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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constitution-of-medina · 作品

麦地那宪章

与穆罕默德相关的早期伊斯兰协议,规范麦地那的共同体成员资格、共同防御、宗教关系与争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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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那宪章是现代学界对一份早期阿拉伯语协议或一组相关协议的通称,涉及穆罕默德及其共同体在麦地那的建立。传统上,人们将其与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从麦加迁徙至麦地那一事联系起来。该协议规范了迁入的信众、当地阿拉伯群体以及特定犹太群体之间的关系,其条款涉及共同防御、杀人赔偿、俘虏赎金、宗教归属、庇护及争端解决。现存文本自称为 kitāb 或 ṣaḥīfa,意为书面文书或文件;“宪章”是后人根据其性质所作的称谓,并非原有标题。

这份文献是了解最早期穆斯林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以及宗教效忠与阿拉伯社会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史料。它所呈现的政治联合体跨越了某些既有群体的界限,同时保留了许多以亲属关系和结盟关系为基础的义务。由于文本保存在后世著作中,而非以七世纪原始手稿的形式流传下来,其成文年代、构成及确切的成员范围至今仍是历史研究的课题。因此,要理解这份文献,就必须将协议本身的措辞与后世对穆罕默德生平的叙述,以及现代宪政观念区分开来。

麦地那与协议订立的背景

穆罕默德到来之前,麦地那通常称为叶斯里卜,是阿拉伯半岛西部的一处绿洲聚落。它并非由单一政府统治的中央集权城邦。当地居民分居于各处聚落、农庄和设防宅邸之中,彼此通过相互竞争的血缘、结盟和庇护网络联系起来。椰枣种植是绿洲经济的核心,而能否获得土地、水源、劳动力和盟友,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群体的地位。通常所称的奥斯和赫兹拉吉这两个阿拉伯部落集团,内部都包含众多氏族,并非始终作为团结一致的整体行动。

犹太社群同样是这片绿洲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世伊斯兰历史记载着重提到盖努卡部、纳迪尔部和古莱扎部,也提及其他犹太群体以及与阿拉伯氏族存在联系的人群。宗教身份并未消除政治分歧:犹太群体与阿拉伯群体之间可以通过跨越宗教界限的联盟建立联系。我们对这些关系的认识,主要来自事件发生之后才写定的伊斯兰文献,因此很难以同等的把握还原每一种归属关系。

后世传记记述了绿洲内部长期持续的冲突,尤其是奥斯与赫兹拉吉之间的争斗;这些冲突在穆罕默德到来前的布阿斯之战中达到顶点。这些记载交代了叶斯里卜的支持者邀请穆罕默德并向他宣誓效忠的背景。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的希吉拉,将一批新的迁徙者带入本已复杂的当地环境。他们的到来引发了一系列实际问题,涉及生计、庇护、军事合作,以及不同群体成员之间发生伤亡时的责任归属。

这些迁徙者后来被称为迁士,他们无法简单地重建自己原先在麦加社会中的地位。与原有亲族网络的分离,使信士之间新形成的义务变得更加重要。当地的支持者后来被称为辅士,他们同样必须协调对穆罕默德的效忠与既有氏族责任之间的关系。这份文书直接回应了这一难题:它确立了范围更广的义务,但并未废除那些承担赔偿、支付赎金和组织援助的小群体。

这项协议属于政治整合的过程,而非现代国家行政体系的创立。它所关注的是一处面临内部仇杀和外部进攻的绿洲所遭遇的问题。限制援助古莱什人的条款尤其清楚地反映了麦加方面的敌意。尽管传统上认定的622年这一年代符合穆罕默德到来的总体背景,但仅凭文本内容,无法将其中各项条款都归于某个确切的时点或事件。历史背景可以解释为何需要这样一项协议,却不足以单独证明所有传世条款都是同时颁布的。

保存、流传与现存文本

《麦地那宪章》的原件已无存世。其主要文本见证保存在早期伊斯兰文献传统之中,尤其是穆罕默德生平记述,以及讨论公共财政收入和共同体义务的著作。这使它有别于出土铭文、纸草文书或当时的档案文件。历史学家面对的是一份传世文本,必须通过文本比较、词汇分析、结构考察,以及它与后世叙事记载之间的关系,来评估其措辞。

