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 · aiwiki.page

光荣革命是指1688年至1689年英格兰与爱尔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即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七世）被推翻，并由其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二世及其丈夫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取而代之的事件。反对詹姆斯宗教与政治政策的力量，与威廉作为荷兰共和国领袖的战略利益在此交汇。1688年11月威廉入侵英格兰，直接加速了詹姆斯政府的瓦解并促使其流亡法国；随后，英格兰与苏格兰分别通过各自的宪政程序确立了新的君主统治。(nam.ac.uk)

这场革命是君主制与立法机关之间关系的重大转折点。英格兰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确认了议会自由与权利，对特定王权予以限制，并规范了王位继承顺序。该协定以及随后战争引发的财政需求强化了议会的权威，尽管它并未立即建立起现代议会制民主，也未完全剥夺君主拥有的实质统治权力。新教王位继承与有限的宗教宽容成为了这一新秩序的核心特征。(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

尽管传统上光荣革命被视为一场相对和平、未大规模流血的英格兰革命，但这次政权更迭实质上包含了武装干预，随后更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引发了广泛的战事。其影响还波及英格兰的美洲殖民地以及欧洲对抗路易十四的战争格局。因此，要全面理解这场革命，就必须深入考察其宗教与王朝渊源、军事进程、三个王国各自不同的宪政协定，以及随后的宪政与财政演变。(nam.ac.uk)

斯图亚特王朝与王位继承危机

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着三个王国——包括威尔士在内的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而非一个单一的英国。威尔士已通过16世纪的立法并入英格兰的法律与议会体系；苏格兰和爱尔兰则保留着各自独立的议会与政府机构。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英格兰与爱尔兰王位，将诸王国统于同一君主之下，但并未统一立法机构。因此，1685年继位的国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被称为詹姆斯二世，在苏格兰则被称为詹姆斯七世——其祖父是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同时也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这种不同的世系尊号体现了各王权独立身份的延续。(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

1642年至1651年的不列颠内战暴露了围绕王权、议会对税收的控制权、军事指挥权以及国教体制等方面的深刻冲突。查理一世在1629至1640年间脱离议会实行个人统治，以及他企图在苏格兰强推宗教变革的做法，促使这些纷争激化为武装冲突。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后，英国经历了共和政体，随后进入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时期。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恢复了君主制和上议院，却未能消除关于王室特权与议会立法权关系的争议。复辟后的英格兰教会推行强制性的宗教处置方案，并通过1662年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加以强化，这使得新教非国教徒与天主教徒均被排斥于国教体制之外。(nam.ac.uk)

《宣誓条例》将宗教信仰效忠定为担任公职的资格条件。1672年查理二世曾动用王室特权颁布《宽容宣言》以中止宗教惩戒，后在议会反对下被迫撤回；随后颁布的1673年法案规定，文武官员必须依照规定宣誓、领受圣公会圣餐，并否定天主教的变体论教义。时任约克公爵兼推定继承人的詹姆斯公开承认自己皈依天主教，宁愿辞去所有官职也不愿遵从该法案。1678年，所谓天主教徒密谋刺杀查理二世的“天主教阴谋”指控引发了又一部《宣誓条例》，该条例将天主教徒排斥出议会两院。詹姆斯获得了个人豁免，得以保留其在上议院的席位。这两部法令均未剥夺他的王位继承权。(parliament.uk)

因此，1679年至1681年的排斥危机核心在于议会是否有权改变王位继承顺序。排斥法案的支持者逐渐被称为辉格派，他们反对詹姆斯继位，并向宫廷政策提出挑战；其中许多人还反对迫害新教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对手的托利派则捍卫世袭继承制、君主制及国教会。这些政治派系尚处于发展形成阶段，并非纪律严明的现代政党。排斥法案在连续三届议会中受到辩论审议，但无一成为法律。上议院于1680年11月否决了该法案，而查理二世在1681年3月牛津议会召开仅一周后便将其解散，此后未再召集议会。随后的司法起诉、流放以及免除地方公职沉重打击了辉格派，为詹姆斯的顺利继位奠定了基础。(parliament.uk)

1685年2月6日，查理二世去世且未留下合法子嗣，詹姆斯继位为王。尽管其天主教信仰众所周知，他的继位依然获得了广泛支持，支持者中包括曾反对排斥法案的圣公会保皇党人。同年5月召开的英格兰议会起初支持其政府，并投票拨款支持平息叛乱。苏格兰阿盖尔伯爵以及查理二世的新教私生子蒙茅斯公爵詹姆斯·斯科特发起的反抗均未能撼动詹姆斯的统治。阿盖尔的起义遭到镇压；而蒙茅斯未能获得主要军队将领的支持，并于1685年7月6日在塞奇莫尔战役中被击败。因此，三年后该王朝的崩溃源于詹姆斯统治期间支持基础的不断流失，而非其继位之初便遭到了全盘否定。(royal.uk)

詹姆斯二世的政策与支持基础的瓦解

詹姆斯二世任命天主教徒担任军职与文职官员，直接挑战了将公共权力仅保留给恪遵国教的新教徒的法定限制。他动用王室的豁免权——即免除特定个人遵守法定要求的权力——保留了天主教军官的职位，使其无需履行《宣誓条例》规定的宗教条件。在1686年的“戈登诉黑尔斯案”（Godden v Hales）中，这是一起故意安排的涉及天主教上校爱德华·黑尔斯爵士的示范诉讼，法官们以十一票对一票支持了王室的这项权力。在判决下达前，詹姆斯曾将六名不愿支持其立场的法官解职。因此，司法的支持并未消除宪政层面的异议：国王不仅掌控着裁定其权力的法官，还在改变立法的实际运行。(law.yale.edu)

