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法是法律的一个分支,规范因不法侵害受法律保护的权益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这些权益包括身体完整性、财产、名誉,以及某些经济利益和人身权益。其典型救济方式是判给损害赔偿,但法院也可以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或给予其他救济。侵权请求通常源于法律规定的义务,而非仅仅源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并非所有损害都构成侵权,也并非所有侵权都需要证明存在经济损失。
“侵权法”这一术语与普通法法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大陆法系中,类似规则通常归入侵权行为、非合同责任或民事责任制度。这些法律传统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哪些权益值得保护,何种行为或情形足以成为承担责任的依据,如何确定损害与被告之间的联系,以及应当给予何种救济。各司法管辖区的答案差异显著,尤其涉及经济损失、隐私、产品缺陷、公权力机关以及非经济损害赔偿时,更是如此。
侵权法既处理常见的意外事故,也应对故意不法行为,以及组织和技术带来的风险。其运作与合同法、刑法、保险、公共监管及社会补偿制度相互交织。这些联系既说明了侵权法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其局限:侵权诉讼能够分配损害所产生的后果,但社会用以预防损害、扶助受害者的制度不止一种,侵权诉讼只是其中之一。
历史发展与法律传统
英语中的“tort”一词经由法语传入,源自一个意为不法行为的词。如今这一概念涵盖广泛,但这不应掩盖民事责任在历史上分散发展的事实。在中世纪英格兰,原告通常必须采用一种获认可的诉讼形式。侵入之诉针对特定的、直接侵害人身、土地或动产的行为,而案情之诉则逐渐发展起来,以处理其他形式的不法损害。这些程序类别塑造了实体权利:诉讼能否成功,部分取决于能否将所受侵害纳入既有的程序形式。
19世纪,程序改革削弱了旧有诉讼形式的作用,而工业生产、铁路运输和城市发展则使意外伤害问题日益重要。过失逐渐成为统摄相关责任的一般性范畴,而不再仅仅是特定诉讼中的一个要素。司法判决和法学研究日益将“侵权”视为一个独立领域,不过,这一领域仍保留着构成要件各不相同的具体侵权行为。因此,现代侵权法既包含一般性的归责原则,也包含具有特定历史渊源的诉因。
1932年的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是英格兰侵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英国上议院认定,即使制造商与最终消费者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制造商仍可能对其负有注意义务。阿特金勋爵提出的“邻人原则”,为行为人对受到其行为密切且直接影响的人承担责任提供了更广泛的依据。该案并未确立对一切可预见损害均须承担责任的规则;此后的判决仍在不断界定过失责任所保护的关系与权益。
大陆法传统走过了不同的制度发展道路。罗马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尤其是涉及不法损害财产的《阿奎利亚法》,但现代民事责任并不是一项原封不动沿袭下来的罗马制度。法国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采用了措辞概括的过错责任原则,如今这些原则主要体现在第1240条和第1241条中。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则采用了更为细分的结构:第823条保护特定权利与利益,并规定违反保护性法律的责任;第826条则涉及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造成损害的行为。
当代法律体系往往将一般条款与详细的立法规定相结合。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设有独立的侵权责任编,其中包括产品、机动车、医疗损害、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规则。苏格兰使用“delict”这一术语来指称侵权,反映了其混合法律传统。在普通法法域,法律先例仍然十分重要,但成文法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责任、时效期限和救济方式。在美国,侵权法主要属于州法;美国法学会编纂的《法律重述》是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性规则阐述,而非本身具有约束力的立法。
