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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年)确立了美国最高法院拒绝适用违宪联邦法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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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查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管辖权司法机关履行职责令1789年司法法上诉法治马伯里诉麦…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5 U.S. (1 Cranch) 137 (1803),是美国最高法院首次裁定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宪的里程碑式判决。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于1803年2月24日宣读了判决意见,为司法审查确立了一项根本依据:当法律与美国宪法相冲突时,审理案件的法院必须适用宪法,而非该法律。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阐明法律是什么,显然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成为对美国司法机关角色的核心表述。

这场诉讼源于1801年总统权力从约翰·亚当斯向托马斯·杰斐逊的交接。威廉·马伯里获亚当斯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治安法官,他请求最高法院命令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向其交付任命状。马歇尔认定,马伯里依法有权获得这份任命状,扣留任命状侵犯了他的这一权利。然而,法院仍拒绝签发所请求的命令,因为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以初审程序审理该申请的权限。

因此,这项判决既拒绝提供即时的司法救济,又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司法权力宣示。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还涉及行政机关法律职责与政治职责的区分、权利与救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对司法管辖权的限制。

1800年大选与任命争议

本案发生于美国宪法施行后,总统职位首次在对立政党之间交接之际。在1800年大选中,联邦党人、时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败给了民主共和党的主要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联邦党主张建立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而杰斐逊所属政党则反对联邦党政策中的若干重要内容。双方的冲突涉及联邦税收、对外关系、《客籍法与镇压叛乱法》,以及联邦司法机关的组织架构。此次选举并未立即确定总统继任人选:杰斐逊与阿伦·伯尔在选举人团中获得相同票数,因此须由众议院作出决定。1801年2月17日,众议院选出杰斐逊出任总统。

在亚当斯任期的最后几周,即将卸任的联邦党政府与国会对司法体系的部分机构进行了改组。1801年2月13日通过的《司法法》增设了巡回法院法官职位,并免除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定期赴巡回法院履职的义务。这届政府临近卸任时任命的法官,后来被统称为“午夜法官”。不过,马伯里获任的并非这些新设的巡回法院法官职位。他的任命依据是1801年2月27日颁布的另一部有关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该法授权总统任命任期五年的治安法官。

3月2日,亚当斯提名马伯里及其他人担任哥伦比亚特区治安法官,参议院于3月3日批准了这些提名。亚当斯签署了他们的委任状,委任状上也加盖了美国国玺。约翰·马歇尔虽已于2月就任首席大法官,但仍暂时兼理国务卿职务,负责主管办理这些委任状的国务院。3月4日杰斐逊政府就任时,部分委任状仍未送达。这一行政疏漏成为引发诉讼的直接原因。

杰斐逊认为,委任状尚未送达就意味着任命尚未完成,因此下令不予送达。他将这些临近卸任时作出的任命视为败选的联邦党人试图借助公职保留政治影响力的举措。相比之下,马伯里坚持认为,总统签字并加盖国玺后,他的任命就已完成。依此观点,委任状是既有法定权利的凭证,而不是新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扣留的文件。

这些背景说明,一场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公职争议何以具有宪法意义。它涉及总统更替前后政府行为的连续性、已完成任命的法律地位,以及联邦法院能否强制高级行政官员采取行动。马歇尔本人曾参与办理委任状,也使此案显得不同寻常:这位首席大法官所审理的,正是他不久前主管的部门遗留事务所引发的后果。

诉讼程序与判决结构

1801年12月,马伯里与另外三名获任命者——丹尼斯·拉姆齐、罗伯特·汤森德·胡和威廉·哈珀——直接向最高法院申请救济。他们的律师是曾在亚当斯任内担任司法部长的查尔斯·李。他们请求法院签发职务执行令,即命令公职人员履行法定义务的令状。法院先行作出命令,要求麦迪逊说明不应签发此种令状的理由。麦迪逊没有出庭应诉,政府也未按通常的对抗式诉讼程序提交支持其立场的论证。

申请人援引了《1789年司法法》第13条。该法奠定了联邦司法体系的大部分架构,其中的条文授权最高法院向联邦法院及担任联邦公职的人员签发职务执行令。申请人认为,这一条款赋予最高法院权力,可以命令麦迪逊交付他们的任命状。他们并非通过对下级法院裁判提出上诉而来到最高法院,而是直接在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这一程序选择最终决定了案件的结果。