1687年4月4日颁布的英格兰《宽容宣言》将针对个人的豁免扩大为对宗教刑罚的全面暂停。该宣言承诺给予天主教徒和新教非国教徒崇拜自由，暂停执行涉及宗教的刑事法规，并废除了担任公职所需的宗教宣誓考查。詹姆斯同时承诺保护作为国教的英格兰教会。1688年4月27日该宣言再度颁布，虽然大幅减轻了宗教迫害，但其法律机制依然备受争议：在全国范围内中止法规的效力，已然超出了在个案中予以豁免的范畴。一些非国教徒对此宽免表示欢迎；另一些人则与圣公会教徒一样心存担忧，认为建立在君主自由裁量权之上的自由，远不如议会法令来得可靠。因此，反对意见既针对其宗教政策本身，也针对其推行该政策所声称拥有的特权。(originalsources.com)

詹姆斯还试图促成一个愿意废除这些限制性法律的议会。自1687年底起，各郡领袖受到质询，被要求表态是否支持废除法律并协助选出承诺废法的候选人；若给出否定答复，则可能被免去职务。以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取代地方官员的做法，打乱了圣公会地主阶层管理各郡及自治市镇的权力网络。对教会事务的干预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不信任：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被停职，而国王对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插手更使机构独立性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1687年，该学院的院士们抵制了国王任命院长的指令，结果遭到开除。詹姆斯安插了新的院士（大部分为天主教徒），并于1688年3月任命天主教徒博纳文图尔·吉福德出任院长。(parliament.uk)

当詹姆斯下令在所有教堂宣读重新颁布的《宽容宣言》时，直接冲突随即爆发。1688年5月1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与其他六位主教联名呈递请愿书，反对这一要求。他们在请愿书中表明忠诚，并表示愿意通过议会和教会会议商讨对非国教徒的宽容方案，但拒绝参与宣读一项建立在豁免权之上的宣言——他们坚称议会已多次谴责这种豁免权。詹姆斯将该请愿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6月8日，七位主教被关入伦敦塔，并因涉嫌煽动性诽谤遭到起诉。案件于6月29日开庭审理；6月30日法庭判决其无罪释放，引发了公众欢庆，这暴露了起诉国教会高层神职人员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此处的日期均遵循当时英格兰通行的儒略历。(calmview.birmingham.gov.uk)

在主教们被囚禁与宣判无罪之间，摩德纳的玛丽于1688年6月10日诞下了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一名男性继承人的诞生，取代了詹姆斯信仰新教的女儿玛丽在王位继承序列中的位置，并带来了又一代天主教统治的前景，削弱了人们原本期望其宗教政策只是暂时的设想。反对者散布传闻，声称有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婴儿被装在暖床炉里偷偷运进了产房。这些不过是当时的政治中伤，并非王子非婚生的证据：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确为詹姆斯与摩德纳的玛丽亲生之子。然而，恰逢对主教的起诉激化了公众对国王的不信任之际，这一谣言为质疑王位继承提供了手段。(royal.uk)

奥兰治的威廉与欧洲局势

奥兰治亲王威廉是荷兰共和国数个省份的执政兼陆海军统帅，而非统治统一步制君主国的国王。他于1672年执政掌权，适逢共和国抵抗外国侵略的危急关头。他与斯图亚特王室的王位继承也有两层联系：其母玛丽·斯图亚特是查理一世之女，且他于1677年11月迎娶了表妹玛丽——詹姆斯信奉新教的长女。两人的结合将威廉自身的血统继承权益与玛丽更直接的王位继承顺位联系在一起。1688年6月10日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的出生，使玛丽失去了推定继承人的地位，并引发了人们对詹姆斯的天主教政策将在男性继承人治下延续的担忧。(rijksmuseum.nl)

威廉将英格兰的危机置于其抵抗路易十四的大局中来审视。荷兰的安全取决于能否遏制法国称霸邻近领土，并防止英格兰在陆战与海战中同法国联合。因此，詹姆斯倒向路易十四的潜在可能，构成了一种独立于英格兰国内宗教纷争与王权争端之外的地缘战略危险。反之，一个对荷友好的英格兰政权则能为抗法提供舰船、兵力和财政资源。1688年9月法国在莱茵兰地区的军事行动将法军引离了荷兰边境，为威廉的远征创造了良机。因此，武装介入英格兰是欧洲大战整体备战进程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对英格兰新教阵营求援呼吁的回应。(nam.ac.uk)

按当时英格兰所用的历法，这封日期为1688年6月30日的邀请信出自七位显要人物：什鲁斯伯里伯爵查尔斯·塔尔博特、德文郡伯爵威廉·卡文迪什、丹比伯爵托马斯·奥斯本、拉姆利子爵理查德·拉姆利、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爱德华·罗素与亨利·悉尼。他们后来被称为“不朽七人”，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政治派系，而非议会机构的官方行动；詹姆斯早在1687年7月就解散了议会。信中承诺，若威廉率领足以保护附义之士的兵力抵达，他们必当全力协助。信中声称全国二十分之十九的民众渴望变革，这只是密谋者提供的一种保证，并非对民意的审慎评估。这封邀请信虽证实了英格兰权贵势力的支持，但既不构成议会的合法授权，也未预先确定日后王位的归属。(tap.swansea.ac.uk)

这次远征虽由荷兰主导支持，却是一支多国联军。据国家陆军博物馆估算，其作战兵力约14,000人，其中包括来自荷兰、法国、勃兰登堡、瑞典和芬兰的士兵。威廉的副手弗雷德里克·绍姆贝格出生于德意志，曾先后在法国、葡萄牙和荷兰共和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的军队中服役。这是一次集结了欧洲大陆兵力与荷兰海上资源的严密军事干预，绝非单纯由一位亲王率领少数英格兰拥护者返国。远征军的国际化构成，也使该军事行动宣扬的新教政治诉求与其行动人员的实际国籍来源截然有别。(nam.ac.uk)