过失与注意标准
过失通常指未尽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在普通法的许多表述中,原告必须证明注意义务的存在、对该义务的违反、充分的因果联系,以及法律认可的损害。这些要件各有作用:注意义务确定被告是否有义务顾及原告的利益;义务违反用于评价其行为;因果关系将该行为与损害联系起来;损害要件则确定何种后果可以据以提起诉讼。仅有事故发生,并不足以认定过失。
通常适用的是客观标准:以处于相关情境中的合理谨慎之人应有的行为作为衡量基准。法院通常会考虑损害发生的概率及其严重程度、采取预防措施的实际成本,以及该活动的社会效用。即使某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很低,只要后果可能具有灾难性,且易于防范,也可能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反过来,合理注意并不要求消除一切可以想象的危险。评判应依据事发当时合理可获得的信息,而不能仅凭事故发生后才显现的情况。
在1947年的“美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中,勒恩德·汉德法官提出了一种关于预防措施的计算方式,通常写作 ,其中 为采取预防措施的负担, 为事故发生的概率, 为由此造成的损失。这一表述影响了法与经济学,但它既不是普遍适用的法律判断标准,也不要求法院为每个因素赋予数值。法律标准还体现权利、专业责任、立法目的,以及司法等机构对何种行为可以接受所作的判断。
注意标准可以根据特定活动或个人特征作出调整。对儿童的行为,通常参照其年龄和经验加以判断,但各法域可能对儿童从事成人活动的情形规定例外。对专业人员,则依据与其工作相适应的标准进行评判。在英格兰,1957年的“博拉姆诉弗里恩医院管理委员会案”(Bolam v 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阐明,评判医疗行为时,应当考虑负责任的专业意见;1997年的“博利索诉伦敦金融城与哈克尼卫生局案”(Bolitho v City and Hackney Health Authority)进一步明确,此类意见必须经得起逻辑分析。2015年的“蒙哥马利诉拉纳克郡卫生委员会案”(Montgomery v Lanarkshire Health Board)则专门强调,在取得患者医疗同意时,须告知重大风险及合理的替代方案。因此,专业惯例固然重要,却并非总能起决定性作用。
注意义务规则对过失责任的限制,并不限于行为是否疏忽这一问题。许多普通法体系区分制造危险与未能保护他人免受独立存在的危险。积极作为义务可能源于自愿承担的事务、对危险源的控制或某种特殊关系,但通常并不存在救助陌生人的无限义务。许多法律体系也限制对纯粹经济损失承担责任;所谓纯粹经济损失,是指与原告人身或财产受损无关的财务损失。这些限制旨在回应责任范围无法确定、义务相互冲突,以及侵权责任与合同风险分配之间界限不清等问题。各法域对这些限制的具体规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因果关系、责任范围与证明
承担责任通常不能仅以违反义务后发生了损害为依据。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联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通常首先通过“若无则不”检验来判断:如果被告依法行事,损害是否仍会发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违反义务的行为通常就没有影响该损害的发生。这里所作的比较,并不一定是与一个没有被告的假想情境相比,而是与被告采取了法律要求的预防措施或履行了法定义务的情境相比。
当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时,“若无则不”检验就会遇到困难。例如,两场火灾各自都足以烧毁一栋建筑,即使其中一场没有发生,另一场也会将其烧毁。一些法律体系针对这类情形采用其他判断标准,以免两名责任人均逃脱责任。法院也会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存在多个各自足以造成损害的原因,二是无法确定数名被告中究竟是谁造成了损害。处理因果关系不确定性的例外法理,通常仅适用于特定情形,而不会被视为对证明要求的普遍放宽。
