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衡是指通过制度安排,使不同公共机构能够相互约束、监督或纠正彼此行使权力的行为。这些安排包括共同批准的要求、否决决定的权力、独立审查、立法机关对公共支出的控制,以及罢免官员的程序。其核心目的在于防止政治权力集中和滥用,同时确保政府仍能有效运作。
这一概念与权力分立密切相关,但两者并不相同。权力分立将政府职能分配给不同机构;权力制衡则赋予这些机构相互影响或限制的手段。例如,宪法可以将立法权赋予代议机关,同时允许行政机关否决法案,并由司法机关审查法律是否合宪。这些相互交叠的权力使各机构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
美国的权力制衡制度影响尤为深远,但权力制衡也存在于议会制政体、联邦制国家、宪法法院、独立监督机构和超国家组织之中。其实际效力不仅取决于成文规则,还取决于政治竞争、信息获取渠道、机构资源,以及官员是否愿意遵守法律规定的权力界限。
含义与制度逻辑
权力制衡旨在应对公共权力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难题:机构需要足够的权力来履行职责,但同样的权力也可能遭到滥用。在民主制度中,选举是实现问责的重要途径,但选举并非持续进行,也无法解决有关合法性或职权范围的所有争议。制度性制约在两次选举之间发挥作用,有时还能保护那些可能被选举多数忽视的利益。
制约是指在法律上或政治上能够有效限制另一机构的手段。它可以阻止某项行动、要求重新审议、揭露不当行为,或施加制裁。平衡则涉及权力与资源的配置,使这些约束切实有效。平衡并不一定意味着权力相等。法院可能既不掌握公共财政收入,也不掌握武装力量,却仍有权以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宣布违法决定无效。反过来,如果立法机关缺乏信息、工作人员,或无法独立于行政机关,即使其在形式上拥有广泛权力,实际作用也可能有限。
若干机制常见于不同的宪政体制。否决权可以阻止或延缓拟议措施。共同同意要求将机构间达成一致作为采取行动的条件,例如两院必须批准同一份立法文本。审查使某一机构能够评估已经采取的行动。调查可以强制要求作出解释或披露信息,而罢免程序则可以终止官员的任职。这些机制在发挥作用的时点和所产生的后果上各不相同:审计可以揭示不当支出,但本身未必能够撤销该笔支出;司法命令则可能立即禁止有关措施的实施。
制约也不同于一般的内部监督。部长指挥下属官员,行使的是层级控制;议会委员会调查部长,则是跨越机构边界开展监督。不过,内部控制仍可为更广泛的问责体系提供支持,尤其是在专业官员履行报告职责受到保障,或外部机构能够审查其调查结果的情况下。关键在于某种机制能否形成切实有效的约束,而不只是一个组织是否设有多个部门。
因此,这一概念描述的是机构之间的关系,而非一张固定的组织架构图。机构可以通过表达异议相互制约,也可以通过日常合作做到这一点,例如协商修正案、说明理由、共享信息,以及在有必要诉诸诉讼之前纠正错误。一个运转良好的制度并不需要不断产生对抗。也并非所有阻碍都称得上宪政保障。某项程序如果只是阻止行动,却无助于问责,带来的可能是僵局,而非有益的平衡。制度设计的难题在于,将权力约束与依法决策、责任明确以及有效施政的能力结合起来。
历史基础与宪政发展
权力制衡的思想渊源,部分可追溯至古代的混合政体理论。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政治组织中的议事、行政和司法要素,不过这些要素与现代的政府分支并不完全对应。公元前二世纪,波利比乌斯将罗马政制描述为通过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要素。他的论述强调三者的相互依存:每一方都掌握着能够支持或阻碍其他各方的权力。这是一种平衡社会与政治要素的理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公民权学说。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欧洲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更多先例。统治者征收某些税项时,往往需要取得议会的同意;与此同时,法院、团体特权以及习惯法上的义务也构成了其他限制。这些制度安排并不均衡,而且往往保护的是特定等级或特权群体,而非普遍权利。尽管如此,它们仍有助于确立这样一项原则:公共权力可以分割,某些行动必须获得不同机构的一致同意。英国围绕税收、王室特权和议会权力展开的冲突,对后来的宪政思想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约翰·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中,区分了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他所说的对外权涉及对外关系,而非如今称为联邦制的地域性分权。洛克认为,在经同意建立的政府中,立法权居于最高地位,但他同时主张,立法权仍受其公共目的的约束。孟德斯鸠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中,将政治自由与防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集中的制度安排联系起来。他对英国制度的解读影响深远,尽管后来的英国政府并不符合严格的三权分立模式。