威廉公开发表的宣言主要以英格兰内部的积怨为干预借口。宣言指责詹姆斯的亲信顾问破坏宗教、法律和自由，并主张召开自由且合法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解决之道。其政治纲领包括纠正对自治市特许状及选举的非法干预、捍卫新教，以及确立防止宗教迫害的保护机制。这些诉求使远征呈现出恢复法统的姿态，而非赤裸裸的权力攫取：其公开宣布的目的并非直接征服英格兰或强求英格兰立即承认威廉为王。然而，这项公开纲领应当与其更宏大的战略目标区分开来——威廉始终致力于阻止英法联合，并将英格兰的资源纳入抵抗路易十四的阵营。(westernciv.com)

入侵与詹姆斯政府的瓦解

1688年11月5日，奥兰治的威廉率领约1.4万名士兵在德文郡托湾的布里克瑟姆登陆。文中所记日期均遵循当时英格兰使用的儒略历（即旧历）；若按格里高利历计算，登陆日为11月15日。他的军队于11月9日进入埃克塞特，随后途经谢尔本穿过英格兰西南部向伦敦推进。这次登陆将一支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部署到了英格兰本土，但并未立即引发全国倒戈：詹姆斯依然拥有一支足以阻击其推进的军队。(nam.ac.uk)

詹姆斯将主力部队集结在索尔兹伯里周边，其兵力远多于威廉的军队。眼下最紧迫的问题并非兵力不足，而是将领的忠诚度难以捉摸。部分军官此前已秘密许诺倒向威廉，不过最初叛逃者带走的普通士兵相对较少。11月23日，詹姆斯因不愿冒险决战而下令向伦敦撤退。日后的马尔伯勒公爵、时任其高级将领的约翰·丘吉尔随后倒戈投靠威廉；接踵而至的叛变使得撤退引发的士气涣散雪上加霜。这一事件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丘吉尔的离去加剧了原本就已出现的信心瓦解，而非由他凭一己之力迫使詹姆斯放弃索尔兹伯里。军官的背叛同样不能证明军队的基层官兵已集体摒弃了国王。(nam.ac.uk)

尽管如此，推进过程中依然发生了实地交火。在雷丁，王军与威廉派部队在街头发生冲突；雷丁博物馆的记载显示，有6名詹姆斯的部下和2名威廉派士兵安葬于圣吉尔斯教堂墓地。这类交锋表明，“不流血”在字面意义上并不准确，尽管英格兰战局最终并未由任何大型战役决定。军事压力同样主导了谈判进程：12月初，随着威廉的军队向首都逼近，詹姆斯派出特使，提议召集议会并保证其安全。这些交涉是在武装干涉的威慑下进行的，绝非顺理成章地兑现此前七位英格兰政治要人发出的邀请。(readingmuseum.org.uk)

12月11日詹姆斯首次企图出逃，加速了中央政府的瘫痪。其妻子摩德纳的玛丽及幼子此前已被送往法国。动身前，詹姆斯致信其统帅费弗舍姆伯爵，后者将国王的手令解读为免除其后续职责，随即遣散了麾下军队。在伦敦，6位主教与21位世俗贵族于12月11日齐聚市政厅，接管紧急职责，并发布了旨在防止进一步战事的政令。他们的权力纯属应急凑成，而非源自一届正在开会的正规议会。动荡与流言加剧了危机：12月13日凌晨三点，贵族们紧急开会，以应对被遣散的王军爱尔兰天主教士兵正向首都进发的恐慌传闻。(cambridge.org)

詹姆斯在肯特郡法弗舍姆附近遭当地海员扣留，首次出逃就此失败。他于12月16日返回伦敦，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这表明其统治机构的崩溃并不意味着个人威望的彻底丧失。然而，威廉依然掌控着军事大局。荷兰军队接管了各处王宫，代表威廉行事的英格兰贵族也以安全为名施压詹姆斯离开白厅。12月18日，他在荷兰军队护送下前往罗切斯特，并于12月23日从那里逃脱——这一次得到了威廉的默许。詹姆斯出奔法国使他退出了争夺英格兰政府控制权的正面角逐；至于这一举动是否在法律上构成王位空缺，则留待随后召集的公断议会来定夺。(historyofparliament.com)

英格兰国民公会与《权利法案》

1689年1月22日，英格兰国民公会在威斯敏斯特集会，以解决詹姆斯二世出逃后悬而未决的权力归属问题。由于是由奥兰治的威廉而非在位君主发出召集邀请与选举通告，该会议被称为“国民公会”而非经正规程序召集的议会。公会的当务之急是判定詹姆斯是否仍保有主权地位；若已丧失，王位又当如何填补。文中所涉日期均沿用当时英格兰所用的儒略历，但以1月1日而非法律上规定的3月25日作为一年的起点。 (parliament.uk)

1月28日，下议院通过决议，认定詹姆斯侵犯了根本法律，违背了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原始契约并逃离王国；这些行为等同于退位，使王位出现空缺。这是议会对詹姆斯行为的一种宪政解释，而非承认詹姆斯本人作出了正式的放弃声明。这一区别十分关键：设立摄政体制将在保留其王位的同时将其行使权转移予他人，而王位出缺则使公会能够另选新君。上议院起初反对下议院的措辞，倾向于使用“遗弃”而非“退位”，并对王位是否真能出缺提出质疑。威廉拒绝居于纯粹从属的地位，并威胁若不能成为国王就离开英格兰。2月6日，上议院最终接受了王位“因退位而出缺”的表述。 (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