某一因素在事实上促成了损害,并不意味着由此就能确定责任的全部范围。损害过远性、近因或责任范围规则所要判断的是:该损害是否属于使有关行为构成不法行为的那些风险。在1961年的“瓦贡芒德号案(第一案)”中,英国枢密院强调,在过失侵权中,相关损害的种类须具有合理可预见性。在美国1928年的“帕尔斯格拉夫诉长岛铁路公司案”中,纽约州上诉法院呈现了一个相关分歧:责任的界限究竟应当主要从注意义务的角度,还是从近因的角度来理解。因此,不同术语背后可能包含相互重叠的法律判断。
介入事件可能影响责任,但后续行为并不会自动切断因果链。救助行为、医疗处置,甚至某些故意行为,都可能属于原先不法行为所造成的风险。“蛋壳头骨”原则处理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一旦确认原告遭受了可据以起诉的相关类型人身损害,通常就应接受原告实际存在的特殊脆弱体质。因此,即使损害的严重程度本身无法预见,被告仍可能须对此负责,但仍须适用有关既存病况及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损失的规则。
举证责任通常由原告承担,民事案件一般依盖然性占优或优势证据标准裁判。“事实自证”等证据法理,可能允许法院在事故情状足以支持的情况下推定存在过失,但其具体适用方式各不相同。在有毒物质暴露和疾病诉讼中,科学证据还会带来其他难题:群体层面的相关性并不能自动证明个案中的因果关系。在英国,2002年的“费尔柴尔德诉格伦黑文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案”针对间皮瘤案件中风险被实质性增加的情形,认可了一种例外处理方式。这一例外说明,对通常因果关系证明规则的偏离具有特定性,而非普遍性。
故意侵权与受保护的利益
故意侵权制度保护的利益,即使在行为人已尽谨慎义务或其行为几乎未造成可量化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受到侵害。各类故意侵权所要求的主观要件有所不同: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身体接触的意图、对他人受到禁锢的明知,以及造成严重精神痛苦的意图,彼此并不等同。故意实施不法行为也不一定出于对他人的敌意。被告可能认为某项未经授权的行为对他人有益而有意为之,但仍然侵害了法律保护的利益。
传统上,对人身的直接侵害包括殴击、威吓和非法禁锢。殴击涉及法律所禁止的身体接触;威吓通常是指故意使他人合理地担忧即将遭受非法身体接触,而非身体接触本身。非法禁锢是指在没有合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完全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并不一定需要将人关进监狱或上锁的房间。同意、合法授权和正当防卫可能构成免责事由,但其适用条件因法域而异。这些区分将身体自主利益、行动自由利益以及免受武力威胁的利益分别加以保护。
财产侵权构成另一组保护机制。对土地的侵入通常保护占有,防止未经许可的进入;侵占则针对严重干涉他人对动产所享有权利的行为。这类侵权中,有些无须证明由此造成的损失即可起诉,因为侵害本身就具有法律意义。妨害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私人妨害通常针对对土地使用或享用的实质性干扰,例如噪声、烟雾或振动。评估这类妨害时,往往会考虑所在地的环境、干扰的持续时间、强度和性质。公共妨害涉及对公共权利的干扰,私人就此提起诉讼须遵循特别规则。
诽谤法保护名誉,但必须与表达自由相协调。各法域在所要求的过错程度、严重损害门槛、真实性及特权抗辩,以及如何对待涉及公共利益的发表行为等方面,规定各不相同。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中裁定,公职人员若因涉及其公务行为的诽谤性陈述请求损害赔偿,必须证明存在“实际恶意”,即明知陈述虚假,或罔顾其真实性。这一宪法标准并非仅仅是对怨恨心理的另一种表述,也不是世界各地普遍适用的规则。
对隐私和商业利益的保护尤其多样。一些法律体系承认多种隐私侵权类型;另一些则通过一般人格权、滥用私人信息制度或法定诉因提供保护。数据隐私保护可能与这些保护有所重叠,但不能完全归入侵权法。欺诈、诱使违约以及某些形式的非法干预行为,分别依照不同条件保护经济利益。仅仅使他人在竞争中失利或故意造成经济损害,并不必然构成侵权。竞争行为与可诉的不法行为之间如何区分,取决于所采用的手段、受侵害的权利,以及特定法律体系对商业自由的处理方式。
严格责任与为他人行为承担的责任
