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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免受任意歧视,并得到法律规则的公正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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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获得法律的公正适用,不因任意因素而享有特权或遭受不利待遇。这一原则要求公共机关在区别对待不同的人时,必须以法律上相关的理由为依据,而不能依据世袭身份、个人影响力或偏见。在当代法律体系中,这一原则也为防止歧视提供依据,并保障人们能够有效利用裁定权利与责任的机构。

这一原则是法治和现代人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受到完全相同的对待。法律经常区分成年人和儿童、雇员和雇主,或收入不同的人。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区分是否服务于正当目的,所比较的人在相关方面是否处于相同情形,以及由此产生的待遇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反过来,当人们面临的障碍存在实质差异时,完全相同的待遇反而可能使不利处境延续下去。

法律平等是在反对世袭特权、奴隶制、种族隔离、公民身份排斥以及法律能力不平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其当代内涵通过宪法保障、国际条约、公正程序规则和反歧视立法得到体现。作为一般宪法理想的平等、作为可依法强制实现的个人权利的平等,以及作为获得司法公正的实际条件的平等,三者之间仍存在重要差异。

含义及其与其他法律原则的关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含几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法律地位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被承认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而不会因出身、性别、宗教或其他受保护的特征而被置于较低地位。法律实施中的平等要求公职人员对可比案件适用相同的相关法律标准。平等保护要求法律体系保护人们免受非法侵害,不作无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这些层面虽有重叠,但各自针对的是法律制度造成或维持不平等的不同方式。

这一表述与平等保护密切相关,但两者并非总能互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常强调不存在特权,以及公职人员和私人都受法律权威约束。平等保护则可能更侧重法律的内容及其提供的保护。两者的确切区别取决于宪法文本及其司法解释。一项法律即使得到一贯执行,也仍可能违反平等原则,例如它明文禁止某个种族群体进入公共机构。反过来,措辞中立的法律也可能在实施中带有歧视。

平等也不同于正当程序。正当程序关注的是干预受保护利益时必须遵循的程序,以及某些法律体系中对此类干预施加的实体限制。公正的听证可能符合程序要求,却仍然适用一项具有不合理歧视性的规则。一项本身有效的规则,也可能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得到执行。因此,平等与正当程序相互配合,但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对于司法独立,也存在同样的区别:独立的法院有助于保障平等待遇,但仅有制度上的独立,并不能证明法院的推理或其适用的法律不具有歧视性。

法律平等并不要求结果完全相同。证据、行为、需求和法律责任上的差异,可以成为作出不同决定的正当理由。例如,累进所得税按应税收入作出区分;少年司法制度则依据年龄及与之相关的法律责任作出区分。这两种区分本身都不违背平等原则。难点在于确定哪些差异与特定的法律目的有关。因此,平等分析既涉及比较,也涉及正当性论证:比较的对象是谁,涉及何种利益或负担,为何作出区分,以及所选择的手段是否站得住脚。这些问题使平等成为对公共权力的实质性约束,而不只是一句要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口头指令。

历史发展与对法律特权的否定

许多早期法律秩序明确按照社会地位赋予不同的权利,并规定不同的刑罚。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编纂的汉谟拉比法典在规定赔偿和惩罚时,对不同社会阶层作了区分。罗马法则区分自由人与奴隶、公民与非公民,以及在家庭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这类制度即使具有精密的程序和普遍适用的规则,也未必承认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因此,法律、法院或成文法典的存在,不应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混为一谈。

古希腊的 isonomia 观念通常与政治秩序下的平等相联系,是这一原则的重要先声,但其适用范围受公民资格限制。妇女、奴隶和外邦侨民通常被排除在男性公民享有的政治平等之外。中世纪的一些法律文书同样对专断权力作出限制,却不一定废除身份差别。1215年的《大宪章》约束了王权,并包含有关审判和司法的保障,但并未宣告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权利。后来的宪政传统赋予其中某些条款的意义,比它们在最初社会背景下所具有的意义更为广泛。

