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是法律认可的、由某一机构针对特定人员、事项、财产或地点制定规则、裁决争议或执行法律决定的权力。在最狭义的司法意义上,它是指法院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权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涵盖国家及其机关的规制权和执法权。这个词也可指地域性的法律单元,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就被称为不同的法域。
管辖权不仅决定适用哪一项法律规则,还决定哪个机构可以采取行动、针对何人采取行动,以及行动具有何种效力。因此,它将政府的组织架构与个人的程序性权利及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审判机构可能有权审理某项争议,却不适用自身所属法域的实体法;而一个国家可能有权规制境外行为,却无权派遣官员到境外执行其规则。
管辖权规则源自宪法、成文法、程序规则、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其内容因法律体系而异,但反复涉及的问题包括法院的权限、被告与受诉法院之间的联系、相互重叠的规制权主张、跨境执行以及国际机构的权限。
含义、起源与法律上的区分
“管辖权”一词源于拉丁语 iurisdictio,通常被理解为宣示法律或实施法律。在罗马法中,它尤其指司法官主持司法事务的权限。其含义与现代司法权并不完全对应:例如,罗马裁判官组织诉讼程序的职责,可以与最终裁断争议者的职能相分离。这种区分体现了管辖权的一项持久特征:法律权限可以分配给承担诉讼不同阶段职能的各个机构。
中世纪欧洲的法律秩序中,王室、城市、封建领主和教会的管辖权彼此交叠。适用教会法的法院对教士纪律及婚姻的某些方面等事项行使管辖权,而王室法院则逐步扩大其对财产及其他争议的管辖范围。在英格兰,王室令状制度的发展有助于界定哪些诉求可以提交国王法院。因此,管辖权既是一种法律分类,也是分配机构权力的实际手段。其他法律传统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包括伊斯兰法律体系中卡迪及其他官员的权限问题。
现代法律术语区分了几个相关问题。管辖权关乎机构在法律上享有的权限;实体问题关乎一项诉求能否依据适用的实体规则获得支持。诉讼资格所要判断的是,提出诉求者是否具有足以提起诉讼的法律权利或利益。审判地点通常指法院体系内适宜审理案件的地理地点。可受理性则关乎,即使裁判机构具有管辖权,某项具体诉求是否仍适宜由其审理。这些区分很有用,但并非普遍适用:各国法律体系与国际裁判机构有时会将同一类异议归入不同类别。
管辖权也不同于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审理跨境合同案件的法院可能具有管辖权,却适用另一国的合同法。反过来,立法机关宣布某项制定法适用于境外行为,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内每一家法院都有权审理依据该法提起的诉讼。这一区分是国际私法的基础;国际私法将司法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外国裁判的承认视为彼此相关但各自独立的问题。
最后,管辖权不应与主权等同。主权关乎国家的法律地位与权威,而管辖权关乎特定权限及其获准行使的范围。国家可以接受条约限制、承认外国判决,并向国际机构授予决策权,而并非每一项此类安排都意味着国家地位的丧失。在一国内部,法院和行政机关的管辖权通常源于具体的法律授权,而非任何笼统的主权权威主张。
事项管辖权与法院组织
事项管辖权界定了法院可以裁判的争议类别。各法律体系将案件分配给普通民事法院、刑事法院、行政法院、宪法法院,以及处理税务、劳动、破产或家庭关系等事务的专门机构。有些法院对未划归其他机构的事项享有广泛的管辖权;另一些法院则只能在法律严格限定的领域内行使职权。因此,一项诉讼请求的分类不仅可能决定其适用的程序,还可能决定哪个机构依法有权审理。
一般管辖权法院与有限管辖权法院之间的区别,在联邦制国家尤为重要。在美国,联邦法院行使美国宪法及其实施法律所授予的权限。宪法第三条列明了联邦司法权所涵盖的案件类别,而下级联邦法院实际行使的管辖权则主要由成文法确定。常见的法定管辖依据包括因联邦法而产生的案件,以及针对不同州公民之间特定争议的异籍管辖权。州法院通常对一般争议享有更广泛的管辖权,但各州法院的组织与权限有所不同。
受欧洲大陆行政审判制度影响的法律体系,往往以不同方式划分管辖权。在法国,司法法院与行政法院分属两个独立的法院系统,行政法院系统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État)为最高审级。权限争议法庭(Tribunal des conflits)负责解决两个系统之间的某些管辖权冲突。这种分工反映了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并不意味着存在一项普遍规则,要求凡涉及公权力机关的争议都必须交由独立的法院系统审理。其他一些国家则将大量针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交由普通法院承担。
