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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administrative-law

行政法

行政法规范公共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程序和问责,并为受其行为影响的人提供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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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是规范公共行政的组织、职权、程序和问责的法律分支。它规定公共行政机关如何制定规则、处理个案、提供服务、执行法定义务以及行使裁量权,也确立人们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并获得救济的途径。行政法所涉及的机构包括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地方政府、行政裁判机构、监察专员机构和法院。

这一领域将政府的实际运作与法治联系起来。有关建筑许可、养老金、环境污染、专业执业许可或移民身份的决定,即使不采取议会立法或刑事判决的形式,也可能对个人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法规定谁有权作出这些决定、作出决定前必须履行哪些程序、哪些考量因素在法律上具有相关性,以及如何纠正错误或权力滥用。

不同法域的行政法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国家设有独立的行政法院,并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公法理论体系;另一些国家则主要通过普通法院监督行政。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各法域共同面对的问题包括行政权力的法律依据、公正程序、裁量权的界限、专业判断与民主监督的关系,以及法律保护的实效。

范围及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行政法既涉及公共行政的组织运作,也涉及其与个人及组织之间的外部关系。在组织层面,行政法关注机构的设立、职责分配、授权、监督以及中央与地方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外部关系层面,行政法涉及许可、税收、福利给付、公共部门雇佣、强制征收、监管执法以及公共信息获取等事项。组织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区分虽有帮助,却并不周全:机关内部的违法授权,可能导致一项影响外部个人的决定无效。

行政法与宪法学的联系尤为密切。宪法学确立国家的基本制度与原则;行政法则将其中许多原则转化为日常决策所遵循的规则。宪法可以保障平等、财产权或获得公正听证的权利,而行政法则确定这些保障如何适用于撤销许可证或审核福利申请等事项。权力分立与部长责任制等原则,也会影响一个机关能否兼具调查、规则制定和裁决职能。

行政法不同于刑法,尽管两者可能针对同一行为。环境主管机关可以责令工厂停止排放污染物、处以行政罚款,并移送证据以启动刑事追诉。每项措施可能涉及不同的程序、证明标准和审查机构。法律上的定性并不总是起决定作用:根据欧洲人权公约,某些在国内法上被归为行政制裁的措施,仍属于该公约自主界定的“刑事指控”范畴,因而须适用相应的程序保障。

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同样基于职能,而非绝对界限。政府采购货物、雇用人员、拥有土地,也订立合同。其中一些关系主要受合同法或侵权法调整,另一些则适用特别的公法规则。在法国,特定的政府合同纠纷和公共服务争议可能属于行政审判管辖范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一项决定能否接受司法审查,通常主要取决于相关权力或职能是否具有公共性质,而不只是决策者在形式上的身份。

私人组织也可以履行公共职能。承包商可以运营羁押设施,公司可以提供供水服务,专业团体则可以管理职业准入。行政法上的义务是否延伸至这些组织,取决于法律条文的表述、其权力的性质与来源,以及所在法域对公共职能的认定方式。因此,行政法不只是规范公务员的内部法律:它还关乎在不断变化的制度格局中对公共权力实施法律约束。

历史发展与主要法律传统

现代行政法随着常设行政机构的扩张而发展,但其历史并不遵循单一的国家模式。早期法律体系中就已存在监督官员、受理请愿和控制公共支出的机制。随着国家官僚机构规模扩大、职责日益专业化,行政法才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现代法律领域。工业监管、城市公共服务、公共卫生、税收以及后来福利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数量庞大、技术内容各异的行政决策,立法机关或普通法院已无法直接处理。

法国成为设立独立行政审判体系的重要范例。1790年的革命立法限制普通法院法官干预行政活动。1799年成立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État)最初负责向行政机关提供咨询,并参与解决行政争议;1872年的立法赋予其以自身名义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的权力。权限争议法庭于1873年作出的“布朗科案”判决,成为支持下述主张的重要依据:国家因公共服务而承担的责任,可以适用特别规则,而不只是适用《民法典》。这些发展促成了独立行政法体系的形成。

