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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真理是符合实情的性质,是真实、知识、语言、推理与探究等问题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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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哲学的核心概念,通常用于陈述、信念以及其他如实描述事物的表征。说一个陈述是真的,通常就是认可它所表达的内容:如果雪是白的,那么“雪是白的”这一陈述就是真的。然而,从这个人们熟悉的出发点再往前走,哲学家便产生了分歧:真理究竟在于与实在相符合、在一个体系内部保持融贯、与成功的探究具有某种关系,还是除了“真”在日常用法中所体现的作用之外,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性质?因此,真理既是一个日常概念,也是长期理论争论的主题。

关于真理的问题,将研究何物存在的形而上学、研究知识与证成的认识论,以及逻辑学和语言哲学联系起来。这些问题也出现在数学、科学研究、历史阐释、法律、宗教和公共传播等领域。要全面探讨真理,就必须将其与证据和确定性区分开来,阐明它在逻辑和语言中的作用,考察有关其本质的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并思考不同思想传统如何理解真实的思想与实在之间的关系。

真、真值承担者与相近概念

能够为真或为假的东西称为真值承担者。候选者包括信念、判断、断言、语句,以及被理解为有意义的陈述句所表达内容的命题。这些候选者不能相互替换。语句是一种语言表达式,而命题通常被视为不同表达式可以共有的内容。“雪是白的”及其法语译文虽然是不同的语句,却可以表达同一个命题。命题是否作为抽象对象而存在,或者能否不诉诸这类对象来解释有关命题的言谈,本身也存在争议。

语境使语句与真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现在这里正在下雨”的真值并不独立于使用它的时间和地点而固定不变。一种常见的解决办法,是将语句与特定语境中的话语,或该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区分开来。歧义、代词、时态和指示词也对理论提出了类似要求。在追问某个东西是否为真之前,一种理论说明可能需要先明确究竟说了什么。

真不同于认识论证成、确定性、真诚和接受。一个人可能真诚地相信某个错误的说法,掌握大量却具有误导性的证据,或者对某件真实的事情仍然感到不确定。反过来,一个信念也可能在缺乏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碰巧为真。埃德蒙德·盖梯尔在1963年的论文中提出的盖梯尔问题表明,为什么得到证成的真信念仍可能不构成知识:信念与其为真之间的联系可能取决于认知上的运气。

真也不同于逻辑上的正确性。如果一个论证在前提为真时结论不可能为假,那么它就具有逻辑有效性;有效性并不能确立这些前提实际上为真。可靠性(逻辑学)则要求论证既有效,前提又为真。同样,语法上可接受并不保证有意义,而有意义也不保证为真。

“真”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不限于断言。“真正的朋友”指真诚或忠实的朋友,而工具运转得“正”,则是指它沿着预定的方向或轴线运行。这些用法将真与真实性和忠实性联系起来,而不是直接与命题的正确性联系起来。哲学理论通常着眼于命题之真,但历史上的讨论往往会在这些含义之间转换。将它们区分开来,可以避免把有关个人本真性、道德操守或宗教虔诚的主张,误当作解释普通陈述在何种条件下为真的理论。

古代与中世纪的思想基础

在古希腊哲学中,关于真理的问题与关于存在、表象及可靠思维的问题一同发展。巴门尼德将真理之路与凡人那些具有欺骗性的意见相对照。柏拉图将知识与稳定的、可由理智把握的对象联系起来,而非与不断变化的感知对象联系起来。在《智者篇》中,他考察了虚假陈述何以可能:虚假陈述对其主词所述说的,并非实际情况。因此,他的讨论既涉及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也涉及有意义的述谓所具有的结构。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表述,成为后世真理理论的重要参照。在《形而上学》Γ卷中,他将假界定为把存在的说成不存在,或把不存在的说成存在;将真界定为把存在的说成存在,把不存在的说成不存在。这一表述常被视为符合论的先声。不过,仅凭这一表述,既不能确定一种关于事实的本体论,也不能确切解释语言如何与世界发生联系。