管辖权还可分为初审管辖权与上诉管辖权。初审管辖权授权法院在某一事项首次进入司法审理时予以审理;上诉管辖权则授权法院审查另一法院的裁判。上诉可能涉及法律问题、事实问题,或同时涉及两者,具体取决于法律体系和程序类型。监督管辖权,包括通过非常救济程序行使的权力,并不总能明确归入这两类。同样,司法审查可以针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立法的合宪性,而不以普通上诉的方式进行。
另一项区分是专属管辖权与并行管辖权。专属管辖权将某一类争议保留给特定法院或法院系统;并行管辖权则允许不止一个法院或法院系统审理该类争议。在法律未授予事项管辖权的情况下,当事人通常不能仅凭协议创设这种权限。不过,管辖权存在瑕疵所产生的后果各不相同。例如,美国联邦法上的相关法理区分了真正的管辖权限制与不剥夺裁判权的强制性程序要求。这一区分会影响相关异议能否被放弃、提出异议的时限,以及已经作出的判决是否仍可受到挑战。
对人和财产的管辖权
对人管辖权涉及法院对特定被告作出具有约束力裁判的权力。它不同于事项管辖权:有权审理合同纠纷的法院,仍可能对与法院地缺乏法律上充分联系的被告没有管辖权。相关联系可以包括住所、居所、身处法院地、公司注册地、经营活动、同意接受管辖,以及法院地与引发诉讼请求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各类联系的重要性及法律效力因法域而异。
美国的相关法律学说提供了一个颇具影响力、但并非普遍适用的范例。在 Pennoyer v. Neff(1878年,彭诺耶诉内夫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州法院权力的地域限制。在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1945年,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州案)中,最高法院认定,对不在法院地的被告行使管辖权,可以以符合公平行事与实质正义传统观念的“最低限度联系”为依据。后来的判决区分了与争议有关的特定管辖权和一般管辖权;后者允许法院审理与被告在法院地的活动无关的诉讼请求。Daimler AG v. Bauman(2014年,戴姆勒股份公司诉鲍曼案)强调,公司通常在其注册地或主要营业地受一般管辖,同时也承认可能存在例外情形。
这些分类并不意味着任何商业联系都足以构成管辖依据。特定管辖权通常要求被告、法院地和诉讼之间存在法律上充分的联系。在 Ford Motor Co. v. Montana Eighth Judicial District Court(2021年,福特汽车公司诉蒙大拿州第八司法区法院案)中,最高法院解释说,诉讼请求可以与被告同法院地的联系“相关”,而无须严格证明这些联系促成了涉案的那笔具体销售。此类分析仍须遵循宪法要求及相关赋予管辖权的法律。
历史上,针对财产的诉讼构成了行使司法权的另一项依据。对物诉讼(in rem)确定财产上的权益,而对人诉讼(in personam)则对个人施加义务。针对船舶的海事诉讼,是以财产为中心进行裁判的一个突出例子。被称为准对物诉讼(quasi in rem)的诉讼,则以被告的财产为依据,解决更具对人性质的诉讼请求。在 Shaffer v. Heitner(1977年,谢弗诉海特纳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要求,州法院对财产主张管辖权时,必须满足在国际鞋业公司案中形成的标准,而不能将财产位于法院地这一事实自动视为充分依据。
同意接受管辖是裁判权的另一项依据。在程序法允许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有效的管辖协议、应诉,或未及时提出异议而接受管辖。诉讼文书送达具有相关但独立的作用:它正式通知被告,并启动或推进诉讼程序。合法送达并不必然确立管辖权,而法院拥有管辖权也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充分通知的要求。这些规则既保障被告进行抗辩的机会,也维护司法权力的有序分配。
国家对境外行为的管辖权
在国际法中,管辖权通常分为立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和执行管辖权。立法管辖权是指制定适用于特定行为或个人的法律的权力。司法管辖权涉及法律争议的裁决。执行管辖权涉及以强制手段实施法律,包括逮捕、搜查、扣押和执行判决。这些类别在实践中有所重叠,但将其区分开来,有助于避免误以为一项正当的监管管辖主张必然授权采取任何执行手段。
属地原则是国家管辖权的首要依据。国家通常对发生在其领土内的行为实施规制,包括外国国民的行为。跨境事件可能产生多重属地联系:某一行为可能始于一国而在另一国完成,境外行为也可能在实施规制的国家境内产生具有法律意义的效果。以效果为依据的管辖权在竞争法中尤为重要,因为企业在境外达成的协议可能影响国内市场。对于这些效果须具备何种程度的直接性、实质性和可预见性,各法律体系的要求并不相同。