1689年2月13日，公会正式向威廉和玛丽奉上王位，两人接受并成为共同执政的君主，即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这一安排将王位的拥有权与政府权力的行使加以区分：两人皆享有王室尊荣，在一人去世后由幸存者继续享有；但在二人共同在世期间，王室行政权力归威廉一人行使，但以两人的共同名义进行。因此，玛丽是享有独立王权的女王，而非单纯的王后；威廉亦非其配偶王夫，更不是詹姆斯的摄政。王位继承顺序依次确定为玛丽的后嗣、安妮公主及其后嗣，最后为威廉的后嗣。 (legislation.gov.uk)

在奉上王位时，公会当众宣读了《权利宣言》。该宣言列举了詹姆斯被指控的各项滥权行径，并申明了被视作世代传承之自由的各项权利。不应将此宣言简单视作即位前签署的契约：宣言虽与王位奉献仪式相伴，但并未被当作一项其签署构成取得王位之独立先决条件的法律文书。该宣言的条款随后经扩充，以成文法形式载入1689年权利法案，并于1689年12月16日获得御准。因此，2月的宣言与12月的法案构成了这一宪政安排中两个不同的阶段。 (parliament.uk)

法案宣布，君主未经议会同意废止法律或中止法律执行的特权主张均为非法，并谴责了近期滥用免除法律适用权力的做法。未经议会拨款，君主不得凭特权征税，征税亦不得超过议会拨款所准许的期限与方式。和平时期在王国内招募或维持常备军，同样须经议会同意。这些条款针对的正是詹姆斯此前企图脱离议会实行独立统治所倚仗的具体手段。 (legislation.gov.uk)

其他条款要求保障议会自由选举并经常召集议会。议会内部的言论、辩论与议事程序受保护，不受法院或外部任何机构的弹劾与质问——这是议会特权的核心保障，而非对表达自由的普遍保障。臣民有权向国王请愿，不得因此受指控。在司法保护方面，法案禁止过高的保释金与罚金，并禁止残酷且不寻常的刑罚；法案还宣布，在定罪前作出的任何处以罚金或没收财产的准许或承诺均属违法且无效。 (parliament.uk)

苏格兰革命与《权利申诉》

1689年3月14日，苏格兰等级会议应威廉的召集在爱丁堡集会。苏格兰并未直接批准英格兰对王位的转移，而是自行制定了解决方案。此时苏格兰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拥有自身的法律、议会以及国教体制。等级会议选举汉密尔顿公爵威廉·道格拉斯为议长，并独立审查了詹姆斯七世政权的合法性。4月11日，会议通过了《权利申诉》，宣布詹姆斯已丧失对苏格兰王位的权利，王位现已出缺。与英格兰关于“退位”的说辞不同，苏格兰方面的裁定明确基于詹姆斯的职务渎职行为：詹姆斯在未依法进行加冕宣誓的情况下擅自行使王权，并破坏了该王国的法律及其新教国教体制。(rps.ac.uk)

《权利申诉》谴责詹姆斯将受到法律约束的君主制转变为专制独裁统治。其详列的控诉包括：未经等级会议同意擅自征税、操纵自治市镇议会、干预法官司法、课以过重罚款，以及在未列明罪状且未及时提审的情况下监禁臣民。它还谴责在死刑案件中强迫自证其罪以及某些酷刑的使用。这些条款申明了具体的苏格兰宪政保障，而非仅仅主张反抗不受欢迎统治者的宽泛权利。等级会议随后单独将王位授予威廉与玛丽，并规定在两人共存期间，王权由威廉一人行使。两人于1689年5月11日接受了王位，分别成为苏格兰的威廉二世与玛丽二世；威廉在苏格兰的不同称号编号，体现了两个王国在法律上依然保持的独立性。(statutes.uk)

等级会议的决定并未得到普遍遵从。克拉弗豪斯的约翰·格雷厄姆（邓迪子爵）为支持詹姆斯组织了武装抵抗，挑起了第一次詹姆斯党起义。1689年7月27日，邓迪率领以高地人为主的军队在基利克兰基战役中击败了休·麦凯少将指挥的政府军。近距离的高地冲锋击溃了麦凯的大部分步兵，但邓迪本人阵亡，导致起义失去了核心统帅。其继任者亚历山大·坎农未能将这场胜利转化为对低地地区的控制。8月21日，在敦刻尔德，由威廉·克莱兰中校最初指挥的一支卡梅伦派团在大教堂及周边建筑展开持久激战，抵御了詹姆斯党人的进攻。克莱兰也在此战中阵亡，但守军成功保住了城镇，遏制了詹姆斯党军队的推进。(portal.historicenvironment.scot)

军事巩固工作持续至1690年。士兵逃亡和难以维持长期战事的困境削弱了詹姆斯党军队；托马斯·巴肯接替了坎农的职位，但未能恢复昔日的军力。1690年春，托马斯·利文斯通爵士麾下的政府军在克罗姆代尔奇袭并击溃了巴肯的部队。同年，麦凯开始在大峡谷西南端一处早年克伦威尔时期堡垒的原址上建造威廉堡。在无法单靠政治忠诚维系统治的地区，这处要塞提供了持久的军事控制手段。因此，战场上的失败遏制了起义势头，但并未能彻底铲除支持斯图亚特复辟的社会网络。(portal.historicenvironment.scot)

教会体制是苏格兰政局安排的核心。《权利申诉》将主教制——即主教凌驾于其他牧师之上的权威——斥为国家之祸患；议会于1689年废除了主教制，随后在1690年的体制调整中确立了苏格兰教会的长老会制。教权通过牧师和长老组成的各级议会运作，而非自上而下的主教教阶制。这与英格兰保留主教制国教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苏格兰主教对詹姆斯的效忠削弱了自身的地位，尽管部分圣公宗神职人员愿意承认威廉与玛丽。另一些人则坚持以往的效忠对象，并逐渐在长老会建制之外自立教会。因此，宗教分裂在第一次起义之后继续维系着詹姆斯党运动：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人群不仅包括天主教徒，也包含新教圣公宗信徒，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对立。(statutes.uk)

