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是由高级官员组成的集体,成员通常为部长,参与领导政府的行政机关。内阁成员通常负责主管重要部门、协调政策,并向总理、总统或其他行政首脑提供建议,或与其共同作出决策。“内阁”一词并不专指某一种宪政安排:在议会制下,内阁可能通过集体负责来维系政府的执政权威;而在总统制下,内阁通常为独立选举产生的总统提供建议。
内阁是政治领导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纽带,有助于协调各部门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分配资源、拟订法案,以及组织应对涉及多个行政部门的事件。内阁的实际影响力取决于宪制规则、政党、行政首脑的权威,以及辅助机构的组织方式。因此,内阁制政府的历史既涉及部长集体责任制的形成,也涉及集体议事与集中领导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
宪制含义与机构边界
内阁通常处于行政部门政治领导层的顶端,但不一定等同于整个行政部门。政府还包括各行政部门、机构、公职人员,有时也包括不参与内阁议事的宪制职务担任者。内阁成员与部长的范围也并非总是重合。在英国,内阁是更大范围的政府部长班子中的高级决策群体,许多部长并非内阁成员。在其他一些国家,通常译为“内阁”的机构则几乎包括所有部长。
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之间的区别尤为重要。在许多议会制君主国和共和国中,君主或总统在形式上任命部长,并履行宪法规定的特定职能,而首相或总理则领导内阁。在总统制下,总统通常兼任这两种领导职务。内阁与这些职位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它主要是集体执政机构、咨询机构,还是权力分置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
内阁的法律基础差异很大。成文宪法可能明确规定其组成、职权和责任。1947年生效的日本宪法将行政权赋予内阁,并规定内阁向国会承担集体责任。印度宪法则将部长会议与其内部的内阁加以区分:第74条设立部长会议,以协助总统并向其提供建议;第75条规定部长会议向人民院承担集体责任。第352条则为就宣布紧急状态提供建议这一目的,对联邦内阁作出了更为具体的界定。
另一些国家的内阁主要通过宪法惯例发展而来。在英国,内阁政府的形成并非以某一部奠基性的宪制文件为依据。内阁决定可以确立政府政策,但要在法律层面落实这些政策,往往还需要制定法律、由特定部长行使其法定职权,或通过其他机构采取正式行动。因此,内阁达成的协议并不会自动成为对个人行使权力的法律依据。
仅凭名称可能产生误解。部长会议可能与内阁相似,而国务委员会、行政会议或政府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或法律职能则可能有所不同。在一些国家,“内阁”也可指某位部长身边的私人幕僚班子,而非由部长组成的集体机构。例如,法国各部长的幕僚班子(cabinets)为特定部长提供协助,与部长会议并非同一机构。因此,比较分析着重考察任命方式、决策权限、对议会承担的责任以及行政控制权,而不预设名称相近的机构履行相同职能。
历史起源与国际传播
“内阁”(cabinet)一词最初指一间私密的小房间,后来又指在其中议事的小范围顾问群体。欧洲统治者很早就有向议事机构征询意见的做法,但直到一个规模较小的部长群体从庞大的王室议事机构中逐渐分化出来,并在领导政府方面发挥持续作用时,现代内阁制才开始形成。在英格兰,这一发展发生于枢密院内部及其周边,尤以十七、十八世纪为甚。
与1688—1689年革命及1689年权利法案相关的宪制安排加强了议会的地位,但并未立即确立现代内阁制。大臣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君主的信任。随着时间推移,税收、支出和立法都需要争取议会支持,这使大臣之间的协调日益重要。罗伯特·沃波尔在1721至1742年间的执政,通常被视为首相职位形成的标志,尽管他的职位和权力都与现代首相并不完全相同。
内阁责任制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而非由某一次宪制宣言确立。1782年,诺斯勋爵内阁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失去议会支持后辞职,通常被视为政府向议会承担政治责任这一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十九世纪,组织化政党的发展、选举改革以及下议院地位的日益提升,进一步巩固了一项政治准则:大臣应共同执政,并持续获得民选议院的信任。
