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主义是一种成文法解释方法,将已制定的法律文本在语言和法律语境中的含义,视为确定其法律效力的主要依据。它通常主张,法院应当适用经立法程序通过的文字,而非重构立法者的主观意图,或为推进其所认定的立法目的而改写法条。文本主义在美国尤具影响力,也影响着有关宪法解释的争论。它并不只是要求按字面或孤立地理解词语:现代文本主义者通常重视语法、惯常用法、成文法的结构以及相关法律背景。
核心原则
文本主义首先区分了成为法律的文本与参与制定文本者的意图、预期或政策偏好。立法机关的成员可能出于不同理由支持同一措辞。即便他们对条文的理由或各种可能的适用情形意见不一,最终制定的文字仍提供了一个得到共同认可的公开表述。
因此,对许多文本主义者而言,核心问题在于:在法律制定之时,这些文字会向熟悉相关语境的合理读者传达什么含义。这种探究往往被称为寻找通常含义。不过,如果成文法采用了专业术语、既有法律用语或明确定义,其相关含义可能有别于日常用法。
由此通常可以引出以下几项主张:
- 已制定的文字具有优先地位。 法院不应仅仅因为另一种表述看起来更公平、更有效率,或更符合某项宽泛的政策目标,就替换法条的措辞。
- 含义取决于语境。 理解词语时,应将其置于句子、条款和法律制度之中,而非将其视为孤立的词典条目。
- 意图本身不具有决定性。 个别立法者的理解,不能决定由集体机构制定的文字的含义。
- 含义与预期适用情形并不相同。 一项一般规则可以涵盖起草者未曾具体预见的情况。
- 解释不同于修法。 纠正所认为的政策缺陷,通常是立法机关的任务,而非负责解释法律的法院的任务。
文本主义并未提供一套单一、机械的操作程序。文本主义者对于应在多大范围内考虑语境、解释推定应有多大分量,以及如何处理异常或看似不合理的结果,都存在分歧。
文本、语境与解释工具
通常含义与专业含义
文本主义分析通常从有争议条款的措辞入手。相关考量包括句法、标点、修饰语、一般性表述与具体表述之间的关系,以及完整表达的惯常含义。
词典有助于识别一个词可能具有的义项,但不一定能确定成文法采用的是哪一种含义。一个词可能有多种通常含义,而一个常见短语所传达的意思,也可能不同于各个组成部分含义的简单相加。条文所处的法律语境有助于确定应当采用的解读。
成文法也可以自行界定所用术语。在定义所规定的适用范围内,这些定义通常优先于日常用法。在专门领域,既有的专业术语或法律专门用语可能提供所需的含义。
成文法结构与解释准则
文本主义者经常运用解释准则,即辅助解释法律语言的原则。例如,将相关词语结合起来理解,根据前面列举的具体事项解释其后的一般性表述,以及避免作出不必要地使法条文字成为赘文的解释。
整体文本方法考察有争议条款与定义、例外、相邻条文及更广泛的法律安排如何相互配合。相关立法和既有法律用法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解释准则通常是推定,而非不可变通的命令。不同准则可能指向不同解读,特定的起草背景也可能削弱其适用性。因此,仅仅指出某项准则,并不足以解决解释争议。
还需要区分语言性准则与实质性准则。语言性准则旨在反映语言交流的规律。实质性准则则倾向于维护特定法律价值,例如保护人们免受含糊不清的刑事禁令约束,或维护既有的宪制安排。实质性准则在文本主义中的地位存在争议,因为它们可能基于通常语言含义之外的理由影响解释。
立法史
立法史包括立法过程中形成的委员会报告、立法辩论和说明性陈述等材料。现代美国文本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利用这些材料确定成文法的决定性含义持怀疑态度。
反对理由既涉及制度层面,也涉及实践层面。这些材料一般没有经历与法条文本相同的制定程序,可能仅代表部分参与者的意见,而且可能提供相互矛盾的说法,供解释者选择。
不过,对于立法史是否可以发挥有限作用,例如确定历史语境或说明某项立法所要处理的问题背景,文本主义者存在分歧。因此,文本主义未必意味着排斥正式制定文件以外的一切来源。关键在于赋予这些来源何种权威及解释作用。
与其他方法的关系
目的主义与意图主义
目的主义根据其所理解的立法目标来解释法条。意图主义则更重视立法意图,不过“立法意图”的所指范围很广,既可能是个别立法者的预期,也可能是从机构层面重构出的意图。
这些方法与文本主义的区别,并不简单在于文本主义者考虑文字,而其他解释者忽略文字。大多数方法都将已制定的措辞置于核心地位,文本主义者也可能承认文本和结构中明显体现的目的。更尖锐的分歧在于:推断出的目的或意图,能否成为偏离文本在语境中最佳解读的理由。
文本主义者可能主张,宽泛表述的目的无法决定某一具体条款的适用范围,因为成文法不仅体现目标,也体现限制、例外和妥协。目的主义者则可能回应说,要确定法律语言的含义,就不可不理解该项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
字面主义与严格解释
文本主义不等同于字面主义。字面解读可能忽视习语、语境或既有的语言惯例。文本主义者一般寻求文本合理传达的含义,而非为每个独立词语寻找最僵硬的释义。
