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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erie-doctrine

伊利原则

伊利原则规定美国联邦法院何时必须适用州实体法而非联邦法,尤其适用于基于州籍不同管辖权审理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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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原则是美国法律的一项原则,要求联邦法院在审理依据州法提出的请求时,适用州实体法,但联邦法有效适用的情形除外。该原则得名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38年“伊利铁路公司诉汤普金斯案”(Erie Railroad Co. v. Tompkins)中作出的判决,否认存在一套可供联邦法官用来替代州法的一般联邦普通法。这项原则对于基于州籍不同管辖权审理的案件尤为重要;在这类案件中,联邦法院审理的是分属不同州、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人们常用“实体问题适用州法,程序问题适用联邦法”来概括这一原则。这一说法虽有帮助,却并不完整:判断某项规则属于哪一类,需要考察联邦权限、州法创设的权利,以及选择不同规则所带来的后果。

历史起源

《裁判规则法》与“斯威夫特诉泰森案”

伊利原则的成文法背景是《裁判规则法》。该法源自1789年《司法法》第34条,现编入《美国法典》第28编第1652条。它要求联邦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以适用的州法律作为裁判规则,但宪法、条约或联邦制定法另有要求或规定的除外。

在1842年的“斯威夫特诉泰森案”(Swift v. Tyson)中,最高法院认为,这项要求通常并不意味着联邦法院在“一般”普通法问题上必须受州法院判决的约束。联邦法院须遵循州制定法以及涉及明显地方性事务的规则,但在一般商法等领域可以独立作出判断。

这一做法的部分理论基础在于:一般普通法独立于任何特定主权主体而存在,不同法院都可以探明其内容。实践中,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有时会对其他方面相似的争议适用不同规则。因此,能否进入联邦法院的管辖权范围,可能影响实体权利,促使诉讼当事人选择或设法进入能适用有利法律的法院。

伊利铁路公司诉汤普金斯案

“伊利案”起因于哈里·汤普金斯在宾夕法尼亚州沿铁轨旁行走时,被一列驶过的火车致伤。他以州籍不同管辖权为依据,在纽约的联邦法院起诉铁路公司。争议涉及的问题之一,是依据宾夕法尼亚州侵权法,铁路公司对他负有什么义务。

联邦下级法院将相关问题视为一般普通法问题,并未将宾夕法尼亚州法院的判决作为具有拘束力的依据。最高法院撤销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并推翻“斯威夫特案”的先例。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宣告:“不存在联邦一般普通法。”

最高法院认定,州法既包括州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州法院通过判决确立的法律。法院还以宪法对联邦法律创制权的限制,作为否定“斯威夫特案”的依据。该判决并未最终确定铁路公司是否承担责任,而是要求依据正确的法律渊源重新审理。

基础与适用范围

联邦制与法律创制权的分配

伊利原则体现了美国联邦制的结构。联邦法院并不因当事人具备进入联邦法院的资格,就获得另行创设一套实体法的权力。当一项请求依赖于州法创设的权利时,相关权利义务通常应由适用的州法确定。

州实体法既包括立法,也包括具有权威性的州法院判决。因此,伊利原则关注的是州机构确定州法的权限,而不仅仅是优先适用制定法而非法院发展出的规则。

这一原则在美国宪法确立的更广泛的法律效力层级中发挥作用。有效的联邦宪法条款、制定法、条约及规则,即使与州法相抵触,仍可适用。伊利原则并不意味着州法高于联邦法。

不限于州籍不同案件

虽然州籍不同管辖权是伊利原则最主要的适用场景,但联邦法院通过补充管辖权,在审理联邦法请求的同时审理州法请求时,这一原则同样重要。关键不只是整个诉讼基于何种途径进入联邦法院,而是哪一种法律支配具体的请求或争议问题。

伊利原则并不要求联邦诉讼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适用州实体法。联邦法请求通常由联邦法提供适用规则,不过联邦法有时也会吸纳州法规则。