沃尔特·白芝浩在1867年首次出版的《英国宪法》中,将内阁描述为连接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制度。他强调,行政领导人从议会政治中产生,并将这一安排与美国的权力分立制度加以对比。后来出现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一词涵盖了这些实践,不过,采用这一制度的国家在联邦制、上议院、司法权以及总督或总统的权力等方面,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规则。
内阁制度通过宪制借鉴、帝国统治、独立时的制度安排以及国内改革传播开来。十九世纪,责任政府制度在英属北美殖民地逐步发展;1867年建立的加拿大联邦体制纳入了议会内阁制。1901年,澳大利亚将这一制度与联邦宪法相结合。印度1950年宪法则对议会内阁制加以调整,使其适用于一个幅员辽阔的联邦共和国。日本内阁成立于1885年,最初在帝国宪制秩序下运作,战后宪法则赋予其根本不同的民主基础。这些发展历程表明,采用内阁这一称谓,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时采纳向议会负责的制度。
任命、组成与政府组建
内阁的组建首先取决于有关行政首脑的制度规则。在议会制下,核心问题是谁能够赢得相关议院的信任,或至少不因失去信任而下台。国家元首可能在形式上任命总理,但这一人选通常受到选举结果、政党力量格局及宪政惯例的制约。有些体制要求政府在就职前须经议会选举产生或通过组阁授权投票;另一些体制则在起初推定政府获得信任,除非立法机关表明并非如此。
德国是一个程序较为规范化的例子。根据《基本法》第63条,联邦议院依照以联邦总统提名为起点的程序选举联邦总理。随后,联邦总统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免联邦部长。在英国,拟上台的政府在获任命前无须另行赢得组阁授权投票,但能否获得议会信任并确保财政拨款仍至关重要。这些差异会影响选举结果未能产生明确多数时的谈判,也会影响少数派政府得以开始执政的条件。
部长的任职资格也因体制而异。议会制国家通常从立法机关成员中选任部长,但并非一概如此。印度允许并非议会任何一院议员的人连续担任部长六个月;此后若要继续任职,就必须取得议员资格。日本要求首相必须从国会议员中选出,且过半数的国务大臣必须是国会议员。相比之下,美国宪法禁止担任联邦行政职务的人同时兼任国会任何一院的议员。
部长职务的分配既反映行政需要,也体现政治协商的结果。财政、外交、国防、司法及内政都是常见的职责领域,但各部门的职权范围会发生变化。政府可以合并经济事务相关职能,为新兴政策领域设立部委,或任命不管部部长,协调需要政府各部门共同推进的重点事务。副总理、地区代表及联合执政党领导人可能获得内阁职位,而这些职位的政治分量可能超出其正式的部门职责。
因此,内阁规模并不能直接衡量政府的施政能力。规模较大的内阁可以扩大代表性,却也可能使议事更为繁复。规模较小的内阁或许有助于协调,却可能将重要决策转移到未入阁的部长、委员会或政府首脑办公室。有些宪法对人数设有限制:印度2003年通过的第九十一号宪法修正案规定,包括总理在内的联邦部长总数不得超过人民院议员总数的15%。视宪政体制而定,任命程序还可能涉及立法机关确认、廉洁审查、财务申报及职务不相容规定。
议会信任与部长责任
议会制内阁政府的核心特征,是其在政治上依赖立法机关的信任。政府通常必须保持获得开支授权和处理议会必要事务的能力。不信任投票可以表明政府已失去这种支持,但所需程序、通过门槛及其后果各不相同。普通法案遭到否决,并非在所有制度下都要求政府辞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事项是否在正式规定或惯例中被视为信任问题。
部长集体责任制包含若干相互关联的要素。部长共同对政府的重大决策负责,通常须公开维护已经议定的政策;如果不愿接受一项仍具约束力的决定,通常应当辞职。保密原则保障了部长在形成集体立场之前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每位部长都亲自制定了每项政策,也不意味着政府的所有行动都曾在内阁全体会议上讨论。它强调的是共同承担政府立场的政治责任,而不是每个人都以同样程度参与每项决策。
有时也会明确允许例外。英国在1975年就欧洲共同体成员资格举行公投时,允许部长分别为对立的立场开展宣传活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也采取了类似的放宽措施。这类安排仅针对特定议题,暂时免除通常要求的公开立场一致,并不必然解除政府在其他事务上的集体责任。
