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保护个人免受权力滥用侵害、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使个人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权。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权、免受酷刑和奴役的权利、获得公正司法程序的权利、隐私权、良心自由和表达自由、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以及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利。尽管“公民权利”一词有时专指免受歧视的保障,但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一更广泛的范畴内,其含义涵盖多种个人自由和法律上的自由。
这些权利是宪政和国际人权保护的核心。全球层面保障这些权利的主要条约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该公约于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各国宪法、区域公约、立法和司法判决为这些权利提供了额外保障,有时保障范围更为广泛。这些权利能否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不仅取决于对政府干预的限制,也取决于运作有效的法院、接受问责的公共机构、提供保护的立法,以及便于获得的救济途径。
范围、术语与法律性质
区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有助于理解二者,但这种区分并非绝对。公民权利主要涉及人身安全、法律人格、行动自由以及法律制度内的保护。政治权利则涉及参与公共决策,包括投票、参选和担任公职。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兼属这两类权利:它们既保护个人自主,也使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成为可能。因此,这一类别描述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领域,而非两套彼此独立的法律体系。
大多数公民权利属于每一个人,而非仅属于公民。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各国一般承诺尊重并确保其领土内及受其管辖的个人享有各项权利;对管辖范围的解释,也涵盖国家在本国领土之外行使权力或实施控制的某些情形。有些保障的适用范围则较窄。第二十五条将其规定的政治参与权限定于公民,而第十三条则为合法居留于一国境内的外国人在遭到驱逐时提供程序保障。因此,“公民权利”中的“公民”一词不应被理解为普遍适用的国籍要求。公民身份对于某些政治权利的享有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免受酷刑或任意拘留的保护并不以此为条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常被称为“消极权利”,即要求国家不予干涉的权利。这种描述只反映了其法律结构的一部分。禁止任意拘留固然要求警察约束自身行为,但有效的保护还需要羁押记录、司法监督、受过培训的执法人员,以及针对非法监禁的救济措施。保护和平示威,可能需要警察阻止敌对群体的袭击。保障公正审判,可能需要国家为法院、口译和法律代理投入公共资金。对国家义务的分析,通常将其分为尊重权利、保护人们免受他人干涉,以及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权利得到有效享有这几方面。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之间的划分,同样不是绝对的。教育有助于人们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参与公共事务;人身自由使劳动者能够组织起来;表达自由则使人们能够审视住房、卫生和就业政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采用了不同的总体实施方式,强调尽最大可用资源逐步实现各项权利。尽管如此,该公约也包含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尤其是不歧视方面的义务。反过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可能要求持续的制度建设。
这些权利为民主提供支撑,却不能简化为多数决定。经选举产生的多数派,仍受到保护被告、宗教少数群体、政治反对派以及不受欢迎的意见表达者的各项权利的约束。这些权利在宪法上的作用,是确立公共权力得以正当行使的条件,其中包括对立法所能授权的事项设定界限,即使该立法得到广泛支持也不例外。
历史发展与争取包容的斗争
现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在相互交织的宪政发展、哲学论辩、宗教冲突、反奴隶制运动、劳工组织活动,以及反抗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早期法律制度承认与特定身份、职位、群体或等级相联系的保护。这些保护并不等同于普遍人权,但其中一些制度后来经过调整,被用于更广泛的目的。例如,1215年的《大宪章》旨在处理英格兰国王与有权势臣民之间的一场中世纪冲突;其中有关依法裁判的条款,后来获得了更广泛的宪政意义。
