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是有共同名称、成员认同共同祖先的社会群体,但其成员往往无法逐一说明彼此之间的谱系联系。在人类学中,这一术语通常指依据世系组织起来的群体,尤其是沿母系或父系单方追溯世系的群体。在更广泛的历史语境中,这一术语也用于指苏格兰氏族、中国的同姓群体,以及其他将祖先渊源、政治效忠、地域联系和集体认同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体。这些用法相互关联,却不能互换:并不存在一种为所有被称为氏族的群体所共有的制度安排。
氏族可以安排土地权利、规范婚姻、传承名号和职位、扶助成员,并分派仪式职责。氏族可以存在于一个村落之内,也可以横跨分散的聚落,或存在于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内部。氏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成员相信彼此是亲属,更在于这种信念如何确立得到认可的权利与义务。因此,比较研究会将氏族关于共同祖先的主张,与其成员资格规则、实际活动及其运作所处的历史环境区分开来。
概念的定义与边界
英语单词 clan 源自苏格兰盖尔语 clann,意为子女、后代或子孙。通过历史著述和人类学的发展,这个词从盖尔社会中的一种群体类别,逐渐扩展为用于跨社会比较的术语。因此,这个词具有两种不完全相同的用法:一是指称特定的历史制度,尤其是苏格兰的氏族制度;二是作为分析范畴,用于比较不同形式的亲属关系。某个群体在当地可能另有名称,学者却将其称为氏族;而一个通常被称为氏族的群体,也可能不符合人类学上的狭义定义。
一种常见的区分是氏族与世系群之别。原则上,世系群的成员能够通过一系列已知的祖先追溯彼此之间的关系。氏族成员认同共同的起源,却未必拥有如此完整的谱系。因此,多个世系群可以同属一个氏族,彼此的联系通过祖先叙事来表达,而不一定能由可证实的代际亲子关系链条来说明。这一区分有其用处,但并不普遍适用:人类学家对这两个术语的用法各不相同,地方社会的制度也不总能明确地归入其中一类。
氏族也不同于家庭或住户。住户通常涉及居住安排和家内生活组织;一个氏族则可能包括数千名从未共同生活过的人。扩展家庭可能包含通过多条亲属脉络相联系的近亲,而氏族往往依据某一种世系原则来确定成员资格。氏族也不一定就是一个族群。使用同一种语言或具有更广泛族群认同的人,可能分属许多氏族,而氏族认同有时也能跨越语言或政治边界。
氏族与部落之间的关系尤其多样。在一些民族志描述中,若干氏族组成一个部落;在另一些情况下,“部落”指的是一种政治或行政类别,与氏族组织并无固定关系。这两个词都不代表社会发展中必经的阶段。氏族不仅能存在于缺乏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也能在中央集权的王国或现代国家中运作。
仅有共同名称,不足以证明存在氏族组织。一个姓氏可能流传于彼此无亲缘关系的人群之中,同姓者也未必认同任何共同权威,或承认彼此负有义务。反过来,一个在历史上得到承认的氏族,也可能包含使用不同姓氏的成员。判断的关键在于人们认可的成员资格、关于彼此联系的叙事、集体活动,以及归属该群体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不只是名单上的人看起来是否有亲缘关系。
继嗣、成员资格与婚姻
许多氏族通过单系继嗣吸纳成员,即氏族归属沿父母中的一方传递。在父系氏族中,子女通常属于父亲的氏族;在按母系继嗣组织起来的氏族中,子女通常属于母亲的氏族。这些规则从远为广泛的生物学亲缘关系网络中,选取一条具有社会意义的联系。父系制度中的人仍然有母方亲属,母系制度中的人也仍然有父方亲属。氏族归属并不能涵盖全部亲属关系。
继嗣规则应与居住模式、继承安排和政治权威区分开来。按母系确定成员资格,并不必然意味着由女性掌权:职位可以在通过女性建立亲属联系的男性之间传递,例如从舅舅传给外甥。同样,按父系确定成员资格,也不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财产都必须由父亲传给儿子。在同一社会中,土地、个人物品、仪式知识和公共职位可以遵循不同的传递规则。
