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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文恩·戴雪

戴雪是英国法学家,其关于议会主权、法治与宪法惯例的论述对宪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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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文恩·戴雪(1835年2月4日—1922年4月7日)是英国法学家、宪法学者,以其对英国宪制的深刻论述而闻名。他的《英宪精义》初版于1885年,使议会主权、法治以及宪法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别成为宪法研究的核心议题。他担任牛津大学维纳英国法教授期间,推动确立了一套分析框架,数代法律人都借助这一框架来理解英国宪制。

生平与学术生涯

戴雪出生于莱斯特郡的克莱布鲁克庄园。他就读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并于1860年成为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1863年,他在内殿律师学院取得出庭律师资格,此后在从事法律实务的同时,撰写有关法律与政治问题的著作。1882年至1909年,他担任维纳英国法教授。

他的学术研究并不限于宪法领域。《诉讼当事人选定规则论》出版于1870年,《英国冲突法汇编》出版于1896年。后者成为英国国际私法领域的奠基性著作,探讨了涉外纠纷应适用何种法律制度,以及应在何种情况下承认外国判决等问题。

戴雪还就法律变迁与公众舆论的关系撰写了大量论著。他于1905年出版的《十九世纪英国法律与舆论关系讲义》,从主流政治与社会观念的转变出发,解释英国法律的变化。

议会主权

戴雪将议会主权描述为:议会在法律上有权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同时,不存在任何依法有权推翻或撤销议会立法的个人或机构。在这一表述中,议会指的是君主与上议院、下议院共同组成的立法机关,而非仅指民选议院。

这一学说具有几项重要推论:

  • 议会可以就任何事项立法。
  • 法院不能仅因某项议会制定法与宪法原则相冲突,就宣布其无效。
  • 普通制定法不能永久阻止未来的议会修改法律。

这一解释将英国宪制与另一类制度区分开来:在后一类制度中,具有更高效力的宪法文本限制普通立法,法院可以通过司法审查宣布与宪法不相容的法律无效。

戴雪区分了法律主权与政治主权。议会在法律意义上拥有最高立法权,但其实际行动自由取决于选民意见、政治预期,以及各机构和公民接受其决定的意愿。因此,选民即使本身不是法律上享有主权的立法机关,也能发挥决定性的政治影响。

他的理论并非声称立法者不受任何约束,而是将法律上的权限与政治审慎、道德考量及可强制执行的宪法限制区分开来。

法治

戴雪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阐述法治,分别涉及防范专断权力、在普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司法判决在保障宪法自由方面的作用。

依法行事,而非依恃专断权力

第一个命题是:除非经普通法院按照通常法律程序认定个人违反法律,否则不得对其施加惩罚,也不得干涉其人身或财产。戴雪将这种状态与依靠广泛、专断或自由裁量权力的政府治理方式相对照。

这一表述强调以法律限制强制权力。它并未完整说明现代行政所需的各种权力;后来的学术研究则探讨了能否通过程序保障与司法监督,使自由裁量权与法治相协调。

在普通法院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个命题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员与普通个人一样,都应受普通法律约束,并在普通法院接受问责。

戴雪以这一原则对比英国制度与法国的行政司法制度。他起初认为,单独设置行政审判体系偏离了英国的理想。这一比较成为其著作中最受批评的部分之一:独立的行政法体系并不必然使官员免于法律问责,反而可能为针对公共机关的诉求提供专门救济。戴雪在后期著述中对其早期论述的某些方面作了修正。

通过普通法律保护权利

第三个命题涉及宪法权利的来源与保障。戴雪认为,在英格兰,重要的宪法原则形成于保护具体个人的司法判决,而不只是源于成文宪法中的宣言。

他强调的是,通过通常的法律救济,使自由在实践中得到切实保障。包括人身保护令在内的人身自由保障,说明了法院与救济手段对于落实权利的重要性。这是对英格兰宪法传统的解释,并不能证明成文宪法中的权利保障本身就缺乏实效。

宪法法律与宪法惯例

戴雪区分了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宪法学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与宪法惯例。后者包括支配法律权力如何行使的做法、共识及政治行为规则,但其本身并不由法院作为法律加以强制执行。

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何正式的法律权限未发生相应变化,宪制却能发生重大改变。某项权力在法律上可能仍归属于君主,但惯例要求君主根据大臣的建议行使该权力。同样,内阁政府的运作依赖一些政治规则,仅靠阅读制定法或司法判决无法理解这些规则。

因此,要解释实际的宪政运作,宪法惯例不可或缺。其非法律性质并不意味着它们无关紧要,或可以任意选择是否遵守。政治制裁、制度性预期,以及维持议会支持的需要,都能使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戴雪还探讨了惯例与法律之间的联系:无视宪法惯例,最终可能使政府陷入不违反法律规则便无法继续施政的境地。他对法律与惯例的区分至今仍有影响,不过后来的研究强调,法院可以承认惯例的存在,而不直接强制执行惯例。

法律、舆论与政治立场

在《法律与舆论》中,戴雪考察了思想运动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他区分了立法停滞时期、深受个人主义与改革思潮影响的时期,以及后来向他所谓的集体主义转变的时期。他所说的“集体主义”,涵盖国家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中不断扩大的作用,而不只是狭义的社会主义。

这一解释将法律发展与人们对合同自由、公共规制和集体责任看法的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解释框架,但其宏观分期并不能涵盖十九世纪法律发展的所有脉络。

戴雪的政治立场也影响了他的宪法论述。他强烈反对爱尔兰自治,认为这会造成宪制上的难题,并削弱联合王国的统一。他广泛讨论了联邦制,但反对以此解决爱尔兰问题。

他还支持通过公民投票制约重大宪制变革。这一立场与他对议会法律最高地位和选民政治权威的区分并不矛盾:公民投票可以发挥政治保障作用,而不必成为最高立法权的独立来源。

影响与局限

戴雪的宪制分析成为英国以及许多受英国制度影响的法律体系中的经典参照。在关于立法权、官员问责、宪法惯例及司法保障自由的辩论中,他的影响尤为明显。

后来的发展使他所描述的制度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权力下放、1998年人权法,以及英国曾为欧洲联盟成员国的经历,都引发了有关议会主权当代含义及运作方式的广泛讨论。这些发展必须与戴雪本人的历史性论述区别开来: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他的解释在今天仍有多大适用范围,而不是改变了他最初的主张。

他的法治论述同样得到了拓展,也受到了挑战。现代研究通常更重视诉诸法院的机会、程序公正、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以及合法性与实质权利之间的关系。他对普通法院和普通法救济的倚重,未能充分解释行政国家的发展,也未能充分说明专门公法机构的作用。

因此,戴雪的著作既是奠基性文献,也是批评的对象。它们之所以持续具有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明确区分了法律权威与政治权威、法律与惯例、依法治理与专断权力,也在于这些区分至今仍不断揭示宪制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