最广为人知的版本见于卒于767年的伊本·伊斯哈格所编撰的先知传记,经由卒于833年的伊本·希沙姆修订本保存下来。伊本·伊斯哈格的传记并未以作者原稿的形式完整留存。伊本·希沙姆在引介这份文书时,将其描述为一项协议:穆罕默德借此安排迁士与当地支持者之间的关系,并与犹太人作出约定。这段引言对历史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仍属于文书外围的传记叙述,而非协议本身的条款。

另一份重要的文本见证保存在卒于838年的阿布·欧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所著的《财产论》(Kitāb al-Amwāl)中。该书讨论财产、财政收入及相关法律义务。多个传世版本的存在使文本比较成为可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份7世纪的原始底本。措辞、编排和传承上的差异需要逐一评估,而不能不加辨析地将其调和为一致。各文本见证之间的关系,本身也是这份文书文本史的一部分。

现存阿拉伯语文本是一篇连贯的散文,而非一套经过官方编号的宪法条文。译本中常见的编号体系只是编者为方便阅读而设置的辅助工具。常用的47条划分法,源于尤利乌斯·韦尔豪森等人的现代学术研究,韦尔豪森的相关研究发表于1889年。其他编者则采用不同的划分方式。因此,引用某一“条”时,最好注明所依据的版本或译本;条号相同,并不总能保证条文的起止范围也相同。

翻译还会带来更多诠释上的取舍。umma、dīn、mawlā和jār等词具有特定的社会与法律含义,无法与“民族”“宗教”“依附者”或“邻人”等词完全对应。同样,将kitāb译为“宪章”,本身就暗含了对这份文书功能的某种理解。因此,对先知传这一传记文类的研究,需要与对早期阿拉伯语术语的细致考察相结合。这份文书的价值,并不以认定每一种现代译本都能毫无隔阂地呈现原意为前提;它的历史意义,往往恰恰在于那些难以用现代概念直接对应的制度与范畴。

年代、真实性与复合成文问题

传统上,《麦地那宪章》被归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活动的初期,这一判断依据的是它在传记传统中的编排位置,以及其内容与希吉拉(迁徙)之后的局势看似相符。文本本身并未明确给出一个适用于全文的历法日期。它列举群体、规定义务、指明敌人,却没有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因此,将现存文献整体定年为622年,是传统上的历史重构,而非现存原件所载的日期。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尽管这份文本的具体形成过程仍有争议,但它保存了早期材料。支持这一判断的特征包括:对当地各群体的细致关注、对以氏族为单位承担责任的制度的保留,以及所使用的政治词汇。如果是为了体现后世哈里发国的制度而编造文献,这些安排显然不太可能成为首选。它对犹太盟友的处理方式及其有限的行政机制,也符合共同体组织的早期阶段。这些考量支持其在历史上的可信性,却不能证明每一段落的措辞或年代。

真实性与整体性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区别。一份文献可能保存了真实的早期协议,却未必最初就是作为一个整体写成的。反复出现的程式化表述、条文所针对群体的变化,以及看似重复申述的防御义务,都促使学者提出:传世文本可能由数份文书合编而成。按照这一解释,一份主要涉及信士及其所属群体的协议,与规范犹太盟友关系及绿洲安全的条款汇集到了一起。

韦尔豪森将这份文献视为研究伊斯兰教早期政治史的重要史料。W. 蒙哥马利·瓦特在重构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权威如何发展时,考察了其中的条款,尤其是在1956年出版的《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一书中。R. B. 塞尔让特于1978年发表的研究则提出了细致得多的划分方案,将其分为八份文献,并把不同部分与各自的具体情势联系起来。迈克尔·莱克2004年的专著着重细致分析了文本中提到的群体、所用词汇以及当地的各种关系。这些研究路径表明,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依据文献的内部编排还原历史发展顺序,方法论上的分歧始终存在。