英国传统的发展路径则有所不同。阿尔伯特·文·戴雪在《英宪精义》(1885年)中,将英国的法治与法国的行政制度加以对比,强调官员应受普通法律和普通法院的约束。他的论述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行政机构或特别法定权力。随着监管和社会福利供给的扩展,裁判所和行政程序变得日益重要。1957年的《弗兰克斯报告》提出,应以公开、公平和不偏不倚作为裁判所及调查程序的指导原则;此后,法院判决逐步发展出更为系统的司法审查规则。

在美国,联邦行政法围绕行使国会授予权力的行政机构而发展。1887年成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是早期重要的联邦监管机构。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大幅扩展了联邦行政体系。1946年的美国行政程序法为联邦行政规则制定、行政裁决和司法审查确立了一般框架,同时将许多事项留给针对各行政机构的专门法律规定。该法对规则制定与行政裁决的区分,至今仍是联邦行政实践的核心。

其他法域则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制度组合,将宪法保障、成文法典和专门机构结合起来。德国1949年的《基本法》保障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者获得司法救济,197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则将重要的程序规则编纂成法。印度1950年的《宪法》赋予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广泛权力,以保障权利并审查公权力行为。南非1996年的《宪法》明确保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程序公平。这些例子说明,为何区分普通法与大陆法系虽有助于理解,却不足以全面说明各国制度:制度借鉴和宪法变革已促成多种混合安排。

行政机构与权力的法律依据

公共行政涉及部委、行政部门、监管委员会、公营法人、地方自治机关以及专门决策机构。这些机构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它们拥有哪些权力,以及受到何种监督。部委可以通过官员在承担政治责任的部长领导下履行职能,而监管机构则可能受到成文法保护,免受某些形式的行政干预。地方政府可以行使宪法保障的权力、普通立法赋予的权力,或同时行使这两类权力。在联邦制下,立法权限与行政职责可以由中央和地方层级的机关分别承担。

核心法律问题通常是权力的来源与范围。公共机构的权力通常源于成文法、宪法或下位立法。有些法制也承认源于历史特权或国家法律人格的行政权力。在英国,王室特权仍是某些行政权力的来源,但其行使受到法律限制,立法也可以取代这类特权。公共机关必须在其合法权限范围内行事,这一要求通常通过越权原则来表述;“越权”意为“超出权限”。

立法机关经常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体规则。这类授权立法可以将宽泛的成文法目标转化为技术性要求,例如排放限值、许可条件或财务报告准则。其效力取决于授权法,以及是否履行了征求意见、公布或立法机关审查等法定程序。行政机关通常不能仅凭发布规章就扩大自身权限。同样,管理某项法定制度的一般性权力,也不必然意味着可以采取一切可能使行政管理更加便利的强制措施。

行政系统内部的权力委托涉及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依法获授某项权力的官员或机构,能否允许他人行使该项权力。许多法制区分合法的内部职权分配与不被允许的职责放弃。根据英国的 卡尔托纳原则——该原则得名于1943年的一项判决——在成文法的具体规定及政府责任制的约束下,部门官员通常可以部长的名义行使其许多权力。相比之下,如果成文法要求由特定委员会作出某项判断,就可能不允许将这项职权转交给外部承包商。

机构独立并不等于不受法律约束。独立监管机构可以不受针对具体案件的政治指令干预,同时仍须遵守法定职权要求,接受预算控制,履行报告义务,并接受司法监督。反过来,部长拥有管理权,也不自动意味着其有权干预每一项个别决定。立法可以将裁决职责专门交由独立的公职人员承担。因此,行政法区分了若干常被统称为“问责”的问题:谁任命决策者、谁指导政策、谁控制支出、谁审查合法性,以及谁就行政绩效向公众负责。