1787年起草的美国宪法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套格外明确的制度设计。制宪者借鉴了殖民地经验、各州宪法和英国制度,也吸取了《邦联条例》下全国政府未能令人满意的教训。他们并不只是将不同职权分开,还通过否决、任命、弹劾和财政收入控制等机制,让各权力分支部分参与彼此的职能。设置不同的任期和产生程序,是为了降低所有机构在相同压力下作出同样反应的可能性。
詹姆斯·麦迪逊在1788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尤其是在第47至51篇中,阐释了这一思路。第51篇主张,宪法上的制度安排应当将公职人员所处机构的利益与抵制权力侵夺联系起来。这并非简单地断言,个人的政治野心能够可靠地捍卫自由;这一主张与支持代议制政府、权力分立,以及建立容纳多元利益的大共和国的论证相互配合。后来的宪政体制根据不同情境调整了这些思想,将其与议会问责制、宪法裁判、普选权和行政国家等制度及发展相结合。
美国的宪制安排
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分别依照宪法设立,同时,许多权力的行使又要求这些机构相互配合。国会制定联邦法律,总统执行法律,联邦法院审理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然而,这些职能在制度上并非彼此隔绝。总统通过否决权参与立法;参议院参与官员任命;国会设立大部分行政和司法机构,并为其提供经费;法院则解释成文法及宪法所规定的权限界限。
普通联邦立法通常须由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文本完全一致的法案,再呈交总统。总统如有异议,可以将法案连同反对意见一并退回。国会两院均以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即可推翻总统的否决。如果总统在十天内(不计星期日)未采取行动,法案通常即成为法律;但若国会休会导致法案无法退回,法案便不能成为法律。这一程序赋予行政部门相当大的议价能力,却没有赋予其对立法的绝对否决权。
官员任命和国际协定也是共享权力的例子。根据宪法第二条,总统提名主要官员和联邦法官,并须征询参议院的意见、取得其同意。国会可以将下级官员的任命权授予总统单独行使,也可以授予各部门首长或法院。条约须获得出席参议员三分之二的同意。这些规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协定都遵循条约缔结程序:美国的实践还包括具有不同法律依据的国会—行政协定和行政协定。
国会对拨款的控制,是约束行政行为的重要手段。宪法第一条规定,只有依据法律作出的拨款,才能从国库支取款项。国会可以授权实施各项计划、确定经费、要求提交报告,并调查行政部门的运作。不过,授权与拨款是两回事,而且已颁布的法律可能赋予行政部门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能否实现有效控制,取决于法律条文的措辞、委员会的审查、获取档案资料的途径,以及可强制执行的支出限制。
弹劾提供了另一种宪法问责机制。众议院独享提出弹劾的权力,参议院则负责审理弹劾案;定罪须获得出席参议员三分之二的同意。宪法将叛国、受贿及其他重罪和轻罪列为罢免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文职官员的理由。弹劾不同于普通刑事起诉,本身并不判定刑事责任。法官在行为良好期间得以继续任职、任职期间薪酬不得削减的保障,以及行政首脑的赦免权,也都是这一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些安排共同构成了相互交叠的约束,而非各机构之间的完全独立。
议会制与半总统制
在议会制下,行政机关通常须获得立法机关或其主要民选议院的信任。部长通常也是立法机关的成员,因此,这种制度不像总统制那样,在行政与立法机关之间实行人员分离。问责机制主要通过信任投票、对部长的质询、委员会调查、财政审查、政党竞争和选举发挥作用。政府若失去必要的议会支持,可能须依照适用的宪法规则辞职或举行选举。
这种关系既形成了直接的制约,也可能带来弱点。议会信任机制允许在不经过总统弹劾程序的情况下更换政府。然而,得到纪律严明的多数派支持的内阁,可能对立法议程和表决结果拥有相当大的控制力。因此,有效监督可能有赖于反对党的权利、委员会的独立性、上议院、党内不同意见,以及获取可靠信息的渠道。行政与立法在形式上的融合并未消除制衡,而是改变了制衡发挥作用的环节。
