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与适当条款是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十八项。该条款授权国会制定必要的法律,以行使宪法列举的国会权力,以及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其各部门和官员的其他权力。该条款是默示权力原则的主要文本依据:联邦的权限不仅包括宪法明文规定的职责,也包括履行这些职责的适当手段。
该条款的重要性在于区分宪法规定的目的与立法采用的手段。宪法明确授权国会征税、借款、管理州际商业、设立最高法院以下的联邦法院,以及履行其他特定职能,但并未逐一列出履行这些职能所需的所有行政机构、法律程序或执法机制。该条款使国会能够设立这些机制,而不必每逢情况变化就修改宪法。
对该条款的解释影响了围绕国家银行、经济监管、联邦刑事法律、民事强制收治及医疗保险的争议。美国最高法院通常给予国会较大的手段选择裁量权,同时坚持认为,该条款并未赋予国会一项独立权力,使其能够追求任何自认为可取的目标。因此,该条款的历史既关乎联邦政府实际履职的能力,也关乎联邦制的宪法界限。
条文及其宪法运作
该条款规定,国会有权:
“制定为执行上述各项权力,以及本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要且适当的一切法律。”
“上述各项权力”是指第一条第八款此前列举的权力,包括税收、借款、商业管理、归化、破产、铸币、邮政、专利与版权以及军事方面的权力。条文又提及“一切其他权力”,使该条款的适用范围超出了这一具体清单。国会可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其他部分规定的权力,包括赋予总统和联邦司法机关的权力。
因此,该条款的作用不只是允许国会管理自身内部事务。它也为设立联邦部门、规定法院程序,以及建立履行宪法职责所需机制的立法提供依据。不过,它并未将其他政府分支的所有权力转交给国会。旨在协助总统或司法机关履行职能的法律,仍须符合宪法对权力的分配及权力分立原则。
“必要”通常不被解释为绝对不可或缺。按照具有主导地位的司法表述,只要立法是适当的手段,且明显适合实现正当的宪法目的,就可能符合要求。国会不必证明其他任何替代办法都行不通。审查的重点在于法律与获授权的联邦职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选政策是否具有无可替代的效率,或在政治上是否更为可取。
“适当”则构成一项与之相关但有所区别的限制。某项措施即使有助于实现获准追求的目标,仍可能与宪法权利、另一政府分支的独立性,或各州的宪法地位相冲突。司法判决尚未将“适当性”归纳为一套单一而穷尽的检验标准,但已否定了仅凭有用性就能认定合宪的主张。
该条款也不同于第六条中的最高法律条款。必要与适当条款有助于判定国会是否有权制定某项法律;最高法律条款则确立了有效的联邦法律在与州法冲突时的优先地位。联邦立法不会仅因声称要排除某项州级规则的效力,就获得宪法上的授权。权力问题先于效力优先问题,尽管两者经常出现在同一诉讼中。
起草与批准
这一条款源于建立一个比邦联条例所创设的政府更有效能的全国政府的需要。《邦联条例》第二条规定,凡未“明确授予”合众国的权力,均由各州保留。这一措辞是邦联制度的一部分;在该制度下,邦联国会高度依赖各州的合作,缺乏若干直接实施全国性治理的手段。
在1787年于费城举行的宪法惯例会议上,代表们既考虑了新政府应承担的实质性职责,也考虑了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手段。细节委员会于8月6日提交的草案包含了授权制定必要且适当的法律以行使联邦权力的文字。最终文本将这一规定置于国会主要权力清单的末尾。这样的措辞避免了穷尽列举政府可能需要的每一种辅助性行政或法律手段。
在宪法批准过程中,反对者警告说,这一规定可能被用来扩张全国政府的权力,损害各州的权力。人们常将其称为“概括授权条款”,正反映了这种担忧。批评者认为,若将这一条款与联邦至上原则结合起来理解,国会便可能凭借不设明确界限的手段选择权,逐步削弱列举权力制度的实际意义。
支持者回应说,任何有效的政府授权,本就隐含着相应的权限,而这一条款只是对此予以确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3篇中主张,执行某项任务的权力,必然包含采用执行该任务所需手段的权力。他还强调,超越宪法授权范围的法律,不会仅仅因为由国会制定就具有最高效力。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中为这一条款辩护,认为它优于另外两种做法:一是试图极其详尽地列出所有附随权力,而这在实践中不可行;二是对这些权力完全不作说明。
