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保护是宪法学和人权领域的一项原则,要求公共机关平等对待在法律相关情形上相同的人,并为影响其权利或利益的区别对待提供正当理由。它并不禁止一切差别待遇:税收、许可、社会福利和刑事处罚都不可避免地要对人和活动作出分类。其核心问题在于:哪些区别是允许的,哪些政府目的能够为这些区别提供正当理由,以及所采取的手段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切实服务于这些目的。
这一表述在美国具有最为成熟的专门法律含义。1868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禁止任何州拒绝给予“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以法律的平等保护”。各国宪法和国际文书中也有相关保障,但其适用范围、执行机制以及应对不利处境的方式各不相同。平等保护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密切相关,但它不仅涉及公正实施现行规则,还允许对这些规则本身所确立的分类进行审查。
平等保护法理推动了法定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并影响了性别歧视的规制、选举代表权、诉诸法院的机会以及平等公民地位的承认。其发展也揭示了若干反复出现的张力:平等待遇与旨在改善不利处境的措施之间的张力,个人权利与立法选择之间的张力,以及对歧视目的的证明与显示不平等效果的证据之间的张力。
平等、分类与正当理由
法律上的平等通常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获得相同的结果,或受完全相同的规则约束。最低驾驶年龄要求按年龄作出区分;累进所得税按收入作出区分;职业许可制度则按资格作出区分。平等保护分析所要考察的是:作为区分依据的特征是否与正当的公共目的相关,以及分类与目的之间的联系是否符合宪法要求。因此,选取恰当的比较对象十分重要:法院必须明确,哪些人受到了不同待遇,这种待遇涉及何种利益或负担,以及依据的是哪一项规则。
法律论证经常借助两种平等观念。形式平等强调,对处境相似的人给予一致的待遇。实质平等则考察,表面上相同的待遇是否延续了与社会地位、排斥或制度设计相关的不利处境。例如,一段向所有人以相同条件开放的楼梯,仍可能将使用轮椅的人排除在外。因此,要求实现无障碍的法律可以规定有差别的义务,以促进平等参与。这类义务往往源于立法或国际文书,而非直接源于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
另一个相关区分,是反对分类与反对从属地位之间的区别。反分类取向认为,政府以种族等特征进行分类,本身就应受到严格审视,即使其目的是帮助弱势群体也不例外。反从属取向则着重考察,一项措施是在维持还是在打破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等级结构。这些属于解释取向,并非普遍认可的法律审查标准。在学校种族融合与平权措施的争议中,两者的分歧尤为重要。
平等保护也不同于正当程序。程序性正当程序关注的是,政府在剥夺个人受法律保护的权益之前必须遵循哪些程序;实质性正当程序则涉及政府干预自由时受到的某些限制。平等保护关注的则是差别待遇。不过,这些法律原则之间也存在交集。例如,限制结婚资格的法律,可能同时损及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地位。法院选择何种法律分析框架,会影响请求权人必须证明的事项,以及政府必须如何为其政策辩护。
最后,必须区分宪法上的平等保护与成文法上的禁止歧视规定。立法机关可以禁止宪法所允许的行为,将规制范围扩展至通常不受宪法规则约束的私人主体,并确立专门的证据标准。因此,某种行为可能违反就业或住房立法,却不违反联邦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反过来,没有可适用的成文法,也不意味着不能依据宪法向政府提出权利主张。
重建时期与宪法保护的兴起
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源于奴隶制的废除,以及南北战争后围绕曾受奴役者法律地位展开的斗争。1865年,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但南方各州随后制定了《黑人法典》,限制黑人居民的迁徙、就业和公民权利。1866年《民权法》确立了美国公民身份,并保护若干特定的民事权利,包括与合同、财产及法律诉讼有关的权利。此后,国会提出第十四修正案,为公民身份及对州行为的限制提供了宪法基础。