英国的制度表明,议会主权可以与对行政行为的多重约束并存。法院审查部长决定的合法性,议会委员会调查行政事务,上议院则审查立法,并可延缓许多法案的通过。不过,根据1911年和1949年的《议会法》,对于大多数公共法案,上议院并不享有与下议院同等的否决权。包括部长责任制在内的宪法惯例也规范着政治行为,但惯例的执行方式与法律规则不同。法院通常不会仅因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违反不成文的更高层级宪法,就宣告其无效。
德国1949年的《基本法》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将问责与政府运作的连续性结合起来。根据第67条,联邦议院可以通过以全体议员过半数选出继任者的方式,罢免联邦总理。这使得仅以反对现任政府为共同目标的联盟,无法在就替代人选达成一致之前推翻政府。其他制衡机制包括宪法裁判,以及各州政府通过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事务;特定类别的联邦立法须经联邦参议院同意。
半总统制同时设有总统,以及向议会负责的总理和内阁,但各国实际的权力分配差异很大。在法国,1958年宪法赋予总统重要权力,同时规定政府须向国民议会负责。当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分属对立的政治阵营时,被称为“左右共治”的格局可能重新分配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实际影响力。宪法第49条第3款将特定法案的通过与不信任动议能否获得通过挂钩,体现了宪法机制如何在加强行政机关对议程控制的同时,保留议会倒阁的机制。
法院、违宪审查与法律救济
司法审查使法院能够评估公权力行为是否符合上位法。审查可能涉及立法是否合宪、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或是否遵守了保障权利的规定。司法审查的制度形式各不相同。有些制度允许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处理宪法问题;另一些制度则将核心权限交由专门的宪法法院行使。审查可以在一项措施生效前进行,也可以在法律颁布后进行,还可能只有在具体争议提交法院时才能启动。
在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成为最高法院的一项奠基性判决,确认了司法机关有权拒绝适用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不过,更广泛的违宪审查制度既非由此立即形成,其发展也不限于这一案件。在欧洲,奥地利1920年的宪制安排提供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集中式宪法裁判模式,这一模式与汉斯·凯尔森密切相关。此后设立的宪法法院,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宪法法院,对个人申诉、机构间争议和立法审查作出了不同的制度组合。
法院不仅通过宣示法律原则,也通过提供救济来制约政府。法院可以撤销行政决定,通过禁令禁止违法行为,责令履行法定义务,或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判给损害赔偿。人身保护令使法院得以审查拘禁的法律依据。任何救济的实际效果,都取决于管辖权、诉讼资格规则、寻求救济的成本、程序推进的速度,以及官员是否遵从裁判。即使审查权在形式上十分广泛,如果诉讼耗时多年,或申请人无法取得必要证据,它所能提供的保护也可能相当有限。
因此,司法独立是有效审查的核心条件。相关保障包括稳定的任期、公正的任命程序、防止任意免职的保护,以及充足的机构资源。独立并不意味着法官不受法律约束,也不意味着其无须向公众负责。司法裁判受到管辖权、程序、法律论证以及在设有相应机制时的上诉的约束。任命程序和纪律制度必须兼顾问责与保护,防止法官因作出不受欢迎的判决而遭到报复。
司法制约也引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民主问题:未经选举产生的法院,何时可以否定民选代表作出的决定?支持者强调宪法至上、少数群体保护,以及对政治竞争规则的执行。批评者则强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指出,有争议的政治判断可能被包装成法律上必然得出的结论。不同宪政制度对此有不同的回应。有些赋予法院强有力的宣告法律无效的权力;另一些则允许立法机关作出回应,或采用并不自动使法律失效的宣告形式。因此,不能仅凭是否存在权利法案,就推断司法审查的力度。
地域性与超国家层面的制衡
联邦制将公共权力分配给中央政府与宪法认可的地域单位。它可以通过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制衡,补充各权力分支之间的横向制衡。地方政府可以管理自身机构,在法院对联邦立法提出异议,或参与中央决策。当中央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无法通过常规的单方面行动收回地方权力时,这种保障最为有力。
