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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jury-nullification

陪审团否决

陪审团否决是指陪审员虽认定控方已依法证明被告构成犯罪,仍作出无罪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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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否决是指陪审团虽认为法定犯罪构成要件已获证明,却拒绝适用有关法律,裁定刑事被告无罪。这种拒绝可能源于对法律本身的反对、对其适用方式的异议、对刑罚的顾虑、对被告的同情,或出于偏见。“否决”并不意味着陪审团废除某项成文法或宣告其无效:陪审团的裁决通常只决定所审理的具体刑事案件。

这一做法在刑法中具有独特地位。在许多实行陪审制的司法体系中,陪审员会被告知必须遵循法官阐明的法律;然而,一项有效的无罪裁决通常不能仅因其在法律或事实认定上有误而被推翻。因此,陪审团事实上拥有作出无罪裁决的能力,与其在法律上享有不遵循法律的权利,是两回事。两者之间的界限因司法管辖区而异。

从历史上看,陪审团否决常与反抗宗教迫害、新闻出版限制以及不得人心的刑事立法联系在一起,但它也曾庇护实施种族暴力及其他严重不法行为的被告。因此,其意义不仅涉及如何对待个别被告,还关乎民众判断、政府权威与法治之间的关系。

含义与界限

从最狭义上说,陪审团否决法律是指有意识地背离法律:陪审员认为,依照法官的指示,控方已证明被告有罪,却仍投票作出无罪裁决。广义用法还包括受宽恕之心、社区观念或不愿让被告承受定罪后果等因素影响的裁决。广义上的陪审团否决法律较难与通常的评议过程区分,因为陪审员很少解释他们如何得出裁决。

不能仅因外界认为证据确凿,就断定无罪裁决必然属于陪审团否决法律。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而陪审员可能有合理理由不采信证言、质疑身份辨认证据,或认为犯罪故意等某一构成要件尚未得到证明。依照无罪推定原则,若未达到适用的证明标准,就必须作出无罪裁决。基于此类疑点作出的裁决是在遵循法律,而非否决法律。

陪审团否决法律也不同于法律认可的抗辩。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受胁迫等抗辩,在法律允许且依相关规则成立的情况下,可以使原本构成犯罪的行为具有正当性,或使行为人免于承担刑事责任。陪审员基于法律认可的抗辩作出无罪裁决,是在适用法律。相反,如果某项抗辩在法律上不可适用,陪审员却因认为它在道德上极具说服力而作出无罪裁决,就可能是在否决法律。两者的区别取决于具体审判所适用的法律和法官指示,而不只是裁决是否显得仁慈。

陪审团拒绝定罪并不构成司法审查。法院认定某项立法违宪时,会提出可能对其他案件具有拘束力的法律理由;陪审团通常只作出裁决,并不提供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此后,仍可依据同一法条起诉其他被告。即使屡次出现无罪裁决,也不会在形式上将某项罪名从成文法中删除,不过这些裁决可能影响执法和立法政策。

还必须区分个别陪审员拒绝定罪与陪审团整体作出无罪裁决。在要求一致同意的制度中,一名持异议的陪审员可以阻止有罪裁决,却未必能促成无罪裁决。其结果可能是出现陪审团僵局,并导致审判无效,此后可能获准重新审判。因此,“一名陪审员就能否决法律”的说法并不准确:一名陪审员或许能够阻止裁决形成,但其最终法律后果与已经作出的无罪裁决有实质性差别。

英格兰的历史基础与陪审员的独立性

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的历史背景,在于英格兰普通法体系中陪审员、法官与王权之间关系的演变。中世纪的陪审团并非只是置于早期历史背景中的现代审判陪审团。其成员可能掌握当地情况,也受到一些后来不复存在的监督与惩罚机制的约束。现代观念中陪审团审判与独立判断之间的联系,是随着刑事诉讼程序及法院权威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

其中最著名的奠基性事件,是1670年威廉·佩恩与威廉·米德因非法宗教集会而受审。佩恩是一名贵格会信徒,后来创建了宾夕法尼亚。他对审判程序提出质疑,陪审员则顶住法官施加的压力,拒绝作出法院所要求的裁决。数名陪审员因此被处以罚款并遭监禁。爱德华·布谢尔通过申请人身保护令,对拘禁他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由此促成了后来被称为“布谢尔案”的判决。