部长个人责任制涉及部长本人的行为及其分管事务的行政管理。部长通常应当解释部门的行动、纠正错误,并向立法机关负责。某项失误是否要求部长辞职,取决于失误的性质、部长的参与程度或知情情况、适用的标准以及政治形势。这一原则并不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则,并非每次行政失误都会自动导致部长离任;政治责任也不能替代法律责任。
一些宪法通过对信任程序作出制度安排,来减少政局不稳。德国《基本法》第67条规定,联邦议院只有以全体议员的过半数选出继任者,才能罢免总理。这种“建设性”投票将罢免现任政府首脑与组建替代政府相联系;1982年,赫尔穆特·科尔取代赫尔穆特·施密特时,便成功运用了这一机制。西班牙也采用建设性机制。在其他制度下,政府在信任投票中失利后,可能依照宪法规则辞职,也可能由另一届政府接任,或举行选举。因此,政府对议会负责虽有共同原则,但在维持施政连续性和化解政治僵局的具体机制上,各国存在显著差异。
总统制、半总统制与合议制安排
在总统制政府中,内阁成员的权力通常来自总统,而非议会对内阁整体的信任。《美国宪法》并未以“内阁”之名设立这一机构。宪法第二条授权总统要求各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提供书面意见,并为任命高级官员确立了宪法框架。乔治·华盛顿在总统任内开始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商议事务,内阁便从这些惯例中逐步发展而来。
美国内阁并非一个拥有独立宪法授权、可通过多数表决决定政策的集体行政机构。各部部长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并向总统提供建议,但内阁中的多数成员通常无法迫使总统接受其主张的政策。行政部门负责人的任命一般须经参议院提出建议并予以同意。因此,他们与国会的关系涉及任命确认、拨款、立法和监督,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议会信任。另一些官员的内阁级地位由总统授予,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是某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半总统制将单独选举产生的总统与对议会负责的总理及政府结合起来。法国1958年宪法体现了这种分工。第二十条规定,政府决定并执行国家政策;第二十一条则规定,总理负责领导政府工作。第九条规定,总统主持部长会议。理解这些条文时必须将其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地断言内阁始终由总统或总理中的某一方掌控。
法国的实践还表明,总统与议会多数派之间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当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分属对立的政治阵营时,便会出现所谓“左右共治”,从而改变政治影响力的分配。法国曾在1986—1988年、1993—1995年和1997—2002年经历左右共治。在此期间,总统保留其宪法职能,而总理的地位则取决于议会多数派。此时的内阁政治运作,与总统能够获得议会多数派支持时有所不同。
瑞士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由七人组成的联邦委员会由联邦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四年,以合议制行政机构的形式运作。联邦主席一职每年轮换,并不形成类似美国总统那样的最高行政首脑。各委员分别领导不同部门,但重大行政决策由委员会集体作出并负责。比较这些制度便可看出,为何必须将“内阁制政府”与仅仅设有一群部长的情形区分开来:部长们可能为总统提供建议,可能支持议会中的领导人,可能与总统分享权力,也可能由他们自身组成集体行政机构。
会议、委员会与行政运作机制
内阁的工作通常在部长们进入会议室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各部门确定需要集体商定的事项,拟订提案,征求其他部委的意见,并评估财政、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影响。完善的内阁议事程序会区分哪些事项可由部长独立决定,哪些事项因涉及其他部长的职责范围、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或牵涉重大政治问题而须共同商定。这套程序的实际价值,部分在于能在决定公布或变得难以撤回之前揭示分歧。