该修正案第一款包含几项不同的保障:美国及各州的公民身份、美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正当程序,以及平等保护。其中,平等保护的措辞适用于“任何人”,而不仅仅是公民。第五款授权国会通过适当立法实施该修正案。这些规定改变了美国的联邦制,使州政府如何对待个人成为受联邦宪法规范、并可依法强制执行的事项。
然而,早期的司法解释限制了该修正案的实际适用范围。在1883年的“民权诸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法律中禁止某些私人经营的公共服务场所实施种族歧视的规定无效,理由是第十四修正案针对的是州行为,而非纯粹的私人行为。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1896年)中,法院维持了路易斯安那州一项要求铁路按种族分别提供乘车设施的法律,认可了后来被称为“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尽管该修正案保障平等,这一判决仍使法律强制实行的种族隔离得以延续。
其他判决则显示,这一条款可能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斯特劳德诉西弗吉尼亚州案”(1880年)判定,一项禁止黑人男子担任陪审员的法律无效。“益和诉霍普金斯案”(1886年)认定,一套表面中立的洗衣店许可制度,在执行时若歧视华人经营者,就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法院强调,该修正案保护所有人,不分国籍。这些案件确立了平等保护既可约束明文规定的差别分类,也可约束歧视性的法律实施。
废除种族隔离的进程,是通过针对特定机构的诉讼逐步推进的,其中尤以专业教育和公立教育机构为重点。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中,法院认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因为分离的教育设施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布朗案第二次判决”(1955年)处理了判决的执行问题,要求以“审慎而迅速”的方式取消种族隔离;这一措辞之后出现了长期抵制,并引发更多诉讼。此后,“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1967年)依据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两项保障,判定基于种族的婚姻限制无效。这些判决改变了宪法法理,但其实际落实仍有赖于行政行动、立法和持续的司法监督。
政府行为与受保护的人
第十四修正案的主要禁止性规定以“任何州不得”开头。因此,其适用范围涵盖州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包括立法、行政决定、警务活动、公立教育以及司法执行。联邦政府不直接受该条款约束。不过,在1954年的“博林诉夏普案”(Bolling v. Sharpe)中,最高法院裁定,哥伦比亚特区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违反了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这一判决通过正当程序条款确立了对联邦政府行为的平等保护约束,有时被称为“反向吸收”。
公共行为与私人行为之间的界限由国家行为原则划定。私人歧视不会仅因情节严重或发生在受监管的行业中,就构成对第十四修正案的违反。有关行为必须与政府存在足够密切的联系。相关情形可能包括:履行传统上由政府专属承担的职能,受到政府强制或重大鼓励,与政府共同参与某项活动,或在组织制度层面与政府广泛交织。通常,仅有公共资金资助或政府监管,并不足以认定私人组织的每一项决定都是政府行为。
司法执行本身也可能构成所需的政府介入。在1948年的“雪莱诉克雷默案”(Shelley v. Kraemer)中,最高法院裁定,州法院不得强制执行带有种族限制的房地产契约。虽然这些协议由私人当事人订立,但通过司法强制执行这些协议,就会构成剥夺平等保护的州行为。在1961年的“伯顿诉威尔明顿停车管理局案”(Burton v. Wilmington Parking Authority)中,一处公有停车设施与其承租方——一家实施歧视的餐馆——之间存在足够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因而足以认定存在州行为。这些判决说明,所有权、机构间关系以及受到质疑的具体行为,必须分别加以考察。
该条款对“人”的保护并不限于具有公民身份者。处于某州管辖范围内的非公民也可援引该条款,但适用的审查标准取决于所作的分类及所涉及的政府职能。州以外国人身份为依据作出的分类通常受到严格审查,但某些与民主自治密切相关的职位属于例外。对于联邦政府在移民和国籍事务上作出的分类,鉴于联邦政府在该领域的权限,法院则给予大得多的尊重。因此,宪法判例理论不仅区分受分类影响的人群,也区分作出分类的政府主体。