首席法官约翰·沃恩在判决中确立:不能仅因陪审员作出的裁决与法院对证据的看法相悖,就对其施以惩罚。此案常被视为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之权利的起源,但这种解释超出了判决本身直接确立的范围。该案的核心贡献在于保护陪审员独立作出裁决,而不是笼统宣告他们在法律上有权无视法官的一切指示。因作出某项裁决而免受惩罚,与有权不遵守法律,是两回事;这一区别至今仍然重要。

18世纪针对煽动性诽谤的刑事起诉,暴露了另一场与之相关的争论,即陪审团究竟应发挥什么作用。法官有时主张,陪审团只应判断被告是否发表了相关言辞,而这些言辞在法律上是否构成诽谤,则应由法院认定。批评者认为,这种安排使陪审团无法对刑事责任的认定发挥实质性的制约作用。1792年的《福克斯诽谤法》明确承认,在诽谤刑事案件中,陪审团有权就全部争议事项作出概括裁决,而非只要相关言辞的发表事实及其被赋予的含义得到证明,就必须作出有罪裁决。

这一发展不应被等同于法律对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作出了普遍授权。它涉及的是,在某一特定类别的案件中,应由谁来裁断相关问题。尽管如此,围绕宗教集会与诽谤的争议,仍有助于在人们的宪政观念中确立陪审团的地位,使其被视为一种可能制约公权力的力量。这些争议也说明,后世对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的叙述,如何将几项不同的发展汇集在一起:陪审员的独立性、概括裁决、法律问题裁断权的分配,以及对特定法律的抵制。

在美国的发展

1735年,殖民地时期纽约对约翰·彼得·曾格的审判,成为美国陪审团在政治色彩浓厚的起诉中拒绝定罪的著名案例。曾格是一名印刷商,因刊印批评殖民地总督威廉·科斯比的文章而被控煽动性诽谤。他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敦促陪审团考虑这些文章所述是否属实,尽管按照当时适用的法律,内容属实通常不能作为煽动性诽谤罪的抗辩理由。陪审团最终宣告曾格无罪。

曾格获判无罪,本身并未确立一项保护如实批评政府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这一判决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其象征意义:它逐渐与表达自由及对行政权力的抵抗联系起来。后世对该案的颂扬,有时将其描述得仿佛它立即改变了有关出版的法律。更准确地说,该案表明,陪审团可以通过概括性的无罪裁决,使起诉落空,而不产生司法先例。

美国早期对陪审团权限的理解并不一致。一些法律和政治传统赋予陪审团重要职责,使其不仅认定事实,也判断法律。1794年,在“佐治亚州诉布雷尔斯福德案”中,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告诉最高法院的陪审团,他们有权对这两方面作出判断。不过,该案属于民事纠纷,不能简单地将其中的表述视为对现代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的说明。整个19世纪,随着法院日益专业化,法官阐明法律的权威也愈发受到强调。

对逃奴立法的抵制构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1851年,刘易斯·海登因营救沙德拉克·明金斯而受审,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852年,律师查尔斯·洛林因参与营救明金斯而遭到起诉,最终获判无罪。这类诉讼是北方反对联邦扶持奴隶制措施这一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不过,各案结果仍须逐一审视:未能定罪可能源于证据问题、法律论辩或对法律的抵制,而不一定意味着有明确记录表明,陪审团集体决定拒绝适用法律。

1920年至1933年全国禁酒期间,对酒类限制的抵制也表现为一些陪审团不愿定罪。陪审团的行为只是执法困难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非法市场、腐败、资源有限以及公众舆论的变化。废除禁酒令需要通过宪法修正,而不是靠一连串无罪裁决来实现。

因此,美国历史既包含出于良知而抵制法律的事例,也呈现出法律原则逐步限制陪审团判断法律之权限的过程。对独立陪审团日益高涨的赞颂,并未阻止法院逐步确立相关规则,否认被告普遍享有请求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的权利。