亚里士多德还将真与思维中的组合和分离联系起来。名词等孤立的表达式通常并不断言任何事情;肯定和否定是通过组合产生的。他在《解释篇》第九章中对未来偶然事件的讨论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明天将发生一场海战”这一陈述已经为真,这是否意味着那场海战必然发生?对此存在不同解释:亚里士多德究竟是在限制二值原则、拒斥一种宿命论推论,还是在运用一种更复杂的区分,将当下的必然性与未来的现实性区别开来。

中世纪思想家将这些问题纳入神学和形而上学体系。希波的奥古斯丁将永恒不变的真理与神的光照以及理智对象的稳定性联系起来。阿维森纳(伊本·西那)从事物的存在和判断的正确性两个方面讨论真。托马斯·阿奎那尤其在《论真理》中,区分了首先存在于理智中的真,以及事物因与理智发生关系而具有的派生意义上的真。

中世纪的公式 ada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 通常译作“事物与理智的符合”,表达的正是这种关系性的理解。在阿奎那看来,人的认识以事物为尺度,而受造物与神的认识之间则存在另一种关系。因此,中世纪的真理理论往往兼具语义学、认识论和神学层面。中世纪思想家对不可解语句,尤其是自指性虚假陈述的讨论,也预示了后世对语义悖论的研究,尽管他们所使用的逻辑工具及所处的思想背景,与现代形式语义学有着显著差异。

近代早期哲学、唯心主义与揭示

近代早期的讨论往往从如何找到通向真理的可靠途径这一问题入手。勒内·笛卡尔将清楚而分明的知觉置于其确定性理论的核心,同时区分真正的理智明晰性与未经审视的确信。他关于怀疑以及上帝不欺骗的论证,探讨的是确实可靠的知识是否可能。这些论证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这样一种真理定义:凡是某人觉得确定无疑的,就是真理。

约翰·洛克认为,真理在于按照符号所指事物之间的相合或不相合,对符号进行结合或分离。他区分了心灵中的命题与言语命题,从而将真理同时与思想和语言联系起来。大卫·休谟区分了观念的关系与事实问题,强调关于事实的断言通常不能仅靠反证来证明。这些进路进一步厘清了一个区别:陈述为真是一回事,而借助何种证据或推理来确立其为真,则是另一回事。

伊曼努尔·康德接受以认识与其对象相符合来作为真理的名义定义,但否认这能提供一种判定真理的普遍实质标准。认识是否与其对象相符合,取决于认识的内容;一种抽去一切内容的标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逻辑上的一致性仍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康德的先验唯心论通过考察对象能够被经验和认识的条件,进一步改变了这一讨论的着眼点。

在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中,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认为,如果将一个命题与赋予其意义的概念发展过程割裂开来,孤立地看待它,就未必总能充分理解真理。他所说的“真理是全体”,关涉的是可理解性的系统性与发展性,而非“大多数人同意的就是真的”这一简单规则。后来的融贯论者吸收了这一传统的某些方面,但唯心主义与融贯论并不等同。

二十世纪的欧陆哲学进路将真理问题拓展到了正确断言之外。马丁·海德格尔以“无蔽”来诠释希腊语 alētheia,主张命题的正确性以一种更为根本的存在者之揭示为前提。这种诠释在哲学上影响深远,但它对于希腊思想史究竟有何意义,仍存在争议。弗里德里希·尼采考察了“求真意志”的历史形成及其价值,同时强调认识所具有的解释性。若只是简单地声称“一切陈述都同样为真”,便无法恰当地呈现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他们的著作所追问的是:求真活动本身如何成为可能,又如何获得权威性与价值。

符合论与真值制造者

广义而言,真理符合论认为,一个信念或陈述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实在正如该信念或陈述所表征的那样。这种理论的吸引力在于一个看似基本的区分:相信一座桥是安全的,并不会使它变得安全。真假取决于桥本身及其状况,而不只是取决于信心、共识或实用性。符合论试图从哲学上更明确地阐释这种依赖关系。

不同版本的符合论对符合关系的两端有不同的界定。命题所符合的可以是事实、事态、事件,也可以是对象与属性的某种配置。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分析哲学中,伯特兰·罗素提出了一些理论,将真判断与其对象的配置联系起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提出,命题通过与可能事态共有的逻辑形式来描画这些事态。这类理论不仅要说明真的思想与实在相符合,还要解释表征如何使这种符合成为可能。