实体与程序

核心难题在于,“实体”与“程序”存在交叉。起诉期限、送达要求或裁决审查标准,既可能规范诉讼程序,也可能决定请求人能否获得救济。最高法院后来的判决发展出了数种相互补充的分析方法,而非一项普遍适用的检验标准。

结果决定性:“保证信托公司诉约克案”

在1945年的“保证信托公司诉约克案”(Guaranty Trust Co. v. York)中,最高法院认定,审理州法请求的联邦法院,不能仅因诉讼寻求的是衡平法救济,就不适用州法规定的诉讼时效。

法院强调的是,不适用州法是否会显著影响诉讼结果。如果一项基于州法创设的请求在州法院已无法获得救济,那么联邦法院通常也不应允许当事人就此获得救济。

然而,如果严格按字面理解,结果决定性标准可能要求适用几乎所有州程序规则:诉讼实践中哪怕细微的差别,有时也会改变结果。因此,后来的判决对这一标准作出了限定。

联邦司法制度利益:“伯德案”

在1958年的“伯德诉蓝岭乡村电力合作社案”(Byrd v. Blue Ridge Rural Electric Cooperative, Inc.)中,最高法院审查了某项争议应由法官还是陪审团裁断。州司法惯例将该问题交由法官决定,而联邦司法惯例则倾向于由陪审团裁断。

法院考察了州的这一安排是否与基础权利义务紧密相连、不同安排导致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以及联邦在法官与陪审团职能分配方面足以与之抗衡的利益。最终,法院允许采用联邦的安排。

“伯德案”确立: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不必然凌驾于联邦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上。

双重目标:“汉纳诉普卢默案”

1965年的“汉纳诉普卢默案”(Hanna v. Plumer)涉及州法关于诉讼文书送达的要求与一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之间的冲突。最高法院适用了联邦规则。

对于不受适用的联邦规则支配的问题,“汉纳案”明确了伊利原则的“双重目标”:

  • 抑制因州法与联邦法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择地诉讼。
  • 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不公平,即仅因能够进入联邦法院,其他方面情况相当的诉讼当事人便受到缺乏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

这一方法根据规则差异对法院选择及当事人待遇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而不只是追问诉讼开始后,某项规则是否可能影响结果。

联邦制定法与程序规则

现代伊利原则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区分,是有关问题究竟由适用的联邦成文规范支配,还是留待未成文化的联邦司法惯例处理。

直接适用的联邦法

如果某项联邦宪法条款或有效的联邦制定法支配争议问题,它就优先于与之不一致的州法。有效且适用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通常也支配其适用范围内的程序问题。

因此,首先要问的是:联邦规定是否确实处理了与州规则相同的问题。法院会考察该规定的含义和适用范围,而不是认定只要存在任何相关联邦规则,就足以排除州法的适用。

《规则授权法》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依据《规则授权法》颁布,其主要法律依据是《美国法典》第28编第2072条。该法授权制定诉讼实务和程序规则,但规定这些规则不得“减损、扩大或修改任何实体权利”。

根据“汉纳案”,当一项联邦规则支配争议问题时,分析重点是该规则是否符合宪法及授权法的要求。一项有效规则不会仅因其适用可能影响结果或鼓励择地诉讼,就被排除适用。

难点在于识别是否确实存在冲突,以及判断联邦规则是否仍处于获授权的程序领域之内。

“沃克案”与“谢迪格罗夫案”

在1980年的“沃克诉阿姆科钢铁公司案”(Walker v. Armco Steel Corp.)中,最高法院认定,《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条虽然规定民事诉讼自提交起诉状时开始,却并未决定州法诉讼时效何时停止计算。因此,州法的送达要求仍应适用。该判决说明,联邦规则与州规则可能处理的是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的问题。