地域分权并不总会形成对抗关系。许多政策领域都需要在财政、行政管理和标准方面开展合作。在德国,联邦参议院使各州政府能够直接参与联邦立法。在美国,参议院给予每个州两个参议员席位,但1913年批准的第十七修正案将参议员的产生方式由州议会选举改为选民直接选举。这些安排体现了将地方利益与中央机构联系起来的不同方式;但无论哪种安排,都不意味着第二院在每项决策中都只是地方政府的代理人。
联邦制下的制衡也可能造成责任归属不清。如果某一级政府为一项计划提供资金,而由另一级政府负责实施,双方就可能相互归咎。共享权力可以鼓励试验与协商,但也可能给阻挠行为留下空间,或导致权利保障不均。宪法裁判往往决定中央与地方权限的界限。财政安排同样重要:一个地区即使在法律上承担广泛职责,如果缺乏独立财源,仍可能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
单一制国家即便不是联邦,也可以存在重要的地域性制约。权力下放将权力移交给地方机构,而地方自治则可以形成更多的政治代表中心。这些安排在法律上能对中央当局构成多大约束,取决于相关宪法和法律。应当区分宪法层面的制度保障、政治惯例与实际正当性:即使中央立法机关保有广泛的法律权限,要推翻地方机构的决定,在政治上也可能十分困难。
欧洲联盟提供了一种超国家层面的分权形式,而非简单照搬国家层面的三权分立模式。在普通立法程序下,欧洲议会与欧洲联盟理事会共同通过立法,通常由欧洲委员会提出提案。欧洲理事会确定总体政治方向,但不行使立法职能。欧洲联盟法院解释欧盟法律,并审查其管辖范围内的行为。条约规定的程序还涉及各国政府,并在特定情形下涉及各国议会。这些关系通常以机构平衡原则来表述:每个机构都必须在尊重其他机构所获权限的同时行使自身权力。
监督机构与公共问责
现代政府不仅通过总统、部长、议会和法院行使权力,也通过庞大的行政体系行使权力。因此,公共采购、警务、监管、选举和财务管理都需要专门监督。审计机关、选举委员会、监察长和申诉专员等机构,是对传统分权体制的补充。这些机构的职责各不相同,但通常包括调查行为、查明事实、提出纠正建议,或启动执法程序。
审计机关审查公共资金的征收和使用是否合法;在某些制度下,还会审查各项计划是否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实现了目标。审计工作不同于立法机关的政策抉择:审计人员可以评估一份合同是否遵守采购规则,而不必判断其背后的政策是否应当存在。当立法机关就审计结果举行后续听证、官员必须作出回应,且违法支出可能导致资金追缴或其他法律后果时,审计结果就能发挥更有力的制衡作用。仅仅公布结果,并不能保证问题得到纠正。
申诉专员机构通常受理有关行政失当、待遇不公或程序不当的投诉。瑞典于1809年设立的议会申诉专员制度,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范例,不过,当代各地的申诉专员机构在权限以及与法院、立法机关的关系上各有不同。有些可以主动开展调查,另一些则主要根据投诉展开调查。许多机构提出的是建议,而非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它们的影响力可能来自民众求助的便利程度、调查的公信力、公开报告,以及将问题进一步提交政治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的可能性。
独立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带来了一个相关但又不同的制度设计问题。使某些决策不受日常政治指令干预,有助于发挥专业优势、保持一致性,或防范利益冲突。然而,授权也带来了问责的必要性。法定目标、报告义务、司法审查、任命程序和立法机关听证,都可以对独立机构形成约束,而不必赋予部长不受限制地干预个别决定的权力。因此,独立并不意味着不受制衡,而是改变了制衡的形式。
外部监督还依赖国家体制之外的机构。新闻业、公民社会、专业团体以及学术研究,可以揭示官方机构缺乏能力或动力去调查的事实。表达自由和获取公共记录的权利,有助于使这种监督成为可能。这些主体通常不拥有宪法赋予的否决权,因此,不应将其制衡作用与正式的法律权力混为一谈。它们通过向法院、立法机关、审计机关和选民提供证据,影响正式机制的运作。因此,即使宪法文本没有改变,对信息的限制也可能同时削弱多种制度性制衡机制。
紧急状态下的职权与特别权力
战争、叛乱、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可能要求政府采取异常迅速的行动。因此,宪政体制往往允许暂时偏离常规程序,或允许行政机关行使特别权力。对权力制衡而言,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应对真正的紧急情况时提供必要的速度与灵活性,同时防止特别权力变得不受限制或永久化。