17世纪英格兰的冲突强化了反对行政权力专断的论述。1679年《人身保护法》加强了审查监禁是否合法的程序,而1689年权利法案则限制了王权,并保护议会的某些自由。这些措施并未确立所有居民的平等权利。其重要性部分在于将对统治者的约束制度化,并促进了后来对依法治理的理解。法治的发展既涉及对权力的正式限制,也涉及哪些人有资格主张获得这些限制所提供的保护。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更具普遍性的语言阐述权利,同时却保留了重大的排斥。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告人人平等,1791年获批的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则保护若干特定自由免受联邦政府行为的侵犯。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将自由、法律面前平等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然而,奴隶制、基于性别的排斥、财产资格限制以及殖民统治,严重限制了人们实际享有这些权利。海地革命始于1791年,并最终于1804年实现独立,直接挑战了普遍权利主张与种族奴隶制并存的局面。
在19世纪和20世纪,围绕这些排斥展开的斗争推动了权利的扩展。废奴运动挑战奴隶制,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则反对基于财产、种族和性别的限制。新西兰于1893年赋予妇女在议会选举中投票的权利,但直到1919年,妇女才获准竞选议员。在美国,重建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宪法上的公民身份和平等保护,并禁止投票中的种族歧视;但随后出现的种族隔离和选举权剥夺,表明正式保障与实际落实之间仍有距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文书日益将个人权利视为国际社会有正当理由关注的事项。非殖民化将政治权利与民族自决联系起来,而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则挑战既有国家内部的排斥现象。美国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投票权法》是通过立法将宪法原则转化为可执行保障的突出例子。这段历史既不是简单的线性扩展,也不是单一法律传统的产物:权利承认的推进,始终伴随着制度性阻力与反复倒退。
国际和区域法律架构
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将促进并鼓励尊重人权确立为联合国的一项宗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纳入同一文本。宣言本身并非条约,但对各国宪法、立法、条约以及对国际法律义务的解释产生了重大影响。某项具体规则是否也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必须另行判断。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1976年3月23日生效。其实体条款涵盖自决权;法律上的平等;对生命、自由和人身完整的保护;程序保障;良心、表达、集会和结社自由;政治参与;以及少数群体权利。第2条要求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并提供有效救济。第26条独立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受法律平等保护的保障,其适用范围不限于在享有公约具体列举的权利时所遭受的歧视。
人权事务委员会由18名独立专家组成,通过审议国家报告、提出结论性意见、发布一般性意见,以及运用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程序,监督公约的实施。《第一任择议定书》允许个人针对接受该议定书的国家提交来文,但须符合用尽可用的国内救济等受理条件。1989年通过的《第二任择议定书》旨在废除死刑。该委员会不同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者是由各国代表组成的政府间机构。
区域体系还设有各自的机构和标准。1950年开放供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建立了一套如今以欧洲人权法院为核心的制度。该法院的终局判决对被诉国具有约束力,判决的执行由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监督。1969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通过包含委员会和法院在内的美洲人权体系运作。1981年通过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将个人权利、民族权利和义务纳入同一框架,由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对于依据相关议定书参与法院机制的国家,还由法院实施监督。
条约义务取决于批准情况、适用的保留、所接受的程序以及管辖权要求。各区域文书在措辞和机构权限范围方面也有所不同。因此,国际标准并非由单一全球法院实施的一套统一法典,而是构成彼此交叠的法律框架。这些框架在国内的效力,部分取决于有关条约的宪法规则,以及是否具备相应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实施途径。
生命、人身完整、自由与公正程序
对生命和身体完整的保护,对公权力施加了尤为严格的限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禁止任意剥夺生命,并要求以法律保护生命。这不仅意味着禁止公职人员非法杀人:在国家义务所涵盖的情形下,国家还必须应对可合理预见的威胁,并对可能涉及违法行为的死亡事件开展有效调查。有关警察使用武力的规则,将日常执法与敌对行动区分开来。按照适用于执法的人权标准,只有在为保护生命而严格意义上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才允许故意使用致命武力。