严格责任不要求原告证明被告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即可使被告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承担责任无需满足任何条件:原告可能仍须证明存在产品缺陷、特定的危险活动、相关关系、因果关系以及依法可获赔偿的损害。抗辩事由和法定责任限制也可能仍然适用。因此,这一术语指的是无须满足某项特定的过错要件,而非对一切损失提供无限保障。
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涉及危险物及危险活动。在1868年的 Rylands v Fletcher(赖兰兹诉弗莱彻案)中,英国上议院认定,在一定条件下,蓄积的水逸出造成损害应承担责任;此后的英国判例大幅限缩了这些条件的适用范围。现代英国法将这一规则视为妨害法中适用范围狭窄的一个分支,而非适用于所有危险活动的一般原则。美国各司法管辖区则针对异常危险活动发展出独立的规则,通常会考虑风险的大小、是否无法通过合理注意消除风险,以及活动在其所在地点开展是否适当。
产品责任体现了侵权法、合同法与消费者保护立法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关请求可能涉及制造缺陷、不安全的设计或警示不足。制造缺陷是指产品偏离其预定的设计规格,而设计缺陷诉讼质疑的则是设计规格本身的安全性。警示方面的请求涉及安全使用产品所需的信息。这些区分十分重要,因为适用的法律判断标准可能不同,包括风险与效用的权衡、消费者预期,以及有关可行替代设计的要求。
在美国,1963年的 Greenman v Yuba Power Products, Inc.(格林曼诉尤巴动力产品公司案),以及1965年出版的《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A条,对严格产品责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欧洲联盟内部,第85/374/EEC号指令确立了统一的缺陷产品责任框架。第(EU)2024/2853号指令提供了修订后的框架,明确涵盖软件及现代产品的其他特征,并要求成员国最迟于2026年12月完成国内法转化。这些制度并不意味着只要使用者遭遇不利后果,生产者就须承担责任;缺陷、损害及因果关系等要件仍是核心。
替代责任在法理分析上属于不同的范畴:一个人或组织因其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侵权行为与所指派活动之间的联系,而须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雇主对雇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是其中的主要例子。即使雇主在聘用和监督方面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可能承担此类责任。相比之下,组织自身的直接过失责任涉及的是组织本身的失职。企业集团、独立承包人及公共机构各自涉及不同的问题;仅凭所有权、报酬支付或行政监管关系,并不必然足以认定责任。这些规则既分配经营活动的风险,也划定一方何时必须为另一方的行为承担责任的界限。
救济与损失评估
补偿性损害赔偿通常旨在尽金钱所能,使请求权人恢复到侵权行为未发生时本应处于的状态。赔偿额通常不以被告的获益为依据,也不按对不法行为的某种固定道德评价来计算。这种反事实判断可能十分复杂:法院必须将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与即使没有该行为也会发生的开支、疾病、经营衰退或其他不利后果区分开来。禁止重复赔偿的原则也要求对相互重叠的请求作出协调。
财产性损失可能包括医疗及护理费用、财产损害、收入损失,以及未来收入能力的降低。计算未来损失通常需要对预期寿命、就业、通货膨胀和投资回报作出假设。在简化计算中, 年后发生的未来损失 ,其现值为 ,其中 为折现率。实际的法律制度采用更为复杂的方法,并可能规定适用的比率或精算惯例。对于造成终身伤害的案件,假设条件的微小变化就可能显著影响赔偿额。
非财产性损害赔偿针对疼痛、痛苦、生活乐趣的丧失,以及在法律认可的情况下的精神痛苦等损害。由于这些损失没有市场价格,各法律制度会采用判例、法定赔偿标准表、司法指引或个别化评估来确定赔偿额。有些制度还设有金额上限。由此产生的差异不只是币值或财富水平的差异,还反映了不同制度对于哪些损害应获得金钱赔偿、以及如何实现一致性所作的不同判断。因死亡而产生的请求尤其取决于有关受扶养人、遗产、丧亲之痛及丧葬费用的立法。