当代美国的法律框架

当代美国联邦法的立场严格区分陪审团的权力与被告的权利。美国宪法通过第三条和第六修正案保障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判,第五修正案则确立了一事不再理的保障。这些规定有助于解释无罪裁决为何在实践中具有终局性,但联邦法院并不认为,这些规定要求法官向陪审员作出指示,授权他们不遵守法律。

最高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判例是1895年的 Sparf v. United States(斯帕夫诉美国案)。该案驳回了这样一种主张:必须告知联邦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其有权独立于法官判断法律问题。这一判决巩固了如下分工:法官阐明适用的法律规则,陪审团认定事实,并依据这些规则作出裁决。其重要意义在于否定了当事人所主张的、要求法官作出此类指示的权利,而不在于能够彻底杜绝违反法律的无罪裁决。

有罪裁决与无罪裁决之间的不对称性至关重要。法院可以因法律适用错误或证据不足而撤销有罪裁决,却通常不能仅因证据有力地证明被告有罪,就将陪审团的无罪裁决改为有罪裁决。在1962年的 Fong Foo v. United States(冯富诉美国案)中,最高法院认定,即使初审法院在指令作出无罪裁决时存在严重错误,该无罪裁决也不得撤销。在1977年的 United States v. Martin Linen Supply Co.(美国诉马丁亚麻织品供应公司案)中,最高法院强调,判断一项裁定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所指的无罪裁决,应当看其实际内容,而不能仅看其名称。

终局性并不意味着能够不受限制地阻却一切后续程序。能否再次起诉,取决于所涉罪名、提起公诉的主权主体以及首次程序的性质。因陪审团确实无法达成一致而宣告审判无效,通常不具有与无罪裁决相同的效力。无罪裁决也不会自动阻止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民事诉讼。

各州宪法的不同规定又带来了更多差异。例如,印第安纳州宪法规定,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有权判断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马里兰州宪法也规定,陪审团在刑事审判中担任法律问题的裁判者。各州法院均在各自的法律理论体系内解释此类规定,它们并未赋予全国范围内的陪审团无视法官指示的许可。因此,任何关于美国“陪审团否决权”的论断,都必须区分联邦法、各州法律、陪审团在实践中能够做到什么,以及被告可依法主张的程序性权利。

法官指示、庭审辩论与对评议的管控

有权作出无罪裁决,通常并不意味着辩护律师可以请求陪审团基于不合法的理由作出这一裁决。美国法院一般允许律师质疑控方的举证、解释法律认可的抗辩理由,以及依据合理推论展开辩论。但法院通常禁止律师明确鼓动陪审员无视适用的成文法或法官指示。如果某项证据仅为促使陪审团废法而提出,与犯罪构成要件或法律允许提出的抗辩均无关联,也可能被排除。

哥伦比亚特区巡回联邦上诉法院于1972年裁决的“美国诉多尔蒂案”(United States v. Dougherty)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案被告是一群反战抗议者,因破坏陶氏化学公司的一处办公室而遭到起诉。他们请求法官向陪审团作出有关陪审团废法的指示。法院承认,陪审团在实际运作中有能力违背法律作出无罪裁决,但拒绝认定法官有义务向陪审团说明这种能力。该判决将陪审团在特殊情况下发挥的制衡作用,与获得官方认可的另一种裁判方式区分开来。

陪审员遴选构成了另一道界限。在陪审员资格审查期间,可以询问候选陪审员能否公正审理案件并遵循适用法律。如果某人宣称无论证据如何都打算作出无罪裁决,就可能因这一事由被排除。这与仅仅因为某人持有某种政治观点,或对某项法律有所保留,就将其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并不相同。法律上真正相关的问题,是此人能否在该案中履行陪审员职责。

一旦评议开始,撤换涉嫌拒绝适用法律的陪审员就会带来特殊风险。法官不得借撤换之名,排除仅仅对控方证据存有疑问的陪审员。在1997年的“美国诉托马斯案”(United States v. Thomas)中,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承认,故意拒绝遵循法律可以构成撤换陪审员的正当理由;但如果案卷记录也可能反映出,该陪审员只是对证据是否充分持有异议,就必须格外谨慎。由于无法可靠地区分该陪审员的立场与其对证据的判断,法院撤销了有罪判决。