国籍是另一种得到广泛承认的联系。国家通常至少会对本国国民在境外的某些行为实施规制;对公司而言,注册成立地或其他法律标准也可能构成类似的联系。被动属人管辖权以受害人的国籍为依据,见于多种刑事法律,包括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措施。保护原则针对威胁国家根本利益的境外行为,例如伪造货币或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这两项原则都不意味着,凡影响本国国民或公共利益的境外行为,就自动受到不受限制的国内管辖。
普遍管辖权则有所不同,因为它不依赖通常的属地联系或国籍联系。海盗行为是其经典例子。某些严重的国际罪行也可能被纳入普遍管辖权立法的适用范围,但所涵盖的罪行、被指控者是否须在境内、豁免以及起诉条件等规定各不相同。条约规定的起诉或引渡义务须另行考察:这些义务可能与被指控者受到羁押或身处境内有关,却并不确立对世界各地所有涉嫌犯罪者不受限制的管辖权。
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号”案(1927年)中作出的判决,在这些问题的发展史上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该案涉及公海上的一起船舶碰撞事故,以及土耳其对一名法国船员提起的刑事诉讼。判决区分了在他国领土内不被允许的权力行使与国内法适用范围的问题,但它并非对当代管辖权规则的完整阐述。此后的条约和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特定领域的规则。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7条对因公海上的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而提起的刑事或纪律程序规定了具体限制。
执行管辖权的限制、豁免与程序保障
与制定规则的权力相比,执行管辖权受到更严格的地域限制。一国官员通常不得在另一国领土内行使警察权,除非有同意或适用的国际安排等法律依据。国内逮捕令本身并不授权执法人员越境执行。即使法院有权审理发生在境外的行为,要使被告到案、收集证据和查扣资产,也可能有赖于其他国家的合作。
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为合作提供了制度化途径。引渡是依据适用的条约和国内法,将某人移交以供起诉或执行刑罚。常见要求包括提供充分的文件材料,以及许多安排所要求的双重犯罪原则,即有关行为在两国均须构成犯罪。特定性原则通常将移交后的起诉范围限于获准事项,但也存在例外。刑事司法协助则可以在不移交嫌疑人的情况下,协助询问证人、调取银行记录、实施搜查及开展其他侦查措施。这些程序将强制措施的执行任务分配给请求国与被请求国,而不是简单地将一国的警察权延伸至境外。
国家豁免构成另一类限制。按照许多法律体系采用的限制豁免原则,外国就其主权行为可能享有豁免,但在商业交易引起的诉讼中则未必享有豁免。某项活动如何定性,以及可以适用哪些例外,取决于适用的法律。还须区分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取得针对一国的判决,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查扣其使馆馆舍、中央银行资产或其他受保护财产。
官员豁免和外交代表豁免与国家豁免相关,但又有所不同。外交豁免主要受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范。习惯国际法也承认,某些现任国家高级官员在外国国内法院享有人身豁免。在《2000年4月11日逮捕令案》(2002年)中,国际法院审理了现任外交部长的豁免及不可侵犯问题。在此类情形下,豁免是附随于职务的程序性保障,并不意味着被指控的行为被认定为合法。能否在国际刑事法庭提起诉讼,则受另一套法律规则约束。
管辖权异议也可以起到保障程序公正的作用。即使存在地域或属人联系,诉讼仍可能受到充分通知、独立法庭以及切实的陈述意见机会等要求的制约。人权义务可能影响引渡及其他合作,尤其是在移交会使当事人面临被禁止的待遇时。这些保障不应被归并为单一的管辖权判断标准:有些限制法院地的权限,有些规范诉讼的进行方式,还有些则限制另一国依法可以提供的协助。
跨境民事纠纷与判决承认
国际民事诉讼通常依次涉及三个问题:哪个法院可以审理案件、案件应适用哪一法律,以及判决能否在其他国家产生效力。法院可能依据本国程序规则受理案件,但作出的判决却未必符合另一国的承认条件。反过来,判决承认制度也可能赋予外国裁判相当大的效力,同时不允许执行法院重新审理原纠纷的实体问题。