爱尔兰与威廉–詹姆斯党战争

詹姆斯二世在爱尔兰保留了根据地，因为他在当地的政权并未随着其在英格兰权威的崩塌而瓦解。泰康奈尔伯爵理查德·塔尔博特任命天主教徒担任军事指挥官，并组建了一支始终忠于詹姆斯的军队。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支持不仅出于对王朝的效忠，更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保障天主教宗教崇拜、收回被没收土地以及重获政治影响力的契机。1689年召开的爱尔兰议会以天主教徒为主，他们支持詹姆斯，希望能推翻17世纪确立的土地分配格局。支持威廉的新教徒则力图捍卫自身的宗教信仰、财产和政治地位；此外，威廉也必须彻底清除这个受法国支持的基地，以防詹姆斯借此威胁其王位。(parliament.uk)

1689年3月，詹姆斯从法国抵达爱尔兰，企图以此为跳板夺回他的其他王国。其军队控制了该岛的大部分地区，但在德里（亦称伦敦德里）和恩尼斯基伦遭遇了新教徒的顽强抵抗。德里经历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围困，直至1689年夏季才得以解围；而以恩尼斯基伦为基地的部队则不断袭扰詹姆斯党人的分遣队，并维持后方补给线。同年8月，绍姆贝格公爵弗雷德里克率领一支威廉派远征军登陆，但在邓多克因疫病流行和补给匮乏而攻势受挫。这场威廉–詹姆斯党战争既是一场爱尔兰内部战争，也具有国际性质：威廉的军队汇集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荷兰、丹麦、德意志以及法国胡格诺派的部队，而法国正规军则增援了以爱尔兰人为主的詹姆斯党军队。(nam.ac.uk)

威廉于1690年6月在卡里克弗格斯登陆，随后挥师南下直逼都柏林。在1690年7月1日爆发的博因河战役中，威廉约3.7万人的部队迎战约2.3万名詹姆斯党人（此处日期采用当时通行的儒略历，即旧历）。威廉在上游组织渡河，严重威胁了詹姆斯党人的侧翼，荷兰步兵在奥尔德布里奇建立了桥头堡，后续的渡河部队迫使詹姆斯的军队撤退。战后詹姆斯返回法国，威廉进驻都柏林。这场战役后来成为新教胜利的核心象征，但它并未彻底歼灭詹姆斯党军队，其主力大部完好脱险，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继续抵抗。(nam.ac.uk)

更具决定性的军事溃败发生在1691年7月12日的奥赫里姆，詹姆斯党的野战主力在此被彻底击溃，伤亡惨重。即便如此，利默里克等地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0月。这两场战役的区别至关重要：博因河战役巩固了威廉的地位并促使詹姆斯出逃，而奥赫里姆战役则重创了残余詹姆斯党人维系战争的能力。正是利默里克通过谈判达成的投降，而非仅仅博因河一战，为这场爱尔兰战事画上了句号。(nam.ac.uk)

1691年10月3日签订的《利默里克条约》包含了民事与军事两套独立条款。民事条款承诺在爱尔兰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或参照查理二世时期的水准保障天主教的宗教特权，同时王室承诺将寻求议会提供进一步保障。条款保护了那些归顺威廉与玛丽并依规宣誓效忠的特定群体的财产和职业；但并未确立普遍的宗教或政治平等。军事条款则允许詹姆斯党士兵携武器开赴法国，并为其提供了船只运输安排。约1.4万名士兵随帕特里克·萨斯菲尔德前往法国，其余部队则在爱尔兰就地解散。(celt.ucc.ie)

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新教徒对爱尔兰政府和议会的控制，但随后对天主教徒实施的种种严苛限制并非出自投降条约本身的规定。这些限制是通过后来的立法逐步推行的，尤其是1695年颁布的针对天主教徒持有武器、马匹以及接受海外教育的爱尔兰刑法典。这些措施削弱了天主教徒武装反抗的能力，并切断了他们前往欧洲大陆接受天主教教育的途径。它们属于战后构建新教政治安全体系的举措，与利默里克谈判中达成的有条件保护条款截然不同。(parliament.uk)

宗教宽容与宪政安排的边界

1689年5月24日获得御准的英格兰《宽容法令》，免除了符合条件的新教不从国教者因不遵奉国教而面临的特定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确立了普遍的宗教平等。该法令允许英格兰国教会以外的信徒群体在满足法定条件的前提下进行公开礼拜。与詹姆斯二世凭借王权中止宗教惩处令的做法不同，这种保护建立在议会立法的基础之上。其受惠者包括长老派、公理派、浸礼派和贵格会信徒，但天主教徒和否定三位一体者被明确排除在外。因此，宗教宽容依然受制于对新教的效忠以及特定的教义限制，而非不受限制地践行任何宗教的个人权利。

该法令将豁免资格与可被证实的忠诚度及受规管的礼拜活动挂钩。不从国教者通常必须按规定进行效忠誓词与至尊誓词的宣誓，并签署反天主教宣言。教牧人员还须签署《三十九条信纲》的大部分条款（涉及教会权威与仪式的部分除外）；浸礼派教牧则另获豁免，无需签署关于婴儿洗礼的条款。贵格会教徒因反对起誓原本会被排除在外，但获准以发表忠诚声明和基督教信仰声明来代替宣誓。聚会场所必须向教区主教、副主教或治安法官报备核准，且在礼拜期间不得上锁、设障或闩门。这些规定使不从国教者的礼拜活动在法律上获得许可，同时保留了官方审查与监督的机制。