18世纪的革命使普遍的法律平等成为更加明确的宪法承诺。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1条规定,人们生来并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一律平等。第6条宣告,法律无论是保护还是惩罚,对所有人都必须一视同仁;担任公职的资格应取决于才能,而非世袭身份。这些宣言挑战了与等级和出身相关的特权,但其实际影响范围有限。妇女无法平等参与政治,殖民地仍存在奴隶制,财产资格限制了选举权利。奥兰普·德·古热于1791年发表的《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揭示了这些号称普遍适用的表述所具有的排斥性。

在19世纪和20世纪,奴隶制的废除、选举权的扩大、已婚妇女法律行为能力的变化,以及对种族等级和殖民等级秩序的挑战,拓宽了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在英国,阿尔伯特·文·戴雪于1885年将普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立为其法治论述的核心要素。他的表述强调,官员和普通个人一样,都须通过普通司法机构承担法律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人权文书将平等纳入面向所有人的框架,而不再仅仅面向享有法律特权的阶层或本国公民。这一历史发展既非直线推进,也非处处一致:广泛的平等宣言屡屡与法律上的排斥并存,而后续的立法与诉讼则力图消除这些排斥。

国际人权标准

世界人权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将平等确立为其人权理念的基础之一。第一条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二条禁止在享有《宣言》所载权利时作任何区别,第七条则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不受任何歧视而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第六条另行确认,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尽管《宣言》对各国宪法、国际条约和法律解释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它本身并非条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从几个不同方面规定了平等。第二条要求不加歧视地尊重和保障《公约》所载权利。第十四条保障所有人在法院和法庭前一律平等。第二十六条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不受歧视地获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该条所列的歧视理由包括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与第二条规定的不歧视义务不同,第二十六条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公约》其他条款列举的权利。

负责监督《公约》实施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在1989年通过的第18号一般性意见中解释了这一区别。委员会指出,第二十六条禁止在公共当局管理和保护的领域中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歧视。委员会还解释说,并非所有区别对待都构成歧视:如果区别对待所依据的标准合理、客观,且其目的符合《公约》的正当要求,就可能是允许的。委员会的意见和一般性意见属于具有权威性的条约解释,但委员会并非全球性的上诉法院,也不具有与国内最高法院相同的强制执行权。

各区域人权体系采用了不同的法律制度设计。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四条禁止在享有《公约》所载权利时受到歧视;相关事实须落入另一项受保护权利的范围,但不必另行构成对该项权利的侵犯。第十二号议定书确立了范围更广的禁止歧视规定,但仅对已批准该议定书的国家具有约束力。《美洲人权公约》第二十四条规定了一般性的平等保护保障,《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三条则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获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另有专门条约涉及种族歧视、对妇女的歧视及残疾人权利,将一般性的平等原则转化为针对特定排斥形式的具体义务。

不同法律体系中的宪法路径

各国宪法通过一般性保障、受保护的特征、立法义务和司法审查标准的不同组合来体现平等。这些选择至关重要,因为相似的措辞可能产生不同的审查方法。法院可能审视某种区别对待是否合理,是否与正当目标相称,或是否使不利处境持续存在。能否进行司法审查、法院与立法机关之间的权限分配,以及宪制秩序所允许的救济方式,都会影响平等保障的实际效力。

在美国,1868年获批准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禁止各州拒绝给予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护。1954年的“博林诉夏普案”确认,平等保护的约束通过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联邦政府。按照司法上确立的原则,基于种族的分类通常受到严格审查,基于性别的分类受到中度审查,其他许多分类则接受合理基础审查。这些审查类别对正当理由的要求,以及对分类与其目的之间契合程度的要求,各不相同。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宪,否定了形式上相互隔离的设施能够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主张。

其他一些宪法将一般性的平等保障与对不利处境更明确的承认相结合。自1950年起施行的印度宪法在第14条中保障印度境内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平等的法律保护。第15条和第16条针对特定形式的歧视及公职任用中的机会平等作出规定,同时允许采取宪法所界定的扶助弱势群体的措施。第17条废除“不可接触制”,直接针对与种姓制度相关的一种做法。德国1949年的《基本法》在第3条中宣布,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就性别平等和若干明定的禁止歧视事由作出进一步保障。