规则制定、行政裁决与程序公正

行政程序为行政权力的行使确立程序框架。它可以要求事先通知、披露相关材料、给予陈述意见的机会、由公正无偏的决策者作出决定、说明理由,以及保留可靠的记录。这些要求具有多重目的: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保护受影响的利益、揭示不当考量,并为后续审查提供条件。程序要求的严格程度因决定的性质、适用法律和所涉利益而异。紧急关闭危险建筑物所需的程序,与存在争议的专业人员纪律听证所需的程序并不相同。

一种常见的区分是将规则制定与行政裁决分开。规则制定通常为某一类人或活动确立规范;行政裁决则依据具体事实确定特定个人的法律地位。在美国联邦法中,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行政程序法》通常要求实体性规则采用通知与评论程序。行政机关公布拟议规则,允许公众提交意见,随后发布最终规则,并说明其依据和目的。类似审判的正式规则制定程序较为少见,是否采用取决于具体法律的要求。

个案裁决可以通过书面往来、口头听证,或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普通法中的自然正义原则,传统上强调获得听取意见的权利和禁止偏私。在 Ridge v Baldwin(1964年)一案中,英国上议院认定,在未给予充分申辩机会的情况下免除警察局长职务,违反了自然正义。这一判决有助于打破将公正听证要求过度局限于形式上被归类为司法机关的机构的做法。不过,公正并不意味着一律必须采用法庭程序、允许律师代理或进行交叉询问。

在美国,当政府剥夺个人受保护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利益时,宪法上的正当程序要求会提供额外的程序保障。Goldberg v Kelly(1970年)一案要求,在终止某些福利给付之前,必须举行证据听证。涉及残疾福利的 Mathews v Eldridge(1976年)一案确立了一种利益衡量方法,考量因素包括个人利益、错误剥夺的风险及增加保障措施的价值,以及包括行政负担在内的政府利益。这些判例说明,程序要求取决于具体情境,而非某种普遍适用的听证模式。

说明理由尤为重要,因为它将决定的法律依据、证据与结果联系起来。附有理由的决定使受影响者能够发现错误,也有助于审查机构判断行政机关是否考量了应当考量的问题。说明理由的义务并非各地一致:它可能源自立法、宪法原则、普通法中的特定情形,或欧洲法。紧迫性和保密需要可以成为调整程序的正当理由,但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取消程序保障。有些制度允许先立即采取临时措施,再迅速举行听证;也可以在保护敏感信息的同时,要求披露为作出有效回应所必需的实质内容。

裁量权、合理性与实体限制

当法律允许决策者在多个合法方案之间作出选择时,就存在行政裁量权。监管机关可以在执法重点上享有裁量权,规划机关可以在相互冲突的土地利用考量之间作出权衡,福利主管机关也可以酌情决定是否给予特殊补助。裁量权并不等于不受限制的自由。其法律界限来自立法目的、相关考量因素、宪法权利、平等要求,以及合理性或比例原则的标准。为保护公共安全而授予的权力,不能被合法地用于单纯惩罚政治批评。

法院通常会区分对法律上相关事项的考虑与对无关事项的依赖。作为依据的法律往往决定了哪些因素必须考虑、可以考虑或禁止考虑。许可机关可能必须考虑申请人的能力及安全问题,却不得考虑其与申请无关的政治归属。如果行政机关听从他人未经授权的指示行事,采用使例外情形无法得到真正考虑的政策,或为不正当目的行使权力,其决定也可能违法。行政政策有助于保持一致性,但并非总能取代法律所要求的个别化判断。

英国的“联合省立影院有限公司诉温斯伯里市政当局案”(1948年)对不合理行政行为提出了一项著名表述:某项决定不合理到了任何合理的机关都不可能作出该决定的程度。这一表述后来代表的是一种较为克制的实体审查方式,而非司法机关对行政决定的一般性异议。后来的法理强调,审查强度取决于具体情境。影响基本权利的决定,可能比涉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不过,合理性与比例原则之间的确切关系仍因法域而异。