宽容并未废除英格兰国教会的国教地位，亦未取消其经济特权：法令明确保留了缴纳什一税及其他教会税费的义务。参加非国教聚会的许可也未赋予平等担任公职的权利。1661年的《市政法案》和1673年的《宣誓条例》依然有效，继续要求担任市政、民事或军事职务者必须具备按圣公会仪式接受圣餐的资格。因此，即便其自身的礼拜仪式受到保护，不愿按圣公会仪式领圣餐的不从国教者在法律上仍处于劣势地位。这一制度安排将有限的礼拜自由与行使公共权力的资格区分开来，而非使宗教派别与公民权利完全脱钩。

将天主教徒排除在王位继承之外是通过另一套法律机制实现的。1689年12月颁布的《权利法案》规定，凡信奉天主教、与罗马教会保持交往或与天主教徒通婚者，均无权继承或保有王位。该法案还免除了臣民在上述情况下对君主的效忠义务，并规定王位由符合继承资格的新教继承人接替，如同丧失资格者已亡故一般。这些是规制君主制与王朝继承的准则，而非规管日常宗教礼拜的规范。天主教徒被排除在《宽容法令》之外，意味着其礼拜活动不受该法豁免条款的保护；他们持续承受宗教惩罚，与被剥夺王位继承权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件事。

不宣誓派分裂暴露了另一重界限：反对詹姆斯的宗教政策并不必然意味着接受他人取代其王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与巴斯和韦尔斯主教托马斯·肯都曾属于1688年遭起诉的“七主教”，但他们拒绝向威廉和玛丽宣誓效忠，因为他们认为此前对詹姆斯立下的誓言依然具有约束力。约400名神职人员同样拒绝进行新的宣誓。肯在国民公会辩论期间支持由摄政统治而非宣布王位空缺，这表明圣公会信徒可以在拒绝天主教王权的同时，不接受因革命而发生的效忠转移。1689年8月他们被停职，因持续拒绝宣誓，又于1690年2月被剥夺教职；桑克罗夫特因此失去了大主教职位。由此产生的分裂关乎合法君主、具有约束力的誓言以及正统的主教权力，而非对天主教教义的接纳。

欧洲战争、公共财政与议会权力

1689年5月，英格兰向法国宣战，将新王朝卷入了威廉三世对抗路易十四的战争。规模更广泛的九年战争已于1688年在欧洲大陆爆发；英格兰的参战为反法同盟注入了军事与财政资源。法国对詹姆斯二世的支持，也使保卫威廉和玛丽王位之战与欧洲大陆的冲突紧密交织在一起：法军分遣队在爱尔兰与詹姆斯党并肩作战，而威廉的军队中则囊括了英格兰、荷兰、丹麦和德意志的士兵。在爱尔兰击败詹姆斯后，低地国家的战事仍在继续。1697年的《赖斯韦克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路易十四在条约中承认威廉为英格兰国王，从而为革命后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关键的外交保障。(nam.ac.uk)

维持海外陆军和一支庞大的海军，需要远超王室日常岁入的庞大支出。因此，议会拨款——即授权征收额外税收的法案——从偶尔为之变成了不可或缺的机制。下议院刻意不提供足以让威廉独立执政的永久性资金，迫使国王必须频繁召集议会以筹措战费。这种依附关系让议员们获得了反复质疑财政支出和战事指挥的机会。因此，议会权力的实际增强，并不仅源自1689年的宪政宣言，更源于为维系威廉的外交政策而不得不开展的频繁财政谈判。(parliament.uk)

财政监督不仅体现在决定拨款数额上。1690年，下议院设立了公共账目委员会，以调查王室对岁入的使用情况。拨款法案中的专款专用条款规定了资金的具体用途，限制了行政部门挪用议会拨款的自由。这些机制相辅相成：专款条款预先规定核准用途，而账目审查则在支出发生后进行事后监督。(parliament.uk)

借债使得政府能够在不立即全额征税的情况下，应付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其中一项重大创新是有抵押公共债务的扩张：以指定税收或其他专项岁入作为担保，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借贷本身并非新鲜事物——可流通的财政部凭单在1688年之前就已存在——但议会作出的岁入承诺，为规模更大、期限更长的债务提供了信用基石。国债总额因此从1688年的约100万英镑激增至十年后的1500万英镑。这些安排将战争成本分摊到未来数年，同时也让未来的岁入绑定在偿债支出上。(dmo.gov.uk)

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提供了一种影响尤为深远的借贷机制。苏格兰商人威廉·帕特森提出了一项方案：认购人向政府提供120万英镑贷款，并成为一家股份制银行的股东。该贷款的年利率为8%；银行于1694年7月27日获得皇家特许状。这并非凭空创造公共借贷，而是通过一个长久存续的法人机构来组织大规模的政府贷款。由议会专门划拨用于还本付息的税收，增强了投资者对这一制度的信心。(bankofengland.co.uk)

1698年的民事专款安排解决了战后和平时期的日常民事开支问题。该安排划拨了预计每年可产生70万英镑的岁入，用于民事政府运转和王室机构开销，而非单纯发给君主个人津贴。常备军费用被排除在外；超过规定数额的岁入未经议会同意不得擅自支出。因此，该安排将民政经费与军事支出区分开来，同时保留了议会对额外财政资源的监督权。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一样，这也是17世纪90年代后续发展出的产物，而非1688年权力交接期间颁布的措施。(parliament.uk)

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反响

英格兰危机的消息通过大西洋航运网络，在船只与港口之间传递的信件、印刷宣言及口头报告中流传开来。信息零星而至：关于威廉入侵的传闻早在针对新君主政权的权威训令送达之前便已传开。这种延误使得詹姆斯任命官员的殖民地反对者得以在未等英格兰下达指令前便采取行动。在新英格兰，这些消息激化了人们对1686年建立并不久后扩大的新英格兰领地的积怨。该领地的委任政府取代了代议制度，而在征税、土地产权和地方管辖权方面的争端，更为殖民地居民提供了不同于英格兰王位继承问题的抗争理由。1689年4月18日波士顿发表的宣言明确将这些不满与反抗专断统治联系在一起。 (cambridge.org)