加拿大于1982年通过《权利与自由宪章》,其中主要的平等条款——第15条——于1985年生效。该条明确保障法律面前及法律之下的平等,以及平等的法律保护和法律利益;第15条第2款则对改善弱势处境的方案作出规定。南非1996年宪法同样在第9条中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和法律利益,同时明确允许采取旨在保护或扶助因不公平歧视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措施。相比之下,英国没有与这些规定相当的、载于单一成文宪法中的平等条款。英国的制度框架结合了普通法原则、《1998年人权法》以及《2010年平等法》等立法。这些安排表明,平等可以通过不同的制度结构得到稳固保障,而不必在每个司法管辖区都具有完全相同的法律含义。

歧视、比较与正当理由

法律上的歧视通常不只是指任何形式的差别待遇,而是指符合特定法律禁令构成要件的区别对待、排斥、不利待遇或未提供便利措施。提出请求的一方通常须证明,不利待遇与某项受保护特征之间存在联系,但具体判断标准因法律体系和请求类型而异。受保护的事由并不统一:有些法律文书列明具体特征,有些则包含“其他身份”等开放类别,还有一些允许通过司法解释承认类似事由。

直接歧视通常是指某人因受保护特征而受到较为不利的待遇。例如,规定拒绝录用信奉某一宗教的求职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间接歧视则是指表面上中立的规则或做法,使某个受保护群体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且缺乏充分的正当理由。例如,与实际工作任务无关的统一体能要求,可能会导致某一群体的成员被不成比例地排除在外。意图并非总是决定性因素:禁止间接歧视的规则,正是为了应对那些即使没有明确歧视目的也可能出现的排斥现象。

比较有助于揭示不平等,但选择比较对象可能颇为困难。如果只将需要便利措施的雇员与不需要此类措施的雇员作比较,反而可能掩盖障碍,而非解释障碍。因此,一些法律体系更注重不利处境、具体背景和规则的影响,而不是寻找条件高度相近的比较群体。歧视也可能源于多种特征的交织。对于影响某一族裔背景女性的做法,若将性别和族裔因素分开考虑,可能无法充分理解其性质。金伯莉·克伦肖于1989年提出的“交叉性”一词,描述的正是不同形式的不利处境相互作用的问题。

证据与正当理由方面的规则,是有效执法的关键。根据欧洲若干反歧视法律文书,在相关民事诉讼中,一旦已有事实足以推定存在歧视,被诉方就必须证明其并未违反平等待遇原则。这类规定之所以调整举证责任,是因为雇主、服务提供者或公共机关往往掌握着相关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统计差异都能自动证明存在违法行为。

正当理由的审查标准,也会因歧视形式及受保护事由而有所不同。比例原则分析通常审查一项措施是否追求正当目的、是否适合实现该目的、在存在限制更小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是否仍属必要,以及是否达成了可接受的利益平衡。某些直接区别对待原则上受到禁止,只有适用范围狭窄的法定例外;相比之下,间接区别对待获得正当理由支持的空间可能更大。因此,平等法是在明确的法律框架内评估理由和影响,而不是一概禁止任何分类。

法庭上的平等地位与司法运作

在法庭上享有平等地位,不仅仅意味着获准进入法院,还包括公正的裁判、切实参与诉讼,以及不会使任何一方处于无正当理由的不利地位的程序。尤其在欧洲人权判例法中发展起来的武器平等原则,要求各方当事人都有合理机会陈述自己的主张,且所处条件不得使其相较于对方处于实质性的不利地位。这并不要求各方拥有相同的资源或承担相同的程序角色,但必须关注形式上提供的机会能否得到实际利用。

在刑法领域,平等原则与旨在应对个人同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一方之间力量失衡的保障相互关联。无罪推定、为准备辩护提供充足的时间和便利、在必要时提供口译,以及给予质疑证据的机会,都有助于确保诉讼公正。不能仅因公诉方不享有同样的权利,就认为特定的辩护权违反平等原则:控辩双方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反过来说,在认定有罪与否或决定刑罚时,被告人的种族、财富、社会地位或政治关系,都不能正当地取代证据。