比例原则为审查某些政府措施提供了一种结构更为清晰的方法。典型的分析会考察:该措施是否追求正当目标,是否适合促进该目标的实现,考虑到限制更小且同样有效的替代方案后是否仍属必要,以及是否在其收益与不利影响之间达成了可接受的平衡。这些审查阶段的具体表述及其法律作用各不相同。比例原则在德国公法、欧洲联盟法以及许多宪法权利保障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并不一概要求法院选出最佳政策,而是检验法律上相关负担是否具有正当理由。

正当期待原则处理官方承诺、既定惯例或已公布政策所产生的某些后果。视法律体系而定,正当期待可能构成政策变更前进行协商的依据,或在更为例外的情况下,成为保护实体利益的依据。其效力强弱可能取决于有关表述的明确程度及权威性、受影响者对该表述的信赖,以及与之相冲突的公共利益。它通常不能迫使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行事。与此相关的诚实信用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限制行政机关任意偏离既有的对待方式,同时仍允许有正当理由的政策调整及对以往错误的纠正。

司法审查与审查标准

司法审查是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程序。它在概念上不同于针对实体问题的上诉,不过具体的法定制度可能兼具这两种功能。实体上诉可以授权审裁机构或法院重新审查事实、以自身判断取代原决定机关的判断,或重新作出决定。司法审查通常考察原决定机关是否在权限范围内行事、是否遵循必要程序、是否正确解释法律,以及所作决定是否符合适用的法律标准。审查法院的权限源于所在法域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安排。

能否申请审查,通常取决于是否满足若干门槛条件。诉讼资格决定哪些人与案件具有足够的法律利害关系,可以提起诉讼。有些制度强调个人权利受到侵害;另一些制度则允许范围更广的公益诉讼。起诉期限旨在兼顾法律保护与行政活动的确定性,尤其是在第三方依赖行政许可或公共合同的情况下。穷尽行政救济的要求可能使申请人必须先向内部复核机构或审裁机构寻求救济,不过,对于紧急案件、救济无效的情形或特定的宪法诉求,也可能存在例外。

审查强度因所涉问题而异。法院可以独立判断法定权限问题,同时在审查专业性事实评估时保持较大克制。对证据的审查,可能着重考察事实认定是否有充分依据,而不是法院自身是否更倾向于另一结论。在美国联邦法中,《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审查标准包括行政行为是否“武断、反复无常、滥用裁量权,或以其他方式违反法律”;在特定情形下,则适用实质性证据审查。这些标准不能相互替代,且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程序情境。

行政机关对成文法的解释在美国尤为重要。根据1984年的“雪佛龙美国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只要符合该案确立原则的适用条件,法院一般会接受行政机关对成文法含糊之处作出的合理解释。在2024年的“洛珀布赖特企业诉雷蒙多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雪佛龙案”确立的原则,认定根据《行政程序法》,法院必须对成文法解释作出独立判断。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有说服力的论证仍可为司法分析提供参考,而且成文法也可能确实将裁量权授予行政机关。

在其他国家,宪法制度安排同样塑造着司法审查。法国行政法院享有专门管辖权,并设有不同形式的审查。德国行政诉讼通常以保护个人的公法权利为中心。在英国,议会主权以及如何解释成文法对司法审查的限制,始终是核心问题。在各国制度中,尊重依法交由行政机关作出的选择,与司法机关接受违法行为之间,存在重要区别。专业知识可以成为在技术评估方面给予行政机关一定余地的理由,却不能使行政机关对自身是否拥有某项权力及其权限界限拥有最终决定权。

