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以孔子及其后继者的学说为基础的思想与文化传统，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教育。其核心关切是通过学习、道德修养与合宜的人际关系，形成个人品格和社会秩序。儒家并非始终一致的理论体系，而是在经典解释、制度实践和跨地域传播中不断发展的多种学派的统称。“儒家”通常强调学派，“儒学”强调学术传统，“儒教”则侧重其礼仪、教化或宗教性层面，三者不能在所有语境中完全互换。
起源与先秦发展
儒家形成于周朝礼制及其变动的背景中。孔子生活于春秋晚期，重视古代礼乐传统，同时将其与个人德行、学习和政治责任相联系。他的言行主要见于由弟子及后学编纂的《论语》；这部文献具有不同层次，不能简单视为孔子亲笔著作。
战国时期，孟子与荀子发展出不同的人性论。孟子认为人具有恻隐、羞恶等向善的端绪，主张通过培养这些能力成就德行，并强调仁政与民生。荀子认为未经教化的欲望可能导致争夺，因而强调师法、礼义和制度的塑造作用。两者虽然对人性起点的说明不同，都承认学习与实践对于人格形成的重要性。
主要概念与修养
仁是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既指关怀他人的德性，也可指完整的道德人格。孔子将仁与忠恕相联系，要求人在行动中考虑他人的处境。“义”强调行为是否合宜，而不是仅以个人利益为尺度；“信”关乎言行可信；“智”包括辨别是非与理解情境的能力。这些概念在不同儒者那里有不同侧重。
礼既包括祭祀、丧葬、朝聘等规范，也涉及日常交往的分寸和角色责任。它不只是外在形式，还被理解为调节情感、表达尊重和维持共同生活的方法。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中的孝亲与敬长，但经典也包含劝谏父母、纠正过失的要求，不能将孝简单等同于无条件服从。
儒家的修养路径包括读书、反省、践行礼义和参与公共事务。“君子”在孔子那里主要指具有道德修养的人，而不只指身份高贵者。现代研究常将儒家与德性伦理学比较，但儒家同时重视关系、礼制和政治制度，不宜完全归入单一的现代伦理类别。
经典与学术传承
儒学的经典体系并非一次定型。五经通常指《诗》《书》《礼》《易》《春秋》，其中各书的形成过程、文本层次与传授传统并不相同。儒者通过注释、讲授和辩论不断重释这些文献，使经学成为长期延续的学术活动。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原为《礼记》中的篇章，宋代以后逐渐成为独立研读的核心文本。经典学习既服务于道德修养，也与政治教育和人才选拔相联系。科举制在不同朝代采用不同的考试内容和解释标准，儒家经典在其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
帝制时期的变化
汉朝时期，儒家经典逐渐获得官方支持，五经博士、太学等制度促进了其传播。董仲舒等学者将儒学与天人关系、阴阳观念相结合。不过，帝制国家的实际治理始终包含多种思想资源，不能理解为单纯实施某一种儒家理论。
宋朝兴起的宋明理学，在回应佛教和道家思想的过程中，重新讨论宇宙秩序、人性与道德实践。朱熹系统阐述理与气的关系，重视格物致知，并通过四书注释影响后世教育。陆九渊强调心的作用；明代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认为道德认识不能脱离行动。理学内部关于求知方式和修养次序一直存在分歧。
清代许多学者重视文字、训诂、校勘和制度考证，以考据方法检验经典解释；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与政治问题从儒学中消失。
传播与近现代转型
儒学通过典籍、学校、外交和人员往来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并与当地制度及思想传统结合。各地对经典、礼仪和政治伦理的接受方式不同，不能将东亚社会视为同一种儒家模式。
儒家的祭孔、家礼及祖先崇敬具有仪式层面；其是否属于宗教，取决于所采用的宗教定义和具体历史语境。近代学校制度变革与科举废除改变了儒学的制度基础。二十世纪的新儒家尝试以现代哲学语言重新解释心性和道德主体；当代研究则分别考察其经典思想、历史制度、生活礼仪与跨文化发展，而不将这些层面视为完全相同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