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权利法案》**是英格兰议会制定的一项法案,宣布王室行使权力的某些行为违法,确认臣民与议会的权利,并将王位授予威廉三世、玛丽二世及其指定的继承人。该法案于光荣革命后的1689年12月16日颁布,将同年2月呈交威廉和玛丽的《权利宣言》的主要条款转化为成文法。其正式名称为《宣告臣民权利与自由并确定王位继承法》。在法律引注中,该法案也称为《1688年权利法案》;这一年份反映的是当时议会会期的纪年方式,并不意味着另有一部法案。
该法案是英国宪法的奠基性文件之一。它禁止王室未经议会同意停止法律的施行,谴责未经授权的征税行为,保障议会内的言论自由,并宣布过高的保释金、过重的罚款以及残酷且异乎寻常的刑罚均属违法。它还明确规定了君主必须信奉新教的条件。法案将制度性保障、个人权利保护和王位继承规则结合起来,反映的是17世纪英格兰特有的冲突,而非对普遍权利的全面宣示。
该法案并未创立现代议会民主,也未确立一套成熟的内阁政府体制。它的直接成就在于以成文法明确王权的界限,并使王位归属安排与议会权威密不可分。此后,它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其持续的法律效力上,也体现在它对其他地区宪政发展的影响上。
围绕君主制、法律与宗教的冲突
《权利法案》源于围绕王权、成文法与普通法之间关系的长期斗争。此前的重要里程碑包括1215年首次颁布的《大宪章》和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后者反对未经议会授权征税、任意监禁、强制安排士兵寄宿民宅,以及在和平时期实行军事管制。这些文书并未确立统一而稳定的宪政秩序,却提供了法律论据和历史先例,供后来反对王室统治的人援引。
查理一世在位期间,围绕财政收入、宗教以及王室特权范围的争端,成为引发内战的因素。1649年查理被处决,随后建立的共和政权和护国公政权中断了世袭君主制,但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并未解决根本问题。王室在官员任命、外交事务、议会召集与解散以及政府行政管理等方面仍保有重大权力。不过,议会掌握特别征税的批准权,因此拥有了抵制王室政策的重要手段。
宗教冲突是这些宪政争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复辟后的英格兰教会享有法律特权,而罗马天主教徒和不奉国教的新教徒则受到限制。1673年的《宣誓法》要求许多公职的任职者满足特定宗教条件,从而将天主教徒排除在外。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是公开信奉天主教的王位继承人,因此成为1679至1681年排斥危机的焦点。将他排除在王位继承顺序之外的尝试虽告失败,但这场危机促使政治阵营逐渐定型,后来形成了辉格党与托利党。
詹姆斯于1685年继位,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后,试图凭借王权解除法律对天主教徒和不奉国教者施加的限制。他行使豁免权,使特定人士得以不受成文法限制而担任公职。在1686年的“戈登诉黑尔斯案”中,法官确认了一项惠及某位天主教陆军军官的王室豁免令有效。詹姆斯于1687年和1688年发布的《宗教宽容宣言》,则试图更广泛地暂停实施宗教惩罚性法律。反对者不仅反对这些宣言在宗教方面的影响,也反对国王有权搁置法律的主张。
1688年,危机进一步加剧。七名主教因请愿反对强制宣读第二份《宗教宽容宣言》,被控犯有煽动性诽谤罪,后获判无罪。詹姆斯的儿子于6月出生,意味着天主教王朝可能延续,而非由他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继位。这些事态使宗教与政治目标各异、但都反对詹姆斯施政手段的群体联合起来。此后《权利法案》列举的种种弊政,紧密反映了这些冲突,包括起诉主教、干预选举、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维持常备军。
革命、宣言与立法
1688年6月,七位英格兰显要人士邀请奥兰治的威廉出面干预。威廉是荷兰执政,既是詹姆斯二世长女玛丽的丈夫,也是詹姆斯的外甥。他于1688年11月5日在托贝登陆。随着詹姆斯在军事和政治上失去支持,詹姆斯试图离开英格兰,最终于12月抵达法国。因此,威廉的干预既是一场武装入侵,也促成了英格兰国内效忠对象的转移。