救济、行政裁判机构与非司法问责

认定某项行政决定违法,并不自动决定应当给予何种救济。法院可以撤销该决定或宣告其无效,确认各方的法律地位,禁止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或者责令行政机关履行公法上的义务。禁令或暂时中止执行措施可以在诉讼期间维持现状。何种救济适当,取决于审查机构的权限、瑕疵的性质、事态的紧迫程度、第三方的利益,以及重新作出合法决定是否会对申请人的处境产生实质影响。

撤销决定通常意味着将事项发回行政机关处理,而非由法院代为作出实体选择。拒绝核发许可证的决定如果因未听取申请人意见而被撤销,行政机关可以在履行公正程序后重新审议,并基于合法理由再次拒绝。另一方面,法律也可以授权行政裁判机构以自己的决定取代原决定;如果合法结果只剩一种,法院有时也可以责令作出特定结果。救济制度还须处理生效时间问题:立即使一项规章失效可能造成严重混乱,因此,一些法域允许在规定条件下暂缓失效,或使失效仅向将来发生效力。

金钱赔偿则是另一个问题。并非所有法域都规定,违法行政行为会自动产生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责任的成立可能取决于是否存在疏忽、过错、对特定权利的侵害、足够严重的违法行为,或其他获法律认可的诉因。法国已发展出一套广泛的行政责任理论,其中包括某些形式的无过错责任。其他制度则更多依靠一般侵权诉讼或专门的法定救济。因此,不能仅凭可以提起司法审查,就推断获得赔偿须满足哪些条件。

行政裁判机构在普通法院体系之外,或与普通法院并行,提供专业化审查。它们可能处理税务、移民、就业、社会保障或专业监管方面的事项。其优势可能包括专业知识、程序灵活性和较低的成本,但其法律地位各不相同:有些属于司法机关,有些则是受司法监督的行政机构。内部复核是另一种机制,使行政机关能够在诉讼前纠正事实或法律上的错误。能否切实获得救济,不仅取决于形式上的管辖权限,还取决于通知是否通俗易懂、程序是否便于使用、是否提供口译服务,以及在设有相关制度的情况下能否获得法律援助。

申诉专员通常负责调查有关行政失当的投诉,例如拖延、沟通不畅、待遇不公或未遵守程序。其建议即使不具法律约束力,也可能具有相当影响力。瑞典于1809年设立的议会申诉专员制度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范本。立法机关的委员会、审计机构、监察长、信息专员和专业纪律机构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监督。这些机制处理的是诉讼可能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包括长期存在的服务失灵和系统性的行政惯例。它们的职能虽有重叠,但政策审计、个案救济和关于合法性的司法裁决,仍是各不相同的问责形式。

监管、公共服务与经济行政

行政法为当代诸多监管活动提供运作框架。行政机关对金融机构、食品安全、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环境保护以及竞争法的实施进行监督。监管权可以包括收集信息、检查场所、颁发许可证、制定技术标准、责令采取纠正措施以及实施制裁。每个环节都会引出不同的法律问题。检查可能需要法律授权,并须为私人场所提供保障;处罚可能要求事先明确告知哪些行为受到禁止;许可证所附条件必须始终与授予许可权的目的相关。

规则制定与执法密切相关,但并不相同。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具有约束力的规则规定一般要求,通过指导文件说明其监管方式,并在个案中适用这些要求。指导文件虽不具有与立法同等的法律效力,却可以提高可预见性。如果行政机关将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文件视为不可变通的命令,或以此施加本应通过法定规则制定程序确立的义务,就会产生问题。受监管者也需要知道,某项非正式表态究竟只是建议、可强制执行的承诺,还是既有行政惯例的证据。

公共服务不仅涉及限制,也涉及分配问题。有关教育、社会住房、养老金和医疗卫生管理的决定,可能决定人们能否获得基本资源。行政法区分由立法确立的资格标准与交由行政人员作出的判断,例如对需求或优先次序的评估。大规模福利制度必须兼顾处理的一致性与个人的具体情况。记录不准确、对证据的误解,或对分类标准的僵化适用,都可能导致错误。因此,审查机制既需要处理对法定权益的解释,也需要审查决定的事实依据。