氏族成员资格常被描述为世代承袭,但其实际界限可以相当灵活。收养、接纳外来者、政治结盟以及对依附群体的同化,都可以确立成员资格。此后,相关叙事可能会将这些关系表述为共同的世系。这类过程并不只是对某种原本纯粹以生物学关系为基础的制度的偏离。它们表明,继嗣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亲属关系能否得到认可,取决于公认的程序、公众的知晓以及集体的承认。
许多氏族遵行外婚制,即要求与特定群体之外的人结婚的规则。氏族外婚并不意味着必须与整个民族或社群之外的人结婚;配偶双方可以属于同一较大人群中的不同氏族。这一规则可以通过配偶、子女、交换往来和仪式义务,在群体之间建立持久联系。其适用范围各不相同:禁婚范围可能涵盖整个具名氏族,也可能仅限于某一特定世系群,或延伸至若干相互关联的类别。
外婚制并不是界定氏族的普遍特征。有些被称为氏族的群体允许关系疏远的成员通婚,而另一些继嗣制度则倾向于在较大的亲属群体内实行特定形式的婚姻。有关表亲或堂亲、辈分、居住地和姓氏的规则,也可能相互交叉而并不重合。一旦明确了所涉及的社会群体层级,表面上的矛盾往往就会消失:一桩婚姻可以发生在地方世系群之外,却仍在一个更大的具名继嗣类别之内。
氏族内部的成员地位也存在差异。长幼次序、谱系位置、年龄、性别以及获取祖产的机会,都可能使同属一个氏族名称的人处于不平等的位置。拥有广义上的氏族身份,与在地方性的集体组织分支中享有完整权利,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区别。因此,仅凭两个人属于同一氏族这一点,并不能判断他们的相对地位、对资源享有的权利,或彼此能够指望获得多大程度的帮助。
财产、权威与仪式义务
有些氏族作为团体而运作:它们的存续超越个别成员的寿命,并集体享有公认的权利或承担公认的责任。这类团体活动可能涉及土地、牲畜、渔场、圣物、祖传建筑,或担任政治职务的资格。并非所有氏族都具有这种团体性质。成员分散各地的氏族可能只提供身份认同和婚姻限制,并不拥有财产,而其内部规模较小的世系群体则管理特定的地产或仪式资源。
集体保有资源很少意味着每个成员都能平等地使用所有资源。氏族可能主张总体管辖权,而各家各户耕种各自的地块,地方支系控制特定地域,或由指定的保管人监督资源的使用。占用、耕作、继承、转让以及排除外人使用的权利,可能分别归属不同的个人或群体。仅用完全公有与不受限制的个人所有之间的简单对立,很难准确描述这类安排。
氏族可以提供社会控制和解决争端的机制。长老或其他获得认可的代表可以协商赔偿、调解分歧,或在有人去世或遭受损失后协调援助。在某些情境下,责任并不止于直接涉事的个人,亲属也因而参与争端的解决。这些制度属于更广泛的习惯法体系,但长老的权威和赔偿程序在不同社会中并不一致。某些类型的争端也可能与氏族归属无关。
氏族内部的权威可以通过世袭、推选产生,也可以因具体情境而定,或分属多个职位。首领可能负责协调对外关系,却不掌控所有内部事务;仪式专家也可能拥有政治领袖不具备的权力。除了世系,年龄、财富、个人声望以及对谱系知识的掌握也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拥有共同祖先既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也不意味着存在单一的集权领导。
共同的仪式往往使祖先传承以公开、具象的形式呈现出来。典礼、葬礼、祖先祠庙、诵述以及对圣地的照管,使代际关系得以延续。在存在图腾崇拜的社会中,群体可能与某种动物、植物、某个地方或某位祖先神灵保持特殊联系。图腾关系可能涉及名称、叙事、饮食禁忌或仪式职责,但不能将其简化为动物崇拜。许多氏族完全没有图腾组织。
这些活动也将氏族与成员范围之外的交换联系起来。为葬礼、婚姻给付、宴饮和任职仪式筹集财物,可以动员广泛的关系网络。成员、配偶以及母系或父系亲属所承担的义务可能各不相同。由此形成的组织往往是一张关系相互交叠的网络,而不是一组各自独立运作、自成一体的群体。
美洲与澳大利亚的氏族组织
