肯定的相容性声明,也不妨碍法案获通过成为法律。议会各委员会,尤其是人权联合委员会,会审查立法及政府行动中的权利问题。法律解释、不相容声明、补救命令和立法审查共同将责任分配给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而不是把保护权利的全部任务交给某一个机构。

公共机关与私人主体之间的关系

第6条规定,公共机关作出与《公约》权利不相容的行为,即属违法。“行为”包括不作为,因此该条既适用于被禁止的干预,也适用于未履行积极义务的情形。这项义务适用于中央政府各部门、警察机关、监狱、地方政府以及法院和审裁处。它要求公共机构不仅在正式制定政策时,而且在作出日常运作决策时,都必须考虑相关权利。

这项义务设有一项重要例外:如果初级立法使公共机关没有其他合法选择,或者该机关正在执行无法作出相容解释的法律条文,第6条就不要求该机关违反成文法。在这些情况下,申索人可能需要转而通过本法的解释机制和宣告机制,对相关立法框架提出质疑。议会本身在本法明确规定的范围内,不属于第6条所界定的公共机关,从而保留了对立法程序的区别处理。

这一定义还包括“部分职能具有公共性质”的主体。这类机构通常称为职能型或混合型公共机关。某项职能是否具有公共性质,取决于该职能的性质及其所处背景,而不只是有关组织的法律形式或其是否接受公共资金。第6条还区分了这类组织的公共职能与私人行为。因此,将一项服务外包会引出法律上的归类问题,而不会自动使所有承包商都受本法约束。

在阿斯顿坎特洛及威尔姆科特与比尔斯利堂区教会理事会诉沃尔班克案(2003年)中,上议院区分了核心公共机关与行使特定公共职能的机构。在YL诉伯明翰市议会案(2007年)中,多数法官认为,一家根据与地方政府的安排提供住宿和照护服务的私人护理院,在该案的具体情况下,并未行使第6条所指的公共职能。议会随后通过《2008年卫生与社会照护法》第145条,对特定的由公共机关安排提供的照护服务作出了规定。这一演变表明,法定责任的边界可以通过后续立法加以调整。

本法通常并不赋予当事人一项独立诉权,使其可以起诉任何干涉其《公约》所保护利益的私人主体。不过,由于法院本身也是公共机关,本法仍会影响私人主体之间的纠纷。法院必须尽可能以符合《公约》权利的方式适用立法,并在发展或适用现有法律原则时,适当顾及相关权利。这种间接效力在隐私诉讼中尤为重要。在坎贝尔诉MGN有限公司案(2004年)中,上议院依据当时正在发展的滥用私人信息法律,审查了披露娜奥米·坎贝尔接受戒毒治疗相关信息的行为,并在第8条所保护的利益与第10条所保障的表达自由之间进行权衡。

诉讼程序、诉讼资格与救济

第7条允许声称公共机关违反第6条、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向适当的法院或审裁处提起诉讼,或在现有诉讼中援引《公约》权利。因此,涉及权利的主张可能出现在司法审查、刑事审判、上诉或其他诉讼中。该法并未设立统一的专门宪法法院。相关职责由普通司法体系中的各级法院分担,并受各法院不同权限和程序的约束。

原告必须是所指称违法行为的“受害人”,其认定适用《公约》第34条所采用的概念。这一标准通常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司法审查中用于认定诉讼资格的“充分利害关系”标准更为严格。一个组织仅仅对某项政策普遍表示关切,并不必然使其成为受害人,不过公益组织可以通过介入诉讼或其他程序参与案件。公司或其他法人能否援引某项权利,也取决于该权利的性质及具体情况。

根据第7条提起诉讼,通常须在被诉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进行。法院可在考虑所有情况后,基于公平原则准许延长期限。但这并不排除所选诉讼形式适用的更严格程序要求。例如,司法审查申请仍须遵守其自身有关及时提出申请及提交申请的规则。因此,不应将这一年期限理解为任何人都有权将诉讼推迟一年。