一种与此相关的当代理论进路是真值制造者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至少对于某些真理而言,存在着使其为真的东西。例如,可以用某个苹果及其红色来解释“这个苹果是红的”为何是真的。使之为真通常被视为一种依赖关系或必然化关系,而不是促使某人相信的行为。真值制造者不必与它所使之为真的语句相似。

否定真理、一般真理、模态真理和数学真理会带来困难。是什么使“独角兽不存在”为真?是某种特殊的否定事实,是所有存在之物构成的总体,还是根本不需要任何专门的实体?如果一个全称陈述涵盖无穷多个情形,是什么使它为真?关于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断言还引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可能世界究竟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有用的表征,还是可以舍弃的理论工具?这些问题使得试图为每一项真理寻找真值制造者的最大主义立场,与适用范围更为有限的理论产生了分歧。

符合论还面临一种反对意见:与实在进行比较,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一切解释。对此,常见的回应是,依赖概念表征并不意味着表征创造了它所表征的东西。测量可以依赖约定,同时仍然能够准确或不准确地描述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因此,主要挑战并不只是重申真理就是与实在相符合,而是在不引入多余实体、也不预设该理论意在阐明的真理概念本身的前提下,解释这种符合关系。

融贯理论与系统性理解

真理融贯论将真理置于判断之间的系统性关系之中,而不是置于每个判断与事实之间某种独立界定的对应关系之中。各种版本差异很大,但通常都强调一致性、相互支持、解释上的整合以及全面性。一个融贯的系统不只是一份没有明显矛盾的清单: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其中的具体主张相互支持、相互解释。

这一进路在某些唯心主义传统中获得了突出地位,F. H. 布拉德雷和哈罗德·约阿希姆的著作就是其中的代表。约阿希姆于1906年出版的《真理的本性》将真理视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所具有的特征,而不是从外部附加于孤立判断的属性。这类观点回应了知识原子论图景面临的一个真实难题:观察判断依赖概念、背景假设、仪器以及其他判断;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完全自足的单元来面对实在的。

必须区分真理融贯论与关于证成的融贯论。认识论上的融贯论者可以认为,一个信念因其在相互支持的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而得到证成,同时又接受对应论对何以使该信念为真的解释。反过来,形而上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则可能认为,真理本身与一个在理想状态下无所不包的系统不可分割。如果不区分这些立场,就会使一种解释信念如何获得证成的理论,看起来自动成了一种解释真理究竟是什么的理论。

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可能存在彼此不相容的融贯系统。一部历史小说可以内部一致,并具有丰富的解释力,却描述了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两个系统可能同样出色地组织各自的内容,却对某个具体事件持有不同看法。因此,融贯论者必须解释,为什么一部足够精心构造的虚构作品并不满足相关标准。诉诸最大程度的全面性、经验或最终完备的系统,都是试图回应这一困难,但这些做法也引出了有关可及性和理想化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涉及新证据。如果真理取决于与现有系统的融贯性,那么一项准确却在最初造成冲击的观察,可能仅仅因为与公认信念冲突而显得是假的。更精细的理论考察的是与理想系统或可修正系统的融贯性,而不是与当前共识的融贯性。即使不接受融贯性作为真理的完整定义,它在探究中仍然十分重要。历史重建、科学解释和日常推理都会借助一致性与整合来发现错误、比较假说。然而,它们作为真理检验标准的实用性,并不能证明它们就构成了真理。

实用主义的解释与探究的进程

实用主义将真理与探究、实际后果以及信念的修正联系起来。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并未提出一套统一的理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对于如何刻画真理与成功探究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看法。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反对把真理视为一种完全脱离实践的关系,因为信念正是在实践中获得内容并接受修正的。

皮尔士将真理与充分延续的探究所趋向的意见联系起来。在1878年的论文《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他将真理与探究最终趋于一致联系起来,并将实在与这种探究所会表征的对象联系起来。这并不等于把真理等同于某个当下共同体一致接受的信念。现有的共识可能是错的,而这里所要求的视角必须始终向证据、批评和进一步探究开放。

詹姆斯于1907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着重讨论了真实观念如何在经验中被吸收、确认、印证和验证。他以实际的“兑现价值”来描述观念,招致了将真理等同于眼前利益的批评。但他的解释更为宽泛:一种信念必须符合经验以及其他已经确立的真理,而其有用性也受到探究要求的约束。尽管如此,批评者仍认为,即便是长期的实践成功,也可能偏离准确的表征。

