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玛是与伊斯兰教相联系的共同体,通常指由信仰而非单一血缘、语言、领土或政府联结起来的全球穆斯林群体。不过,阿拉伯语词语 ummah 的含义比这一常见用法所体现的更为广泛。在《古兰经》中,它可以指不同的宗教共同体、先知向其传达启示的民众,甚至动物群体。这个词在伊斯兰教中的特定意义,是通过《古兰经》的教诲、围绕穆罕默德形成的共同体,以及后来关于宗教权威和集体生活的争论逐渐发展而来的。
乌玛既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也是一种规范性理念:它将穆斯林描述为彼此相连的整体,同时表达了对团结、正义、相互责任以及忠于真主的期望。它从未始终与某一个政治组织完全重合。穆斯林社会涵盖了相互竞争的王朝、各具特色的法学与神学传统、众多语言以及不同的政体。因此,要理解这一概念,就必须区分宗教归属与政治效忠、团结的理想与制度上的统一,以及普遍的归属感与组织穆斯林日常生活的地方共同体。
语言与《古兰经》中的含义
阿拉伯语 ummah(复数为 umam)通常译为“共同体”“民众”或“民族”。这些译法都无法涵盖其全部语义。“民族”容易使人误想到疆域明确的民族国家,而“会众”则可能让人联想到地方性的礼拜群体,而非跨地域的共同体。其他闪米特语言中也有同源词,但这些词之间的历史关系并不能证明,《古兰经》中每一处用例都源自同一个原始含义。尽管宗教阐释常将 ummah 与意为“母亲”的 umm 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本身不足以构成可靠的历史词源解释。
《古兰经》中这一词语的用法十分多样。《古兰经》6:38 将地上的走兽和振翅飞翔的鸟类描述为与人类一样的共同体。16:120 则称易卜拉欣为一个 ummah,这种用于单个人的罕见用法,通常被理解为将他呈现为典范性的领袖,或全面体现顺从真主的楷模。在 12:45 中,这个词出现在表示一段时间的措辞中。这些用例表明,该词并不只是穆斯林的专称,也并非每次出现都指一个政治实体。
其他经文则涉及人类、启示与宗教差异之间的关系。《古兰经》10:19 说,人类原本是一个共同体,后来才产生分歧。5:48 说,不同的共同体各自领受了律法与道路,并将它们之间的差异置于真主的考验和竞相行善的框架之中。这些经文为有关人类统一性与领受启示的共同体之多样性的广泛阐释提供了依据。但仅凭这些经文,并不能得出一套规范宗教间关系的详细制度方案。
其中两段经文对于穆斯林理解自身共同体尤为重要。《古兰经》2:143 将其受众称为 ummah wasaṭ,这一表述有“居中的共同体”“公正的共同体”或“中正的共同体”等不同译法,并赋予其为全人类作见证的责任。《古兰经》3:110 则将这一共同体描述为为世人而产生的最优秀的共同体,并将这一地位与劝善、戒恶及信仰真主联系起来。因此,这种优越地位是就其承担的责任而言的,而不只是基于血统或集体声望。《古兰经》3:104 也号召建立一个劝人向善的共同体;在讨论这一义务究竟属于所有信士,还是属于具备资格的特定群体时,人们对这一表述作出了不同解释。
这些含义将乌玛与一神论、先知历史以及道德责任联系起来,也解释了为何这个词可以在多个层面上使用:它可以指作为整体的人类、领受启示的某一民众,或因接受穆罕默德的启示信息而形成的共同体。后来,穆斯林越来越侧重最后一种含义,但其他含义并未因此消失。
麦地那共同体的形成
穆斯林乌玛的兴起,与622年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的希吉拉密不可分。在麦加,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身处一个主要以亲缘、家户和部落庇护为组织基础的社会环境,并在其中形成了宗教共同体。迁徙带来了不同的局面。被称为“迁士”(Muhājirūn)的迁徙者,与当地被称为“辅士”(Anṣār)的支持者会合,共同生活在一个包含不同阿拉伯群体和犹太社群的聚居地。此时,宗教归属必须成为维系庇护、仲裁、物质援助和集体防卫等制度的基础。
一项关键史料是一组通常被称为麦地那宪章或《麦地那盟约》的协议。这份文献并非以当时的原始手稿形式存世,而是通过早期伊斯兰历史记述流传下来,其内容规定了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与麦地那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文献开篇将与麦加和叶斯里卜有关联的信士及穆斯林,以及加入他们的人,界定为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的共同体。后续条款涉及伤害赔偿、赎金、庇护、争端和防卫等事项。
这份文献并没有简单地抹去旧有的社会组织。它通过逐一列明的群体分派责任,保留了既有的血金赔偿和俘虏赎回安排,同时又将这些安排纳入一项更广泛的协议。这种结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新共同体的形成,并非靠一夜之间废除亲缘关系,而是将特定的义务置于更广泛的效忠与裁决框架之下。穆罕默德的角色将先知权威与争端解决,以及涉及共同体安全事务的领导权联系在一起。