美洲原住民社会为氏族组织提供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实例,但这些组织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制度。在豪德诺索尼人(又称易洛魁人)中,母系氏族横跨联盟内的各个民族。氏族名称包括狼、熊、龟等动物名称,但各民族中的氏族分布并不相同。同属一个氏族,可以使不同聚落乃至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建立起公认的关系,而不只是将关系限定在同一个居住社区内。
豪德诺索尼人的氏族母亲依照各特定头衔和社群的规章,在遴选世袭头衔的男性担任者以及监督其履职方面承担重要职责。因此,政治职位与氏族成员身份相互关联,却并不等同。历史上的长屋通常供具有母系亲缘关系的女性及其家人共同居住,但一个长屋家户并不等于整个氏族。要区分家庭生活、世系归属和联盟治理,这些区别至关重要。
迪内人(又称纳瓦霍人)也通过母系氏族来组织亲属关系中的重要层面。在正式的自我介绍中,人们通常会说明自己所属的母方氏族、自己“为之而生”的父方氏族,以及外祖父和祖父各自所属的氏族。这种做法将个人置于多重关系之中,尽管其主要氏族归属仍随母亲而定。这说明,不能把单一的世系归属误解为只承认个人某一方的祖系。
在霍皮人中,母系氏族历来与迁徙叙事、仪式职责和特定村落相联系。氏族历史将人们与地方以及仪式知识的传承联系起来。不过,氏族成员资格和仪式组织仍依照各地的安排运作,而不是遵循一种可不加限定地适用于所有霍皮村落的统一模式。在整个北美洲,与其笼统地谈论一种“印第安氏族”,不如关注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后者更有助于理解实际情况。
在澳大利亚,英语中的“clan”(氏族)常用来指与世系、祖地、祖灵以及对特定地方所负的责任相关联的群体。在阿纳姆地东北部的部分地区,雍古人的父系氏族分别归属于范围更广的杜瓦和伊里贾两个半族。半族是一个社会体系中两个互补分部之一,并非氏族的另一种称呼。涉及土地、仪式、婚姻和亲属关系的各种联系,贯穿于这些相互关联的类别之间。
使用澳大利亚相关术语时,尤其需要谨慎。语言群体、地方性世系群体、领地持有群体、居住营群和仪式社群的成员范围,未必完全一致。英语标签可能掩盖这些区别,尤其是在随意使用“部落”和“氏族”等词语时。对许多原住民族而言,祖系与对祖地的责任不可分割,这些责任包括维护地方、叙事和实践。若仅将这些群体描述为亲属的集合,就会忽略赋予成员身份以意义的领地关系和仪式关系。
非洲的世系群体与政治组织
非洲社会一直是氏族与世系群体比较研究的重要对象,尤其因为它们展现了世系关系如何在多个社会和政治层面发挥作用。非洲既有父系制度,也有母系制度,还有一些社会中的氏族作用有限。一个有共同名称的世系群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控制领土、选任领袖或安排婚姻;这些职能必须分别考察。
在加纳的阿坎人中,abusua 通常指母系世系群体。较大的氏族认同与地方性的世系群体并存,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职位通过后者加以组织。一个人属于母亲的 abusua,但父系亲属关系在社会生活和仪式活动中仍然十分重要。某些职位的继承及对世系群体财产的权利主张遵循母系关系,不过,具体规则取决于相关制度与社群。因此,不能将母系归属等同于父亲权威或责任的缺失。
南苏丹的努尔人因 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于1940年出版的《努尔人》而成为20世纪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案例。他在论述中区分了父系世系制度与地域群体,并描述了不同分支群体之间的关系:它们可能在某一层面相互对立,却在另一层面联合起来。由此形成的分节世系组织模型,有助于在不预设中央集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解释政治协调。这是针对特定历史背景所作的分析性论述,而非对非洲所有社会组织形式的描述。