杜威强调,探究是将一个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一个各组成部分已得到充分确定、足以据之判断和行动的情境。在《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年)中,他发展了“有保证的可断言性”这一观念。这个表述将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些条件:经过严格有序的探究,人们可以负责任地作出某一断言。对于这一观念究竟是取代真理、解释真理的一个重要认识论面向,还是将哲学的注意力从一种徒劳的要求上移开——即要求确立一种无法把握的关系——诠释者之间存在分歧。

实用主义真理观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依据充分、有用且稳定的信念,仍可能是假的。反过来,真理也可能没有直接的实际用途,或者永远不被发现。皮尔士诉诸理想探究的思路与詹姆斯诉诸经验验证的思路,对这些情形有不同的回应。当代实用主义者对于究竟是否应当通过探究来分析真理,也存在分歧。有些人保留了一个指导探究的客观理想;另一些人则将实用主义的探究观与关于真谓词的紧缩论解释结合起来。因此,最好将实用主义理解为一组探讨真理及其在人类实践中所起作用的进路。

紧缩论、极简主义与表达功能

真理紧缩论质疑这样一种假定:真理需要实质性的形而上学解释。其出发点是,断言一个陈述与断言该陈述为真,两者似乎等价。说“‘雪是白的’是真的”,通常并不比说“雪是白的”让说话者对天气作出更多承诺。紧缩论者认为,这种等价关系揭示了真理的核心功能,而不只是记录了一个偶然特征。

不同立场以不同方式发展了这一思路。弗兰克·P. 拉姆齐在1927年的论述与冗余论密切相关;按照冗余论,“真”的许多用法都可以消去,而不损失任何内容。P. F. 斯特劳森强调用“真”来表示认可或赞同。保罗·霍维奇的极简主义则将等价模式的各个实例视为理解真理的基础。多萝西·格罗弗、约瑟夫·坎普和纽埃尔·贝尔纳普提出了代句理论,通过类比代词及其对先行词的依赖,解释某些涉及真理的表达。

不过,真谓词所起的作用,并不总能通过简单删去它来重现。一个人即使不知道证人说过的每一句话,或不逐一复述这些话,也可以说:“证人说的都是真的。”真谓词使我们能够对陈述内容作出概括,并通过间接描述表示认可。它也使“这些预测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之类的陈述成为可能。因此,紧缩论不必主张“真”这个词毫无用处;它通常把这个词的用处解释为逻辑功能或表达功能,而不是将其视为对某种深层性质的命名。

一种标准表述是以下等价模式:

True⁡(⌜p⌝)↔p,\operatorname{True}(\ulcorner p\urcorner)\leftrightarrow p,

其中,⌜p⌝\ulcorner p\urcorner 代表替换 pp 的那个句子的一个恰当名称。以命题为基础的表述则是:pp 这一命题为真,当且仅当 pp。在以句子为基础和以命题为基础的版本之间作出选择,会引出有关语言、语境以及真理适用于何种对象的问题。

批评者质疑,这些等价关系能否提供充分的解释。真理似乎与成功的行动、正确的断言、有效的推论以及信念的目标相联系。主张真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理论家可能会认为,要说明这些作用,就必须解释真理为何重要,以及它与实在有何关系。紧缩论者则回应说,借助这些等价关系,再结合对信念、行动和推理的独立解释,往往就能说明这些联系。紧缩论者内部对于语义悖论也存在分歧,因为不加限制地接受每一个表面上形式合规的真理等价式,在那些熟知的自指情形中会直接导致矛盾。

塔斯基与真理的形式定义

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展示了如何为特定的形式语言精确定义真理,从而革新了真理研究。他的主要著作于1933年以波兰文发表,扩充后的德文版于1935年问世。塔斯基并未提供一种发现所有真理的机械程序,也没有声称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会因此消失。他的成就在于阐明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构造出在数学上受到严格控制的真理定义。

其中的关键是区分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前者是其语句有待判定真假的语言,后者则是用来表述定义的语言。一个在实质上充分的定义,应当能够推出后来被称为“T约定”的恰当实例。一个常见例子是:“‘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左侧指称一个对象语言的语句;右侧则用元语言陈述该语句为真的条件。