这些论证并未解决附随权力究竟应有多大范围的问题。即使各方都同意某些手段必须被视为默示授予,仍可能对哪些手段与列举的目的具有足够密切的联系存在分歧。这一区别很快就成为全国性银行争议的核心。
1791年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的批准,并未终结这一根本争论。该修正案规定,凡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均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与《邦联条例》不同,它没有使用“明确授予”一语。这一省略为默示权力的存在留下了空间,但既未解决这些权力可以在多大范围内行使,也未取消这样一项原则:联邦政府拥有的是被授予的立法权,而非一般立法权。
国家银行之争
围绕这一条款的首次重大争议,涉及美国第一银行的设立。1790年,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议,由联邦政府特许设立一家银行,以协助国家财政运作。这家银行将保管政府资金,为支付和借贷提供便利,并有助于建立更稳定的金融体系。国会于1791年通过了银行特许法案,但宪法并未明确授权国会设立公司法人。
詹姆斯·麦迪逊在众议院反对这一提案。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也建议乔治·华盛顿总统不要签署该法案。杰斐逊主张对“必要”作狭义理解,并警告说,如果解释得过于宽泛,几乎任何措施都可以通过一连串推论与某项列举权力联系起来。按照这一观点,仅仅有用或便利,并不足以成为设立如此重要机构的正当理由。
汉密尔顿在书面辩护中将设立公司法人视为一种手段,而非宪法规定的一项独立目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宪法是否明确提及银行,而在于银行能否适当地服务于宪法明确授予的权力,包括征税、借款和管理国家财政。他认为,“必要”不仅可以指不可或缺之事,也可以涵盖执行某项权力所需要、有用或有助益的事物。
华盛顿于1791年2月25日签署了该法案。这一结果确立了对联邦权限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早期解释,却未能形成持久的政治共识。国会拒绝续期后,该银行为期二十年的特许于1811年届满。1812年战争期间的财政困难,促使更多人支持设立第二家银行,国会于1816年批准了其特许。
尽管麦迪逊早年曾提出违宪异议,但此时已担任总统的他仍签署了美国第二银行的特许法案。他逐渐认为,政府反复采取的实践以及公众的接受,已经使这一宪法问题有了定论。他的立场表明,宪法解释不仅可以通过司法判决发展,也可以通过立法和行政行动发展。
这场争议还表明,宪法授权与政策判断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承认国会有权特许设立银行,并不意味着必须支持某家银行具体的组织形式或经营活动。反过来,认为银行在经济上有益,本身也不足以回应违宪质疑。对宪法所允许的目的、所授权的手段以及立法决策是否明智加以区分,成为最高法院此后处理这一条款时的鲜明特点。
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与手段—目的分析框架
奠定这一领域判例基础的是 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1819年)。马里兰州对在州内经营但未经该州特许设立的银行征税,合众国第二银行巴尔的摩分行也在此列。该分行的出纳主管詹姆斯·麦卡洛克拒绝缴税。诉讼提出了两个问题:国会是否有权设立该银行,以及马里兰州是否有权向其征税。
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撰写的法院意见确认,设立该银行符合宪法。他强调,宪法规定的是概括性的政府权力,而不像法典那样作出详尽规定。如果政府不能选择适当的工具来行使这些权力,明文授予的权力往往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尽管设立法人并未被单独列为国会的一项列举权力,这种行为仍可能符合宪法。
马歇尔反对将“必要”解释为“绝对必要”。在文本分析中,他将该条款与第一条第十款作了对比,后者在另一语境中使用了“绝对必要”一词。他还指出,必要与适当条款列于国会权力的规定之中,而非宪法限制性规定之中。
该意见的核心表述是:
“只要目的是正当的,属于宪法规定的范围,那么,凡是适宜的、明显适合于实现该目的的、未被禁止且符合宪法文字与精神的一切手段,都是合宪的。”