紧急状态下的制度安排可以在多个阶段受到约束。宪法可以规定宣布紧急状态的条件,要求获得立法机关批准,设定终止日期,或要求定期延长授权。法院可以审查法定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及具体措施是否仍在授权范围之内。报告义务可以揭示紧急权力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些机制应对的是不同风险:立法机关的批准明确政治责任,而司法审查则处理个别争议中的合法性问题。
德国《基本法》载有关于防御状态的详细规定,这些规定通过1968年的修宪引入。相关安排旨在维持宪政机构的运作,并规定常设机构无法履职时适用的替代程序。法国宪法第16条规定,当特定威胁与宪法规定的公共权力机关正常运作中断的情形同时出现时,总统可以行使特别权力。2008年修宪后,宪法委员会可按照与这些权力行使时长相关的程序,审查是否继续行使这些权力。这些例子表明,特别权力可以获得宪法授权,同时仍受到特定形式的监督。
宣布紧急状态与依据该宣布采取的每一项措施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紧急状态的宣布合法,并不必然意味着此后实施的所有限制都合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允许在威胁国家存亡且经正式宣布的社会紧急状态下克减公约义务,但必须符合特定条件。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严格限于紧急情势所必需的程度,而且有些权利不得克减。国内宪法规定还可能施加额外限制。这类规则将紧急状态下的政府施政纳入法治框架,而不是将危机视为法律真空。
不过,在紧急状态下,实际监督仍可能变得更加困难。信息可能被列为机密,立法机关可能难以召开会议,法院也可能面临涉及技术或安全评估的紧急案件。临时措施还可能在体制内获得支持者,从而变得难以终止。日落条款、记录保存、事后审计,以及针对违法行为的赔偿或救济,分别应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取决于其他机构能否切实获取信息并确保各项限制得到遵守,而不仅仅取决于紧急状态法律是否写有“临时必要”之类的措辞。
政治条件、制度失灵与不同评价
成文规则的运作离不开政治激励。一个同时控制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政党,可能会协调两者的行动,即使它们在宪法上各自独立。相反,不同政党分别掌控这些机关,则可能加剧监督、协商与阻挠。政党纪律的强弱也很重要:如果立法者在提名或晋升上高度依赖政党领导层,他们挑战同党行政首长的动力就可能较弱。因此,纸面上的机构独立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行为上的独立。
资源和信息同样重要。没有专业工作人员,也无法查阅相关记录,立法机关就难以有效审查复杂的支出或监管措施。法院需要有能够切实执行的管辖权,以及足够的案件审理能力。监督机构则需要预算保障,避免预算轻易遭到操纵,成为惩罚那些令掌权者不快的调查的手段。这些条件有助于解释,为何相同的宪法条款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实际效果。只有当一个机构能够发现问题、在自身权限内采取行动,并确保问题得到有效回应时,其制约作用才是可信的。
政治惯例通过抑制对一切可用权力的极限运用,为正式规则提供支持。公职人员可能会接受对自己不利的裁决,允许反对派进行实质性监督,并将暂时的选举胜利与不受限制的权力区分开来。不过,惯例不能替代法律保障。当参与者预期对手会无视惯例,或者认为短期收益超过了自我克制的价值时,惯例就可能受到侵蚀。此时,宪法冲突便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一场争论:哪些做法具有约束力,哪些只是可有可无的礼让。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分析方法是与政治学家乔治·策贝利斯相关的否决者理论。否决者是指改变现状必须征得其同意的个人或集体行动者。这类行动者的数量、彼此间的政策分歧,以及集体行动者内部的凝聚力,都可能影响政策改变的可能性。这一框架区分了制度结构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两院可能在形式上构成两个独立的否决关口,但如果它们的偏好相同,就未必会增加多少约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仅凭机构数量不足以衡量实际的制约程度。
最主要的权衡在于,既要防止权力滥用,又要保留采取正当集体行动的能力。增加批准环节,可以促进审慎讨论、保护少数群体,并使突然的单方面变革更难实现。但这些要求也可能固化过时的政策,赋予代表面狭窄的行动者更大权力,并使失败的责任归属变得模糊。地域单位的平等代表权、特定多数规则和强有力的司法审查,各自都会引出关于多数统治与宪法限制之间关系的不同问题。因此,评估一个制度,需要考察其制衡机制实际保护的是什么、谁能够启动这些机制、最终如何作出决策,以及违法行为能否通过既定程序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