有关犹太群体的条款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其中一项重要条款将奥夫氏族的犹太人描述为与信士构成一个共同体,同时确认犹太人有其宗教,穆斯林也有其宗教。不同译本对这一关系的表述有所不同,历史学家也对现存文本是否汇集了不同时期订立的协议存在争论。因此,无论将麦地那描述为现代世俗宪政国家,还是一个已经充分成形的宗教国家,都会掩盖七世纪的制度安排与现代政治范畴之间的重要差异。
有关迁士与辅士结为兄弟的记述,同样体现了将团结纽带扩展至血缘之外的努力。然而,早期共同体始终处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其成员在财富、地位、部落关系以及与穆罕默德的亲疏程度上存在差异。麦地那后来的发展也包括与某些犹太群体的冲突,以及政治联盟的变化。麦地那的奠基意义,在于将宗教信仰与有组织的共同体责任结合起来,而不在于确立了一套永久固定、供后世穆斯林社会原样复制的安排。
政治统一与哈里发国的历史
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后,在没有在世先知的情况下由谁领导共同体,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艾布·伯克尔成为首任哈里发,随后继任的是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哈里发国逐渐发展为领导穆斯林政体的制度,但继承程序以及政治职位与宗教权威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争议。围绕第一次内战(通常定年为656—661年)发生的冲突,成为后世论述领导权合法性和共同体分裂的核心议题。
此后的倭马亚王朝统治于661至750年,阿拔斯王朝则建立于750年,两者统治的人口分布范围都远远超出了阿拉伯半岛。随着疆域扩张,乌玛与穆斯林统治下全体人口之间的区别日益重要。许多居民并非穆斯林,而改宗又使语言和社会背景各异的人们加入这一宗教共同体。早期阿拉伯征服者与非阿拉伯裔改宗者之间的区别,往往与“马瓦里”(mawālī)这一身份类别相关,表明普遍开放的宗教成员资格并不会自动消除既有的不平等。
统一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一理想,也在实际政治统一瓦解后延续下来。909年,法蒂玛王朝已在北非建立了与阿拔斯王朝对立的哈里发国;929年,倭马亚王朝又在科尔多瓦宣布建立哈里发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继续在巴格达宣称拥有权威,尽管军事和财政大权日益落入其他统治者手中。这些并存的权威主张说明,不能将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描述为始终由一位获得普遍承认的君主统一统治。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终结了当地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后来,阿拔斯家族的另一支系在开罗延续哈里发世系,受马穆鲁克保护。
古典时期的政治论著作者试图将规范层面的统一理想与这些不断变化的现实联系起来。马瓦尔迪于1058年去世,他将伊玛目之职论述为承担捍卫宗教、治理世俗事务职责的职位。他的讨论涵盖任职资格、任命方式及职责,而非仅仅诉诸共同情感。伊本·赫勒敦于1406年去世,他考察了群体凝聚力,即“阿萨比亚”(ʿaṣabiyyah),在王朝兴衰中的作用。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探讨穆斯林的政治生活,同时都认识到制度与权力在现实中的重要性。
后来,奥斯曼苏丹越来越突出地运用其对哈里发身份的主张,尤其是在外交和帝国政治中。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922年废除苏丹制后,又于1924年废除了奥斯曼哈里发制。这终结的是一种特定制度,而非乌玛本身。尽管生活在不同政府的统治之下,穆斯林仍将自己视为同一宗教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历史事实表明,共同体统一的理念,与那些声称代表这一理念、却不断变迁的职位,应当加以区分。
宗教权威、法律与内部多元性
乌玛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普世教会、拥有不受争议的等级体系的统一机构。相反,权威分布于学者、统治者、法官、教师、地方机构,以及某些传统中的世袭宗教领袖之间。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区别尤为重要,但两者各自内部也并非整齐划一。对于何为正当的继承以及宗教引导,两派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也塑造了它们在更广泛的共同体中确立权威的方式。
逊尼派法律思想十分重视公议,这一概念通常被译为“共识”。其理论重要性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具有权威的共同意见能够确立或确认一项宗教裁断。然而,对于谁的共同意见才算数、如何确认这种共同意见,以及它究竟是指全体信众、具备资格的学者,还是早期某些特定世代的共同意见,法学家之间存在分歧。因此,公议并非类似现代选举或民意调查的简单程序。援引公议往往取决于学者对专业资格、传承以及历来分歧的判断。