第8条授权法院在认定存在违法行为时,在自身权限范围内给予其认为公正且适当的救济,或作出相应命令。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作出宣告、撤销行政决定、颁布禁令或判给损害赔偿。赔偿并非自动给予。法院必须考虑,为提供“公正补偿”是否有必要判给赔偿,并兼顾其他救济以及斯特拉斯堡法院所适用的原则。在2005年的 R(格林菲尔德)诉内政大臣案中,上议院强调,该法并非一般性的侵权法,其赔偿机制不应只是照搬普通人身伤害案件的损害赔偿制度。

司法行为适用专门规定。第9条规定,对此类行为的质疑主要应通过上诉、在法律允许时申请司法审查,或其他规定程序提出;同时,除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外,该条限制就善意实施的司法行为判给损害赔偿。这些规则既维护司法程序的有序运行,也确保司法行为符合《公约》。此外,第22条就该法的时间效力作出特别规定,包括在公共机关提起的某些诉讼中援引《公约》权利的规则。该法的生效并不意味着此前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可追溯成为诉讼依据。

在刑事司法、国家安全与公共行政中的适用

该法对刑法及刑事诉讼程序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通过《公约》第5条和第6条。相关问题包括对拘禁的司法监督、证据披露、获得法律协助、传闻证据的使用,以及将举证责任加于被告的法律规定。在2001年的 R诉A案(第2号) 中,上议院依据该法第3条,对限制使用申诉人性经历证据的规定作出解释,使保障公平审判所必需的证据能够获准采纳。该案既体现了公平审判保障的重要性,也展示了相容性解释的适用范围。

在2001年的 R诉兰伯特案 中,上议院审查了毒品立法中的一项法定抗辩,以及《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的无罪推定。法院将一项法定举证责任视为提出证据的责任,而非说服责任,表明依据《公约》进行的分析能够影响举证责任的分配。这些判决并未确立所有举证责任倒置或证据限制均属违法的原则。法院会考察有关规定的实际运作、所涉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程序是否仍然公平。

国家安全诉讼考验了个人权利与行政机关特殊权力之间的关系。2004年的 A案 判决涉及一项立法,允许对某些无法被驱逐出境的外国公民不经审判而予以可能无限期的拘禁。上议院裁定,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支持有关克减措施及拘禁制度,其中一个原因是该制度区别对待外国籍嫌疑人与英国籍嫌疑人。此后的控制令诉讼则涉及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以及使用不公开证据的诉讼程序是否公平。在2009年的 内政大臣诉AF案(第3号) 中,上议院裁定,受影响者必须获得有关指控的充分信息,以便能够向律师作出有效指示。

《公约》第2条影响了对涉及国家责任的死亡事件的调查。2003年的 R(应阿明申请)诉内政大臣案 涉及扎希德·穆巴雷克在少年犯管教机构内被同监室囚犯杀害的事件,法院在该案中审查了开展有效调查的要求。2004年的 R(应米德尔顿申请)诉西萨默塞特验尸官案 对死因研讯的法律框架作出解释,使调查能够审查死亡发生时的具体情境,而非仅仅查明狭义上的直接死因。

在警务和拘禁以外的领域,公共行政也受到了影响。在2010年的 曼彻斯特市议会诉平诺克案 中,最高法院裁定,面对地方政府提起的收回房屋占有权诉讼,当事人原则上应能依据《公约》第8条,请求独立法院审查使其失去住所是否符合比例原则。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拥有继续居住于公共住房的无条件权利,而是要求在适用的房屋占有权收回制度内,提供审查比例性的法律途径。这说明,《公约》权利可以在不取代原有法定制度的情况下,加强对该制度适用的审查。

地域适用范围、权力下放与国际义务

本法适用于整个英国,但其实施涉及三个司法管辖区: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各司法管辖区的法院和诉讼程序各不相同,而本法则确立了一套共同的《公约》权利保障义务。权力下放立法还施加了独立的宪制约束。例如,根据《1998年苏格兰法》,苏格兰议会法令的条款如与《公约》权利不相容,即超出其立法权限。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有关权力下放政府的法律框架也设有相应限制。