索马里社会组织是父系归属关系层层嵌套的另一个突出例子,英语文献常用氏族家族、氏族、支氏族和世系群体等术语来描述。这些层级在不同论述中的用法并不一致。在习惯法安排下承担赔偿责任的群体,其规模可能不同于公共讨论中备受关注的大氏族类别。政治联盟、聚落、职业、宗教网络和个人关系同样重要;仅凭谱系归属,并不能机械地决定集体行为。
在东非,巴干达人展现了氏族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在布干达王国内,存在着具有公认名称、历史和义务的父系氏族。因此,氏族组织与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并存,而非与之对立。氏族及其领袖所承担的职责,构成了更广泛的政治与仪式秩序的一部分。
理解这些例子,离不开对历史变迁的考察。殖民行政官员有时会把流动不定或存在争议的归属关系视为固定单位,用于征税、间接统治或领土管理。他们可能抬高某些选定代表的地位,或将对习惯做法的某一种解释编订成规。在此之前,非洲的王国、贸易网络、宗教运动和人口迁移也曾重塑世系制度。既不能将当今的氏族组织理解为自遥远过去原封不动延续至今的遗存,也不能将其完全归因于殖民干预。
中国的宗族、同姓社群及东亚其他形式
在中国语境中,“氏族”常被用来翻译一些更准确地说应称为父系宗族或同姓组织的制度。“宗族”和“族”等词可以指基于世系形成的群体,其涵盖范围因时代和地域而异。有谱牒可考的宗族,与规模大得多的同姓人群,二者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同姓身份可能使人产生彼此有遥远渊源的观念,却不意味着他们同属一个共同持有财产或统一举行祭祀的组织。
具有共同财产和组织实体的宗族,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尤为显著,包括广东和福建。其活动可能包括维护祠堂、编修族谱、管理族产田地、资助教育,以及救助族人。祭田等祖产所产生的收入用于祭祀及其他指定用途。各地支系可以分担实际事务,同时尊奉共同的始祖或认同共同的祠堂。
谱系学所涉及的族谱,既是记录,也是组织宗族的工具。族谱通过编纂确立世系、排列支派、保存人物传记,并划定成员范围。修谱需要投入资源,也需要由权威人士决定哪些人的祖系符合入谱资格。因此,族谱所揭示的是一个群体如何表述和规范自身,而不只是对生物学亲缘关系的直接记录。有关出自显赫祖先的说法,也需要像其他文献记载一样接受历史考证。
中国的宗族组织与儒家、祖先祭祀、地方土地占有以及同帝国政权的关系相联系。宗族并非完全取代政府的另一套体制。科举功名持有者、官员、商人、村落领袖和宗族管理者等身份,可能集于同一人。宗族有时会在公共工程或地方防卫中合作,而土地、水源和地位之争也可能动员起基于世系的群体关系。宗族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
海外华人同姓组织发展出了一些与宗族相关、却又有所不同的功能。在移民环境中,以姓氏或原籍地区为基础的组织提供住宿、就业门路、丧葬援助、教育和社会联系。其成员未必拥有可证实的共同谱系。理解这些组织,既要考虑其亲属关系话语,也要考察散居群体社群的实际组织方式,而不能仅仅套用严格的宗族定义。
在东亚其他地区,翻译也面临类似困难。朝鲜半岛的父系群体通常区分共同姓氏与“本贯”;本贯指祖籍地,有助于辨识世系类别,具体的宗族组织则负责保存族谱并举行祭祖仪式。在古代日本,“氏”将世系传统、政治地位与服事关系联系起来。无论是这些组织,还是日本的“家”——一种能够通过收养来确立继承人、从而延续下去的家系组织——都不应被直接视为等同于中国具有共同财产和组织实体的宗族,或苏格兰的氏族。
苏格兰氏族及其历史变迁
苏格兰氏族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共同体,结合了亲属关系、领主统属关系、地域联系和军事追随关系。氏族在高地和群岛地区尤为重要,但不能将氏族认同局限于某一种统一的地域性制度。族长以祖先世系和权威为号召,而氏族成员及其依附者之间的联系,则可能建立在共同血统、租佃、庇护、服役或接纳外来成员的基础之上。因此,将氏族想象成一个由同一男性祖先繁衍而来的庞大家庭,并不全面。