内阁秘书处或承担同等职能的中央办事机构负责管理这一流程。其职能可包括安排议程、核查是否已征求意见、分发文件、记录议定事项以及跟踪落实情况。这类机构不同于政治领导人的私人顾问班子,尽管两者可能密切合作。英国于1916年在戴维·劳合·乔治执政期间设立内阁秘书处,由莫里斯·汉基担任首任内阁秘书。书面记录和常设协调人员使集体议事更加有条理,在战时压力下尤其如此。
内阁委员会能够减轻内阁全体会议的负担。它们可以负责经济政策、国家安全、社会政策、立法或其他相关领域的事务。委员会可以召集与有关事项关系最密切的部长,在提案提交内阁全体会议之前解决争议。在一些体制中,委员会依照首相或内阁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具有内阁集体决定的效力。因此,委员会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其名称,还取决于其成员构成、获授权限、获取信息的渠道及其与行政首脑的关系。
决策往往通过形成共识,而非记名表决来作出。会议主席综合判断讨论情况,宣布达成一致的结论,随后将其记录在案。形成共识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位与会者都最倾向于这一结果;部长们可能为了维持共同立场而接受妥协。相反,在法律规定集体决策必须获得特定多数支持的体制中,正式的表决规则十分重要。因此,不能根据议会表决或公司董事会议事程序的惯例,想当然地理解内阁的实际运作。
政策的落实有赖于更广泛的公务员制度以及依法获授决策权的人员。内阁可以批准政策方向,但各部门必须将其转化为规章、预算提案、合同、行政指导文件或法案。财政部门评估支出,法律顾问审查法定权限,立法事务机构起草相关措施。即使部长们在政治上意见一致,政策执行仍可能失败,尤其是在职责不清或行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因此,内阁协调不只是高层之间的讨论,而是一个持续衔接政治抉择、法定权限、资源分配和具体落实的过程。
政党执政、联合政府与行政领导
要理解内阁内部的力量平衡,就不能脱离政党体制。在单一政党占据议会多数的政府中,首相可以凭借党内领导地位、人事任命权以及可靠的议会多数支持,获得强大的权力基础。然而,部长也可能凭借资历、专业知识、公众声望或议员的支持而拥有独立的影响力。因此,一位形式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部长,在政治上可能难以被免职;而一位宪法赋予其强大权力的总理,也可能受到党内规则的制约。
联合政府则引入了更多的协商与博弈关系。各政党不仅就政策进行谈判,还会协商部长职位的分配、解决分歧的程序,以及支持政府的条件。联合执政协议可以明确立法优先事项、财政承诺及磋商机制。这类协议属于政治工具,通常不能取代宪法规定的权力或法定义务。即使联合执政协议承诺实现某一特定结果,部长仍须遵守法律。
部长职位的分配使各政党得以获取行政信息,并获得设定议程的机会。掌管财政部的政党可以通过审查支出,对政府各部门的提案施加影响。掌管教育、农业或交通部门,则有助于推动该党的核心政策承诺。不过,内阁委员会、联合执政各方之间的磋商要求,以及首相的协调权,都可能限制部门的自主权。因此,联合政府既涉及职责分配,也需要设置保障机制,防止个别执政伙伴单方面采取行动。
少数派内阁面临的议会环境则有所不同。单一政党政府或联合政府即使未能取得议会过半数席位,也可能因反对党无法就将其赶下台达成一致而继续执政。政府可以通过信任与供给协议争取支持,也可以就具体措施分别协商。部长必须区分维持政府执政所需的票数与落实施政纲领所需的票数。因此,一个政府可能长期执政,却在立法方面受到重大限制;也可能名义上拥有多数支持,却仍容易受到内部倒戈的冲击。
有关行政领导的研究,往往区分内阁集体执政、首相主导以及更具个人化色彩的领导方式。这些差异体现的是程度之别,而非相互排斥的宪政类别。对议程、人事任命、政府对外沟通和中央政策幕僚的掌控,可以在不正式改变内阁规则的情况下强化行政首脑的地位。反过来,联合执政伙伴、强势的财政部长、法定程序或政党内部机构,也可能构成有效制约。小范围的非正式磋商或许能加快决策,但也可能将相关部门排除在外,削弱对决策所依据假设的审查。因此,评估影响力的分布,必须考察实际决策过程,而不能仅凭内阁是否定期开会来推断。
法律问责、立法机关审查与保密
内阁责任制与法律问责并行。部长们不能仅凭彼此达成一致就获得合法权限。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宪法、适用的法律以及行政法原则。视司法管辖区而定,司法审查可以审查部长是否在法定权限内行事、是否遵循必要程序,以及是否尊重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法院通常会区分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与政策在政治上是否可取,尽管不同法律体系对审查范围的界定有所不同。
