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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political-question-doctrine

政治问题原则

政治问题原则限制法院对宪法交由政治部门决定或缺乏司法可操作标准的争议进行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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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原则是宪法学中的一项原则,尤与美国法密切相关。根据这一原则,法院拒绝裁断某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应由民选的政府部门解决,或者无法依据司法上可操作的法律标准加以判断。该原则对司法审查作出限制,但并不认为所有具有政治争议的纠纷都超出了司法权限。其核心问题不在于案件是否涉及政治,而在于按照宪法的权力配置,特定问题是否适宜由司法机关裁断。

宪法依据与适用范围

在美国联邦法中,这一原则属于可司法性的一部分,即用于判断争议是否适宜由法院审理的规则。其主要基础是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

美国宪法将不同职责分配给不同机构。如果宪法条文将某项特定判断交由国会或总统作出,司法机关重新审查该判断就可能干扰这一权力配置。在其他情况下,法院可能缺乏裁断争议所需的法律标准,除非它作出本应由政治部门作出的政策选择。

因此,该原则既涉及宪法赋予的权限,也涉及司法机关的制度性局限。它并非允许法院普遍回避疑难案件,也不意味着政治部门有权对自身一切行为的合法性作出终局判断。法院首先必须解释宪法,才能确定是否存在政治问题。

基于政治问题原则驳回诉讼,通常意味着争议中的实体问题仍未得到裁断,并不必然意味着被质疑的行为符合宪法。

历史发展

早期基础

该原则的早期基础可见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美国最高法院在确立对立法的司法审查时,区分了涉及政治裁量的行政行为与影响个人权利的法定职责。这一区分有助于形成后来对两类问题的划分:一类交由行政部门判断,另一类则可由法院依法处理。

在1849年的“卢瑟诉博登案”(Luther v. Borden)中,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罗得岛州不同集团竞相主张政府权力而引发的争议。就宪法保障共和政体的规定而言,法院认为,应由政治部门而非法院确定哪个政府具有合法地位。该案成为依据共和政体保障条款认定争议不具可司法性的重要先例。

现代形式的确立

现代政治问题原则与1962年的“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 Carr)联系最为密切。选民依据平等保护条款,对田纳西州的立法机关席位分配提出质疑。法院认定该诉求具有可司法性,并将其与先前涉及共和政体保障条款的争议区分开来。

贝克案明确指出,案件并不会仅仅因为涉及选举或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就构成政治问题。相反,法院列举了可能使某一具体问题不适宜由司法机关解决的若干特征。

贝克案的六项因素

“贝克诉卡尔案”列出了与政治问题有关的六种情形:

  1. 宪法明确将问题交由另一部门处理。 宪法文本将该问题交由地位平行的政治部门决定。
  2. 缺乏司法上能够确定并操作的标准。 法院没有可用于解决该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判断标准。
  3. 必须先作出政策决定。 裁断案件需要先作出某种政策选择,而这类选择显然属于非司法部门的裁量范围。
  4. 无法在不表现出对另一部门尊重不足的情况下独立裁断。 司法裁断将不当地介入地位平行的另一部门的职责。
  5. 存在毫无保留地遵从既有政治决定的特殊需要。 特定情势要求维持机构决定的终局性。
  6. 政府各部门相互矛盾的表态可能造成难堪。 不同部门可能就同一问题提出彼此冲突的权威立场。

这并非六项必须全部满足的条件。只要某一因素得到充分确立,就可能支持不具可司法性的认定,但分析时必须将该因素与实际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后来的判决尤其重视宪法是否将问题交由其他部门处理,以及是否存在司法上可操作的标准。

第一项因素要求的不只是证明宪法赋予另一部门处理某一大类事项的权力。法院必须判断,争议中的具体问题是否已交由该部门决定。同样,仅有政治敏感性,并不能证明法律标准不存在。

主要适用领域

议员资格与弹劾

在1969年的“鲍威尔诉麦科马克案”(Powell v. McCormack)中,众议院拒绝让一名符合宪法既定任职资格的当选议员就职。法院认定,对这一决定的质疑具有可司法性。尽管宪法授权国会两院各自审查本院议员的资格,但这一授权并不意味着宪法对这些资格所设的限制不受司法审查。

相比之下,在1993年的“尼克松诉美国案”(Nixon v. United States)中,法院驳回了一名联邦法官对参议院审理其弹劾案所用程序的质疑。多数意见所依据的是,宪法赋予参议院“审判一切弹劾案的专有权”,而且缺乏审查被质疑程序的可操作标准。

该案涉及的是法官沃尔特·尼克松,而非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其裁决说明,这一原则适用于宪法对特定职责的分配,而不是让国会普遍免受司法审查。