伊斯兰教法学的发展进一步体现了统一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与艾布·哈尼法、马立克、沙斐仪和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相关联的逊尼派法学学派,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方法与学说体系。什叶派传统则发展出自身的法律制度与权威来源。这些传统都将教法学理解为诠释沙里亚的努力,而不认为任何一项具体的法律意见都能穷尽神圣律法的内涵。因此,有关宗教功修、契约、家庭关系及司法程序的分歧,可以并存于共同的宗教框架之内。
在十二伊玛目派中,伊玛目的权威与第十二任伊玛目的隐遁,是宗教引导问题的核心。大隐遁通常被认为始于941年。在后来的发展中,具备资格的法学家获得了重要的诠释职责,但关于他们政治权威的理论并不一致。其他什叶派传统,包括伊斯玛仪派各共同体,对伊玛目制度形成了不同的理解。伊巴德派则是另一个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传统,不能简单归入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二元划分之中。
哪些分歧可以被接受,其界限本身也一直存在争议。伊赫提拉夫(Ikhtilāf),即学术分歧,可以用来描述得到认可的多样性;而塔克菲尔则指宣布某人不再属于伊斯兰教。后者具有重大的神学与法律影响。许多法学家对此类宣告设下限制,但教派冲突表明,这些限制并非总能有效防止排斥。因此,更广泛意义上的乌玛既是一种表达方式,用以说明人们虽有差异,却同属一个共同体;同时,它也是一个概念,其边界始终有人试图加以界定。
伦理义务与相互责任
乌玛的团结不仅体现于共同信仰,也体现于成员彼此承担的义务。《古兰经》49:10将信士称为兄弟,并教导他们调解纷争。《古兰经》49:13则面向更广泛的全人类,说明各民族和部落的存在是为了相互认识,并指出在真主面前,人的高下取决于敬畏。这些经文将共同体的团结与一种观念联系起来:不应仅凭出身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地位;同时,它们也不否认社会和文化差异的持续存在。
圣训集中保存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比喻,使这种团结有了具体可感的表达。逊尼派主要圣训集所收录的传述,将信士比作各部分相互支撑的建筑;另一个比喻则将他们比作一个身体,其中一个部位受苦,其他部位也会有所感应。这些意象塑造了许多社会中的宣讲方式和民间宗教语言。其意义在于伦理,而非行政管理:它们阐明了回应他人需求的义务,却没有规定所有回应都必须通过某一种政府或组织架构来实现。
天课是一种强制性的施济,是这份责任在制度上的重要体现。《古兰经》9:60列出了有资格领取天课的各类人群,包括贫民、赤贫者、管理天课事务的人以及负债者。教法学家就应缴课的财产、起征门槛、受领者和分配方式制定了详细规则。不能简单地将天课视为现代所得税,也不能将其视为可不受限制地用于共同体任何用途的资金。不同传统对天课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其征收也可能由政府、地方当局、机构或个人组织实施。
教法中的“集体义务”(farḍ kifāyah)这一类别,体现了共同体成员身份与责任之间的另一重联系。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履行,此类义务即告完成;如果无人履行,相关共同体就可能共同担责。殡礼拜是一个常见例子,教法学家也讨论过集体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其他活动。与个人义务(farḍ ʿayn)不同,这一类别承认责任可以分工,但并不因此认为,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在道德上与其他人毫无关系。
共同体伦理还包括劝善戒恶的义务。对这项义务的解释涉及知识、权威、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允许采用的手段等问题。在不同情境中,学者的教导、私下的劝诫和公共机构都曾与之相关。不能将它简化为不受限制的私人强制,也不能将它等同于历史上某一种特定官职。更广泛地说,乌玛的道德话语与伦理学和分配正义有所交集,但其论证源于特定的经典诠释、教法观念和神学认识,所关注的是人对真主以及人与人之间应当承担何种义务。
跨地域归属的仪式与制度
乌玛通过反复进行的宗教实践变得具体可感,这些实践将分散各地的共同体联系起来。每日五次礼拜时,礼拜者都朝向麦加的克尔白,无须身处同一地点,便能共享一个神圣的朝向。世界各地的礼拜时间虽不相同,但共同的仪式形式将地理上相隔遥远的穆斯林联结在一起。清真寺在街区或城镇层面为这种联系提供了场所,而星期五的聚礼则将宗教教导、共同体的公开呈现,以及历史上对政治效忠的表达结合起来。