禁止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是一项绝对禁令。公共紧急状态、国家安全或受害者被指实施的行为,都不能成为突破这一禁令的理由。1984年通过的《禁止酷刑公约》进一步规定了预防、刑事定罪、调查以及向存在酷刑风险的地方移送人员等方面的具体义务。相关保障包括获得律师帮助、接受体检、保留羁押记录以及审查讯问做法。禁止奴隶制和奴役同样旨在制止对人的直接支配;强迫劳动则由相关但在法律上有所区别的条款加以规制。
人身自由并不意味着禁止一切逮捕或拘禁,而是要求这些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并保障个人免受任意逮捕或拘禁。“任意”的含义比单纯违反国内法更为广泛。拘禁可能因不公正、不可预见、不必要或不合比例而具有任意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告知被逮捕者逮捕的理由,并迅速告知其所受指控。因刑事指控而被拘禁的人,必须被迅速带见法官或其他依法获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都必须能够向法院质疑拘禁的合法性。人身保护令是此类审查中一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形式。
公正程序需要制度和程序两方面的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保障所有人在法院和法庭面前一律平等,并在该条适用范围内,保障人人有权由依法设立、具备管辖权、独立且公正的法庭进行公正、公开的审理。刑事被告人享有无罪推定、充分的时间和便利以准备辩护、法律援助、必要时的口译服务、询问证人的权利,以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保障。这些保障赋予正当程序以实际内涵,而不只是要求遵守立法机关所制定的任何程序。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保障刑事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由上级法庭复审定罪和刑罚的权利。可以基于特定理由限制公众旁听庭审,但不能普遍以秘密审理取代公正裁判。死刑的地位较为特殊:对于仍保留死刑的国家,公约严格限制其适用,而废除死刑的条约则规定了进一步的义务。人权保障也适用于监狱条件,要求给予被拘禁者人道待遇,并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
良心、表达、集会与结社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保障人们持有信念、信奉或改变宗教或信仰,以及不信奉宗教的自由。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持有或选择宗教或信仰的内在自由不受限制,任何损害这一自由的强制行为均被禁止。通过礼拜、遵守仪式、践行和传授来表明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只有在该条明确规定的条件下才可受到限制。保护范围涵盖有神论、非有神论和无神论信仰,也包括不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
表达自由保障人们通过不同媒介、不分国界地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与思想的权利。它对个人、文化、科学和政治都具有重要意义,使批评、艺术活动、公共辩论和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成为可能。第十九条将不容干涉的持有意见的自由,与可以受到严格论证其正当性的限制的表达自由区分开来。获取公共机构所掌握信息的权利,也是表达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落实问责,并使人们能够在知情的基础上参与公共事务。
表达并非只有在准确、受欢迎或措辞礼貌时才受到保护。不过,各法律体系会对诽谤、威胁以及披露受保护信息等事项加以规制。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何限制都必须由法律规定,且必须是为实现公约列明的某项目的所必需的,例如保护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或维护国家安全。第二十条另行要求以法律禁止战争宣传,以及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并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的行为。这些规定将冒犯性的观念与达到法律所规定煽动门槛的表达区分开来。
和平集会权保护集体聚集活动,包括示威、游行、会议及其他集会。第二十一条要求各国不仅不得无正当理由驱散集会,还须为和平集会提供便利,并在必要时给予保护。通知程序可以发挥实际协调作用,但如果将集会视为当局可酌情准许的特权,就会损害这项权利。判断集会是否和平,应着眼于参与者的行为;个别人零星实施暴力,并不意味着所有在场者都会自动失去保护。限制必须基于具体的法律理由,而不能仅仅因为官方不认同集会所传达的主张。
结社自由保障成立和运作组织的权利,这些组织包括工会、公民团体和政治组织。它使个人能够汇集资源、采取集体行动,从而使公民社会成为可能。登记规则、资金限制、解散程序和处罚都可能干涉这项自由。这些措施是否合法,取决于其目的、规定的明确程度及必要性,而不只取决于其是否以正式立法的形式通过。这些自由共同维系着独立的公共领域,同时也保护那些未必具有任何直接选举或政务目的的活动。
平等、隐私与少数群体保护
平等条款既涉及权利的享有,也涉及法律保护的制度安排。《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在保障公约所载权利时实施若干特定形式的歧视,同时独立保障法律的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并不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给予完全相同的待遇。如果区别待遇依据客观、合理的标准,并且具有正当目的,就可能是允许的。反之,以中性措辞表述的规则也可能产生歧视性效果,而为消除根深蒂固的不利处境,可能有必要采取临时性或有针对性的措施。