对于包含量词的语言,塔斯基通过满足关系来定义真理。当赋予自由变量的那些对象符合公式所表达的条件时,这一对象赋值就满足该公式。复合公式的满足条件,则根据其较简单组成部分的满足条件递归地给出。例如,

M,s⊨∀x φiffM,s[x↦a]⊨φ for every a∈D,\mathcal{M},s\models \forall x\,\varphi \quad\text{iff}\quad \mathcal{M},s[x\mapsto a]\models\varphi \text{ for every }a\in D,

其中,M\mathcal{M} 是一个论域为 DD 的结构,s[x↦a]s[x\mapsto a] 则是一个至多仅在 xx 的取值上与 ss 不同的赋值。

语句没有自由变量,因此它在某个结构中的真假不依赖于变量赋值。这一框架成为模型论的核心;在模型论中,结构为形式语言的非逻辑词汇提供解释。“在一个模型中为真”是一个精确的技术概念,但它本身并不能确定,哪个模型正确地表征了所要讨论的对象。这个进一步的问题取决于对理论的解释与应用。

塔斯基还确立了真理定义的局限。在适当条件下,一个具有足够算术表达能力的语言,其真谓词无法在该语言自身之内得到定义。这一不可定义性结果与不完全性现象密切相关,但两者并不相同。塔斯基对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也阻断了常见的语义矛盾。不过,哲学家们对于他的工作究竟支持符合论、紧缩论,还是一种基本中立的形式理论,仍有分歧。这一形式构造确立了有关结构的结果,却未能唯一地确定真理在形而上学上的本性。

说谎者悖论与自指的真

当一个句子说它自身不为真时,说谎者悖论便产生了。设有一个句子 LL,其断言是“LL 不为真”。如果 LL 为真,那么它所说的就成立,因此它不为真。如果它不为真,它似乎又恰好说出了实情,因而为真。困难并不只在于这个句子不同寻常,而在于:关于真、否定和推理的一些看似自然的假设,合在一起却导致了不一致。

在经典逻辑中,不一致的理论尤其成问题,因为根据爆炸原理,从矛盾可以推出任何命题。因此,任何不加限制的理论,只要将表达能力足够强的语言与遵循所有通常等价关系的真谓词结合起来,就会受到说谎者悖论的威胁。相关困难还包括强化的说谎者句——它们声称自身不为真,而不只是为假——以及柯里悖论;后者利用自指和适当的条件句原则,可以推出任意结论。

一种回应沿袭塔斯基的思路,施加层级限制。真谓词只能应用于较低层级的句子,从而阻止一个句子以同样不受限制的方式,对自身的语义状态作出真或假的描述。其代价是表达能力受限:日常语言似乎能够对真作出跨越各个层级的一般性陈述,而描述这一层级体系的尝试又可能引出有关元语言的新问题。

另一种进路由索尔·克里普克于1975年提出。他的不动点构造允许真谓词得到部分解释。这一构造从那些在真值上不依赖于有问题的真值归属的句子出发,分阶段扩展解释。在该构造的一种常见版本中,有些自指句始终是无根基的,两个经典真值都不赋予它们。这种真值空缺不同于通常的不确定性:该理论并不只是说,某个隐藏的经典真值仍不为人所知。

其他进路则修改不同的假设。修正理论通过连续的重新评估来刻画真,允许某些句子的真值来回变动,而不趋于稳定。真矛盾论承认某些矛盾为真,并且通常采用次协调逻辑,使矛盾不至于推出一切。语境进路则通过真谓词适用范围的变化,解释悖论中的不稳定性。每种方案都面临“复仇”问题:一旦有根基性或确定性之类的区分能够在语言中表达,就可能构造出一个利用这种区分的新句子。持续的争论所关注的是:表达能力、逻辑原则和语义普遍性究竟能以何种组合得到融贯的保留。

真理、逻辑与数学证明

逻辑研究推理的模式,但真与可推导性属于不同的分析层次。语义后承关注的是在相关解释下真值的保持,语法可推导性关注的则是依据指定的形式规则能够推出什么。对于前提集 Γ\Gamma 和结论 φ\varphi,这一区别通常表示为

Γ⊨φandΓ⊢φ.\Gamma\models\varphi \qquad\text{and}\qquad \Gamma\vdash\varphi.