不同的定年方案会带来重大影响。如果全文都形成于迁徙后的最初几个月,那么它就代表了一项在早期而言异常全面的安排。如果它是在数年间逐步汇集而成,那么它记录的就是为适应政治局势变化而作出的一系列调整。无论采用哪一种重构方案,都不能在没有额外证据的情况下,将麦地那后来历史中的每一件事反过来套入某一具体条款。因此,审慎的历史叙述应区分三个问题:条款是否属于早期、它们最初是否属于同一整体,以及能否确定其制定的具体背景。在第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在另外两个问题上也有共识。

成员资格与共同体的含义

文献开篇列明穆罕默德、古莱氏和叶斯里卜的信士与穆斯林,以及追随他们、加入他们并与他们共同奋斗的人,随后宣布这些人构成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的乌玛。这一表述确立了一种超越单一血统的集体认同。成员资格与效忠和参与相联系,而非完全取决于共同祖先;不过,在后文的各项安排中,世代相承的社会群体仍居于核心地位。

“乌玛”一词尤为重要,因为不能根据后世的用法来推定它在当时的含义。在后来的伊斯兰话语中,它通常指全世界的穆斯林共同体。而在这份麦地那文献中,它出现在一项具体协议之内,该协议界定了具名参与者之间的义务。因此,这个词不仅具有宗教层面的含义,也具有政治和结社层面的含义。若将其简单译为“民族”或“国家”,就可能把原文并未表达的领土国籍观念和现代公民身份观念带入其中。

这份协议并未将各个氏族消解为一个不分彼此的个人集合,而是列出组成共同体的各个群体,并确认它们在支付血偿金和赎回俘虏方面的责任。来自古莱氏的迁徙者与当地群体一道,在这一组织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由此形成的联合体,将一种新建立的整体团结与各群体延续下来的集体义务结合起来。亲属关系仍是一种组织机制,但已不再是要求人们提供援助和约束行为的唯一依据。

若干条款规定了联合体成员应有的行为。信士应采取行动制止严重的不法行为,即使犯事者是自己的近亲也不例外。地位相对低下的成员所给予的庇护,也得到更广泛共同体的承认。信士不得以损害共同军事承诺的方式单独媾和。这些规则旨在防止私人忠诚或另行达成的交易破坏集体义务。它们具有整合作用,但文献是通过可强制执行的义务来体现这种整合,而不是提出一套关于个人成员地位平等的一般理论。

在涉及犹太人的条款中,乌玛的涵盖范围变得更为复杂。最广为人知的措辞将奥夫氏族的犹太人描述为“与信士共同”构成一个乌玛,同时又区分了他们的宗教与穆斯林的宗教。学者对此存在分歧:这究竟是将他们纳入一个宗教多元的共同体,还是让他们在更广泛的政治联盟中与信士结为伙伴。这一分歧不应掩盖其明确的制度要点:被指明的犹太群体在这套协议安排中拥有获得承认的地位,同时保有宗教上的区别。文献构建了一种跨越差异的联合关系,但其宗教边界与政治边界之间究竟如何关联,仍需阐释,不能用单一的现代标签加以概括。

犹太参与群体与宗教差异

宪章中涉及犹太人的条款,是其中最常受到讨论的部分之一。关于奥夫氏族犹太人的规定之后,还有若干条款,将类似安排扩展到其他具名群体。文本承认宗教上的区别,其相关表述通常译为“犹太人有他们的宗教,穆斯林有他们的宗教”。文本还涉及与这些群体有关联的人员、援助义务以及不当行为的责任。因此,对宗教差异的承认,是置于具体的相互承诺框架之中的。

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是,参与缔约的犹太人究竟是哪些群体。传世文献中的名称,并不完全对应于穆罕默德后来发生冲突的叙事中常见的盖努卡、奈迪尔和古莱扎三大部族名单。有几个群体是通过其与阿拉伯氏族的联系来指称的,例如“奥夫氏族的犹太人”。某一特定称谓究竟指独立的犹太群体、结盟成员、依附者,还是范围更广的关联人口,必须逐一考察。某个主要部族的名称没有出现,本身既不能证明该部族被纳入,也不能证明其被排除。

这些条款将宗教上的区分与安全合作结合起来。犹太参与者承担自身的开支,穆斯林也承担各自的开支;当文献所涵盖的群体遭到攻击时,各方有义务提供援助。各方还应真诚相待,不得助长不义之举。这些规定更像是一个分担责任的联盟,而非统一的行政体系。它们并未为每一参与方规定完全相同的宗教义务,也未将改宗列为接纳参与者的依据。