在2010年的“谢迪格罗夫骨科诊所诉好事达保险公司案”(Shady Grove Orthopedic Associates, P.A. v. Allstate Insurance Co.)中,尽管纽约州对某些集团诉讼设有限制,最高法院仍允许在联邦法院提起集团诉讼。大法官们对判决理由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如何依据《规则授权法》评估实体权利的保护方面。该判决表明,程序形式与实体权益之间的界限仍存在争议。

确定适用的州法

法律选择

伊利原则本身并不决定涉及多个州的争议应适用哪一州的法律。这属于国际私法中的法律选择问题。

根据1941年的“克拉克森公司诉斯滕托电气制造公司案”(Klaxon Co. v. Stentor Electric Manufacturing Co.),基于州籍不同管辖权审理案件的联邦法院,通常适用其所在州的法律选择规则。这些规则可能指向另一州的实体法。因此,设在纽约的联邦法院,并不必然仅因诉讼在那里提起,就适用纽约州实体法。

联邦司法区之间的某些案件移送适用特别规则。根据1964年的“范杜森诉巴拉克案”(Van Dusen v. Barrack)和1990年的“费伦斯诉迪尔公司案”(Ferens v. John Deere Co.),某些基于诉讼便利而进行的移送,仍保留适用移送法院所在地的法律选择规则。这一原则并非普遍适用;例如,为执行有效的法院选择条款而进行的移送,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州法院的权威与对州法的预测

相关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权威确定该州法律内容的效力。联邦法院不能因为联邦法官更偏好另一项规则,就不予遵循。

如果该州最高法院尚未就某个问题作出裁判,联邦法院就必须预测该法院将如何裁判。相关资料可包括州中级上诉法院的判决、相关判例、制定法条文,以及其他具有说服力的法律依据。州中级上诉法院的判决通常应受到高度重视;除非有充分且有说服力的理由预期州最高法院会作出不同裁判,否则不应置之不理。

在州程序允许的情况下,联邦法院可以采用法律问题提请裁决程序,请求州最高法院解决尚未明确的法律问题。这一程序可以获得关于州法的权威答复,而不必将整个诉讼移交州法院。

应用与限制

联邦诉讼中的州法权利

伊利原则通常影响有关责任、可获得的损害赔偿、诉讼时效,以及举证责任某些方面的规则。与州法创设的权利是否存在或其范围密切相关的州规则,尤其可能得到适用。

不过,对于受有效联邦法支配的事项,联邦法院仍保留自身的程序框架。因此,州籍不同案件可以同时采用州法的责任标准,以及联邦的诉辩、证据开示、审判和上诉程序。

1996年的“加斯佩里尼诉人文中心公司案”(Gasperini v. Center for Humanities, Inc.)体现了这种结合。最高法院要求联邦地区法院适用纽约州关于审查陪审团损害赔偿裁决是否过高的标准,同时保留第七修正案对联邦上诉法院重新审查所施加的限制。

联邦普通法在有限领域内仍然存在

伊利原则废除的是一般性联邦普通法,而不是一切形式的联邦法官造法。在有联邦宪法或制定法授权支持,或涉及公认的、联邦所特有的利益的有限领域,联邦普通法仍可适用,包括某些州际争议,以及涉及联邦政府权利义务的问题。

这些例外并未授权联邦法院仅为促进全国法律统一,就以联邦普通法取代普通的州合同法或侵权法。是否有正当理由适用联邦普通法,与联邦法院是否拥有管辖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持续存在的解释问题

围绕伊利原则的争议,往往涉及三条相互交叉的界限:

  • 某项联邦规定是否真正支配争议问题。
  • 某项州规则是在界定实体权利,还是仅仅规范这些权利的实现方式。
  • 在不存在具有支配效力的联邦成文规范时,联邦司法利益是否足以支持采用不同做法。

因此,这些判例并未提供一种单一、机械的方法,将每项规则划分为实体规则或程序规则。某项规则即使在一种法律目的下被认定为程序性规则,也可能因其与州法创设的权利、法院选择,或州法院与联邦法院之间的权限分配有关,而仍须依照伊利原则予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