政府采购与公私合作构成了另一个广泛领域。采购法通常规范采购公告、资格标准、评审、利益冲突以及未中标投标人提出的异议。其目标包括公平竞争、廉洁以及公共资金的适当使用。即使采购所形成的合同也具有私法特征,采购决定仍可能受到特别审查程序的约束。同样,将服务提供工作委托给公司,本身并不能确定哪些公法义务仍由缔约机关承担,哪些公法义务由服务提供者承担。

行政与市场的关系也受到监管制度设计的影响。价格管制、许可限制、信息披露义务和绩效标准,以不同方式分配风险与机会。行政法并不提供一套固定的经济政策,而是规定政策选择必须如何获得授权,以及如何说明其正当性。征求意见、公布证据、利益冲突规则以及说明理由的决定,都有助于揭示技术判断背后的假设。司法监督可以审查监管行为是否逾越法律界限,但不应取代监管机构受命承担的职责,即权衡相互冲突的证据、应对不确定性,或在合法的监管工具之间作出选择。

超国家治理与数字行政

行政活动日益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法律体系内展开。在欧洲联盟,各机构和机关采取影响企业与个人的措施,而欧盟法律的很大一部分则由各国主管机关实施。欧洲联盟法院通过多种程序,包括受理成员国法院的提请,审查欧盟行为的合法性并解释欧盟法。法律确定性、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和有效司法保护等原则,构成了这种多层级行政的基本框架。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41条确认,个人在与欧盟各机构、组织、办事机构及机关打交道时,享有良好行政权。其内容包括:事务在合理期限内得到公正、公平的处理;在针对个人的不利措施作出之前享有陈述意见的权利;在顾及正当保密利益的前提下查阅本人档案的权利;以及行政机关说明理由的义务。不应将该条文本规定的适用范围,误解为它可以不受限制地直接适用于各国的所有行政行为。不过,当成员国的行为处于欧盟法的适用范围内时,《宪章》的其他条款和一般原则仍可能与之相关。

除区域一体化之外,国际法还通过贸易、环境、移民和人权领域的条约影响国内行政。国内官员可能负责实施由国际组织或跨国监管网络制定的国际标准。这可能使技术标准的制定地点与其取得法律约束力的地点相分离。当没有任何单一机构掌控整个过程时,参与、透明度、审查和责任等问题便会变得更加棘手。全球行政法这一学术领域研究此类问责问题,但并不以存在一个统一的全球行政法律体系为前提。

数字行政改变了决策形成的机制。自动化系统可以核查资格、对申请进行排序、识别涉嫌欺诈的行为,或辅助确定检查的优先次序。有必要区分辅助人类决策的软件与自动决定结果的系统。错误可能源于系统中编码的法律规则、输入数据的质量、统计推断,或系统无法识别例外情况。行政机关不会因为软件购自私人供应商就免除行政责任。

这些系统使行政法与数据隐私、人工智能及信息公开规则紧密交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22条针对某些完全基于自动化处理、并产生法律效果或类似重大影响的决定规定了保护措施,同时设有例外情形及相应保障。行政法层面的审查还可能涉及授权是否合法、理由说明、证据可靠性,以及对结果提出异议的机会。模型在技术上可以解释,并不意味着它所提供的理由在法律上必然充分:行政机关仍须说明相关事实和法律标准如何支持其决定。

应急行政对常规保障构成了另一种不同但相关的压力。传染病疫情、自然灾害及严重安全威胁,可能要求行政机关依据特别法定权力迅速采取行动。法律体系可以允许采用加速程序、临时限制措施或即时保护令,同时保留有关授权、期限、审查和寻求法院救济的要求。数字工具能够加快这些措施的实施,并扩大其规模;当决定同时影响大量人口时,法律如何划分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