这一框架既赋予裁量空间,也设定了界限。国会可以在适当的手段之间作出选择,但目的必须得到宪法授权,手段也不得违反其他宪法规则。马歇尔还指出,如果国会以行使权力为借口,追求并未交由联邦政府处理的目标,法院就会介入。因此,该意见并未赋予国会最终裁定自身是否拥有某项权力的资格。
在征税问题上,法院裁定,马里兰州不得以本案所采用的方式向联邦银行征税。马歇尔所说的“征税之权包含摧毁之权”,针对的是州可能妨碍合法联邦机构运作的危险。这一裁决将联邦的默示权力与合法联邦行为的最高效力联系起来。
麦卡洛克案成为此后涉及必要与适当条款的案件中最主要的法理依据。其持久意义与其说在于银行业,不如说在于其分析方法:确定一个正当的宪法目的,审查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并落实宪法另行规定的禁令。在这一框架内应采用何种程度的司法审查,始终是反复引发分歧的问题。
联邦机构、程序与执法
该条款在实践中的运用,很大一部分涉及机构和程序,而非政治上引人注目的联邦政策扩张。宪法设立了某些职位并规定了相应职责,却将国家政府运作所需的大部分机制留给国会构建。例如,《1789年司法法》确立了联邦下级法院的组织架构,界定了其管辖权的重要方面,并设置了联邦司法运作所需的职位和程序。
国会对司法程序的权限,体现了该条款旨在落实宪法权力的性质。宪法第三条将联邦司法权赋予最高法院以及国会可以设立的下级法院,但并未规定一套完整的程序制度。有关诉讼、司法行政和判决执行的立法,可以使这一司法权得以行使。此类立法仍须遵守宪法限制,包括司法独立和诉讼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
该条款也为配合联邦实体性权力而制定的执法规定提供依据。如果国会有权征收联邦税款,就可以设定税收制度运行所需的申报义务和处罚措施。如果国会有权建立邮政系统,就可以保护邮件免遭盗窃。在“美国诉康斯托克案”(2010年)中,最高法院明确认可了一项由来已久的原则:尽管宪法仅明确列举了少数几种犯罪,国会仍可为落实其列举权力而将某些行为规定为联邦犯罪。
在“美国诉费舍尔案”(1805年)中,最高法院维持了联邦法律关于欠付美国政府的债务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规定。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认为,国会可以采用适当手段,确保联邦财政收入的征收。该判决没有将立法手段局限于不可或缺的措施,为后来的“麦卡洛克案”判决奠定了基础。
除银行业务本身外,由联邦设立法人的做法也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在“奥斯本诉美国银行案”(1824年)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允许美国银行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法院是在该银行作为依法获准设立的联邦工具的运作背景下,考察其诉讼资格,而不是将其视为孤立行使某种未经列举的一般权力。
这些应用并不意味着,凡是对政府有用的机构都符合宪法。设立或监管机构,仍须与一项获授权的职能相联系。该条款也不会自动允许国会控制其他分支行使宪法职权的所有方面。有关机构的立法是在制衡体系内运作的:国会提供不可或缺的运作机制,却不能任意抹去宪法对职责的分配。
商业监管与综合性法律体系
必要与适当条款经常与商业条款共同发挥作用,后者授权国会管理美国与外国之间、各州之间以及与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商业活动。这两项条款各有其作用。商业条款界定了联邦实体权力的一个领域;必要与适当条款则可为确保该权力得到有效行使的措施提供依据,包括对某些本身并非州际交易的活动实施监管。
在美国诉达比案(1941年)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公平劳动标准法》的核心条款。国会可以禁止在特定劳动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跨州运输,也可以通过监管相关生产活动来确保这一禁令有效实施。该判决将对州内活动的监管与合法州际商业政策的执行联系起来。
威卡德诉菲尔本案(1942年)维持了联邦小麦生产限额对农场主为自家农场消费而种植的小麦的适用。法院认为,自种自用的小麦从总体上看,可能因减少市场购买而影响州际市场。尽管该案通常被视为商业条款案件,但它也说明了一个更广泛的实施问题:如果大量与经济相联系的活动被排除在外,全国性市场监管体系就可能受到削弱。