此案并未立即得到裁决。1802年,国会中占多数的杰斐逊派议员废除了1801年的司法改组措施,并调整了最高法院的开庭日程。因此,最高法院在1802年全年均未开庭。受此延误,申请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803年2月才得到处理;其间,围绕联邦党人法官及司法机关制度地位的冲突仍在持续。案件审理时,申请人提交了有关任命状的证据,其中包括关于任命状制作和经手过程的证言。

马歇尔围绕三个问题组织判决意见。第一,马伯里是否有权获得任命状?第二,如果这一权利受到侵害,法律是否提供救济?第三,如果存在救济途径,由最高法院签发职务执行令是否是获得救济的适当方式?按照这一顺序,马歇尔得以先解释任命的法律性质和国务卿的职责,再讨论最高法院自身是否有权签发命令。

据判例报告记载,参与审理的四位大法官一致同意该判决。然而,判决实际作出的处置十分有限:法院撤销了先前要求说明理由的命令,并驳回了签发职务执行令的请求。法院既未命令麦迪逊交付任命状,也未让马伯里就任,更未判给赔偿。关于马伯里在实体法上享有何种权利的讨论,构成了判决说理的一部分;但由于缺乏初审管辖权,法院无法给予他所请求的救济。

区分判决的说理与具有执行效力的裁判结果至关重要。马伯里获得了政府侵犯其法定权利的宣告,却输掉了申请。本案之所以闻名于世,其所确立的宪法原则,正是源于法院对最高法院为何无权采取行动的解释。

任命、委任状与法律权利的存在

马歇尔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任命何时才算在法律上完成。宪法区分了总统提名、参议院提供建议并表示同意,以及总统任命这几个环节。书面委任状是任命的正式记录,但本案要求给出更精确的答案:获任者的权利是否取决于该文件的实际交付?如果交付仍是任命不可或缺的一环,杰斐逊政府便可以主张任命程序从未完成。如果任命已经完成,那么扣留文件就是妨碍一项既有权利的行使。

最高法院认定,亚当斯签署委任状时便已完成任命,而加盖印章则使委任状本身的制作手续完备。交付并非创设任职者权利所必需的、由总统另行行使裁量权的行为。马歇尔将委任状与私人契据加以区分,后者的法律效力可能取决于是否交付。委任状是对一项已经实施的政府行为的正式记录,国务卿随后如何处置该文件,并不决定这一行为是否已经发生。

这一推理部分取决于马伯里所任职位的性质。他的法定任期为五年,而马歇尔认为,总统不能仅凭个人意愿撤销这项任命。任命一旦完成,新政府与前任政府在政治上的分歧便不能使其失效。最高法院并非宣告所有联邦官员都享有同样的任期保障,而是将马伯里的权利与规范这一特定职位的法律条件联系起来。

职位与文件之间的区别,也使马伯里所受侵害的性质更加明确。按照马歇尔的分析,马伯里并非只是要求杰斐逊作出一项新的任命,或完成亚当斯尚未作出最终决定的裁量事项。他要求的是对一项已经存在的任命予以正式承认。委任状为他的任职资格提供了正式凭证,使他能够在日常履职过程中证明这一资格。因此,拒绝交付委任状被认定为侵犯了一项既得的法律权利。

这一结论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杰斐逊不接受尚未交付的委任状已经脱离行政部门控制这一前提。因此,这场争议不仅关乎一份下落不明的文件,还关乎一位总统的决定究竟从哪个法律时点起对其继任者产生约束力。在已完成的公务行为应当延续有效与新政府所声称的可以不予理会的自由之间,马歇尔的回答支持了前者。

最高法院的分析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区分了任命授权、任命完成以及任命的书面凭证。这几个阶段并不一定同时发生。不过,由于最高法院最终认定自己无权管辖并给予救济,其对马伯里权利的分析并未产生一项可强制执行的命令,要求交付委任状或使他得以就职。