在必须由律师代理才能有效参与诉讼的情况下,能否获得法律援助尤为重要。美国最高法院在1963年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中,确认了在州法院重罪诉讼中,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指定律师辩护。欧洲人权法院在1979年的“艾里诉爱尔兰案”中裁定,如果具体情形下律师代理不可或缺,那么,为确保当事人能够有效诉诸法院,可能需要在民事诉讼中向其提供援助。这两项判决都没有确立一项普遍权利,使人们在每一宗法律纠纷中都能获得由公共资金支付费用的律师服务。它们说明,形式上人人享有的权利,可能需要制度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条件也可能影响平等。诉讼费、担保要求、路途遥远、建筑物缺乏无障碍设施、复杂的立案规则,以及使用当事人不熟悉的语言进行诉讼,都可能妨碍人们主张权利。如果羁押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人的支付能力,就可能使其他情况相近的人面临不同的实际后果。在民事诉讼中,拖延可能有利于更能承受费用或延后付款的一方。无障碍、口译、适当的程序调整和说明理由的裁判,分别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

公正的司法运作也依赖法庭之外的机构。警察、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调查、提起指控、执法和制裁方面行使裁量权。中立的法律条文可以与歧视性的执法并存。因此,审查公职人员的行为模式,需要关注审判前作出的决定、从未提起诉讼的案件、未予调查的投诉,以及未获执行的判决。仅靠平等的司法对待,无法纠正司法过程中其他环节造成的所有不平等。

形式平等、实质平等与矫正措施

形式平等要求依据一般规则,对相同情形作相同处理。它对于约束恣意行使的权力不可或缺,但并不能确定哪些相似之处具有重要意义,也不能确定起始条件是否公平。要求所有申请人使用同一段楼梯的规则,在某种意义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却将部分行动障碍者排除在外。形式上中立的考试可能是在衡量与工作相关的能力,但与工作无关的要求则可能只是在延续既有的排斥模式。因此,措辞相同并不足以证明机会平等。

实质平等关注实际存在的不利处境、社会背景以及制度的实际影响。其实现路径包括消除障碍、消除污名、促进参与,以及防止规则再生产根深蒂固的排斥。它并不必然要求每个群体在统计上取得完全相同的结果,而是追问:表面中立的安排在分配机会或负担时,是否采取了无法依据法律平等原则加以正当化的方式。不同宪制体系采纳了这一思路的不同版本,有些体系仍更倾向于采用不作明示分类的规则。

残疾领域的法律提供了一个尤为清晰的例子。2006年通过、2008年生效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视为残疾歧视的一种形式。合理便利是指在具体情形下作出必要且适当、同时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调整。例如,调整信息交流形式,或在保留评估程序基本目的的同时对其作出修改。相比之下,无障碍通常涉及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消除环境、服务和系统中的障碍。合理便利回应的是个体的具体情况;无障碍则减少了对此类个别干预的需求。

平权行动及其他特别措施旨在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改善不利处境。有关种族歧视和对妇女歧视的国际公约,承认在特定条件下采取某些特别措施。各国国内对于适用资格、允许采用的方法、实施期限,以及证明这些措施正当性所需的证据,采取了不同做法。这些措施可以包括主动联系相关群体、培训、招聘目标,或宪法授权的名额保留制度。不应将它们视为在法律上可以相互替代的措施:广泛扩大参与机会的计划与固定分配职位名额的做法,可能引发不同的宪法问题。

核心分歧并不只是赞成平等与反对平等之间的分歧。不同的平等观,对于避免分类、纠正以往的排斥、改变制度惯例,以及保护个人免于因群体归属而被施加负担,赋予了不同的权重。因此,法律分析既考察措施所要改善的不利处境,也考察措施本身的设计。允许采取该措施的法律依据、措施与目标的关系、对他人的影响,以及任何审查或限制要求,共同决定一项矫正政策是否符合适用的平等保障。

适用人群、私人关系与法律例外

现代人权法通常将平等视为每个人享有的权利,而非公民专享的特权。不过,某些特定权利可能与公民身份挂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保护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各国法律通常在投票、入境、居留或担任某些公职的资格方面,对公民与非公民作出区分。这些区分并不意味着非公民不再受到一般平等原则及其他适用权利的保护。某项具体区分是否合法,取决于所涉权利、适用的法律文书,以及该区分须满足的正当理由要求。

这一原则在公法关系与私人关系中的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宪法往往直接约束国家,而雇主、房东、企业和社团实施的歧视则通过立法加以规制。在美国宪法理论中,第十四修正案的适用通常要求存在国家行为,而民权法律则涵盖某些特定的私人行为。其他国家的宪法允许将权利更直接地适用于私人关系,或要求对私法作出符合宪法价值的解释。因此,即使宪法上的权利主张本身主要针对公权力,合同法、劳动就业法规和住房法仍可成为实现平等的重要途径。