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区别在实践中十分重要。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投票站,如果行动不便的选民无法进入,就不能算是提供了平等的参与机会。统一的程序规则可能将无法理解诉讼所用语言的人排除在外。2006年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进一步规定了无障碍、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获得司法救助以及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要求。公约还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界定为一种歧视,从而将平等权利与制度和实践的变革联系起来。
隐私权保护个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还保护个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隐私并不限于保密,还涉及个人自主的领域,以及收集、使用或披露信息所应遵循的条件。警方搜查、通信截取、身份信息数据库以及私密信息的披露,都可能涉及隐私权。如果干涉仍属任意或不符合比例原则,仅有国内法的授权并不足以使其正当化。
数字系统扩大了这些问题的规模。收集个人数据、生物特征识别、位置追踪,以及将不同数据库相互关联,都可能揭示任何单条记录无法呈现的规律。数据隐私法律通过对合法处理、明确用途、安全保障和个人权利等方面提出要求,处理其中一部分问题。此类立法并不等同于国际法上的隐私权,但有助于落实这一权利。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框架之一,与宪法和条约提供的保障并行发挥作用。
少数群体保护将个人平等与在群体中行使的权利结合起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规定,不得剥夺属于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人与本群体其他成员共同享有其文化、信奉和实践其宗教或使用其语言的权利。该条并未将公民身份作为获得这些保护的条件。原住民族的权利与这些保障有所交集,但也涉及集体认同、土地、制度和自决等不同问题。因此,平等和少数群体保护既要应对将特定群体排除在共同制度之外的问题,也要应对其独特群体生活受到干涉的问题。
政治参与和代议机构
政治权利不只是投票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保障每个公民在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情况下,享有以下权利和机会: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在真正的定期选举中投票和当选;以及在一般平等条件下担任公职。这些规定将个人参与同公共权力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它们并不规定必须采用某一种宪政模式,但要求公民拥有切实影响政治权力行使的机会。
真正的选举要求实行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以无记名投票或能够保障自由选择的同等程序进行,并具备让选民自由形成和表达意愿的条件。定期举行选举,可以防止公职人员将选举授权视为无限期的授权。选举竞争还依赖于投票站之外的各项自由:候选人需要有机会组织活动、传播信息、会见支持者,并对官方决定提出异议。因此,即使选举在形式上程序合规,也可能因恐吓、排斥或压制政治活动而不符合政治权利标准。
选举制度通过有关选区划分、候选人资格、选票设计、计票和席位分配的规则,将选票转化为公职席位。国际法通常允许比例代表制、相对多数制和混合制等安排存在较大差异。评估的重点在于,制度是否切实保障权利、是否在适用标准范围内保障投票权的平等,以及是否真实反映选民意愿。操纵选区边界,通常称为杰利蝾螈,会引发平等和有效代表方面的问题,不过,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判断标准和可用救济途径有所不同。
资格规则体现了合理规制与无正当理由的排斥之间的区别。设定最低投票年龄可能是合理的,而基于种族或性别的排斥则与平等保障相冲突。国籍和居住要求的法律意义因选举类型和适用法律框架而异。各法律体系对囚犯投票权的限制差异很大;凡施加此类限制,其正当性和比例性都须接受人权审查。基于残疾的排斥也必须依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保障加以评估,包括该公约关于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政治的保障。
在两次选举之间,人们还可通过请愿、意见征询、公共辩论、公民组织活动,以及在宪制安排有所规定时举行的公民投票参与公共事务。平等担任公职的机会要求有公平的标准和程序,而不是任人唯亲或设置歧视性障碍。独立的选举管理、透明的计票、便捷可及的申诉程序和有效的司法审查,都有助于保障这些权利。同时,政治参与并不赋予多数人剥夺反对者公民权利的权力:宪政民主既依赖选举授权,也依赖对执政者持续有效的法律限制。