法律救济与行政裁量权的界限

确认马伯里享有一项权利后,马歇尔转而考察是否存在相应的救济途径。他将法律保护与法治联系起来,称美国是“一个由法律而非个人统治的政府”。这一主张并不是说,政府造成的任何失望都能成为提起诉讼的理由,而是说,一项已经确立的个人法律权利,不能仅仅因为侵害源于行政官员的行为,就被排除在司法保护之外。因此,必须区分不同种类的行政行为。

马歇尔承认,行政职责中存在一个具有政治性、涉及自由裁量的领域。当官员作为总统的代理人,就宪法交由行政部门判断的事务采取行动时,法院不能以自身的偏好取代行政部门的判断。此类问题应通过政治体制解决,而不是依靠通常的司法命令。判决意见并未声称法院有权监督总统的一般政策选择、控制外交谈判,或指挥内阁部长的每一项行动。

但当法律规定了某项具体义务,而个人权利又取决于该义务的履行时,适用的规则就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级别并不能使其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免受法律审查。国务卿既可能承担机密的政治职能,也可能履行日常的法定义务。如何归类,取决于具体行为,而非仅仅取决于官员的头衔。马歇尔认为,交付已经制作完成的委任状属于后一类,因为此时任命已不再有待行政部门作出裁量决定。

原则上,强制令适合用于强制履行此类义务。这种源于普通法实践的令状,并不是法院不受限制地控制行政活动的手段。它针对的是公职人员所负的一项足够明确的义务。后来,这一区分与“羁束性”义务密切联系起来,即法律已明确规定应如何履行的义务,与法律赋予判断权的行为相对。马伯里的请求正是按前一类提出的:交付证明一项已经作出的任命的文件。

判决意见还考察了其他救济方式能否充分保护这项权利。其论证并不认为,通常的金钱损害赔偿诉讼可以有效替代委任状的交付。诉求的目标是使某项具体的公职任命得到承认,而不只是弥补经济损失。即便如此,强制令作为一种救济方式是适当的,也不意味着所有法院都有权签发。即使存在有效的权利和适当的救济,仍然需要一个依法享有管辖权的法院。

本案的这一部分推动了后世行政法的发展,尤其是这样一项原则:行政官员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时,可以受到司法程序的约束。但不应将其等同于现代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法律的全部内容。后来的立法与判决逐步形成了更为细致的规则,涉及行为是否可受审查、救济方式、官员豁免以及程序要求等问题。马伯里案提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区分,而非一套对行政机关进行司法监督的完整制度。

第13条与宪法对管辖权的分配

决定性的障碍在于初审管辖权与上诉管辖权的区别。初审管辖权允许法院从诉讼伊始受理案件。上诉管辖权则允许法院对已经其他司法程序裁决的事项进行复审。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最高法院对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的案件,以及州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拥有初审管辖权。对于该款列举的联邦司法权所及的其他各类案件,最高法院拥有上诉管辖权,但须遵守国会规定的例外和规则。

马伯里的申请不属于宪法列举的初审管辖案件类别。这是个人为取得委任状而针对联邦官员提起的诉讼,既不是州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也不涉及上述特定外交官员。马歇尔也无法将所请求的命令认定为行使上诉管辖权。当时并无下级法院的判决提交最高法院复审。该申请要求最高法院直接启动司法程序,并命令麦迪逊采取行动。

然而,1789年《司法法》第13条规定,在符合法律原则和惯例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可以向依据联邦权力设立的法院或任职的人员签发职务执行令。马歇尔将这一表述解释为授权最高法院受理马伯里提起的初审诉讼。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国会能否将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扩大到宪法列举的范围之外。

最高法院的回答是否定的。马歇尔认为,宪法第三条所作的管辖权分配具有约束力,而不是可由国会自由补充的最低限度规定。如果国会可以将案件从上诉管辖范围转入初审管辖范围,那么宪法区分并列明这些类别的规定,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实际效力。授权国会规定例外和规则的条款针对的是上诉管辖权,并未赋予国会扩大初审管辖权的一般权力。依照这一解释,第13条不能合宪地授权最高法院签发所请求的职务执行令。

这种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一直存在争议。第13条并未明确规定,所有针对联邦官员的职务执行令申请都属于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范围。另一种解读认为,该条关于职务执行令的表述,只是授权最高法院在依据其他规定已拥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救济手段,其中也包括与上诉审查有关的情形。按照这种解释,该法条完全不必与宪法第三条发生冲突。因此,围绕本案的争论不仅涉及其宪法论证,也涉及那种使宪法裁决成为必要的法律解释。