评议保密原则进一步限制了司法调查。《联邦证据规则》第606(b)条通常限制陪审员就评议内部的言论、思维过程及影响因素作证,但允许对外来信息或外部影响等事项进行特定范围的调查。该规则保护了裁判的终局性,也保障了坦诚讨论,但同时使事后证实陪审团废法变得困难。因此,试图监督陪审员推理过程的做法,会受到那些保障陪审团独立性的制度保护机制的限制。

英格兰与威尔士:独立裁决不等于普遍享有违背法律的权利

在英格兰与威尔士,陪审团对裁决独立负责,同时法官对法律问题拥有权威。法官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及可适用的抗辩理由;陪审员评估证据,判断是否已证明被告有罪。“陪审团衡平”一词有时用于指体现更广泛正义考量的无罪裁决,而“悖理无罪裁决”通常指被认为违背证据或法官法律指示的无罪裁决。

上议院于2005年对 R v. Wang(王某案)作出的判决,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关键。该判决认定,无论证据看起来多么有力,法官都不得指示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决。法官可以解释为何某个证据问题似乎并不复杂,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要求作出无罪裁决时指示陪审团如此裁决,但定罪的最终决定权仍属于陪审团。这既维护了裁决的独立性,又不意味着陪审团相应享有接受鼓励其违背法律的指示的权利。

几起著名的无罪裁决说明,如何解读此类裁决并非易事。1985年,公务员克莱夫·庞廷因披露有关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沉的文件,被控违反《官方保密法》,最终获判无罪。这一裁决成为公众讨论陪审团独立性的重要事例。然而,由于陪审团没有说明理由,其成员究竟基于何种考量作出裁决,不能被当作已确定的事实来陈述。

2022年,四名被告因参与推倒布里斯托尔的爱德华·科尔斯顿雕像而被控刑事毁坏,最终获判无罪,同样引发了有关陪审团否决法律的说法。但该案也涉及存在争议的法律抗辩和人权论证,因此,仅凭裁决本身就断定陪审团有意拒绝适用法律,并不准确。在随后由总检察长提请上诉法院审理的法律问题中,上诉法院明确了在造成重大损害的刑事毁坏案件中援引《欧洲人权公约》权利的限度。此次提请审理并未推翻上述无罪裁决。

成文法也对无罪裁决的终局性作出了限制。《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10部分规定,对于某些特定的严重犯罪,如果出现新的、有力的证据,且上诉法院认为重审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则可以重新审判。另有法律针对某些因妨害司法行为而受到影响的无罪裁决,规定了相应的处理机制。这些例外程序意味着,不能说英格兰的无罪裁决绝对不可推翻。不过,它们并未设立一种普遍的上诉途径,让控方得以用有罪判决取代不受欢迎的陪审团裁决。

其他陪审制度及比较的局限

不能认为,凡是由非职业人士参与裁判的法律制度,都同样存在陪审团否决权。有些司法管辖区采用由传统陪审团作出一般裁决的制度;另一些则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成员组成混合法庭,要求说明裁判理由,或允许对无罪裁决提起范围更广的上诉。这些差异既影响陪审团否决法律的可能性,也影响人们能否辨识出这种做法。

加拿大区分陪审团事实上拥有的能力与法律认可的权利。在1988年的“女王诉莫根塔勒案”(R v. Morgentaler)中,加拿大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裁定当时的堕胎法律制度无效。该案审理期间,辩方也曾呼吁陪审员拒绝适用该法律。首席大法官布赖恩·迪克森在判决意见中,区分了陪审团事实上能够拒绝执行法律与律师鼓励陪审团无视法律这两回事。因此,不应将这项宪法裁决简单理解为对陪审团否决权的认可。

在2001年的“女王诉拉蒂默案”(R v. Latimer)中,有观点认为,陪审团未获知可能促使其拒绝适用法律的信息,因此审判并不公正;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主张。该案涉及一名重度残疾儿童被谋杀,以及法律规定的强制刑罚。法院将陪审团否决法律视为一种事实上的可能,而非被告享有的程序性权利。这项判决表明,即使量刑在正式制度上属于法院的职责,刑罚问题仍可能促使人们要求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