限制、紧急状态与武装冲突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是否允许限制以及如何允许限制方面各不相同。免受酷刑的权利是绝对的。其他权利保障,包括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表明宗教的自由,则设有限制条款。这些条款不能相互套用。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将国家安全列为限制表达自由的正当理由之一,但第十八条并未将其列为限制表明宗教自由的理由。因此,法律分析必须从具体权利和法律文书出发,而不能笼统地主张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自由。
在允许限制的情况下,合法性要求并不止于存在一项经正式制定的规则。限制必须具有公众能够查知且足够明确的法律依据,使人们能够了解其后果,并约束公权力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必须旨在实现法律允许的目标,且对实现该目标而言确有必要,并符合比例原则。仅仅笼统地援引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本身并不足以证明限制的必要性。需要考量的问题包括:有哪些证据证明危害存在,措施与其目的之间有何关联,是否存在限制更小的替代办法,以及是否能够获得独立审查。
克减是一种独立的机制,允许国家在特殊紧急状态下暂时偏离某些条约义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规定,只有在发生威胁国家存亡、且经正式宣布的社会紧急状态时,才允许克减。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严格限于情势所必需的程度,与其他国际义务相一致,且不得基于该条列明的理由实行歧视。国家还必须按要求履行国际通知义务。宣布紧急状态本身,并不能证明据此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合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某些条款被明确规定为不得克减,包括禁止任意剥夺生命、酷刑、奴隶制和奴役,禁止仅因无力履行合同义务而予以监禁,禁止溯及既往的刑事处罚,禁止否认任何人在法律面前被承认具有人格的权利,以及禁止干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克减性并不总是等同于绝对性:生命权的适用仍以禁止任意剥夺生命为准则。人权事务委员会还强调,不得通过撤除不可或缺的程序保障,利用紧急权力规避不得克减的权利。
在武装冲突期间,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并行适用。后者针对敌对行动、拘留、占领和平民保护提供专门规则。这两个法律体系如何相互作用,取决于具体问题和适用的管辖规则,但武装冲突并不会自动中止人权义务。同样,反恐措施仍须遵守有关拘留、公正审判、隐私和待遇的适用标准。核心区别在于:一方是针对特定情势、具有法律正当依据的调整,另一方则是不受约束地以行政上的必要性为由行事。
权利保障、救济与当代落实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得到切实保障,需要有能够预防侵权、认定责任并提供救济的机构。国内机制通常承担主要责任:立法机关确立法律保障,行政机关负责实施,法院则审查受到质疑的行为。司法独立保障审判不受不当影响,而司法审查则可使法院有权宣布违法措施无效或不予适用。审查范围因宪制而异;有些宪制允许法院对立法进行强有力的审查,有些则赋予法院较为有限的作用。
有效的救济必须易于获得,并能够纠正侵权行为。视具体情况,救济方式可包括释放遭非法拘禁者、停止监控、恢复法律身份、赔偿、重新审判、公开承认侵权事实或进行制度改革。严重侵权行为可能需要开展有效调查,并在有充分依据时提起公诉。仅仅判给损害赔偿,未必足以履行调查酷刑或非法剥夺生命行为的义务。救济也需要得到执行:如果当局可以无视有利于受害者的判决而不承担任何后果,这样的判决便难以提供多少保护。
能否切实获得司法救济,取决于费用、距离、语言、无障碍条件、信息获取以及防范报复的保障。因此,法律援助、口译、简化程序和无障碍法院设施可能是权利保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措施。国家人权机构和监察专员机构可以调查投诉、视察有关设施并提出改革建议,但其权限各不相同。记者、律师、工会和公民组织有助于揭露侵权行为、推动机构承担责任,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自身的自由对更广泛的权利保障体系至关重要。
国际程序是对国内救济的补充,而不是一概取而代之。条约机构审查履约情况,并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审查个人来文;区域法院可以在各自的制度框架内作出有约束力的判决。国际机构所作认定的法律地位及其在国内的可执行性各不相同。落实这些认定可能需要多个国家机构协调行动,包括修改立法、调整行政实践和预算,以及改革司法程序。国际刑事问责涉及一个不同但有所重叠的领域:某些严重侵犯权利的行为,在具备相关法律构成要件时,也可能构成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
当代的权利落实越来越多地涉及私人运营的基础设施和自动化决策。社交平台影响人们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而雇主、金融机构和服务提供者则可能利用人工智能对人们进行分类,从而影响平等与机会。2011年获认可的《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区分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与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在现有的人权框架下,反复出现的问题包括:当一项决策涉及多个公共和私人主体时,如何认定责任、获得有实质意义的解释、对不准确的数据提出异议,以及取得有效救济。这些问题使隐私、不受歧视、表达自由和程序公正等既有保障面临新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