相应地,被认定无效的范围也很有限。最高法院并未推翻整部《司法法》,也未废除职务执行令,或否认国会对联邦司法体系拥有广泛权力。最高法院否定的,只是马歇尔所理解的第13条赋予法院对这项申请行使初审管辖权的部分。直接后果是,尽管最高法院已就马伯里的权利和麦迪逊的义务作出结论,却仍无法提供救济。

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依据

马歇尔认定第13条与宪法第三条存在冲突后,提出了法院应当适用哪一项规则的问题。他的出发点是成文宪法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这一性质。人民建立了政府,并为各政府机构划定了明确的权限。如果普通立法无需遵循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就能改变这些限制,那么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的区别便会消失。只要立法机关中的多数选择无视宪法,宪法就不再能发挥上位法律规范的作用。

马歇尔鲜明地提出了两种非此即彼的可能:要么宪法优先于与之冲突的法律,要么立法机关可以通过普通立法改变宪法。他认为,后一种可能与成文宪法确立有限权力的宗旨不相容,因此予以否定。这一论证确立了宪法的至上地位,但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即使违宪的法律无效,为什么应当由法院判定这种冲突,而不是将问题完全留给政治部门处理?

答案在于审判职能。对于依法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法院必须确定其适用的法律。如果两项应适用的规则相互冲突,要裁决案件,就必须确定哪一项规则具有优先效力。因此,宪法问题并非完全独立于司法机关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日常职责。当宪法与某项制定法要求作出彼此不相容的裁判结果时,法院无法同时赋予两者效力,而必须适用效力更高的规则。那句关于司法部门有责任“阐明法律是什么”的著名论断,正是在这一解决法律冲突的论述中提出的。

马歇尔还援引宪法文本来加强这一论证。宪法第三条将联邦司法权扩展至依据宪法产生的案件,因此很难主张法院在裁决此类案件时必须无视宪法的含义。最高法律条款规定,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条约构成最高法律。马歇尔强调,联邦立法必须符合宪法这一限定条件,而不是认为凡经国会通过的法律都自然具有最高法律地位。他还援引了法官拥护宪法的誓言。

这一推理并不依赖于某项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可以宣告国会立法无效的条款。宪法文本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概括性规定。相反,马歇尔从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与司法职能之间的关系中推导出了司法审查权。这一结论既是一套宪法学理论,也为本案的裁决指明了方向:最高法院必须拒绝适用与宪法第三条相冲突的法定授权。

在这一语境下,“宣告无效”是指在审判中拒绝赋予冲突条款以法律效力。法院并不像立法机关那样废除法律条文。这一区别至今仍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根本,即使最高法院就宪法问题作出的裁决,在法律先例的支持下,可能使某项法律条款在后续案件中实际上无法得到执行。

早期基础与当时的争议

在“马伯里案”之前,司法审查并非法律界闻所未闻的观念。1803年以前,美国律师和法官就已围绕法院是否应当拒绝执行违反上位法的法律展开辩论。18世纪80年代,多个州法院曾审议此类问题。这些争议产生于各州新近通过的宪法之下,涉及陪审团审判、财产以及政府权力的组织安排等事项。各州法院的处理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但为联邦层面的辩论提供了实践背景。

宪法的制定与批准过程也涉及对司法角色的讨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88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为法院有权将违宪法律视为无效的主张作了辩护。他将宪法称为根本法,并指出,法院在成文法与宪法相抵触时适用宪法,并不意味着法官凌驾于立法者之上;真正高于两者行为的,是人民通过宪法作出的决定。马歇尔的论证遵循了十分相近的思路,不过,这份司法意见处理的是具体的管辖权争议,而非对拟议宪法的一般性辩护。

“马伯里案”之前的联邦司法实践,同样使该案“发明”了司法审查的说法难以成立。在1796年的“海尔顿诉美国案”中,最高法院审议了针对联邦马车税的违宪质疑,并裁定该税合宪。大法官们愿意审查这一质疑,本身就以司法机关有权评判联邦法律的合宪性为前提。在1792年与“海本案”有关的诉讼程序中,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反对一项法律,因为该法要求他们履行养老金相关职能,而其决定又可由行政官员复核更改。这些程序并未像“马伯里案”那样产生最高法院对实体问题的裁决,但它们反映出合宪性审查当时已经存在。