宗教条款是早期一项涉及犹太教社群与穆斯林社群的安排的重要证据,但不应夸大其适用范围。它既不是一份全面的人权宣言,也不是一项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人的宗教自由通则。它针对的是某一特定盟约中的指定群体。反过来说,若将其仅仅视为一种权宜性的承诺,也会忽略宗教差异已被明确纳入书面协议这一事实。它在历史上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将对差异的承认与共同的政治义务结合起来。

这份文本也应与后来伊斯兰法中的法律分类区分开来。它并未呈现后世法学中那套发展成熟的非穆斯林受保护身份制度。后世关于驱逐和冲突的记载,也不能直接用来确定早期各项条款实际如何运作。这些叙事涉及麦地那不断变化的群体关系,本身也存在年代判定和传承方面的问题。宪章为早期经协商形成的框架提供了证据,但它既不是该框架实施过程的连续记录,也未完整解释各个犹太社群的地位后来如何发生变化。

赔偿、庇护与对暴力的约束

文献的大量篇幅讨论了现代读者可能归入刑法范畴的问题,但其运作机制植根于这样一种社会:有组织的亲族群体承担着如今通常由公共机构承担的责任。杀人、伤害、被俘以及给予庇护,都可能引发远远超出直接当事人范围的冲突。这份协议力图保留人们熟悉的制度,同时使其受到更广泛的共同体约束,以此规范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文献多次规定,各组成群体须继续依照既定安排支付血金,即迪亚(diya),并以信士之间公认妥当而公平的方式赎回俘虏。赔偿并非仅由个别加害者私下支付。集体责任使群体能够承担暴力行为引起的赔偿义务,也有助于防止报复不断升级。文献针对不同群体反复列明这些安排,表明这一更大范围的联合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既有的互助结构。

与此同时,文本也限制了对作恶者的无条件维护。信士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实施严重侵害或制造动乱的人,即便犯事者是其中某人的儿子也不例外。另一条规定则谴责窝藏或支持犯事者的行为。对于故意杀人,除非受害者的代表接受其他解决方案,否则应予抵命。这些条款并未取消个人或家族提出诉求的权利,但力图防止有权势者的关系网使犯事者逃脱集体约束。

庇护也被赋予了共同体层面的意义。文献宣告,真主的庇护是统一的,即便地位较低者给予的庇护,也对其他人具有约束力。这限制了强势成员无视弱势参与者所作承诺的能力。相关用语究竟涵盖哪些社会成员,仍需解释,但这一原则使给予庇护的行为产生了超出庇护者个人范围的效力。其他条款则限制可能帮助敌人或破坏协议的庇护行为。庇护被承认为一种制度,而非不受限制的私人裁量权。

由此形成的秩序融合了习惯法、宗教义务与有组织的执行机制。它并不是一部刑法典:既未详尽列举罪行,也未系统规定证据规则或刑罚。它也没有设立专业警察队伍或常设刑事法庭。其典型运作机制,是相互联合的群体依据具有约束力的承诺采取集体行动。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现代关于它确立了完全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需要有所保留。文献施加的约束能够跨越地位与亲族关系,但责任与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仍由不同群体分别组织落实,而非建立在每个人都享有统一法律地位的基础上。

防御、领土与穆罕默德的权威

对外安全是《宪章》组织安排中的一项核心关切。协议要求各参与方共同抵御针对协议所涵盖者的攻击,同时限制可能破坏共同承诺的单独安排。文本特别提及古莱什,即穆罕默德及许多迁士原先所属的麦加群体。禁止向古莱什提供庇护或援助的条款,反映了迁徙所伴随的政治决裂,以及迁士昔日的对手所构成的威胁。

协议还对军事费用作出分摊安排,而非建立一个具备全面税收制度的中央财政机构。犹太教与穆斯林参与方仍各自承担本方开支,同时负有在特定情形下相互援助的义务。有关媾和与军事合作的规定,旨在防止某一群体采取使其他群体陷入危险的政策。这是一种以各群体组织的持续存在为支撑的协同防御结构,并不能证明当时已有成熟的财政—军事官僚体系。