1689年1月,非常议会召开,商定政局安排。由于这次会议并非由在位君主依照通常程序召集,其自身的权威便构成了一个宪制难题。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解释罢黜一位世袭君主的正当性,同时又不至于认可一种不受限制的废黜君主之权。下议院议决,詹姆斯违反根本法律,破坏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原始契约,并离开王国,因而已“放弃统治”。在就措辞及其含义发生争执后,上议院接受了王位已经空缺的结论。
非常议会起草了《权利宣言》,列举詹姆斯被指控的滥权行为,并阐明新体制应当遵循的权利和原则。律师兼下议院议员、后来出任大法官的约翰·萨默斯在起草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689年2月13日,宣言呈交给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二人接受了王位。他们被宣布为共同君主,但在二人均在世期间,王权由威廉以两人的名义行使。
2月的宣言与12月的法案彼此相关,却是两份不同的文件。宣言是威廉和玛丽接受王位时所达成的政治与宪制安排的一部分。随后,《权利法案》将宣言的核心条款确立为成文法,并进一步明确了王位继承安排。法案于1689年12月16日获得御准。这一安排还处理了非常议会各项议事程序在法律上的延续性问题,并确认其议会地位。
法案的结构保留了这段历史的脉络:首先列述归咎于詹姆斯的不当行为,继而宣布旨在回应这些弊端的权利与限制,最后规定王位归属及继承事宜。法案将所宣布的权利称为“真实、古老且无可置疑的”,把这一安排表述为恢复合法治理,而非创设一套全新的宪制。这种措辞在政治上十分重要:它使支持者得以诉诸传承下来的法律,为重大的制度变革提供正当理由。因此,这份文件在明示的论理上具有恢复旧制的性质,在实际后果上却带来了变革。
对行政权与公共财政的限制
《权利法案》开篇的宣言涉及行政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法案宣布,“未经议会同意,假借王权中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的所谓权力”属于非法。这一条款否定了王室可以凭自身权力使法律普遍停止生效的主张。它直接回应了詹姆斯二世颁布的《宗教宽容宣言》,并确立了一项影响远超宗教政策范畴的原则:行政当局不得以自身意志取代议会制定的法律。
另一项条款谴责了“近来所僭取并行使的”法律豁免权。中止法律与豁免适用法律相互关联,但有所区别。前者意在使某项法律普遍停止施行;后者则使特定个人或个案免受该法律要求的约束。法案还进一步限制今后通过“不受法律限制”条款(non obstante)给予豁免。这类条款声称,即使某项法律另有规定,仍可授权采取行动;除非该法律本身允许此类豁免,或议会另有规定,否则不得以此给予豁免。法案所针对的是利用王室特权架空法定要求的做法,而非一切依法授权的豁免。
财政条款宣布,假借王室特权,未经议会批准为王室征收款项,或征收期限超过议会授权的时限,或征收方式有别于议会授权的方式,均属非法。这将税收须经议会同意的原则,与议会对该项同意所附条件的控制结合起来。议会批准征税,并不意味着授予不受限制、无限期征收收入的权利。授权的期限及法定条件同样重要。这一条款强化了此前从宪制层面对未经授权征税提出的反对意见,而非首次确立议会对财政事务的参与。
法案还宣布,和平时期未经议会同意,在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属于违法。它既未废除军队,也未要求国家永久非军事化,而是将议会同意作为和平时期合法维持常备军的条件。这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担忧:君主可能利用职业军队恐吓政治对手,或绕过常规法律机构推行宗教政策。
这些规则通过与其他制度安排的相互配合而发挥效力。议会对财政拨款的控制,使王室政府必须与立法机关持续合作。1689年《兵变法》为军纪提供了成文法依据,而相关立法授权需要定期更新,这有助于确保议会持续参与军事事务。由此形成的制度约束了行政权,却没有将所有行政职能都转交给议会。君主仍保有重要的治理权力,但行使这些权力所需的法律与财政手段,日益依赖成文法和议会拨款。因此,法案为后来的议会制政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非一举建立了这一后来的制度。