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1992年的“女王诉B案”(R v. B)中确认,主审法官不得指令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决。这保障了陪审团在定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的陪审员在法律上获得了普遍授权,可以无视法律。与其他地方一样,独立作出裁决的行为,与规范该行为的法律义务,仍是两回事。

新西兰《1961年刑事犯罪法》第369条明确区分了由法官处理的法律问题与由陪审团处理的事实问题。这类法定职权划分说明,仅凭存在陪审团这一点,并不能判断是否允许提出主张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的论辩。

与大陆法系进行比较时,更须谨慎。非职业人士可能通过混合法庭参与审判,与法官共同评议,而不是组成独立的陪审团。在这种制度下,不予定罪可能需要说明理由,可能受到检察机关的上诉,也可能成为法庭集体裁判的一部分。英美制度中那种无须说明法律理由、且实质上具有终局性的一般无罪裁决观念,不能直接套用于民众参与刑事审判的所有形式。

政治抵抗、宽宥与歧视性无罪裁决

历史上,支持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的最有力论点,是将其视为防范压迫性执法的一道屏障。刑事法律即使缺乏广泛认可,在形式上仍可能有效;检察官也可能以异常严苛或有选择性的方式,适用一部总体上具有正当性的法律。独立的陪审团无须等待立法机关废除法律,也无须等待宪法诉讼的结果,就能在具体案件中阻止惩罚。按照这一观点,陪审团能够在地方层面,针对个案制约国家权力。

这一论点与公民不服从有关,但两者并非同一概念。公民不服从通常指为反对某项政策或某个制度而公开违法的行为。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则涉及正式审判程序中决策者的行为。被告可能实施了公民不服从行为,陪审员却可能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宣告其无罪。反过来,在与政治抗议无关的普通刑事案件中,陪审团也可能拒绝适用法律。

宽宥则提供了另一种理由。陪审员可能认为,一旦定罪,被告所受的惩罚将与其行为或具体处境不相称。强制性刑罚限制了法官后续的裁量空间,可能使这种担忧更加突出。然而,陪审员往往无法获得关于量刑的完整信息,或依法可在庭审中采纳的相关信息;而无罪裁决又是一种难以精细调节的手段:它通常会彻底免除刑事责任,而非将惩罚调整至陪审团认为适当的程度。

同样的裁量权也可能维护既得权势,而非对抗它。在美国南部,排斥特定种族的陪审员遴选方式,以及白人陪审团拒绝对暴力侵害黑人受害者的白人被告定罪的做法,破坏了法律的执行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55年,罗伊·布赖恩特和J. W. 米拉姆被控谋杀埃米特·蒂尔,却获判无罪;这是与种族不公相关的裁决中的一个突出例子。考察具体的历史裁决,仍须关注其证据和程序背景,但更广泛的历史记录表明,抵制官方起诉并不必然等于反抗压迫。

因此,这里存在两个不同的问题:一项裁决是否违背了应当适用的法律,以及这种违背法律的动机是否站得住脚。陪审团可能反抗不公正的法条,可能有选择地施以宽宥,可能偏袒在社会上有权势的被告,也可能延续对受害者的敌意。这一制度机制本身并不区分这些动机。因此,将陪审团拒绝适用法律描述为本质上民主或本质上具有解放作用的论述,都遗漏了其历史中的一个核心部分。

实证研究与识别陪审团否决的困难

陪审团否决尤其难以衡量,因为界定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陪审员对法律的理解与其动机之间的关系。观察者必须同时确定两点:陪审员认为依法已足以认定被告有罪,以及他们出于其他理由作出了无罪裁决。一般裁决通常不会透露其中任何一点。因此,无罪裁决率不能直接用来衡量陪审团否决的发生情况。