1689年4月18日，波士顿的民兵和市民起义反抗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逮捕了新英格兰领地的重要官员。韦特·温思罗普等知名人士签署了一封信函，要求安德罗斯交出权力，并称其顺服是维护公共安全的必要之举。起义者成立了治安委员会，随后前总督西蒙·布拉德斯特里特执掌恢复的马萨诸塞政权。随着下辖各殖民地重新确立各自的政府，新英格兰领地分崩离析；马萨诸塞各城镇的代表在等待英格兰决定的同时，敦促前宪章官员重新掌权。这些举动旨在支持威廉与玛丽，而非宣布独立。然而，地方层面的恢复并未决定帝国最终的体制安排：1691年马萨诸塞的新宪章虽保留了代议制政府，但将以往由选举产生的总督改由王室直接任命。 (loc.gov)

在纽约市，新英格兰领地管辖权的崩溃引发了一场争端，即谁才有合法权力代表新君主执政。1689年5月下旬，民兵占领了詹姆斯堡，商人兼民兵上尉雅各布·莱斯勒成为治安委员会的领袖。副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于6月6日启程前往英格兰。莱斯勒叛乱使同样宣誓效忠威廉与玛丽的居民陷入分裂：老牌议员抵制莱斯勒，奥尔巴尼起初也拒绝承认其权力。莱斯勒将一封致尼科尔森（或在其缺席时由负责维持治安和执行法律的人员接收）的王室信函解读为对自身政府的正式授权。1691年王室官员的到来使这一争议主张升级为武装对抗。总督亨利·斯劳特的政府逮捕了莱斯勒及其女婿雅各布·米尔伯恩；二人均被判犯有叛国罪，并于1691年5月16日被处决。因此，承认新教继承人并未消除地方上围绕官职与权力的争夺。 (history.nycourts.gov)

马里兰的动荡则是对与天主教卡尔弗特家族密切相关的业主政府发起的挑战。1689年夏，约翰·库德领导的新教同盟者动员起来反抗业主官员，在宣誓效忠威廉与玛丽的同时，指控存在天主教阴谋。他们的宣言还抗议公职任免渠道受限以及当局未能宣布新君主登基；这些带有党派色彩的指控是动员群众的工具，而非指控所涉阴谋的凭证。同盟者推翻了业主政府，并维持了一个临时政权直至1692年。随后王室直接统治建立，莱昂内尔·科普利爵士于同年4月以王室总督身份履职。1692年英格兰教会作为国教的建立，不仅与英格兰本土对新教异议人士有限的宽容政策截然不同，还取代了马里兰早期对三位一体派基督徒的宽容框架。 (combs-families.org)

殖民地的各项政治体制安排也是在帝国战争扩大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法国的冲突将新君主在欧洲的承诺与北美东北部英法定居点及原住民部族之间的纷争联系在一起。在威廉王之战期间，威廉·菲普斯率领的马萨诸塞远征军于1690年围攻魁北克未果；在返航途中沉没的“伊丽莎白与玛丽号”（Elizabeth and Mary）残骸，留下了殖民地民兵参战的实物证据。与此同时，宪制安排依然各具特色：马萨诸塞获得了经修改的王室宪章，纽约市继续由王室总督统治，而马里兰则由业主统治转为王室直接管辖。无论对威廉和玛丽的效忠，还是参与其发动的战争，都未能在殖民地催生出统一的宪政体制或宗教格局。 (pc.gc.ca)

巩固宪政安排

1694年12月玛丽二世去世且未留下子嗣，暴露了1689年确立的王位继承顺序的脆弱性。威廉三世作为唯一的君主继续执政，但下一位法定继承人——玛丽的妹妹安妮——只有一个幸存的孩子，即格洛斯特公爵威廉。1700年7月，年仅十一岁的他夭折，使下一代确保由新教徒继承王位的前景化为泡影。议会于1701年6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予以回应。该法案规定，若威廉和安妮均未再有在世后嗣，王位将传给汉诺威选侯夫人索菲娅及其新教后代；索菲娅是詹姆斯一世之女伊丽莎白的女儿，即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该法令在保留安妮继承权的同时，确立了在她之后的全新王位继承谱系。(parliament.uk)

汉诺威王室继承权的指定表明，王位世袭继承必须在成文法规定的条件下运作，而不能独立于议会存在。索菲娅的继承资格将王朝血缘关系与新教信仰结合在了一起；仅凭天主教血统无法逾越该法案重申的宗教排斥原则。议会借此再次行使了此前在向威廉和玛丽奉献王冠时所主张的权力。该立法最初只是英格兰议会的决定，而非联合后的大不列颠王国的议会决定；随后，1707年的议会联合将汉诺威继承权正式纳入了大不列颠的政治体制中。索菲娅于1714年6月去世，略早于安妮，因此她的儿子在同年继位为乔治一世。(parliament.uk)

对议会主权的这一巩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对下议院集体负责的内阁制政府。对王权的法律限制与君主积极的执政角色依然并存：威廉的外交政策侧重于遏制法国的扩张，而安妮仍保留拒绝御准的权力，例如她在1708年便否决了《苏格兰民兵法案》。内阁大臣对议会支持的依赖是通过随后的政治实践逐渐形成的，而非源自1689年或1701年颁布的某项具体法律条文。罗伯特·沃波尔在遭遇议会挫败后于1742年2月辞职，这体现了下议院支持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这属于该发展历程中较晚阶段的事件。因此，立法权对王位继承的最高决定权、责任内阁制以及君主个人执政角色的最终式微，是三个不同的发展过程。(royal.uk)