在冈萨雷斯诉雷奇案(2005年)中,法院维持了联邦《受控物质法》对在加利福尼亚州内种植和持有、用于州法所允许的医疗用途的大麻的适用。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地方性活动属于国会可以在全国性综合监管体系内加以监管的一类经济行为。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赞同判决结果,并强调:当监管州内活动对于确保州际商业监管有效实施确属必要时,必要与适当条款就是将监管范围延伸至这些活动的依据。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法院此前曾在美国诉洛佩兹案(1995年)和美国诉莫里森案(2000年)中裁定联邦法律无效。在这两起案件中,有人试图通过宽泛推演非经济行为对州际商业的一连串影响,来证明对这些行为实施特定监管具有正当性,法院否定了这种做法。但这并未剥夺国会将地方性活动纳入一个在其他方面有效的综合性经济监管体系的能力。
由此形成的法律原则并不将“综合性”这一标签视为决定性因素。法院会审查受监管活动的性质、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与获授权的联邦目标之间的关系。该条款增强了国会防止合法全国性监管遭到规避或破坏的能力,但并未赋予国会一项普遍权力,使其能够管制所有可能间接影响经济的活动。
拘押、登记与强制医保要求
21世纪的若干判决探讨了,为实施列举权力而行使的权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对列举权力的直接行使。在美国诉康斯托克案(2010年)中,最高法院维持了一项联邦法律的效力。该法允许对已处于联邦拘押之下、具有性侵危险性的某些人实施民事收容,其中包括刑期即将届满的囚犯。法院并未承认联邦拥有拘禁危险人员的一般性权力,而是考察了这项措施与联邦政府合法拘押职责之间的联系。
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撰写的意见列出了五项考量因素:必要与适当条款的宽泛程度、联邦介入该领域的历史、政府在拘押管理方面的利益、对各州利益的兼顾,以及该法有限的适用范围。联邦政府为执行有效的联邦刑事法律,可以附带行使设立监狱的权力;基于其拘押管理者的身份,也可以采取某些额外措施。多数意见认为,民事收容条款与这项已确立的权力之间具有充分联系。
其他意见则表明,大法官们对于应当采用何种审查标准存在分歧。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强调,司法审查不应沦为空洞的形式;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则以该措施与联邦某项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依据。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认为,该法与列举权力之间缺乏充分联系,斯卡利亚大法官赞同其意见的大部分内容。因此,这一判决既体现了宽松的裁判结果,也表明,对于经过多重推衍而形成的默示权力链条,分歧依然存在。
在美国诉凯博多案(2013年)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将联邦性犯罪者登记要求适用于一名经军事法庭定罪的退役军人的做法。该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受到质疑的法律出台之前,联邦法律就已要求此人履行登记义务。法院认为,后来的登记要求与国会管理军队的权力,以及修改现行联邦登记制度的权力存在联系。
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诉西贝利厄斯案(2012年)则体现了相反的界限。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认定,《平价医疗法案》中的个人强制医保要求不能以商业条款和必要与适当条款为依据而获得维持。按照他的分析,强迫个人参与商业活动,并非仅仅是规制现有商业活动的附带手段,而会大幅扩张所主张的联邦权力。另有四位持异议的大法官也否定了基于商业权力的理由,但他们并未加入罗伯茨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尽管如此,这项强制要求当时仍基于国会的征税权而得以维持。这一区别至关重要:维持该条款的判决,并未确立必要与适当条款授权强制个人进入健康保险市场的原则。
联邦制、宪法权利与条约实施
实施性法律必须“适当”这一要求,将该条款与联邦权力所受的结构性限制联系起来。反征用原则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在“普林茨诉美国案”(1997年)中,最高法院裁定,《布雷迪手枪暴力预防法》中要求州及地方首席执法官履行背景审查职责的规定无效。法院认为,即便联邦的监管目标正当,国会也不能强令州行政官员执行联邦计划。
