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惯例是规范公共机构或公职人员行为的规则,被认为在宪政层面具有约束力,但法院通常不将其作为法律强制执行。惯例有助于确定宪法授予的权力应如何行使,尤其是在法律规则留有裁量空间,或未充分说明政府运作方式的领域。惯例的权威来自公认的宪政义务、政治问责和制度实践,而非直接的司法强制执行。在这一意义上,该术语指的是行为规则,而不是为起草或修改宪法而召集的会议。
性质与范围
一国宪法所涵盖的内容,不仅限于其主要法律文件的文本。惯例可以规范部长的任命、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国家元首的行为,以及公职人员应当辞职的情形。惯例在受英国宪政实践影响的制度中尤为突出,但拥有完备成文宪法的国家也存在非正式的宪政规则。
惯例不只是习惯,也不只是出于政治便利而作出的安排。相关参与者必须认识到,遵循所规定的行为具有宪政上的理由。反复出现的行为可以作为惯例存在的证据,但仅凭重复本身并不能确立惯例。
因此,惯例是在宪政机构内部发挥作用的一类特殊社会规范。即使不影响官方行为的法律效力,惯例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一项决定可能在法律上获得授权,却不符合惯例。
与相关规则的区别
宪法惯例与以下几个相近概念有所不同:
- **宪法法律规范:**宪法中的法律规则被承认为法律,法院可在其管辖权及法律制度所提供的救济范围内予以适用。惯例通常不能作为认定官方行为无效的独立法律依据。
- 习惯法:习惯法具有法律地位。惯例可以通过习惯形成,而不成为法律。
- **政治实践:**经常采用的做法不一定具有义务性质。惯例则意味着,相关参与者认为偏离该规则需要宪政上的正当理由。
- **政治协议:**协议可以确立或澄清惯例,但并非政党之间的所有协议都会产生持续性的宪政义务。
- 法律先例:法律先例的权威来自司法裁判。先前的政治事件可以成为惯例的先例,但其权威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
这种区别并不简单等同于成文规则与不成文规则之间的区别。惯例可以记载于官方手册,而法律规则也可能源自普通法,而非立法。
历史发展与识别
随着议会政府逐步发展,而王室在法律上仍保有权力,惯例成为阐释英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仅凭任命部长、批准立法或行使其他特权的法定权限,并不足以解释这些权力通常如何运用。
在1885年首次出版的《英宪精义》中,A. V. 戴雪区分了宪法法律规范与宪法惯例。他的论述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区分:一类规则由法院强制执行,另一类规则则通过政治程序规范宪政行为。
后来,艾弗·詹宁斯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惯例识别方法,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 存在哪些先例?
- 相关行为者是否认为自己受到某项规则的约束?
- 该规则是否具有宪政上的理由?
这一方法认为,实践及其背后的理由同样重要。长期以来作出类似决定,可能只是出于便利,而非履行义务。反过来,相关机构接受的明确协议,即使没有一长串先例,也可以确立惯例。
相关证据可以包括官方声明、议会辩论、往来函件、宪政手册,以及对涉嫌违反惯例行为的回应。争议往往不在于某项一般性惯例是否存在,而在于其确切范围、例外情形,或如何适用于未曾遇到的情况。
主要功能
将法定权限与政治责任相衔接
惯例往往说明,一项在法律上属于某个职位的权力,实际上由谁掌控。在君主立宪制下,国家元首可能拥有广泛的形式权力,但惯例通常要求其依照部长的建议行使这些权力。
这种安排将王室特权及其他形式权力,与向民选代表负责的部长相衔接,也有助于维持国家元首的政治中立。不过,在涉及保留权力的特殊情况下,遵从建议这一义务的界限仍可能引发分歧。
维系议会政府
在议会制下,惯例有助于确定应当任命谁担任政府首脑,以及内阁在失去立法机关信任后应如何应对。
其主导原则通常是,内阁必须能够获得负责维系其执政地位的民选议院的信任。这并不总是要求单一政党占据多数席位:少数派政府和联合政府也可以满足这一条件。
在明确的不信任投票中落败,可能要求内阁辞职,也可能促使其请求解散议会并举行选举,具体取决于宪制框架。在普通立法表决中失利,并不都等同于失去信任。