族长的权威并不只取决于世系。土地占有、联盟、婚姻、王室认可,以及维系追随者的能力,都十分重要。氏族组织与苏格兰王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相互作用,其中也包括各种封建土地保有制度。氏族并非置身历史之外、完全以亲属关系取代法律的组织。族长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既可能包含对庇护与忠诚的期待,也可能涉及地租、军事义务以及获取资源机会的不平等。
王室曾多次试图加强对高地和群岛地区的控制。1493年,群岛领主的领地和权利被王室没收,使当地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发生了变化。1609年的《艾奥纳法令》对高地主要族长提出了多项要求,其中包括有关教育和规范上层家族生活的条款。这些措施表明,早在18世纪詹姆斯党起义之前,政治整合就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1746年,詹姆斯党在卡洛登战役中战败,加速了制度变革,但氏族社会并非被某一项措施一举废除。《1746年苏格兰世袭司法管辖权法》削减了私人行使司法管辖权的权力,而《服饰法》则从1747年起限制许多平民穿着高地服饰,直至1782年该法被废除。这些法律与军事干预及更广泛的经济压力同时发挥作用。其影响应与后来庄园重组和居民被迫迁离的过程加以区分。
18至19世纪,许多族长越来越倾向于以商业化地主的方式行事。高地清洗涉及多种驱逐佃户、迁居安置、农业重组和移民事件,削弱了人们原有的一种期待,即族长既然拥有权威,就有责任保护居住在其领地上的追随者。与此同时,移民也将氏族姓氏和记忆带到了北美、澳大拉西亚及其他地区。
19世纪也重塑了氏族制度在公众面前的呈现方式。浪漫主义文学、高地社团、军事形象,以及乔治四世于1822年访问爱丁堡,都推动了高地服饰和氏族象征的普及。许多特定格纹与氏族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在这一时期才确立为统一规范的,而非自古以来便原封不动地传承下来。现代氏族社团持续开展族谱研究、聚会、慈善及文化遗产相关活动。苏格兰纹章机构对族长身份的认可,并不意味着恢复昔日族长的领地管辖权,也不意味着赋予其对所有使用相关姓氏者的权威。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在十九世纪重建早期人类社会的尝试中,氏族组织占据了核心地位。刘易斯·亨利·摩尔根的《易洛魁联盟》于1851年出版,此后又于1871年出版《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于1877年出版《古代社会》。摩尔根的研究使亲属称谓和世系组织成为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他更宏观的进化序列将各个社会划入不同阶段,后来的学者不再接受这种序列作为人类历史的一般解释。
十九世纪的其他一些作者将世系群体与婚姻、财产、宗教及政治权威的所谓起源联系起来。他们使用的类别包括 gens(氏族)、氏族和部落,但这些术语的含义往往并不一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大量借鉴了摩尔根的研究。这类著作有助于确立亲属制度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但其宏大重建往往超出了有关特定社会的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二十世纪初的民族志将关注点转向对社会情境中各项制度的细致研究。W. H. R. 里弗斯倡导谱系法,通过记录具体人物之间的亲属关系,厘清世系、婚姻和亲属称谓。与结构功能主义相关的研究者,包括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和迈耶·福蒂斯,考察了世系群体如何组织持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也推动了有关政治秩序和世系分化的相关讨论。