选举、议会言论与机构特权
《权利法案》中最广为人知的三项宣言直接涉及议会:议员选举应当自由;议会内的言论、辩论及议事活动,不应在议会以外受到追究或质疑;议会应当经常召开。这些条款针对王室可能削弱代议机构的不同手段。干预下议院的人员构成、因议员在议会中的活动而对其提起法律诉讼,以及长期不召开议会而施政,都可能削弱议会抵制王室政策的能力。
自由选举的宣言所回应的做法,包括向地方自治团体施压,以及操纵自治市的治理。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王室曾通过修改市镇特许状和调整公职任用安排,影响参与议会选举的机构。《权利法案》并未规定统一的选举制度,也未设立独立的选举委员会,更未赋予所有成年人投票权。选举权仍不平等,取决于各地规定的资格,而权势庇护和腐败现象也依然存在。在这一语境下,选举“自由”主要是指议员的选任不应受到王室的非法控制。
第9条规定:“议会内的言论自由、辩论或议事活动,不应在议会以外的任何法院或场所受到追究或质疑。”这是议会特权的一项核心成文法依据。其目的在于保障议会这一机构:议员需要能够进行审议、提出指控、开展调查和投票,而不必担心外部权力机关因此惩罚他们,或在法律上追究他们。这并非对所有人表达自由的普遍保障,也未剥夺议会规范自身议事活动的权力。
这一保护适用于议会的议事活动,而非议员的一切行为。在议事厅内发表演说,与接受采访、进行私人商业交易或实施普通犯罪行为,在法律上的地位并不相同。这一区别仍然十分重要,因为不受限制的个人豁免权会与通常的法律问责相冲突。议会特权保障的是议会这一机构的运作,并不意味着议员身份使其普遍不受法律约束。因此,如何界定“议事活动”的范围,始终是法院和议会主管机关反复面对的问题。
议会应当经常召开的要求同样重要,但也并不完备。《权利法案》没有规定固定的召开间隔,也未确立现代的议会会期安排。后来的1694年《三年法案》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包括对每届议会存续期限的限制。《权利法案》也没有立即确立大臣向下议院负责的制度。它所做的是强化议会持续开展活动所需的制度条件:立法机关能够召开会议,其成员的选举不受王室非法干预,并能在法律保护下进行审议。这些条件对后来议会制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这一制度是经由后续立法、政治实践和宪法惯例才逐渐形成的。
请愿、刑事司法与受限制的持有武器权利
法案中的若干项宣告保护臣民免受特定形式的强制。法案确认,臣民有权向国王请愿,因这类请愿而将其拘押或起诉均属非法。这一规定的直接背景是1688年七位主教遭到起诉的事件,但其确立的原则并不限于这一事件。请愿使人们得以向当局申诉,而不至于仅仅因为以恭敬的方式表达不满就被视为犯罪。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法案确立了如今与政治参与或公众抗议相关的全套保障。
刑事司法条款宣告,不得要求过高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也不得施加残酷且非常的刑罚。这些规定针对的是将司法程序和刑罚用作政治压迫工具的做法。过高的保释金可能使被告即使名义上可以获释,实际上仍被关押;不成比例的罚金可能使反对者倾家荡产;非常的刑罚则可能恐吓更广泛的公众。法案列明的是禁令,而非详尽的量刑规范,也没有为判断何谓过度设定量化标准。
这些保障所处的刑罚制度与后世大不相同。1689年之后,死刑、体罚和严酷的监禁仍然存在。因此,不应将“残酷且非常的刑罚”这一表述理解为它在当时就已包含后来关于刑罚或人权的全部标准。其历史含义与后来的解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一措辞在宪制上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它使刑罚的正当性受到法律限制,而不再将刑罚的严厉程度完全交由官员自行裁量。
法案还宣告,陪审员应依法选任并列入呈报的名单,审理被控叛国重罪者的陪审员则应具有自由土地保有人身份。这些规定旨在维护陪审团在政治敏感案件中的公正性。另有一项条款规定,在定罪之前,将预期征收的罚金和没收财产授予他人,或承诺授予他人,均属非法且无效。这类安排可能使官员或受益人在罪责尚未确定之前,就因利益关系而力求促成定罪或处罚。因此,法案将程序的规范性与防范出于经济动机的惩罚联系了起来。