可靠的证明系统只能推导出语义后承;完备的证明系统则能推导出相关类型的每一个后承。

在经典一阶逻辑中,库尔特·哥德尔于1929年证明了完备性定理,并于1930年发表。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所有数学真理都能从任意选定的一组公理中推导出来。它所涉及的是一阶逻辑后承与形式证明之间的关系。哥德尔于1931年发表的不完备性定理表明,足够强、一致且可有效公理化的算术系统,无法判定其语言中的每一个语句。区分逻辑的完备性与特定数学理论的完备性至关重要。

因此,在满足相关一致性与有效性假设的条件下,算术真理不能等同于某个固定形式系统中的可证明性。如果将该系统解释在标准自然数结构中,就会存在它无法证明的真命题。增加公理或许能够判定一些先前不可判定的陈述,但由此得到的另一个足够强的有效系统,仍然受到类似的限制。这并不表明数学证明不可靠,而是表明某一种特定的形式机制无法穷尽相关的语义概念。

其他逻辑体系改变了真、证明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在直觉主义中,数学断言与构造性证明紧密相连,不受限制的排中律不被接受。对存在性陈述的证明应当给出一种构造或一个见证,而不能仅仅驳倒其否定。在模态逻辑中,求值是相对于由可及关系连接起来的世界或状态进行的。一个命题可以在某个世界中为真,而在另一个世界中为假,却不构成矛盾。

多值逻辑和部分逻辑为处理模糊性、信息不完整以及语义悖论提供了更多框架。它们引入的额外取值不一定表示字面意义上的实在程度,也可能用来表示不确定性、不一致性或不同的信息条件。数学真理的地位,在柏拉图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构造主义等进路之间也仍有争议。就一个证明在形式上是否正确达成一致,并不一定能解决数学对象究竟是什么,或是什么使已证明的陈述为真等问题。

实在论、证实与证据的限度

一个核心争议是:真理是否可能超出一切可能的认识手段。科学实在论的进路通常承认,至少有些断言的真假独立于是否有人能够判定它们的真假。关于遥远过去某个特定事件的陈述,即使所有证据都已消失,也可能具有确定的真值。这就将事实的存在与我们能否获得关于该事实的知识区分开来。

认识论的真理理论将真理与证实、有根据的断言或理想的理性可接受性联系得更为紧密。历史上的证实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思想相关,主要关注认知意义:它追问哪些陈述具有经验意义。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一切已获证实的陈述都是真的”这一主张。证实主义内部的方案也各不相同,而在尝试提出恰当标准时,普遍定律、理论实体以及这一标准本身的地位都带来了困难。

迈克尔·达米特的研究将关于实在论的争论与意义理论联系起来。问题由此变成:理解一个陈述,是否要求把握可能超出任何可识别证据的真值条件;还是说,必须通过能够公开展现的、为断言提供辩护的能力来解释意义。在某些领域,这一进路促使人们对经典推理施加限制,尤其是限制不受约束地使用二值原则。这场争论关乎意义、证据与真理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对人类知识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

希拉里·普特南于二十世纪后期提出的内在实在论,质疑了这样一种观念: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概念框架的立场,从中可以获得对世界唯一确定的描述。他将真理与理想化的理性可接受性联系起来,同时也拒绝简单的文化相对主义。他后期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不应把这一立场视为他终身无保留坚持的真理观。更一般地说,诉诸“理想”证据的理论必须解释,是什么使这种理想化具有正当性,而不能暗中诉诸一种独立的真理概念。

可错论在这些争论中提供了一项重要区分。它认为,有充分理由支持的信念仍可能出错,探究也始终有待修正。可错论并不意味着真理不存在,也不意味着所有意见都同样可信。同样,对于知识能否获得的哲学怀疑主义,本身也不否认事实的存在。关键问题在于:真理是否独立于认识,是否每一项真理原则上都能够被认识,以及意义理论是否必须将真理与说话者所具备的能力联系起来。在不同领域,这些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客观性、相对主义与多元主义