惩罚性赔偿或示范性赔偿旨在惩罚和威慑,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补偿;许多法域不允许此类赔偿,或将其严格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在美国,宪法上的正当程序要求限制过高的惩罚性赔偿。1996年的“北美宝马公司诉戈尔案”确立了若干判断指引,包括行为的应受谴责程度、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比例关系,以及可比的制裁措施。2003年的“州立农场相互汽车保险公司诉坎贝尔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限制。这些判决并未确立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固定倍数。名义损害赔偿则发挥不同作用:在尚未证明存在实质损失时,确认某些侵权事实。
禁令可以禁止持续实施某种行为,也可以要求采取纠正措施,尤其适用于损害赔偿不足以提供充分救济的情形。在妨害、隐私和财产纠纷中,选择禁令还是金钱救济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法院可以考虑可行性、比例原则、对第三方的影响,以及适用的成文法框架。一些制度允许以定期付款而非一次性支付总额的方式,赔偿未来的人身伤害损失。对于特定侵权行为,也可能适用返还性救济或以获益为基础的救济,但这些救济在不同法律传统中或属例外,或被归入不同类别。因此,侵权救济并不只是对每一项可衡量的损害支付一笔赔偿。
抗辩、责任分担与时效限制
抗辩可以否定侵权行为的某一构成要件,使原本违法的行为获得正当性,或在侵权行为已经成立的情况下减少赔偿。这些功能应当加以区分。证明被告已尽合理注意的证据,可能足以否定过失,却不构成一项独立的积极抗辩。同意可以表明,原本受到禁止的干预已获授权。相比之下,时效抗辩无须证明相关行为本身合法,也能阻却请求。
共同过失是指请求人未对自身安全或利益尽到合理注意。按照历史上严格的普通法规则,请求人自身的过失可能使其完全无法获得赔偿。许多法域已改为按比例减赔。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1945年法律改革(共同过失)法》确立了责任分担制度。美国各州采用不同制度,包括纯粹比较过失制、设有过失比例门槛的修正比较过失制,以及少数法域仍保留的传统共同过失规则。请求人的过失是否影响故意侵权责任或法定严格责任,则须另行分析。
自愿承担风险与共同过失有关,但二者并不相同。知道某项活动存在危险,并不必然意味着同意放弃法律上的请求权。法院会区分一般性的风险认知、真实同意、合同免责条款,以及某项活动固有风险的范围。例如,参加体育运动并不意味着当然允许他人造成任何故意或鲁莽的伤害。免责条款也可能受到消费者保护立法、公共政策,或有关提请注意及条款解释的规则限制。因此,通过协议分配风险,既取决于合同法,也取决于不得通过约定放弃的法律保护。
正当防卫和保护他人可以使合乎比例的防护性武力具有正当性,而紧急避险则可能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实施某些干预。这些抗辩如何适用,取决于具体情境。在某些涉及财产的案件中,紧急避险可以使进入他人财产或实施干预的行为获得法律上的许可,却不免除对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的义务。违法性是另一项独立的限制:请求人的违法行为并不当然使其丧失一切侵权请求权,但如果给予赔偿会损害法律制度的宗旨,或造成法律上不可容许的矛盾,则可能不予赔偿。公共机关的豁免和法定保护同样因机构及活动而异,并不构成对政府行为的普遍豁免。
时效期间规定了必须在何时提起诉讼。依不同规则,时效可能从损害发生、诉因产生或发现相关事实之时起算。潜伏性疾病、未成年期间遭受的伤害、行为能力欠缺、欺诈及被隐瞒的不法行为,可能适用特别规定。有些法律制度还设有自被告行为发生之日起算的最长时限,并规定特定例外。此外,请求人通常应当在受害后采取合理措施,减少可以避免的损失。未履行减损义务,通常影响的是可获赔偿的金额,而不是追溯性地免除被告对侵权行为的责任。这些规则共同从行为、时间以及制度对终局性的要求等方面,对责任加以限制。
诉讼、保险与替代性赔偿机制
侵权法上的权利通过程序制度实现,而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权利的实际价值。请求人必须确定适当的被告,确立管辖权,提出符合法律要求的诉讼请求,并取得证据。证据披露规则、专家证据、诉讼费用及执行机制,都会影响一项在法律上成立的请求能否得到实际主张。在某些普通法法域,陪审团在部分侵权案件中裁断事实问题并确定损害赔偿额;在其他法域,这些职能则由职业法官承担。有关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的规则也存在显著差异。