除成员资格外,地域也同样重要。文件使用 ḥarām 一词,将叶斯里卜内部地区界定为协议各方的受保护区域或圣域。其确切含义必须结合阿拉伯地区设立受保护空间的惯例,以及文件自身的安全条款来理解。这既不是经过勘测的边界描述,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领土主权声明。尽管如此,它仍将共同体的和平与一个明确的聚居地联系起来,而非仅仅与个人效忠关系相联系。

穆罕默德在这一安排中居于独特地位。凡可能引发混乱的重大争端或分歧,都须提交真主及其使者穆罕默德裁断。这确立了一种超越各组成群体独立决策权限的权威。他的角色可以部分地用仲裁来描述,但不能完全等同于中立仲裁者的模式,后者的权威仅来自争端各方临时同意接受仲裁。文件以先知身份来确认穆罕默德的地位,从而将政治裁断与宗教权威联系起来。

这些条款并未确立权力分立,也未区分现代意义上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职务。它们一方面承认各群体的自治,另一方面又为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争端设立了更高的裁断权威。这些条款也不能证明穆罕默德立即在绿洲中取得了对一切强制手段的、毫无争议的垄断。文本持续强调群体义务,表明权威是通过协商达成的承诺和集体执行来运作的。因此,《宪章》对于研究政府的形成尤其有价值:它展现了一种尚不具备后世帝国国家制度机构的框架,而在这一框架中,安全协调、宗教领导与争端解决正逐渐融为一体。

宪法解读与历史遗产

将这份文献称为宪法,突出了它在组织政治共同体、分配义务以及承认最高权威方面的作用。从这种功能意义上说,这一称谓有其价值。它表明,这份文本关乎集体生活的结构,而非仅仅涉及某一次具体事务。不过,这个现代名称也可能掩盖该文献作为特定群体之间盟约的形式,以及它所植根的宗教与习俗关系。

通俗论述常将其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但这并不是一个已得到确证的历史分类。早在七世纪以前,规范政治秩序的成文规则就已存在,而宪法的定义也众说纷纭。条约、根本法、君主颁布的法令与现代意义上的最高宪法,并不是可以混为一谈的类别。这份麦地那文本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是否将它置于此前所有政治文献之首。

它与后世伊斯兰政治及法律思想的关系同样复杂。这份文献因穆斯林学者的传承而留存至今,但并未成为一部持续施行的宪制法典,无法与现代国家中具有稳固最高地位的根本法相提并论。古典时期关于统治、裁判、条约以及与非穆斯林关系的讨论,是通过对古兰经、先知传述、历史实践的阐释,以及法学推理而发展起来的。不能简单地把后来的制度理解为对《麦地那宪章》条款的落实。

现代学术研究与政治著述使这份文献重新受到重视。穆罕默德·哈米杜拉的著作推动了将其视为早期成文宪法的说法广为流传。其他作者则在探讨宗教共存、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以及伊斯兰传统与宪政主义能否相容时援引这份文献。这些用法往往突出了文本确实具有的特征,尤其是集体义务和宗教区分,但也可能引入一些需要另行提供历史依据的概念,例如国民身份或全面的个人权利。

比较分析只有同时指出相似与差异,才能提供最有价值的认识。这份盟约协调了多个群体,却没有通过正式划分由宪法列明的政府权力来建立联邦制。它对宗教差异作出规范,却没有提出政教分离的现代原则。它规定了共同义务,却没有描述全体成年人的普遍政治参与或代议机构。更恰当的理解是,其独特之处在于调整了阿拉伯地区既有的机制,使之适用于一个以穆罕默德的领导为核心的联合体。

因此,持续开展的研究着重探讨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文中具名群体的身份、不同传本之间的关系、法律程式用语的含义,以及各项条款可能形成的先后次序。每一个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份文本——它究竟是一份最初奠定共同体基础的协议,一组逐步积累而成的协议文书,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问题使《麦地那宪章》始终处于早期伊斯兰教研究的核心位置,尤其是在文献措辞与后世历史叙述分别揭示麦地那共同体形成过程不同侧面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