客观性与真理密切相关,但二者并不等同。一个信念即使是在带有偏见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可能碰巧为真。反过来,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程序,也可能因现有证据具有误导性而得出错误结论。“客观”可以指不受个人偏好左右、方法公正、证据可供公众核查,或存在不依赖于人的态度的事实。讨论客观性时,必须明确所指的是哪一种含义。

关于真理的相对主义也有多种表述。一般的语境敏感性并不必然构成相对主义:“现在是中午”在不同地点可以表达不同的命题,而每个命题都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真值。更具独特性的相对主义理论则认为,同一内容相对于不同的文化、框架、标准或视角,可以得到不同的评价。当代的形式化进路有时通过“评价语境”来刻画这种依赖关系,尤其是在处理有关品味或认知可能性的断言时。

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全局相对主义会自我瓦解。如果“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被作为一个绝对为真的陈述提出,它似乎就与自身的内容不一致。如果它只是相对为真,那么它或许无法为相关框架之外的人提供接受它的理由。这一反对意见固然重要,却并不能自动驳倒所有限定了适用范围或经过技术性表述的相对主义。例如,一种仅适用于品味的观点,并不需要将算术或其自身的元理论也相对化。

真理多元主义采取了另一种思路。它认为,真理在保有共同的一般作用的同时,可以在不同领域中以不同方式实现。关于物理世界的断言,可能因其与独立于心灵的事实相符合而为真;而某些道德或数学断言,则可能需要另一种解释。克里斯平·赖特和迈克尔·林奇分别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多元主义理论,不过二者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多元主义不一定意味着互不相容的断言同样为真,也不蕴涵文化相对主义。

混合陈述构成了一项重大挑战。一个条件句可以将物理断言与道德断言联系起来,一个论证也可以同时包含数学、历史和评价性前提。如果各个领域分别受不同类型的真理支配,那么理论仍须解释,逻辑联结词和有效推理如何跨越这些领域发挥作用。伦理学使这一问题尤为突出:道德实在论者承认道德真理,却对其形而上学基础持有不同看法;而一些非认知主义理论则对道德断言作出重新解释。紧缩论者可以允许日常使用道德真理话语,而不承诺存在一种独特的道德真理属性。因此,围绕客观性的分歧,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肯定真理与否定真理之间的单一对立。

印度、佛教与中国的进路

开展比较讨论时需要谨慎,因为英语“truth”所对应的各语言术语,其含义虽有重叠,却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梵语 satya 可以涉及诚实、正确或实在,而中国思想的讨论可能分别使用表示真实、实然、正当和诚恳的不同词语。一个思想传统可以探讨诚实的言说、有效的认知和终极实在,而不必以一个等同于现代英语名词“truth”的概念来统摄这些问题。

在印度哲学中,正理派思想家分析有效认知及其产生的途径,包括知觉和推理。他们与佛教及其他学派之间的辩论,涉及认知是否如实,以及人们如何得知认知的有效性。弥曼差派各传统围绕认知的内在有效性,以及错误在何种条件下会于事后被揭示,展开了影响深远的讨论。这些争论既关乎真理,也关乎认识上的权威,其专门理论立场不能被简化为现代符合论与融贯论之间的对立。

在佛教中,四圣谛涉及苦、苦的起因、苦的止息,以及通向止息的道路。它们在诊断苦难并引向解脱的框架中发挥作用,而非给出一般性的语义定义。在中观中,龙树对世俗谛与胜义谛的讨论,区分了日常依缘而立的言说与洞见诸法无自性的智慧。世俗谛并非仅仅是一堆谎言,胜义谛也不能直接理解为现象背后另一个独立的世界。二谛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后来成为佛教诠释者之间争论的重要议题。

耆那教发展了关于多面性和有条件述谓的理论。由于有限的描述可能只能把握复杂对象的某些方面,因此需要参照相关立场和条件,对断言加以限定。由此形成的七支述谓体系有时被拿来与非经典逻辑比较,但若将其直接解释为接受不受限制的矛盾,就会造成误导。这些限定是所作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中国思想中,儒家的讨论常常将可信的言说与道德修养、社会秩序联系起来。正名关乎名称、角色、行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恰当关系。墨家典籍对标准、区分、命名和论辩的探讨,与如何作出正确判断密切相关。《庄子(典籍)》质疑固定的区分以及受限视角的权威,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一种简单的学说,认为每个断言都是真的。这些传统表明,与真理相关的问题可以融入追求解脱、道德转化、实践辨别或语言批判的思想工作之中,而不必被抽离出来,视为单一的抽象性质。