平等并不要求废除一切专门的法律制度。儿童可能因年龄和发展能力而适用不同的程序。军事机构可以适用与军事职能相适应的纪律规则,专业团体也可以执行专门针对其成员的规范。法律上的问题在于,这些区别是否具有正当理由,以及相关制度是否保留了应有的保障。同样,法律多元主义——即国家法、习惯法、宗教法或以社群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并存——也引出了有关平等保护、个人参与,以及集体自治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问题。承认某一社群的制度,本身并不能解决某项具体规则是否符合宪法平等原则的问题。

豁免是另一个重要的界限。外交豁免、议员履职保障以及国家官员享有的某些豁免,出于制度性原因,对特定法律程序构成限制。在概念上,这些豁免并不等同于宣告相关行为本身合法。视具体豁免而定,相关程序可能在另一有权机构进行,豁免也可能被放弃,或在官员离任后终止。必须分别考察每种豁免的范围与期限,而不能将其视为不受法律约束的一般性例外。

与此相关,罗马规约第27条规定,官方身份不免除任何人依据该规约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不过,有关豁免、管辖权和合作的问题,仍须依据各自适用的规则处理。这体现了法律平等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拒绝个人特权,必须通过明确而细致的规则来实现,以确定哪个机构可以审理案件,以及审理依据何在。

执行、证据与自动化决策

平等保障通过投诉程序、调查、裁决和救济等机制的配合,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个人可以通过宪法诉讼质疑歧视性立法,对行政决定提出异议,或依据成文法对雇主和服务提供者提起诉讼。一些制度授权平等委员会或监察专员机构调查系统性问题、协助投诉人或提起诉讼。法院可以作出宣告性裁判、宣布规则无效、判给损害赔偿,或颁发禁令。可以获得何种救济,取决于相关机构的权限和侵权行为的性质;并非所有争议处理机构都有权命令给予相同形式的救济。

取证始终是一大难题,因为歧视性决策往往不会留下明确记录。文件、证言、与处境相似者的比较、测试调查以及统计规律,都可能成为相关证据。统计数据能够揭示差异,但解读时必须审慎考察研究人群、筛选标准、样本规模和其他可能的解释。某种差异即使不足以证明存在有意识的偏见,也可能具有法律意义,尤其是在适用间接歧视规则时。反过来,结果不平等本身也不足以证明所有平等权主张的全部构成要件。还需要证明何种关联或提供何种正当理由,取决于所适用的法律判断标准。

自动化系统用于招聘、信贷、福利管理、警务或其他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时,会带来更多问题。机器学习系统可能通过训练数据、目标的定义,或充当受保护特征替代指标的变量,再现历史形成的不利处境。删除明确的种族或性别字段,并不一定能消除这些关联。以预测既往决策为优化目标的模型,可能学到的是机构过去的行为模式,而不是有独立正当依据的适任性或风险衡量标准。因此,平等性分析必须审视被自动化的决策本身,而不能仅仅检查软件是否包含法律明确禁止使用的类别。

公平性的技术定义也各不相同。入选率相等、错误率相等和预测准确率相近,并不一定能够同时实现,尤其是在不同人群的实测结果存在差异时。选择何种指标,需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所涉损害作出判断。审计可以识别某种规律,却不能仅凭这一点确定某种区别对待是否合法。要进行实质性审查,可能需要查阅相关文档、获得易于理解的理由,并有机会对错误提出异议。数据隐私可能使这项工作变得复杂,因为发现歧视可能需要敏感的人口统计信息,而收集或披露这些信息又会产生另外的法律义务。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法律平等的某些方面提供了衡量指标。具体目标16.3要求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诉诸司法的机会,具体目标16.b则要求促进和执行非歧视性法律和政策。有关歧视报告、争议解决机制的可及性、法律援助和执行结果的衡量指标,反映了落实情况的不同侧面。解读这些指标时,还必须考虑报告不足的情况:投诉率低,可能意味着人们对权利或投诉渠道了解有限、害怕遭到报复、难以使用相关程序,或不太相信投诉能够带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