关于武器的条款有明确的限制:“信奉新教的臣民,可以持有与其身份相称且法律所允许的武器,以供自卫。”这项规定回应了法案列举的不满事项中所指控的情况:新教徒被解除武装,而天主教徒却违反现行法律获得武装并受任用。其宗教限制、对社会身份的提及,以及明确以法律许可为前提,都是理解该条款含义不可或缺的要素。它并未确立不受限制地持有任何武器的权利。后来的枪支管制是在议会有权就此立法的宪制体系内发展起来的。将这一条款等同于后来美国宪法中的相关表述,既会掩盖其措辞上的差异,也会忽视其原有的历史背景。
新教君主制与王位继承安排
《权利法案》既是一部关于王位继承的成文法,也是一份自由宣言。它承认威廉和玛丽为国王与女王,并规定了王位继承顺序。两人共同在位结束后,王位由仍在世的一方保有。此后,继承顺序依次为玛丽的后裔、她的妹妹安妮及安妮的后裔,最后是威廉的后裔。这些条款以成文法回应了因詹姆斯二世出走而被认定出现的王位空缺,也否定了仅凭通常的世袭顺序就能确定合法君主的主张。
这项安排还明确规定了双君共治的运作方式。虽然威廉和玛丽都拥有君主头衔,但在两人共同在世期间,王权由威廉以二人的名义行使。玛丽于1694年去世,此后威廉单独在位,直至1702年,随后由安妮继位。这一过程说明,不能仅将《权利法案》理解为一份限制王权的清单:它还为特定王朝的统治确立了法律基础,并在一种不同寻常的双君共治体制中分配了权力。
宗教排斥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权利法案》宣布,凡与罗马教会复和或共融、信奉天主教,或与天主教徒结婚者,均不得拥有或享有王位。在这些情况下,王位继承应按被排除者已经自然死亡处理,臣民也不再负有效忠于这类统治者的义务。这些并非附加于一项原本宗教中立的安排之上的次要资格限制,而是体现了这场革命的支持者的一项核心诉求。
1689年的相关改革并未确立不分宗教的平等公民身份。《宽容法》允许符合资格的新教非国教徒在一定条件下以特定形式进行礼拜,但仍保留了重大的公民权利限制和宗教限制。天主教徒依然被排除在这一宗教宽容安排之外,担任公职也继续受到宗教资格审查的制约。因此,《权利法案》的权利话语与一种以宗教信仰界定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观念并存。其制度性保障后来可以为更广泛的自由提供支持,但不应因此认为,文本本身已经包含了一项普遍平等原则,后来的发展只是这一原则的展开。
当既有的新教王位继承世系显露出可能断绝的前景时,1701年王位继承法进一步调整了继承安排。该法指定,在既有安排所承认的继承人之后,由汉诺威的索菲娅及其新教后裔继承王位。索菲娅在安妮去世前不久逝世,其子于1714年即位,成为乔治一世。很久以后,2013年《王位继承法》取消了仅因与天主教徒结婚而丧失王位继承资格的规定,并改变了适用于2011年10月28日之后出生者的男性优先继承规则。主要改革于2015年生效。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君主的规定仍然保留,因此,婚姻规则虽已改变,君主制的新教性质却依然延续。
革命后的制度安排与宪制发展
《权利法案》是为英格兰制定的,当时威尔士已纳入英格兰的法律与议会体系。它最初并非大不列颠议会或联合王国议会制定的法案,因为两者当时均尚未成立。苏格兰拥有自己的议会,并于1689年通过了1689年权利要求书。这份文件宣布詹姆斯已丧失苏格兰王位,并根据苏格兰的法律与政治背景,列明各项不满及宪制原则。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制度安排因共戴同一君主而相互关联,但两份文本并不能彼此替代。
爱尔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围绕詹姆斯王位的斗争仍以战争形式延续,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和1691年的奥格里姆战役是其中的重要战役。因此,“光荣革命”这一称谓可能掩盖了这场制度变革在不同地区呈现的差异:英格兰的权力转移相对迅速,其他地方的冲突却旷日持久且充满暴力。《权利法案》本身并未在威廉与玛丽统治的所有王国建立统一的宪制秩序。
在英格兰内部,《权利法案》是一系列更广泛措施的组成部分,而非一部完整的宪法典。《1688年加冕誓言法》要求君主宣誓,依照议会通过的成文法以及王国的法律与惯例施政。《叛乱法》将军队纪律置于成文法授权之下。《1694年三年法》规定了议会召集的频率与每届议会的存续期限。后来的《王位继承法》又增订了王位继承规则,以及有关保障法官任职的条款。这些法律各自处理了《权利法案》未予涉及或仅作原则性规定的事项。