这些研究确立了一些沿用至今的分析性区分,尤其是对世系、居住与政治群体的区分。但它们也可能使内部整合、具有团体性的世系群体显得比民族志证据所支持的更为普遍,或更具内部一致性。有些社会通过双边亲属联系、家屋、年龄群体或关系网络来组织重要关系,这些形式并不符合世系模型。后来的研究也更加重视女性的活动、家庭关系、历史变迁,以及早期制度描述可能未予充分关注的不平等现象。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学者越来越多地质疑:“亲属关系”是否真是一个普遍存在、可以单独划分出来的领域,并且在各地都以相同的自然观和生物学假设为基础。戴维·施奈德于1984年出版的《亲属关系研究批判》尤其具有影响力。此后的研究考察了供食、共同居住、照料、共享物质、收养和日常互动如何使人们成为亲属。这并不意味着祖先传承不再重要,而是拓宽了研究视野,进一步探讨亲属关联如何形成并得到认可。
因此,研究氏族不能仅仅依靠收集谱系。参与观察、访谈、历史档案、土地记录、仪式文本和谱系文献,能够揭示这一制度的不同侧面。研究者会区分人们所说的成员身份意味着什么,以及具体情境中权利实际如何行使。他们也注重术语的使用:将多个本土类别都译作“氏族”,可能会掩盖对所研究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差异。
当代制度、法律承认与身份认同
氏族在城市就业、正规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际移民所塑造的环境中依然发挥作用。氏族的延续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社会变迁的抵制。一个成员分散的群体,即使不住在同一聚落,也不依靠共同的经济活动谋生,仍然可以协调丧葬、奖学金、仪式或紧急援助等事务。反过来,即便氏族早先的许多集体职能已经消失,人们也可能保留氏族认同。
城市化和人口迁移可能重组氏族关系,而不只是使其瓦解。来到城市的亲属可能利用已有关系寻找住处、获取信息并获得引荐。相关社团可以通过会费、委员会和书面规章,将这些活动制度化。这类组织可能在保留世代相传的成员资格的同时,采用类似其他自愿性社团的办事程序。它们的实际重要性取决于当地的就业市场、公共服务以及其他社会网络。
在涉及土地或受到承认的习惯权威时,氏族制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在法律多元主义的条件下,习惯制度与法定制度可能并存或相互重叠。承认一个群体,可能需要行政机关或法院确定谁能代表该群体、如何认定成员资格,以及集体组织能否享有特定权利。这些问题可能暴露长老、当地居民、迁出者以及相互竞争的各支系之间的分歧。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所有权诉讼说明了作出精确区分的必要性。《1993年原住民所有权法》提供了一个法定框架,用于承认依据传统法律和习俗享有的权利与权益,但须符合该法的法律要求。一个群体在公开场合被称为氏族,这本身并不能确立原住民所有权、界定权利主张群体,或确定每一位权利人。有关联系、法律、习俗及相关权利的证据仍然不可或缺。
当代的家谱研究和基因检测也可能造成混淆。脱氧核糖核酸可以提供有关特定生物学关系或人群历史的证据,但仅凭它本身无法确定社会意义上的氏族成员资格。Y染色体比对涉及一条父系血统,线粒体DNA则涉及一条母系血统;两者都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祖源。收养、历史上的成员吸纳、姓氏变更,以及社会认可的世系,都可能使氏族归属与预期的遗传模式不一致。
这个词也被比喻性地用于讨论政治家族、商业网络和网络游戏群体。在这些语境中,“氏族”可能表示凝聚力或忠诚,而并不意味着拥有共同祖先。要保持分析的准确性,就必须将这种比喻用法与以世系为基础的制度区分开来。即使涉及的确实是氏族,也仍须具体说明它与所讨论活动的关联,而不能仅凭氏族名称的存在就认定这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