在1982年的“普莱勒诉多伊案”(Plyler v. Doe)中,最高法院判定得克萨斯州一项不让非法居留美国的儿童正常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措施无效。法院既未认定教育是联邦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也未宣布无证身份属于可疑分类。相反,法院强调,儿童对自身的身份状况并无责任,而且被排除在学校之外会产生长远后果。该案表明,平等保护的论证有时取决于多种利益的特殊组合,而非简单地将案件归入某个固定的法理类别。
司法审查标准
美国的平等保护法理通常将审查分为三个层级:合理基础审查、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这些标准为政府目的与其所采用的分类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分析框架,也影响着举证责任、法院对立法判断的尊重程度,以及假设性的正当理由能否支撑一项法律的合宪性。这并非三套机械适用的公式:分类的性质、受到限制的利益以及相关事实,仍然十分重要。
在合理基础审查下,只要一项分类与正当的政府目的具有合理关联,通常就能通过审查。经济和社会福利立法通常受到这种较为宽松的审查。法院一般容许不尽完善的分类、渐进式改革,以及有可合理设想的事实作为依据的区别对待。在 Williamson v. Lee Optical of Oklahoma(1955年)一案中,尽管相关规定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之处,最高法院仍维持了影响眼镜镜片配装和更换的限制。该判决体现了法院不愿轻易质疑一般经济规制的立场。
尊重立法判断并不意味着合理基础审查毫无意义。在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v. Moreno(1973年)一案中,最高法院判定一项针对成员之间无亲属关系的家庭所设的食品券限制无效,并解释说,单纯出于伤害某个不受欢迎群体的愿望,并不构成正当的政府利益。在 City of Cleburne v. Cleburne Living Center(1985年)一案中,最高法院判定拒绝向一家智力障碍人士集体居所发放许可的决定无效。法院拒绝认定一种新的可疑分类,但认为该案中的具体差别待遇缺乏充分的正当理由。学者有时将这类判决称为“有实质力度的合理基础审查”,不过,这一说法并不代表一个正式独立的审查层级。
中度审查通常要求一项分类与重要的政府目标具有实质关联。它主要适用于基于性别的分类,也适用于基于非婚生身份的分类,但后者在具体法理上有所不同。对于基于性别的分类,政府必须提供“极具说服力的正当理由”;其解释必须是真实的理由,而非在诉讼发生后编造出来的说辞,也不得建立在对男性和女性过度概括的认识之上。
严格审查要求受到质疑的分类必须经过严格限定,以实现极其重大的政府利益。种族分类以及州基于民族出身所作的分类,通常会触发这一标准,对基本权利施加的某些限制也是如此。严格审查并不意味着相关措施在逻辑上必然会被判无效,但政府必须满足严苛的正当化要求,而替代方案也会受到细致审查。
这些标准是司法发展形成的产物,而非修正案文本明确列举的内容。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1938年)一案中著名的第四号脚注,提出了对损害政治程序或使“界限分明且孤立的少数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法律进行更严格审查的理由。此后的判决通过对具体争议的裁断逐步形成了现代框架,而非由某一项全面性的裁决一次确立。
种族、隔离与补救性分类
由于《第十四修正案》的历史渊源,以及宪法对国家强加的种族等级制度的否定,种族在美国平等保护法中占有特殊地位。法律若明确按种族分配利益或施加负担,通常须接受严格审查,无论受益的是哪个种族群体。这一原则并不要求将政府所有考虑到种族因素的行为一概而论,但对于通过种族分类向个人分配机会的决定,它施加了尤为严格的限制。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确立了政府不得维持按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这一原则。此后的诉讼则围绕如何废除由法律建立的隔离制度展开。在斯旺诉夏洛特—梅克伦堡教育委员会案(1971年)中,最高法院确认,为纠正已查明的学校种族隔离,法院拥有广泛的补救权限,包括调整学区入学范围和下令安排学生交通接送。然而,在米利肯诉布拉德利案(1974年)中,由于未能证明存在跨学区的违宪行为,最高法院限制了跨学区补救措施的适用。因此,补救措施的范围取决于已经证实的政府违法行为的范围。