大多数侵权纠纷并不会经过双方充分争讼的审判并以判决告终。谈判、和解与调解使当事人能够控制费用和不确定性,而且往往无须承认责任。涉及儿童或欠缺法律行为能力者的和解,可能需要法院批准。和解可以使受害人更早获得赔偿,但保密约定及司法认定的缺失,可能限制其他潜在请求人或监管机构能够获取的信息。法律援助、风险代理收费、法律费用保险及集体程序的可获得性,因法域和请求类别而异。
责任保险在侵权法的财务运作中居于核心地位。保险人可以对保单承保的索赔进行调查、应诉及和解,但须受赔偿限额、免赔额、除外责任及适用保险法的约束。存在保险保障,本身并不能证明被保险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成立,也不意味着必然存在保险保障。保单可能对故意不法行为或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承保作出限制。由保险人支付赔款时,经济后果便通过保费分摊,而非仅由实施不法行为的个人承担。
大规模损害会带来个别诉讼难以妥善处理的问题。缺陷产品、污染及大范围有害暴露可能引发数以千计的索赔,这些索赔涉及共同的科学问题,但各人的具体情况又不尽相同。集体程序与协调诉讼可以减少重复工作,同时也会带来代表机制、证明、和解赔偿分配以及未来请求人待遇等方面的难题。存在多名被告时,还会涉及分担与连带责任问题:根据适用规则,受害人可能向一名负有责任的被告请求支付全部依法可获赔的金额,再由各被告自行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担问题。
替代性赔偿制度在特定领域取代或补充侵权法。工伤赔偿制度通常无须按照一般规则证明雇主存在过失,即提供职业伤害待遇,同时往往限制劳动者就同一伤害向雇主提出侵权请求。新西兰《1972年事故赔偿法》创设了一项覆盖广泛的事故赔偿计划,于1974年实施,在其覆盖范围内大体取代了旨在获得补偿性赔偿的人身伤害诉讼。机动车无过错赔偿计划和疫苗伤害补偿计划也是此类机制的例子,但其资格条件与给付规则差异很大。这些安排以个别化责任认定和足额损害赔偿的某些方面为代价,换取通过行政程序获得赔偿的便利、可预期的给付或更广泛的保障范围;但它们并不必然消除围绕资格、适用界限或被排除损失的诉讼。
功能、批评与新兴风险
人们通常通过几种相互竞争或彼此补充的理论来解释侵权法。矫正正义理论强调修复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因不法侵害而受损的关系。民事救济请求理论强调受害人依法向不法行为人寻求救济的权能。经济分析方法则考察责任如何改变人们采取预防措施、选择活动和分配风险的激励。损害赔偿和公共问责也是侵权法重要的制度功能,不过,侵权法并不为所有遭受类似不幸的人提供赔偿。
这些理论会对同一规则作出不同评价。严格责任可能促使企业将事故成本纳入考量,并调整危险活动的规模。过失责任则可能促使行为人达到适当的注意标准。保险能够分散损失,使赔偿在实践中成为可能,但也可能削弱个别被告直接感受到的经济激励。免赔额、除外责任、保费调整、监管及声誉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这种激励。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取决于制度安排,不能简化为“责任总能预防损害”这一单一命题。
侵权法以个案为中心的结构也带来了分配方面的难题。以收入为依据计算损害赔偿,可能使身体伤害相近但预期收入不同的人获得不同数额的赔偿。诉讼成本可能使小额索赔得不偿失;而即使伤害严重,若无法确定责任人,或责任人既无资产也无保险,受害人仍不一定能获得赔偿。获取证据和法律代理服务的机会不平等,也可能影响案件结果。法定损害赔偿、集体诉讼、赔偿基金和社会福利能够弥补其中一些缺口,但每一种机制都会改变受偿资格、管理方式及成本分配。
技术变革对既有法律范畴提出了挑战,却未必使其过时。自动驾驶车辆和人工智能系统带来了产品缺陷、合理部署、监控、软件更新,以及开发者、制造商、运营者和用户之间责任划分等问题。系统在技术上的自主性,本身既不赋予其法律人格,也不能回答应由谁承担责任。网络安全事件同样需要分析义务、可预见性、因果链条及可获赔偿的损失,同时还须考虑规范个人数据和数字服务的法定义务。
环境诉讼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诉讼,面临累积因果关系、地理上分散的损害、漫长的时间跨度及多个责任主体等难题。有些请求以妨害或过失为依据;另一些则源于成文法、宪法权利或行政法,不能仅因其涉及损害就将其归为侵权诉讼。跨境案件还取决于国际私法,包括管辖权、法律适用及判决承认等问题。法院必须将是否存在民事诉因的问题,与科学意义上的责任归属及公共政策等更广泛的问题区分开来;对于普通双方当事人诉讼难以妥善处理的损害,立法机关则可设立赔偿机制或专门的责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