这一宪政体制下的政治参与范围仍然十分有限。它没有用平等的普选权取代原有的选举人资格：郡选举依然绑定40先令自由业地主的财产资格，而自治市的选举权则因地方规程而各不相同，且往往被贵族庇护人所操纵。宪政对权力的约束也并不意味着宗教信仰的平等。王位继承法案排除了天主教徒以及当时与天主教徒通婚的人；对符合条件的新教非国教派信徒的宽容，也并未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出任公职权利。《权利法案》主要是针对具体的滥用王权行为并保护议会及臣民免受侵害，而非宣布普世的人权。例如，法案中对议会言论自由的保障，保护的是议会内部的议事程序，而非确立人人享有的普遍言论自由。(parliament.uk)

尽管如此，这一宪政体制确立的先例后来被美洲殖民地吸收并运用到了宪法论辩之中。殖民地人民在陈述对王室政府的诉求和不满时，援引了“未经立法机关同意不得征税”的保护原则以及请愿权。美国宪法传统对这些继承而来的保护机制进行了拓展与重构，而非单纯复制英格兰的体制。英格兰法律中禁止过重保释金、过重罚款以及残酷和非常惩罚的规定，与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文本呼应关系。于1789年提出并于1791年12月15日获得批准的美国《权利法案》，将这些保护条款置于成文的联邦宪法之中，并加入了针对宗教、言论、出版与集会等更广泛的权利保障。(jfk.artifacts.archives.gov)

历史阐释与革命的命名

“光荣革命”这一名称反映的是一种历史阐释，而非对1688—1689年事件的中立评估。其赞美性的含义将摆脱天主教君主统治的解脱感，同捍卫新教信仰与宪政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威廉派的记述往往将君主的更替描绘为顺应天意的拯救，而“权利复归”的措辞则使抗争行为与尊重传统体制相兼容。这类描述偏向了胜利者对这一政治妥协的理解，却未同等反映流亡天主教徒、威廉的反对者或受后续战争波及之民众的经历。与之相关的“不流血革命”这一称呼，同样建立在将英格兰的权力交接与三国其他地区的暴力冲突割裂开来的基础之上。 (cambridge.org)

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年）中提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保守主义阐释。针对1688年确立了民众有普遍权利选择或罢免统治者的说法，伯克认为罢黜詹姆斯只是为了捍卫既有宪法而采取的非常之举。背离世袭继承原则是为了修复受到威胁的政治秩序，而非授权对其进行全盘重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于1848年至1861年间分五卷出版的《詹姆斯二世登基以来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则将这场革命置于更为宏大的宪政进步辉格叙事之中。尽管两人的政治目的各异，但他们都强调连续性：自由的推进依托于对既有制度的维护与调整，而非与过去的彻底决裂。 (anthology.lib.virginia.edu)

后来的学术研究对单一国别的研究框架以及局限于议会精英的视角提出了质疑。乔纳森·以色列主编的文集《英荷时刻》（The Anglo-Dutch Moment，1991年）重新将荷兰共和国的战略利益和军事干预纳入对威廉成功原因的解释。托尼·克莱登同样将威廉的统治置于欧洲大陆的优先考量之中，尤其是对法国势力的抗衡。有关大众、反天主教骚乱以及地方政治的研究，则将民众动员视作直接影响这场危机的力量，而非仅仅是精英决断的旁观者。这些视角也改变了地理研究的尺度：英格兰政权的相对迅速崩溃，并不能充分代表苏格兰和爱尔兰所经历的充满争议的政治安排与武装冲突。 (cambridge.org)

蒂姆·哈里斯的《革命：不列颠君主制的大危机，1685—1720》（Revolution: The Great Crisis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1685–1720，2006年）将这场动荡置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及其后果的长期危机之中。他的研究框架区分了相互关联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乃至整个不列颠的革命，而非将其预设为一场铁板一块的宪政事件。在比较研究中，哈里斯质疑了传统观点中将英格兰革命视为保守、将苏格兰革命视为激进的截然二分法，考察了有关法律、抵抗与人民的论述在两个王国中是如何运作的。这种路径将各地政治安排的差异作为解释的核心部分，而非英格兰宪政叙事边缘的例外。 (reviews.history.ac.uk)

史蒂夫·平卡斯在《1688：第一场现代革命》（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2009年）中提出了另一种修正观点。他将这场冲突阐释为两种关于国家转型的不同方案之间的斗争，而不仅仅是对昏庸君主的抵抗或对既定宪法的捍卫。在他的叙述中，詹姆斯追求中央集权与领土型帝国理念，而他的反对者则倡导商业扩张与更具参与性的政治秩序。因此，平卡斯将民众参与和暴力冲突同延续至1690年代的外交政策、宗教文化与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既定变革联系起来。这些特征支撑了他将1688年定义为第一场现代革命的论断。 (jstor.org)

学术批评主要集中于时间跨度、因果机制以及转型程度上。在2010年的一篇书评中，马克·奈茨认为平卡斯未能充分将1688年革命与17世纪早期的几次革命进行比较，且将叙述截至1696年夸大了辉格党人成果的持久性，忽视了安妮女王时期托利党人的复兴。奈茨还对平卡斯赋予对立双方现代化纲领的连贯性以及对詹姆斯政权实力的评估提出了质疑。后来的史学评估也警告称，将1688年定性为第一场现代革命，哪怕摒弃了传统辉格史学关于和平连续性的论调，也可能重新落入其例外论的窠臼。因此，这场争议不仅在于变革是否发生，更在于哪些变革是由这场革命带来的，以及应当在多长的时间尺度上去衡量它们。 (reviews.history.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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