这一区别也将违宪的种族隔离,与由居住格局、私人选择和公共政策等更复杂因素共同造成的种族比例失衡区分开来。证明存在蓄意隔离的证据可以确立政府责任,但仅凭入学人数的种族比例不均,并不能当然授权采取任何消除隔离的措施。因此,法院会审查教育委员会的决定、入学范围划界、校舍建设政策、转学安排以及官方行为的历史。这种事实调查可能追溯数十年。
平权行动案件关注的是,政府能否利用种族因素来扩大机会或补救歧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1978年)中,最高法院判定一项特定的招生配额无效;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对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意见则允许,为实现教育多样性而有限度地考虑种族因素。格鲁特诉博林格案(2003年)维持了一项采用个别化审查的法学院招生制度,而格拉茨诉博林格案(2003年)则判定一项更为机械的本科招生积分制度无效。
在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案及与其一并审理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案(2023年)中,最高法院裁定,受到质疑的招生方案不符合适用的平等要求。北卡罗来纳大学案涉及《平等保护条款》;哈佛大学案涉及有关联邦资助的《民权法》第六编,该编在此背景下被解释为施加了同等限制。最高法院指出,这些方案在目标、种族类别、刻板印象、负面影响以及缺乏实质性终点等方面存在问题。法院区分了两种做法:一是考虑申请人关于种族经历如何塑造其个人品格或成就的陈述,二是仅因其种族身份而给予录取优待。
在法律分析上,补救已经查明的违法歧视,仍然不同于追求笼统的种族平衡。在里士满市诉J. A. 克罗森公司案(1989年)和阿达兰德建筑公司诉佩尼亚案(1995年)等案件中,最高法院对政府在合同授予中给予的种族优惠适用了严格审查。仅仅笼统地援引社会歧视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确立采取种族补救措施所需的事实基础,也不足以证明该措施的设计符合必要的严格限定要求。
性别、家庭身份及其他分类
二十世纪,宪法对性别分类的处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里德诉里德案”(1971年)中,最高法院判定,一项在选任遗产管理人时给予男性优先于女性地位的法律规定无效。“弗龙蒂罗诉理查森案”(1973年)否定了在认定配偶是否符合受扶养人福利资格时对男女军人实行的差别待遇,但将性别列为可疑分类的主张未获多数大法官支持。随后,“克雷格诉博伦案”(1976年)明确提出,对基于性别的区别适用中度审查,并判定男女购买低度啤酒的最低年龄不同的规定无效。
在“美国诉弗吉尼亚州案”(1996年)中,最高法院认定,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拒绝招收女性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该州提出的另设项目方案,在宪法意义上并不足以构成适当的替代方案。判决强调,不能以对男女通常具有何种偏好或能力的概括性判断为由,剥夺符合条件者的机会。同时,最高法院并未认定一切与性别有关的区别均属禁止之列。法律上的问题仍在于,实际采用的分类是否具备所要求的正当理由。
基于非婚生身份的分类也受到较为严格的审查。历史上,这类规则因父母的婚姻状况而让子女承担不利后果,限制其继承权、受扶养权及福利待遇。在“利维诉路易斯安那州案”(1968年)中,最高法院否定了将非婚生子女排除在因母亲遭不法行为致死而寻求救济的范围之外的做法。在“克拉克诉杰特案”(1988年)中,最高法院明确对确认父子关系的诉讼时效适用了中度审查。行政管理上的需要或许能为某些区别提供正当理由,但因父母的行为而惩罚子女,并非宪法上充分正当的目的。
在联邦平等保护法理下,年龄和残障分类通常适用合理基础审查。在“马萨诸塞州退休委员会诉默吉亚案”(1976年)中,最高法院维持了要求州制服警察年满50岁强制退休的规定。在“克利本案”中,最高法院拒绝将智力障碍视为准可疑分类,同时又判定该案所涉的具体分区规划决定无效。成文法可以提供高于这一宪法最低标准的保护。例如,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就反歧视和提供合理便利规定了具体义务,主张这些义务并不以证明存在违宪行为为前提。
涉及性取向的案件将平等保护原则与自由权分析结合起来。“罗默诉埃文斯案”(1996年)判定科罗拉多州的一项宪法修正案无效;该修正案广泛阻止政府针对基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性取向、行为、活动或关系的歧视提供保护。“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2015年)同时依据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原则,认定各州必须准许缔结并承认同性婚姻。这些判决并未确立一个全面统一、适用于所有性取向分类的审查层级。