朝觐使全球共同体的理念以一种尤为集中的实体形式呈现出来。在伊斯兰历十二月,即都尔黑哲月,来自不同地区的朝觐者在麦加及其附近地点履行规定的仪式。朝觐义务适用于有能力履行的人,而非要求每位穆斯林不顾自身条件都必须前往。共同的仪式和男性朝觐者穿着的戒衣,使共同的成员身份清晰可见;不过,财富、住宿条件、语言以及出行机会方面的差异,也始终是朝觐社会史的一部分。
斋月同样使人们周期性地感受到共同的宗教时间。斋戒、夜间礼拜、施济以及标志着斋月结束的节日,将不同国家的家庭与机构联系起来。伊斯兰阴历并未带来管理上的完全统一:各共同体在观月、天文推算或遵从哪一宗教权威等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这些差异表明,即使没有对每个细节进行集中协调,共同的宗教实践也能够延续。
教育和慈善机构也跨越距离,将乌玛联系起来。瓦克夫是一种依法设立的捐赠基金,历史上曾为清真寺、学校、供水设施、医院及其他设施提供支持。其法律形式和管理方式因地区与时代而异。学者的游历将开罗、大马士革、麦加以及更远的东西方城市等学术中心联结起来。通过教学以及授予传授典籍的许可,学者参与了不受某一统治者疆域限制的网络。阿拉伯语是经典与学术领域重要的共同语言,但波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马来语及许多其他语言,也支撑着广泛发展的穆斯林知识文化。
苏菲主义的各教团通过导师、道堂、入门仪式、虔修实践和游历,建立起更多联系网络。商路与人口迁徙使这些联系延伸至印度洋、撒哈拉沙漠和欧亚大陆各地。由此形成的共同体并非仅仅是抽象的集合体,而是通过待客、通信、婚姻、书籍、捐赠基金和朝觐不断延续。同时,人们参与这些机构的机会也因所在地、资源、性别和社会地位而异。普遍的归属与不平等的参与,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中并存。
殖民主义、改革与民族认同
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帝国的扩张、穆斯林统治国家内部的变革,以及新兴传播技术,改变了人们讨论乌玛的方式。轮船和铁路改变了出行方式,报纸和印刷术则使各种论点得以在素未谋面的读者之间流传。在公共讨论中,乌玛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个虽分处不同地域,却面临相互关联的挑战的群体。这并不是穆斯林团结意识的诞生,而是其规模、话语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
泛伊斯兰主义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术语,用来指称寻求加强穆斯林之间联系的各种倡议,尤其是为应对帝国强权而提出的倡议。1884年,贾迈勒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在巴黎创办了阿拉伯语期刊《坚固的纽带》。尽管该刊出版时间短暂,却在后来关于伊斯兰改革和反帝思想的论述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类倡议将宗教复兴与公共教育、政治独立联系起来,但倡导者在制度、策略以及宗教传统与现代学术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1876年至1909年在位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强调自己的哈里发身份,将其作为帝国政策以及与奥斯曼疆域之外的穆斯林交往的一部分。他在运用伊斯兰团结理念的同时,也必须顾及治理一个多语言帝国的实际需要。不能因此认定所有穆斯林都接受奥斯曼的领导,或对哈里发制度抱有相同的理解。地域忠诚、相互竞争的统治者,以及政治处境的差异,都限制了任何单一势力代表整个乌玛的主张所能获得的支持。
在英属印度,哈里发运动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哈里发的地位问题展开动员,在1919年至1924年间尤为活跃。这场运动与更广泛的反殖民政治活动有所交汇,却产生于一个远离伊斯坦布尔的环境。1924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凸显了将跨国关切转化为普遍认可的政治制度的困难。此后,再无哈里发得到穆斯林的普遍承认。
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未引发单一的回应。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的政治与哲学著述,将伊斯兰团结理念与有关南亚穆斯林政治生活的争论联系起来。阿布·卡拉姆·阿扎德和侯赛因·艾哈迈德·马达尼则以不同方式,支持与非穆斯林在同一地域内共同参与政治生活。马达尼为复合民族主义所作的辩护,区分了政治上的民族归属与宗教共同体归属。这些争论表明,对乌玛的忠诚可以与民族自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并存。宗教归属既不会必然导致对民族国家的排斥,也不会必然导向对某个特定国家的支持。
公民身份、少数群体与宗教边界