小哈里·卡尔文与汉斯·蔡泽尔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陪审团》,至今仍是一项重要的实证研究。该研究考察了法官就3,576起刑事陪审团审判提交的报告,将陪审团实际作出的裁决与法官自述在同案中会作出的裁决进行比较。在约78%的案件中,法官与陪审团的意见一致。出现分歧时,陪审团往往比法官更为宽大。研究者考察了涉及证据、同情心、对法律的态度以及对定罪后果的判断等方面的解释。

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约五分之一的审判涉及陪审团否决。法官与陪审团存在分歧,本身并不足以独立证明陪审团明知法律要求却置之不理。法官与陪审员可能对证人的可信度作出不同评价,而法官假设自己会作出的裁决,也不是衡量被告是否有罪的客观尺度。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揭示分歧的规律和宽大裁决的可能成因,而非提供一个确切的陪审团否决发生率。

模拟陪审团实验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改变若干条件,例如参与者是否获知有关陪审团否决的信息、法律是否显得严苛,以及被告是否令人同情。这类设计可以识别实验内部的因果效应,但其外部效度较为有限:参与者可能不必承担真正陪审员的责任,评议时间可能很短,接触到的证据或接受的指示也可能经过简化。裁决结果出现频率的变化,也未必表明参与者有意识地拒绝适用法律。

访谈、档案记录和陪审员回忆录能够更详尽地呈现具体案件,但也各有局限。个人回忆未必能代表整个陪审团,后续的媒体报道可能重塑记忆,法律限制也可能使研究者无法调查评议过程。选择效应十分显著,因为著名的无罪裁决容易受到关注,而常规的有罪裁决和普通的因证据不足而作出的无罪裁决则不会。

因此,实证分析有必要将有意的陪审团否决,与对证据的疑虑、妥协性裁决、通过选择较轻罪名体现的宽大处理,以及少数陪审员的抵制区分开来。这些结果可能受到相同的道德或社会因素影响,但不能将它们视为衡量同一现象的可互换指标。

宪法与制度层面的争论

支持陪审团否决的主要理由,是对政府权力集中的不信任。立法机关界定犯罪,行政官员决定起诉谁,法官解释法律规则。陪审团则让公民参与其中,使其能够拒绝批准施加刑罚。按照这一观点,陪审团事实上能够作出无罪裁决,使其在制衡体系中的地位具有实质意义,尤其是在正式制度未能回应特殊的不公情形时。

批评者强调的是另一项宪法原则:涉及强制权力的决定,应当依据公开确立的法律,而非某个临时群体的偏好。行使否决权的陪审团通常不说明理由,不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先例,也不受通常的选举机制问责。其裁决可能与徇私偏袒难以区分。被控同一罪名的被告,可能因地域、社会身份或陪审团组成不同而受到不同对待,从而削弱法律确定性。

这场争论也涉及谁的参与才算民主参与。支持者认为,陪审团体现了公民对刑罚的直接控制。批评者则指出,审判陪审团并非立法机关,也未必能代表所有受影响的社区成员。陪审员遴选规则、资格要求、排除规定以及现实中的参与障碍,都会影响陪审团的成员构成。受害者和其他公众可能要承受无罪裁决的后果,却无法参与评议。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应明确告知陪审员他们事实上拥有这一权力。主张告知的一方认为,隐瞒这一点会造成信息不平等:有些陪审员了解这项权力,另一些则认为法庭指示排除了一切自主选择。反对者认为,法庭若正式指示陪审团可以否决法律,就会将一项应对特殊情形的保障,变成对无视法律义务的鼓励。双方的分歧不只在于无罪裁决是否应保持终局性,还在于法院应当主动向陪审员传授怎样的决策框架。

制度上的替代途径包括立法改革、检察裁量、量刑裁量、行政赦免和宪法裁判。每种途径都能处理某些促使陪审团行使否决权的不公情形,但它们各自在不同阶段发挥作用,并受到不同约束。在具体案件的争论中,这些途径是否可用,可能至关重要:负责认定被告是否有罪的陪审团,未必能够左右法定强制刑罚、促使一部不得人心的法律得到改革,或要求今后的被告获得一致对待。因此,始终存在的问题是,裁决本身应保留多大的、不受复审的裁量空间,以及这种裁量如何与陪审员适用法律的正式职责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