尽管如此,1803年的这一判决仍具有独特地位:它是最高法院首次实际裁定国会制定的某项法律条款违宪,并就此向公众作出了异乎寻常的详尽阐释。它在当时产生的政治影响颇为复杂。马歇尔批评了政府对待马伯里的方式,却拒绝给予救济,使杰斐逊无须面对一道需要抗拒的司法命令。法院在宣示一项重要法律原则的同时,避免了围绕委任状的执行问题与政府直接对抗。

这一结果促使人们从机构策略的角度解读这份司法意见。人们常将其论证结构描述为:让马歇尔在表面上限制法院权力的同时,增强了法院的地位。这种解读说明了判决在政治层面的布局,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确定马歇尔内心的动机。判决的法律推理也体现了数十年来一直流传的、关于成文宪法与司法职责的论点。

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法院在解决管辖权问题之前,就先行讨论了马伯里的权利及其可获得的救济;此外,马歇尔此前还曾以官员身份参与委任状的相关事务。现代管辖权实践通常强调,应先确定法院具有审判权限,再裁定实体权利。这些质疑针对的是司法意见的论证次序及其所处的制度背景;它们与法院能否适用宪法而不适用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并不相同。

后世的权威地位与判例的局限

这一判决后来享有的显著地位,不应掩盖1803年之后司法审查发展历程的不平衡。在随后的数十年间,最高法院并未经常宣告联邦法律无效。此后,通常被公认为最高法院再次推翻国会立法的判决,是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该案认定,《密苏里妥协案》对联邦领地内奴隶制的限制违反宪法。这一判决就公民身份和奴隶制所作的宪法结论,后来被重建修正案所取代。这段历史表明,接受司法审查制度,并不意味着经由这一制度作出的每项判决都是正确的。

马歇尔任首席大法官期间的最高法院,还通过涉及各州的案件强化了联邦司法权威。弗莱彻诉佩克案(1810年)依据宪法的契约条款,宣告佐治亚州的一项法律无效。马丁诉亨特承租人案(1816年)确认,最高法院有权对涉及联邦问题的州法院判决进行上诉审查;科恩斯诉弗吉尼亚州案(1821年)则在一起州刑事诉讼中确认了这一权力。这些判决处理的法律问题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拓展了联邦司法机关的作用,使其在联邦制下维护对联邦法律具有全国权威性的解释。

一个重大问题是司法审查与司法至上之间的区别。前者允许法院在其管辖的案件中裁断宪法问题;后者在较强意义上,则认为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不仅适用于当前诉讼,也对其他政府机构具有权威性。马伯里案明确支持法院有义务裁断涉及宪法的冲突,但对于总统、立法者和州官员在履行各自职责时应如何解释宪法,该案并未解决所有问题。

后来的判决从该案中引申出了更广泛的制度性结论。在涉及阿肯色州抵制公立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库珀诉阿伦案(1958年)中,最高法院援引马伯里案*,阐明其宪法解释具有约束力。这一援引将1803年的判决与克服州的抵制、落实宪法权利联系起来。它也表明,一项最初涉及联邦法院管辖权的判例,如何成为主张司法机关在宪政秩序中具有更广泛地位的基础。

不过,司法审查仍受管辖权和程序的约束。联邦法院通常要求存在具体的案件或争议,并适用有关诉讼资格、争议失效、争议成熟性以及政治问题的法理。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不受限制地回答抽象的宪法问题,或监督政府的所有政策。马伯里案本身就体现了这一区别:认定官员的行为违法,并不因此产生给予救济的权力。

该案的国际意义同样需要作出限定。其他宪政体系采用专门的宪法法院、抽象审查、立法机关提请审查等机制,或对宪法判决的效力规定了不同规则。有些体系遵循议会主权传统,而非美国那种通过普通诉讼维护成文宪法最高地位的模式。马伯里案是宪法裁判的重要参照,但它将司法审查、有限的初审管辖权和以具体案件为基础的推理结合起来,这一特定组合植根于美国的制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