多数意见明确将这一限制与“适当”一词联系起来。违反州主权宪法原则的法律,并非行使联邦列举权力的适当手段。该判决区分了联邦直接实施监管与要求州政府代联邦政府进行治理这两种做法。此后的判决,包括“墨菲诉全国大学体育协会案”(2018年),进一步阐明了反征用原则,并未将必要与适当条款视为绕过这些原则的一般授权。
个人享有的宪法权利构成了另一类独立限制。一部法律不会仅仅因为有助于征税、规制商业或执行联邦刑事法律就成为有效法律。它还必须遵守适用的权利保障,例如正当程序、言论自由以及禁止不合理搜查的规定。该条款扩展的是行使已授予权力时可采用的手段,而非政府无视宪法禁令的权限。
条约实施引出了另一种权力界限问题,因为缔约权不属于第一条第八款所列的“上述”国会权力。不过,该条款对“所有其他权力”的提及,为制定实施联邦条约权的法律提供了文本依据。在密苏里州诉霍兰案(1920年)中,法院维持了为实施美国与英国所订候鸟保护条约而制定的法律。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撰写的意见驳回了这样一种论点:仅因同类立法在其他情况下可能超出国会权限,受到质疑的法律就应被认定无效。
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条约或其实施法律凌驾于宪法之上。在“里德诉科弗特案”(1957年)中,法院否定了国际协定可以使联邦行动不受宪法限制的主张。在区分通过有效条约扩大可行使的立法权限与排除宪法权利保障这两者时,该判决尤为重要。
在“邦德诉美国案”(2014年)中,法院对实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法律作出解释,认定其不适用于该案所涉的地方性投毒事件。多数意见依据的是成文法解释及联邦制方面的考量,而未裁定条约实施立法在宪法上的整体界限。因此,该案缩小了这部法律的适用范围,却未解决条约权与必要与适当条款结合运用时,其权限范围所引发的所有问题。
解释路径与尚未厘清的界限
围绕这一条款的分歧,往往始于附带权力与明文授予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一种路径强调政府有效运作的实际需要:列举的职责必须伴随充分的立法灵活性,才能应对新的制度、技术和经济组织形式。另一种路径则强调,既然某项权力被称为附带权力,就应当始终从属于获授的权力,而不应成为通向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的途径。
在原旨主义内部,争论并非简单地围绕接受还是拒绝默示权力展开。一些原旨主义研究考察了建国时期代理法、公司法和公共行政领域的法律用语,认为“必要与适当”一语表达了对附带权力的明确可辨的限制。另一些论述则强调条款措辞的宽泛性、建国时期对全国性政府拥有切实有效权力的辩护,以及国家银行等机构在建国初期即获认可的事实。这些路径即使都认同应参照十八世纪的用语来理解条款含义,也仍然对执行性权力在历史上的范围存在分歧。
文本主义的论证同样兼顾权力的广度与限制。“所有其他权力”的表述支持将该条款适用于宪法第一条所列国会权力之外的其他权力,而“为执行”的措辞则要求相关措施与一项既有的宪法权力相联系。重视“适当”一词,可以引入仅凭因果上的实用性检验所无法触及的宪制结构问题。不过,条文本身并未明确规定手段与目的之间必须有多紧密的联系,也未说明法院应如何衡量这种联系。
司法尊让是另一个尚无定论的方面。麦卡洛克案赋予国会相当大的裁量权,使其可以选择适当的手段,并认为一旦相关措施与宪法权力之间的联系得到确认,法院就不应再评判其必要性的精确程度。后来的判决经常使用与列举权力存在合理联系的表述。然而,最高法院并未将这种表述视为排除了对联邦体制结构、个人权利,或附带权力与新的实质性权力之间区别的独立审查。
历史实践也很重要,但并不必然具有决定性作用。国会反复立法、行政部门的认可和司法判决,可以确立某一机构在宪法上的历史依据。有关国家银行的争论和康斯托克案都表明,长期积累的实践受到重视。然而,一项存在争议的创新举措,不能仅仅因为国会将其描述为既有计划的延伸,就获得宪法上的授权。
持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执行权力的链条延伸到何处会变得过于疏远;一项有用的措施在何种情况下会在宪法上属于不适当;以及一套综合性监管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列举权力直接涵盖的活动范围。这些问题也是更广泛的宪法解释中的问题:法院必须确定获授权力的范围,同时维持这样一种区分——全国性政府可以具备履行其职责的能力,但并不因此拥有一般立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