在涉及性别与性别认同的争议中,对分类的考察仍然十分重要。法院必须先确定受到质疑的法律实际上作出了何种区别,才能选择审查标准。对成文法中性别歧视规定的解释,包括对就业领域相关规定的解释,并不会自动解决宪法问题:两者所涉的具体措辞、责任主体及法律判断标准可能不同。
基本权利、政治参与与经济上的不利处境
平等保护可能因所涉权利而要求适用更严格的审查,而不只是取决于受到分类对待的群体。投票权就是一个主要例子。尽管各州负责管理选举,并制定许多选民资格规则,但各州不能依据宪法所不容许的区分来分配政治参与的机会。在 哈珀诉弗吉尼亚州选举委员会案(1966年)中,最高法院认定,将缴纳人头税作为参加州选举投票的条件无效。财富状况和是否缴费,都不是行使这项权利的适当资格条件。
有关代表权的案件将平等与个人选票的权重联系起来。贝克诉卡尔案(1962年)认定,依据平等保护原则对立法机关席位分配提出的挑战属于法院可以审理的事项,从而扫除了联邦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一大障碍。雷诺兹诉西姆斯案(1964年)要求州立法机关的选区划分符合通常所说的“一人一票”原则。这些判决并未规定选举制度的所有具体安排,但否定了那些系统性削弱部分公民代表权的重大选区人口差异。
并非所有选举规则都须接受严格审查。法院会结合政府为证明规则正当性而提出的利益,评估规则对投票造成的负担;负担越重,所需的正当理由就越充分。选区划分还涉及各不相同的法律问题:人口平等、种族歧视、是否符合联邦投票立法,以及党派优势,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诉求。限制联邦法院审理其中某一类诉求的判决,并不必然决定其他类别诉求的处理结果。
经济上的不利处境体现了基本权利分析的局限。在 圣安东尼奥独立学区诉罗德里格斯案(1973年)中,最高法院驳回了依据联邦宪法平等保护原则对得克萨斯州公立学校经费制度提出的挑战。法院既未将该案中以财富状况为依据的分类认定为可疑分类,也未将教育认定为联邦宪法下的基本权利。州宪法可以独立规定更高的教育保障义务,因此,这项联邦判决并未堵住依据州宪法就学校经费问题提起诉讼的途径。
能否有效利用司法程序,则形成了另一系列判决。在 格里芬诉伊利诺伊州案(1956年)中,法院认定,州既然提供刑事上诉审查,就不能因被告无力支付上诉所必需的庭审记录费用,而剥夺其有效利用这一程序的机会。道格拉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1963年)要求,在贫困被告首次依法享有的上诉中,为其指定律师。这些判决综合考虑了平等与正当程序,而非确立一项消除获取法律服务的一切经济障碍的普遍宪法义务。
同样,在 夏皮罗诉汤普森案(1969年)中,法院认定,领取某些福利须居住满一年的要求无效,因为这些要求在缺乏充分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跨州迁徙施加了不利后果。法院并未承认一项不受限制的宪法福利请求权。该案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新迁入者与原有居民在行使一项受保护的自由时所受到的区别待遇。因此,平等保护通常并不保证收入相等、公共支出相等,也不保证人人都能获得每一种福利;其具体效果取决于所涉分类及宪法利益。
歧视目的、证据与实施
美国法律学说中的一个核心区分,是歧视性待遇与差别影响之间的区别。在“华盛顿诉戴维斯案”(1976年)中,最高法院认定,一项表面中立的警察招录考试所产生的、在种族间不成比例的结果,本身不足以证明违反平等保护。对这类政策提出异议的原告,通常必须证明存在歧视目的。不平等的影响可以是重要证据,但这一宪法标准不同于某些成文法的标准;后者明确将某些缺乏正当理由的差别影响规定为违法。
“阿灵顿高地村诉大都会住房开发公司案”(1977年)列举了与认定歧视目的有关的证据:决定产生的影响、历史背景、事件经过、对正常程序或实质性标准的偏离,以及当时的言论或记录。没有任何单一因素在所有情况下都具有决定性。在“马萨诸塞州人事主管诉菲尼案”(1979年)中,最高法院解释说,认定歧视目的,要求决策者选择某种行动方案,至少部分是因为该方案会对某一可识别群体产生不利影响,而不只是尽管知道会产生这种影响仍然作出选择。因此,知晓可能产生的后果,与具有在法律上足以认定的歧视目的,是两回事。
选择性执法主张也面临类似困难。声称受到歧视性起诉的人,通常必须同时证明歧视效果与歧视意图。“美国诉阿姆斯特朗案”(1996年)为选择性起诉主张中的证据开示设置了严格门槛,其中包括提供证据,表明处境相同的其他种族人员未被起诉。这些要求既体现了对平等的关切,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对检察裁量权的尊重。但这些要求也可能使个人难以通过宪法诉讼证明系统性歧视。