不同制度确立管辖权的基本原则各不相同。在欧盟《布鲁塞尔Ⅰ条例(重订)》,即第1215/2012号条例(EU)中,被告住所地是确定管辖权的核心依据。该条例还针对合同、侵权等事项规定了特殊管辖规则,为消费者、雇员等弱势当事人制定了保护性规则,并就特定事项规定了专属管辖。例如,涉及某些不动产权利的诉讼,一般由不动产所在成员国的法院管辖。这些规则在相互协调的区域性制度内运作,并非国际诉讼的普遍规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商事案件中十分重要。选择法院条款指定审理纠纷的法院或法院体系;法律适用条款则确定交易所适用的实体法。两者不能相互替代。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在其适用范围及例外规定的限制下,支持符合条件的排他性管辖协议,并促进缔约方之间承认据此作出的判决。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另行建立了一套框架,用于承认与执行其适用范围内的外国判决;该公约通常并不规定最初的案件必须由哪个法院受理。
当多个法院均可受理案件时,相关程序会处理重复诉讼和诉讼不便的问题。有关平行诉讼的规则可能要求或允许其中一个法院中止审理。在一些普通法制度中,不方便法院原则允许法院在特定条件下不予受理或停止审理,以便由另一个适当法院处理案件。其他制度则更多依赖成文法对管辖权的分配,以及确定哪个法院最先受理案件的规则。限制当事人在外国提起或继续诉讼的禁令,形式上针对的是该当事人,但仍可能与外国法院的司法权威产生冲突。
承认使外国判决产生法律效力;执行则利用本地的强制执行机制确保判决得到履行。常见的拒绝事由包括通知程序存在严重缺陷、判决相互冲突,以及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的公共政策异议,但具体规定各不相同。仲裁遵循一条相关但有所区别的路径。1958年《纽约公约》促进对仲裁协议和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仲裁庭的权限通常源于协议,而各国法院仍承担着协助仲裁程序、在法律允许时审查裁决,以及对财产强制执行裁决等职责。
国际及区域性法院的管辖权
国际法院通常不具有国内法院所享有的一般属地管辖权。其管辖权源于设立文书、条约义务、声明,或其他在法律上足以构成同意的形式。常见的管辖权问题涉及人、事项、地域和时间,通常分别以拉丁术语 ratione personae、ratione materiae、ratione loci 和 ratione temporis 表述。一个法院可能满足其中某些要求,却不满足其他要求。
国际法院审理国家之间的争讼案件。其管辖权可以基于将某一特定争端提交法院的特别协定、涵盖特定争端的条约条款,或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作出的接受强制管辖的声明。此类声明的效力受适用的保留和互惠原则限制。加入联合国本身,并不意味着法院对涉及该会员国的每一项争端都具有管辖权。国际法院还可应获授权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的请求,依照有别于争讼程序的程序发表咨询意见。
国际刑事法院对个人实施的、由罗马规约规定的犯罪行使管辖权。该规约于1998年通过,2002年生效。对于由国家移交的情势以及检察官自行启动的调查,通常适用的属地或国籍先决条件一般要求案件与某一缔约国或已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国家存在相关联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的适用框架移交情势,则构成另一条途径。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还须满足额外条件。
法院的管辖权必须与案件的可受理性相区分。根据补充性原则,如果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切实调查或起诉某一案件,该案可能不予受理,但仍须适用《规约》关于不愿或不能进行调查或起诉的规定。时间限制同样重要:法院不能起诉《规约》生效前发生的行为,针对特定国家还存在其他时间限制。这些条件意味着,法院既不是一个具有普遍管辖权的刑事上诉法院,也不会自动取代国内诉讼程序。
区域性法院的权限结构各不相同。欧洲人权法院审查被指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行为,但须满足受害人资格、用尽国内救济途径和申请期限等要求。欧洲联盟法院行使欧盟各项条约规定的职权,包括作出初步裁决和审理违约诉讼。国际法院可以裁定自身是否具有管辖权,但这一权力仍然限于解释和适用规范其运作的法律文书,并非可以无限制地扩大自身职权范围。
海洋区域与其他空间制度
海上管辖权说明,法律权力不能简单归结为完全主权与完全自由之间的二选一。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洋空间划分为不同区域,在各区域内对沿海国权利、船旗国权力和航行自由作出不同配置。具体的管辖权限取决于所在位置、所涉活动、船舶类型以及适用的条约规则。