外交事务

外交事务经常引发有关政治问题原则的争论,因为外交可能需要政治判断和一致的国家立场。然而,这一领域并非一概不受司法审查。

在1979年的“戈德华特诉卡特案”(Goldwater v. Carter)中,国会议员对总统单方面终止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提出质疑。法院下令驳回诉讼,但未形成以单一理由为依据的多数意见。相对多数意见认为,该争议属于政治问题;而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则认为,争议尚未成熟,因为政治部门之间的宪法僵局尚未充分形成。因此,该判决并未确立一项全面规则,认定所有终止条约的争议都属于政治问题。

在2012年的“齐沃托夫斯基诉克林顿案”(Zivotofsky v. Clinton)中,法院认定,一项规定护照出生地标注方式的联邦法律所引发的争议具有可司法性。判断该法律是否合宪,需要的是法律解释,而非法院自行作出外交政策选择。在随后于2015年作出的实体判决“齐沃托夫斯基诉克里案”(Zivotofsky v. Kerry)中,法院认定,总统享有与该争议有关的正式承认的专属权力,并判定相关法定要求无效。

这些判决区分了不受司法审查的政治选择与可由司法机关解决的宪法权力分配争议。

选举与选区划分

选举争议说明,“政治性”与“政治问题”并不等同。贝克案允许法院审理针对立法机关席位分配提出的平等保护诉求,后续判决则确立了有关选区人口平等的宪法要求。

然而,在2019年的“鲁乔诉共同事业组织案”(Rucho v. Common Cause)中,法院认定,针对党派性不公正划分选区提出的诉求属于政治问题,超出联邦法院的审理范围。多数意见认为,联邦法院缺乏司法上可操作的标准,无法判断选区划分带来的党派优势达到何种程度才构成违宪。

该裁决针对的是在联邦法院提出的党派性不公正划分选区诉求。它并未排除联邦法院审理种族性不公正划分选区或人口平等诉求,也未排除依据州宪法和州法律寻求救济。反对意见对多数意见有关现有标准的判断提出了异议。

军事事务

某些针对军事组织和监督的诉求也被视为政治问题。在1973年的“吉利根诉摩根案”(Gilligan v. Morgan)中,法院拒绝按诉讼请求,对国民警卫队的训练、武器装备和命令实施持续的司法监督。

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所有涉及军队的争议都不具可司法性。当具体问题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能范围,且宪法并未将其交由其他部门处理时,法院可以审理涉及军事行动的法律诉求。

与其他审判限制的关系

政治问题原则不同于以下几项相关规则:

  • **诉讼资格**关注的是,原告是否在争议中具有足够具体、且为法律所认可的利害关系。
  • 成熟性关注的是,争议是否已充分发展到适宜由司法机关裁断的程度。
  • 争议失效关注的是,现实争议是否仍然存在。
  • **管辖权**关注的是,法院是否具有审理某一类案件的法定权限。基于政治问题原则的驳回通常被描述为管辖权问题,但该原则究竟应如何归类,仍存在争论。
  • 司法克制是一种主张谨慎行使司法权的更广泛立场,其本身并非对争议不具可司法性的具体认定。
  • 实体裁判确定的是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地位。法院可以判定政府行为合法,而不必认定对该行为提出的质疑属于政治问题。

这一原则也不同于国家行为原则;后者通常涉及本国法院如何对待外国在其本国领土内实施的某些主权行为。

理论解释上的争论

法学研究通常区分该原则的古典解释与审慎解释。古典解释强调宪法对最终决定权的分配。审慎解释则更重视机构能力、实际后果以及政府决定相互冲突的风险。司法意见并不总能明确归入其中一类。

支持该原则的论点强调民主责任、机构的专业能力,以及维护宪法所赋予的裁量权的必要性。依此观点,法院不应以自身偏好取代交由民选机构作出的决定。

批评意见则着眼于该原则可能给法治和获得法律救济的机会带来的损害。过于宽泛或不确定的适用,可能使被指控的违宪行为无法得到司法裁断。批评者还质疑,法院能否可靠地区分两种情况:究竟是缺乏可操作的标准,还是形成并适用这些标准存在困难。

当政治程序本身受到质疑时,这些分歧尤为重要。将某一问题留给民选机构解决,可能维护民主决策,但也可能让被指扭曲这一程序的机构负责自行纠正。

比较法视角

其他法律体系也承认,对于涉及重大政策、对外关系或赋予政治机构的权力的事项,司法审理存在限制,但它们未必采用美国的政治问题原则或贝克案框架。

在英国,有关王室特权是否可受司法审查的问题,是通过不同的公法原则发展起来的。在设有宪法法院的法律体系中,政治机构之间的争议可能被明确纳入该法院的管辖范围。因此,一个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可能成为进行宪法审判的理由,而非排除审判的理由。

比较分析必须区分美国的政治问题原则与不可司法性、司法尊让和司法克制等更广泛的观念。它们的范围取决于各法律体系的宪法文本、机构结构和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