文本主义也不必然等于严格解释,即偏好狭义解读的方法。当已制定的文字含义宽泛时,文本主义解释也可以是宽泛的。它所宣称的目标是忠于含义,而非普遍偏好扩大或缩小法律义务。
原旨主义
原旨主义主要关注宪法解释,以及宪法原初含义的持续权威。文本主义则主要关注已制定的文字与其他相互竞争的成文法含义来源之间的关系。
当解释者寻求法律语言在通过之时的公众含义时,这两种方法存在重叠。但二者所处理的问题仍不相同。原旨主义强调宪法含义的时间参照点及其权威;文本主义强调,相较于意图或独立推断出的目的,文本在解释中具有优先地位。因此,这两个概念彼此相关,却不能互换使用。
历史发展
以文本为中心的解释具有悠久历史,重视已制定的措辞也并非现代美国法学所独有。不过,在美国,文本主义于20世纪后期成为一场独具特色且影响广泛的思潮,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司法实践对立法史和重构的立法意图的依赖。
1986年至2016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安东宁·斯卡利亚,是文本主义的重要倡导者。他的司法意见和著述推动了一种解释方法的普及,这种方法强调通常含义、成文法语境和解释准则,并反对法官改写立法。
这一现代思潮有时被称为新文本主义。这一名称将其对立法史的制度性批评及对语境中含义的强调,与更早、更广泛的实践区分开来;后者只是以成文法的文字作为成文法解释的起点。
文本优先的方法也见于其他法律体系,但美国的分类并不能完全套用于其他法域。法院可能在密切关注措辞的同时,结合目的解释、立法材料,或对司法角色的不同宪法理解。
典型司法争议
美国的若干案件展示了文本主义论证所围绕的问题。
在“圣三一教会诉美国案”(1892年)中,最高法院认定,联邦法律对以合同方式引进外国劳工的限制,不适用于教会聘用牧师的协议,尽管法条措辞足够宽泛,能够涵盖这一安排。该判决诉诸立法目的及其他语境因素,后来因此成为文本主义者批评偏离已制定文字做法时反复援引的例子。
在“耶茨诉美国案”(2015年)中,最高法院审理了鱼是否属于联邦销毁证据条款所称的“有形物品”。对于词语的通常含义、周边文字对记录和文件的提及,以及该法的语境各有何意义,大法官们意见不一。该案表明,相互竞争的解读可以同样援引文本和语境,却选择不同的概括层次。
在“博斯托克诉克莱顿县案”(2020年)中,最高法院裁定,仅因某人是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而将其解雇,违反了《民权法》第七编关于禁止“因为”性别而实施就业歧视的规定。多数意见依据法条语言和针对个体的因果关系展开论证,异议意见则质疑其对通常含义和语境的理解。这一分歧既体现了法律含义与立法者可能预期的适用情形之间的区别,也表明运用文本主义论证的解释者之间可能存在重大分歧。
制度依据与批评
对文本主义的辩护通常诉诸权力分立。按照这一观点,立法机关选择法律规则,司法机关则负责适用。尊重已制定的措辞,能够保护立法妥协,防止法官以自身的政策偏好取而代之。
另一个相关论点涉及法治与法律确定性:相较于探究未曾表达的意图,公开制定的文字为法律义务提供了更易于公众了解的依据。文本主义者还主张,依靠稳定的解释惯例,可以使司法推理受到更严格的约束。
批评者质疑这些惯例究竟有多大的确定性。法官仍须选择相关语境、适当的概括程度、适用的解释准则,以及以何种读者的理解作为通常含义的标准。即使不明确依赖立法目的,这些选择也可能导致不同结论。
其他批评涉及起草中的缺陷、情势变化,以及看似与成文法明显功能不符的结果。文本主义者回应说,未曾预见的后果并不必然授权司法机关加以纠正,而且表面上的缺陷可能反映了立法妥协。不过,对于允许在出现荒谬结果或明显起草错误时偏离表面解读的法理,文本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分歧。
文本主义还与法律先例及遵循先例原则并行发挥作用。法院可能面对一种已经确立的解释,而如果仅依据文本,法院本不会采用这种解释。对于何时应维持或推翻此类先例,文本主义本身并未提供完整的理论。
当代方法论问题
一些文本主义学术研究和司法意见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即通过结构化的实际语言使用资料集合来研究语言。语料库证据可以帮助考察,在某一相关时期,一种表达具有特定含义的频率。
将其用于法律解释,会引出若干问题:哪些文本能够代表相关语言社群,使用频率能否确立特定法条语境中的含义,以及日常用法与专业法律用法之间有何关系。它为解释提供证据,而不会自动给出答案。
含义与法律效力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持续争论的问题。即便解释者对某一条款的语言含义达成一致,他们也可能对该条款如何与宪法规则、实质性推定、先例或救济措施相互作用存在分歧。因此,最好将文本主义理解为一种识别并尊重已制定文本含义的方法,而非对司法决策所涉一切问题的完整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