乌玛的成员资格通常与穆斯林身份相联系,而不取决于是否属于某个特定族群。因此,皈依便清楚地体现了这种身份与基于血缘的身份之间的区别。与此同时,穆斯林社会一直需要区分宗教归属、居住身份、政治保护和法律地位。这些区别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非穆斯林如何在穆斯林统治的社会中生活,以及穆斯林如何参与大多数公民信奉其他宗教或不信教的社会。
古典伊斯兰法学确立了受保护的非穆斯林臣民这一类别,通常称为“齐米”(dhimmīs)。这一身份主要适用于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也曾扩展至其他社群;它既包含保护,也规定了特定义务,包括在符合适用条件时缴纳吉兹亚税(jizya)。这一身份并不等同于现代的平等公民身份。相关规则在各地的实施并不一致,非穆斯林社群的境遇也因地区和时代而异。不过,这些社群的存在表明,穆斯林政体所辖的人口与作为宗教共同体的乌玛,其范围从来不必完全重合。
现代公民身份改变了这一制度框架。各国宪法和法律以国家成员资格为基础界定权利与义务,而乌玛则指跨越国界的宗教共同体。因此,一名穆斯林可能与非穆斯林邻居拥有相同的公民身份,同时又与国外的人们拥有共同的宗教归属。现代穆斯林政治思想对这种交叠关系提出了不同解释,既有主张平等公民身份的论述,也有主张赋予伊斯兰教宪制地位的论述。仅凭使用“乌玛”一词,无法推断出某一种特定模式。
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处境进一步引发了有关礼拜、家庭关系、教育、政治参与以及依居住地法律应承担的义务等方面的法学讨论。历史上,法学家常以“伊斯兰之域”(dār al-Islām)和“战争之域”(dār al-ḥarb)等术语划分地域,但这些分类并未构成一幅普遍认可、固定不变的地图。对于这些分类是否仍适用于通过条约、公民身份和国际法相互联系的国家,当代学者存在分歧。因此,少数群体法学是一个不断阐释的领域,而非一套普遍接受的法典。
普遍的宗教成员资格与平等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妇女、皈依者以及在特定社会中受到边缘化的群体。伊斯兰教经典将男女都视为须承担道德责任的信士;《古兰经》第9章第71节将男女信士描述为彼此的盟友。然而,历史上的制度在权力和公共参与机会的分配上并不平等。因此,在分析时,应将乌玛成员资格与获得领导职位、教育或资源的机会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也使人们能够审视以共同体名义提出的主张,而不预设每位成员对共同体都有相同的体验。
当代组织与公共传播
当代机构常以乌玛为号召,但并不构成统辖穆斯林的单一政府。伊斯兰合作组织成立于1969年,是一个拥有57个成员国的政府间组织。其成员构成和运作程序属于国家间外交的范畴,并不直接代表每一位穆斯林或每一种宗教传统。该组织的活动表明,以宗教为纽带的团结可以通过现有的国际国家体系发挥作用,而非取代这一体系。
其他组织则通过宗教教育、慈善活动或学术交流开展工作。1962年在麦加成立的伊斯兰世界联盟,在机构性质和活动方面均有别于伊斯兰合作组织。此外,众多独立的慈善机构、基金会、清真寺协会和教育网络也开展跨境援助。人道主义呼吁往往诉诸共同体责任,而实际运作则依赖筹款体系、专业人员、当地合作伙伴、国家监管,以及接触受援人群的渠道。
任何组织都不能仅凭使用面向全体穆斯林的措辞,就证明自己代表所有穆斯林发言。学者发表的宣言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04年启动的《安曼宣言》倡议及其在2005年促成的学者共识,强调特定伊斯兰教法传统之间的相互承认,并对将这些传统的信奉者判定为不信者的做法加以限制。此类倡议是有组织地协调分歧的重要体现,但并未消除神学差异,也没有建立起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宗教权威。
广播、人口迁移和互联网进一步改变了共同体内部的传播方式。一篇讲道、一项教法意见、一则募捐呼吁或一份关于苦难的报道,几乎可以即时传遍各大洲。散居海外的穆斯林既可能与祖籍国的机构保持联系,也会发展适合居住国环境的宗教组织。网络受众可以向本地以外的宗教教师求教,这扩大了获取宗教知识的机会,同时也引出了资质、翻译、语境和责任归属等问题。
这些发展使代表性成为一个核心的现实问题。政府、学者、活动人士和媒体人物都可能以穆斯林利益的名义发声,但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及其权威各不相同。因此,学术研究会区分团结的表达与协调行动的证据,也会区分宗教认同与政策上的共识。乌玛能够提供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将相隔遥远的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却不会使使用这一概念的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优先事项。乌玛在当代的制度化形式仍然多元:外交论坛、地方宗教团体、教育网络、慈善机构和跨国公众群体,分别围绕共同宗教归属的不同方面开展组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