英国最高法院2019年就议会休会作出的判决体现了这一区别。法院认定,在该案具体情形下,导致议会休会的建议影响了议会宪法职能的行使,因此属于违法。该案涉及的是行政行为的法律界限,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在相互竞争的政策方案之间作出选择。更一般地说,一项行政决定即使获得内阁集体批准,也不能因此免受法律审查。
立法监督采用的是另一套机制。议会质询、委员会听证、调查、支出授权以及公共账目审查,都要求部长解释自身行为并为之辩护。在总统制下,委员会虽然通常不能通过普通的信任投票罢免内阁,但仍可审查各部门的行政运作。审计机关和监察专员还可以提供有关财务合规、行政失当或执行不力的补充信息。这些机制的成效,部分取决于能否获取记录以及立法机关的机构能力。
内阁保密制度所保护的是与之存在张力的另一项利益:让部长们能够在接受共同立场之前,坦诚讨论各种选择。内阁文件可能包含国家安全信息、初步法律分析、谈判立场,或后来遭到否决的提案。因此,许多信息公开制度都对内阁资料提供保护,但保护的范围、期限和力度各不相同。在加拿大,联邦《信息获取法》将国王枢密院的特定机密资料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但须受法律规定的限制条件约束。新西兰《官方信息法》则将维护保障部长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宪政惯例,列为不予公开信息的一项理由,同时其制度框架也纳入了公共利益考量。
保密并不等于永久封存。相关记录日后可能通过档案开放、调查、诉讼或经授权出版等途径公开。这些资料的公开,使历史学家和调查人员能够将公开解释与内部讨论相互对照。制度设计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障坦诚的集体讨论的同时,避免让“内阁”成为掩盖政府活动的通用标签。因此,政治问责有赖于区分受保护的内部讨论,以及部长仍须为之负责的证据、理由、法律依据和行政结果。
战争、紧急状态与政府更迭
战争和重大紧急事件往往会改变内阁的组织方式,因为常规的部门办事程序可能过于缓慢或各自为政,难以应对迅速发展的事态。政府可以设立规模较小的应急委员会、增加会议频次,或集中处理信息并统筹行动。战时内阁是一个成员人数有限、负责指导战时政策的机构,通常由军事顾问和行政机构提供支持。它的设立使政治决策权更加集中,但本身并不创设新的法律权力。
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体现了这种组织上的应对方式。1916年12月,戴维·劳合·乔治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战时内阁,旨在专注于战争指挥,而非部门的日常行政事务。1940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最初在一个成员范围更广的联合政府内部组建了五人战时内阁。这类安排将负责战略决策的精干机构与治理国家所需的庞大政府班子区分开来。随着战时需求的变化,其成员构成和支持机构也随之调整。
不过,紧急行动仍须以宪法授权为依据。拘留、支出、动员或限制人员流动等方面的权力,可能需要通过立法取得,或依照法律启动已有的法定权力。议会批准、司法监督、期限限制和报告要求因法域而异。例如,印度宪法第352条规定,总统依据该条发布紧急状态公告之前,必须收到联邦内阁决定的书面通知。这项规定由1978年第44次宪法修正案引入,赋予内阁一项明确的宪法职责,而不是让这一决定仅以非正式建议为依据。
在选举和政府更迭期间,内阁也承担着维持施政连续性的职能。在遴选继任政府期间,或在通过选举确定谁能获得支持期间,看守政府会继续在任。其核心目的在于避免行政权力运作中断。对这类政府的限制可能源于惯例、书面指引或法律。这些限制通常要求政府避免作出重大任命、长期承诺或有争议的政策变动,除非拖延会造成损害,或已进行适当协商。
看守政府惯例通常并不意味着政府行政工作停止。紧迫的安全事务、灾害应对和基本公共服务仍需有人作出决策。即将卸任的政府必须在维持施政连续性与保障新政府制定政策的机会之间取得平衡。内阁秘书机构和常任官员负责保存档案、向新任部长介绍情况,并安排职责移交。当执政权在政党之间交接,或联合组阁谈判产生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执政安排时,部门分工、委员会成员组成、敏感信息的查阅权限以及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等方面的决定,就变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