惯例也支持内阁集体负责原则:通常要求部长公开支持政府议定的政策,否则就应离职,但公认的例外情形除外。与此相关的部长个人负责原则,涉及部长行为及部门行政的问责,但并不意味着部门每出现一次失误,部长都必须自动辞职。
规范机构的自我克制
惯例可以促使机构不将其法定权力行使到极限。例如,惯例会规范非民选议院如何处理政府议程、看守政府在选举期间或组阁过程中的行为,以及中央机构与获下放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
这些规则补充了正式的制衡机制。其效力部分取决于各方对何为正当宪政行为的共同认识。
各国宪制中的实例
英国
英国有许多成熟的宪法惯例。君主通常任命最有可能获得下议院信任的人担任首相,并通常依照部长的建议行事。与单纯考察王室的法定权力相比,这些惯例能更充分地解释行政权的运作。
塞维尔惯例涉及英国议会在已向苏格兰、威尔士或北爱尔兰下放权力的领域内立法的问题。其核心表述是,议会通常不会在未经相关权力下放地区立法机关同意的情况下,就已下放的事务立法。
在2017年的“米勒案”判决中,英国最高法院认定,法律对涉及苏格兰的塞维尔惯例予以确认,并未使其成为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则。法院区分了承认惯例与由司法机关负责监督其实施这两件事。这说明了政治限制与议会主权这一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
加拿大
加拿大说明,惯例可以与在法律上受到刚性保障的宪法及联邦制并行运作。
在1981年的“宪法回归咨询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区分了拟议宪法变更所需满足的法律要求,以及惯例上须获得相当程度省级同意的要求。法院并未将这一惯例要求等同于所有省份一致同意。
该裁决表明,法院可以承认惯例的存在,而不将其作为法律强制执行。它也表明,宪政行为可以在法律上被允许,却未能履行惯例上的义务。
新西兰
新西兰的《内阁手册》记载了有关政府组建、部长行为和看守政府的重要惯例。公开出版使这些行为准则更便于查阅,但列入手册本身并不意味着每项规则都可由法院强制执行。
看守政府惯例所处理的情形是:即将卸任的政府或过渡政府仍保有法定权限,但其作出重大决定的政治授权受到限制。这些惯例如何适用取决于具体情况,包括是否已经确定由谁组成新政府。
具有成文宪法典的制度
惯例并不限于没有统一成文宪法典的国家。例如,在美国宪法体制下,与乔治·华盛顿有关的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传统,在第二十二修正案确立法定限制之前,一直作为政治惯例发挥作用。
这一例子也说明,惯例可能遭到违反,随后被正式的宪法修正所取代。
执行与司法承认
惯例通常通过政治制裁而非司法制裁来维持。违反惯例可能引发议会批评、丧失信任、免职或辞职、选举上的后果,或损害公职人员的公信力。这些后果并非自动发生,而可能取决于政治形势。
不过,司法机关在解释宪制安排或说明法定权力的背景时,仍可能涉及惯例。承认一项惯例,与针对违反惯例的行为提供法律救济,是两回事。
惯例也可能与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义务重叠。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强制执行的是法律义务,而不一定是惯例本身。惯例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官方行为都不受司法审查。
变迁、成文化与局限
惯例可以通过获得认可的实践、明确协议或机构行为预期的变化而演变。一次违反并不必然废除某项惯例;相反,它可能被视为不当行为。判断一项规则是否已经改变,需要关注相关机构如何理解和回应偏离规则的行为。
将惯例记载于手册或议会决议,可以在不改变其法律地位的前提下澄清其内容。将惯例转化为立法,可以使义务更加明确,并可能使其具有可强制执行性,但具体效果取决于条文措辞和宪制背景。仅在法律中予以确认,并不必然产生可强制执行的义务。
惯例的主要优点是适应性强。它使宪制安排能够发展,而无须不断修改法律文本。其主要局限在于不确定性,以及对机构自愿克制的依赖。相关参与者可能对某项惯例是否存在、何时适用例外,或谁有权解释惯例产生分歧。
这些特点使惯例对宪政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其有别于可由法律强制执行的保障机制。惯例能够支持负责任的政府,但其约束权力的能力,取决于宪政行为者是否愿意将政治义务视为具有约束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