平等保护通常通过联邦民权立法予以落实,尤其是《美国法典》第42编第1983条。该条允许就借州法权威行事而剥夺他人联邦法所保障权利的行为,对行为人提起诉讼。可获得的救济可能包括针对违宪政策的禁令,或针对已证实损害的损害赔偿。不同被告适用不同规则:市镇政府并不自动对其雇员的每一项不当行为承担责任,而针对官员个人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则可能受到合格豁免的阻却。诉讼资格、因果关系、诉讼时效及其他程序性要求,也会影响法院能否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审理。
国会还根据第十四修正案第五款承担进一步的实施职责。在“伯恩市诉弗洛雷斯案”(1997年)中,最高法院要求,拟预防或补救的违宪行为与所采取的立法措施之间,必须具有“契合性与比例性”。国会可以落实宪法保障,但不能径行重新界定司法机关所确认的宪法保障的实质内容。此后的判决将这一框架适用于涉及年龄、残疾及家庭休假的立法;由于相关宪法标准和立法记录各有不同,裁判结果有时也不相同。
救济措施还必须针对已经认定的违法行为,而不能成为不受限制地重组公共机构的授权。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诉讼体现了结构性救济的力量及其限度:法院可以命令机构作出重大调整,以纠正已证实的歧视,但司法监督所允许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取决于违法行为、遵令情况以及适用的判例。
比较法与国际法上的保障
国际法区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保护和不歧视,但往往将三者纳入同一条款。世界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这份于1948年通过的宣言本身并非条约。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不受歧视地享有平等保护的原则,并要求法律提供保护,防止基于所列理由及“其他身份”的歧视。
人权事务委员会将第26条解释为一项独立的平等保障,而非仅仅附属于公约中的其他实体权利。按照委员会的解释,如果区别对待以合理、客观的标准为依据,且旨在实现公约认可的正当目的,就不一定构成歧视。其制度背景不同于美国的宪法审判:条约监督、报告程序以及在获接受的情况下适用的个人来文程序,并不具备一国最高法院的权力或救济机制。
在欧洲,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禁止在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时受到歧视。因此,该条的适用须与公约另一项权利的涵盖范围相关联,但无须另行认定该项实体权利受到侵犯。第12号议定书引入了范围更广的禁止歧视规定,涉及法律规定的权利以及公共机关的歧视行为,但仅对已批准该议定书的国家具有约束力。欧洲人权法院审查区别对待是否具有客观、合理的正当理由,以及所采取的手段与所追求的目的是否相称。
欧洲联盟拥有自身的平等保障框架。其《基本权利宪章》第20条和第21条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不歧视,第23条则涉及男女平等。该宪章适用于欧盟机构,也适用于成员国实施欧盟法时的行为,而不是一套不受适用范围限制、涵盖所有国内行为的宪法性平等规范。欧盟指令还对特定领域的歧视作出规制,并可区分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以及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
各国宪法呈现出更多差异。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5条明确保障法律面前及法律之下的平等,以及法律的平等保护和平等惠益,同时保留符合条件的改善弱势处境的计划。南非1996年宪法第9条明确认可旨在保护或改善因不公平歧视而处于不利地位者处境的措施。印度宪法第14条同时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平等保护,第15条和第16条则对歧视及公共部门就业作出更具体的规定。
这些制度并非简单照搬美国的分层审查标准。许多制度采用比例原则,明确承认间接歧视,或在条文中更加重视实质平等和补救措施。解释这些制度中的平等保障时,必须同时考虑各自关于立法权限、司法救济、私人行为以及可依法主张的社会权利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