这一制度安排强化了议会主权,但《权利法案》的任何单一条款都未完整涵盖这一学说的成熟形态。议会有权决定王位继承,并否定君主单方面处置成文法的权力,这些都构成了尤为有力的先例。包括阿尔伯特·文·戴雪在内的后世宪法学者,将这一制度描述为:议会可以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而法院无权宣布议会制定的主级立法无效。这一论述反映的是更为长期的宪制发展,而不只是对1689年所达成安排的直接照录。
同样,《权利法案》也没有建立严格的权力分立。君主仍通过御准成为立法机关的一部分,大臣可以兼任议员,上议院也保留了司法职能。威廉与玛丽也并未因此成为纯粹礼仪性的君主。威廉在外交、战争和官员任命方面仍发挥着重大影响。此后,内阁制、政党组织、大臣责任制的发展,以及选民范围的扩大,历经数代逐渐改变了君主制与议会的运作方式。《权利法案》的直接贡献,在于约束特定的王权行使方式并巩固议会的法律地位,而不是确定后世宪制的每一项特征。
持续的法律效力及其在海外的影响
《权利法案》至今仍是英国宪法性法律的一部分,尽管其中一些条款已被修订或废除,另一些条款则主要具有历史意义。它是一部成文法,而不是普通立法无法更改的、具有更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不过,法院承认,宪法性法律在法律解释中享有特殊地位。在2002年的“索伯恩诉桑德兰市议会案”中,《权利法案》被列为不适用通常默示废止规则的宪法性法律之一。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被修订,而是说,不能轻率地将后来的立法解读为已在未明言的情况下取代基本宪法性条款。
第9条在诉讼中仍然尤为重要。在1994年的“普雷布尔诉新西兰电视有限公司案”中,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强调,诉讼当事人不得在法庭上质疑议会程序,以此对议会内所发生事项的真实性或正当性提出挑战。在2010年的“王室诉查伊特案”中,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以欺诈方式申报议会费用不受议会特权保护。法院区分了与议员职务或身份有关的活动,以及议会特权所保护的核心议事程序。
这一界限在宪法诉讼中同样重要。在2019年的“王室(应米勒申请)诉首相案;切里诉苏格兰总法律顾问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涉案的议会休会决定违法。法院认定,休会本身不属于第9条所保护、免受司法审查的议会程序。该案并未确立对议会辩论进行审查的一般权力,而是将使议会事务停止的行政行为与《权利法案》所保护的议会程序区分开来。
在海外,《权利法案》影响了后来的权利文书的措辞和结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1791年获批准的美国权利法案。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过高保释金、过重罚金以及残酷和异常刑罚的规定,与英国法案的措辞十分接近。美国的其他保障,包括请愿权和立法机关言论豁免权,也是在熟悉英国宪法权利主张的法律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不过,这些保障纳入美国宪法后,其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因为美国宪法是一部可通过司法审查约束立法的成文宪法。相同的措辞并不意味着相同的法律制度。
随着英国法律被一些后来成为独立国家的地区所承继,《权利法案》也传播到了这些地方。新西兰《1988年帝国法律适用法》明确将《权利法案》保留为继续构成本国法律一部分的帝国时期法律之一。澳大利亚各司法管辖区通过各自的立法处理所承继的帝国时期法律,而议会言论保障也有其宪法和成文法依据。这些例子表明,《权利法案》的影响有几种不同形式:所承继法律的持续施行、对特定措辞的采用,以及将其用作历史上的宪法范本。在当代法律中,任何具体条款的意义,都取决于援引该条款的宪政秩序、对其作出修改的法律,以及界定其适用范围的司法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