这些权限规则不同于《人权法》对英国议会初级立法的处理方式。英国议会的法令即使与《公约》权利不相容,并被依照第4条作出不相容声明,仍然有效。相比之下,获下放权力的立法机关超越权限制定的不相容条款,根据相关权力下放法例,可能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同一项实体权利所能获得的法律救济,可能因制定有关措施的机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是宪制权力分配所产生的特点,并不意味着《公约》权利的内容有所不同。

人权保障也是北爱尔兰宪制安排的一部分。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又称《耶稣受难日协议》,载有将《公约》纳入北爱尔兰法律、保障诉诸法院的途径,以及为违反《公约》的行为提供救济等承诺。《1998年北爱尔兰法》对获下放的立法权和行政权规定了与《公约》有关的限制。因此,《人权法》与这一宪制安排之间的关系,既涉及适用于全英国的人权立法,也涉及专门规范北爱尔兰的条款。

《公约》义务的地域适用范围并不等同于英国的地理边界。《公约》第1条要求各国保障其“管辖”范围内人员的权利。斯特拉斯堡法院的判例承认,在涉及国家于境外行使权力或实施控制的某些特殊情况下,国家也具有管辖权。在2011年的阿尔-斯凯尼诉英国案中,大审判庭认定,对于英国在巴士拉开展安全行动所造成的死亡事件,英国具有管辖权。英国国内的诉讼,包括2013年的史密斯诉国防部案,也审查了《公约》权利对海外军事人员和军事行动的适用问题。这些判决并不意味着英国行为在海外造成的一切后果都受本法约束。

本法与英国依据《公约》承担的国际责任仍属不同层面。根据第46条,英国必须遵守斯特拉斯堡法院在英国为当事方的案件中作出的终局判决,其执行由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监督。申请人在向斯特拉斯堡法院提出申请之前,通常必须用尽有效的国内救济;一般申请期限自2022年起缩短为四个月。英国脱欧本身并未终止英国的《公约》缔约国身份,也未废除《人权法》,因为《公约》体系在制度上独立于欧盟。

宪制争论与改革提案

该法的宪制设计以法院与民选机构各自承担的职责为核心。第3条和第6条赋予法院审查立法及公共决策的重要职责,而第4条则保留议会维持不相容的主要立法的法律权力。这种安排有时被称为“对话模式”:司法裁决可以指出权利保障方面的问题,但如何回应可能仍需通过立法决定。这一说法描述的是一种制度运作模式,并不保证各机构能够达成共识,也不保证议会会修改每一项被宣告不相容的条文。

争论尤其集中于第3条所规定的解释权的力度、第2条下如何对待斯特拉斯堡判例法,以及法院对涉及安全、移民、福利开支和其他公共政策事项的决定进行审查的程度。这些问题既涉及个案结果,也关乎宪制判断权的分配。该法的框架并未消除法院对法律权利的评判与政治层面的政策选择之间的区别,但具体案件可能要求法院相当细致地审视证据、所提出的理由以及立法所依据的假设。

该法颁布后,陆续出现了数项正式审查和改革举措。2011年成立的《权利法案》委员会于2012年提交报告。多数委员支持制定一部以《公约》义务为基础的英国《权利法案》,但委员会并未就是否有理由替换现行法律达成一致。由彼得·格罗斯爵士担任主席、于2020年启动的《人权法》独立审查于2021年提交报告。该审查考察了国内法院与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之间的关系,以及该法对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议会之间关系的影响,建议在现有框架内作出调整,而非全面废除该法。

2022年6月,政府提出《权利法案》草案,拟废除并取代《人权法》。草案提出的措施包括取消第3条规定的解释义务、改变对斯特拉斯堡判例的处理方式,以及为某些权利诉求引入许可审查阶段。该草案于2023年6月被撤回,未成为法律。这一事件提醒人们,必须区分拟议的宪制变革与实际制定生效的法律条文。

议会也可以通过立法规定特定例外,而不必替换整部法律。例如,《2023年非法移民法》包含一项条款,排除第3条解释规则对该法的适用。这类措施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国内成文法如何运作,以及《公约》义务如何继续履行;限制一项国内解释规则,本身并不会修改条约。更广泛地说,废除《人权法》、退出《公约》、变更权力下放体制下的权限规则,以及修改救济措施,在法律上都是彼此独立的步骤,各自影响英国权利保障框架的不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