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领海,以及领海上空、海床和底土;领海宽度自有关基线量起,最多可达12海里。这一主权的行使须遵守公约及其他国际法,包括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对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在船上行使刑事管辖权,须遵循更为具体的规则;沿海国拥有主权,并不意味着其可以不受限制地干预船上的一切事务。在自基线量起不超过24海里的毗连区内,沿海国可以就海关、财政、移民和卫生法律事项行使特定的管制权。
专属经济区自基线量起,最多可延伸至200海里,但并不等同于领海。沿海国享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并对人工岛屿、海洋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享有特定的管辖权。其他国家仍享有航行和飞越等相关自由,但须遵守公约的要求。大陆架权利涉及海床和底土,有其自身的法律依据;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大陆架可延伸至200海里以外。
在公海上,船舶一般受其船旗国管辖,但国际法规定的例外情形除外。有关海盗行为的规定允许各国在不具备通常所需的国籍联系时采取行动;有关紧追权的规则则允许依法开始的追逐在规定条件下越过某些海域界限继续进行。军舰和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享有重要的豁免。这些规则区分了对船舶的管辖权与对船舶所经水域的所有权。
其他空间也有类似的专门安排。根据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登记国对已登记的空间物体及其人员保有管辖权和控制权,而任何国家均不得通过主权要求将外层空间据为己有。《南极条约》第八条针对指定观察员、交换的科学人员及其随行工作人员在履行相关职务期间的作为或不作为,规定了以国籍为依据的特定管辖规则。这两个例子都不意味着相关空间普遍处于无法律约束的状态:二者均通过专门的条约制度,而非通常的领土主权,来分配权力。
数字活动、监管重叠与人权领域的管辖权
数字通信使行为、基础设施、用户和损害分布于多个地域。一笔在线交易可能涉及在一国注册成立的公司、身处另一国的客户、位于其他数国的服务器,以及在别处进行的支付处理。没有任何单一的连接因素能够在所有情况下决定管辖权。法院和监管机构会根据具体领域适用相应规则,例如合同、消费者保护、数据保护、税收或刑事侦查方面的规则。一个网站在全球均可访问,并不必然意味着其运营者须接受世界上所有法院的管辖。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明确界定地域适用范围的一个例子。根据第3条,只要个人数据处理是在控制者或处理者设于欧盟境内的机构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进行的,无论处理行为实际发生在何处,均适用该条例。对于欧盟境外实体进行的特定处理活动,如果与向欧盟境内的个人提供商品或服务有关,或与监测这些个人在欧盟境内的行为有关,该条例也予以适用。这些规则涉及的是条例的适用范围;至于监管机关的权限、法院的管辖权、数据的国际传输以及实际执行等问题,则需要另行分析。
跨境数据调查凸显了监管范围与强制权力之间的区别。一国可以命令受其管辖的公司提供存储在境外的信息,而数据所在国则可能对信息披露施加与之冲突的限制。美国2018年《澄清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CLOUD法案)处理了获取服务提供者所持数据的部分问题,并为符合条件的行政协定建立了框架。这类立法并不能消除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此类冲突仍须通过法定例外、司法程序、国际协定及合作机制加以处理。
“管辖权”在人权条约中也具有独特作用。《欧洲人权公约》第1条要求各国保障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人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这里所指的并不只是国内法院的权限,而是使个人受到一国条约义务保障的那种关系。虽然这种关系主要以领土为基础,但在相关判例法所认可的情形下,也可能在域外产生,包括对某一区域的有效控制,或国家人员对个人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某些情形。阿尔斯凯尼等人诉英国案(2011年)是涉及这些原则的一项重要判决。
不同条约各自采用的判断方法不应混为一谈。人权机构认定某人处于一国管辖之下,本身并不意味着授权该国在境外行使警察权。反过来,即使一国存在适用于境外行为的国内刑事法律,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确定其人权义务是否延伸至受该法律影响的每一个人。数字监控、远程行动和跨国环境损害不断对这些区分提出挑战,尤其是在行为的因果影响所及范围超出国家实际存在或直接控制范围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