科学真理、模型与近似

科学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和批判来寻求可靠的理解,但这些活动并不能提供一种普遍适用、机械判定真假的方法。成功的预测可以支持某个理论,却不能证明它,因为相互竞争的理论可能预测出相同的结果。普遍概括也超出了已观察到的个别事例。归纳问题关注的是这种推及未观察事例的做法何以正当,而不是过去的观察能否得到准确描述。

卡尔·波普尔强调以可证伪性为标准,将经验科学理论与不排除任何可能观察结果的主张区分开来。一个理论经受住严格检验,只能算是获得了佐证,而非得到确凿的证实。实际的证伪过程也很复杂:不利的结果可能源于某项辅助假设、仪器故障或实验设计中的错误。确证整体论强调,检验依赖的是由诸多假设构成的网络,而非孤立的假说。

科学实在论认为,至少有些成功的理论是对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实在的近似真实描述。支持者以理论在解释上的整合能力和新颖预测的成功为依据。反对者则强调,过去的某些理论虽然取得了成功,却假定了一些后来被摒弃的实体或机制。托马斯·库恩考察了科学范式和问题求解标准的变迁;他的历史论述引出了有关连续性与可比性的问题,但并未证明科学选择不受证据约束。

近似为真很难界定。牛顿力学在日常工程应用中可以给出高度准确的结果,但在其他适用条件下,它与相对论物理学存在根本差异。模型可以有意将系统理想化为无摩擦系统,将总体视为无限大,或忽略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模型有用,并不意味着它的每项假设都按字面意义成立。因此,评估时需要区分具体预测的准确性、模型对某项任务的适用性,以及模型所依据的表征是否为真。

统计学推断又引入了一项区分:对真假是否确定,通常不同于真有多少程度。一个被赋予 0.80.8 概率的假说,并不因此就有十分之八为真。置信区间、似然和后验概率各有不同的解释,不能归并为单一的真值度量。可复现性让结果能够接受核查,从而加强审查,但反复得到一致结果也可能保留共同的系统性误差。因此,最好将科学实践理解为一套有组织的方法,用于发现错误、增强论断的依据;而真理仍有别于共识、发表、预测上的便利或任何单次测量。

证言、制度与公共传播

人类的许多知识依赖证言,而非直接观察。人们通过见证者、文献、专家和机构,了解远方发生的事件、专门领域的研究以及过去的事情。社会认识论考察这些依赖关系如何传递知识或谬误。一个人即使没有独立重做信息提供者的调查,也可能有充分理由信任对方;但如果看似相互独立的报道实际上出自同一来源,证言的传播链也可能放大错误。

真理必须与真诚和欺骗分别区分开来。谎言通常被理解为说话者作出的、与自身信念相违背的断言,而且通常带有欺骗意图;至于这种意图是否为必要条件,哲学上的定义各不相同。说谎者可能偶然说出真话,却以为自己说的是假的。反过来,真诚的说话者也可能传播错误信息。即使没有任何一句话在字面上是假的,选择性引用、省略、暗示或呈现方式也可能使传播产生误导。

不同机构会制定不同的程序来评估主张。在法律领域,法院的认定反映的是依据程序规则和特定证明标准对证据所作的评估。刑事案件中的无罪判决通常表明,指控未能达到规定的证明标准,而不意味着每项相关指称都已被证明为假。历史研究会考察史料的来源、时间顺序、相互印证的情况以及史料提供者的利益诉求。新闻工作同样依赖核实和信源评估,但它面临的时间限制及其公共职能,与法院或历史学研究有所不同。

汉娜·阿伦特和米歇尔·福柯等思想家考察过真理与权力的关系。阿伦特区分了事实真理与政治意见,并分析了事实记录如何容易受到有组织欺骗的侵害。福柯则研究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使陈述获得知识权威的各种实践。对这些实践的研究,本身并不能证明证据无关紧要,也不能证明所有被接受的陈述都是假的。对一种信念作出社会学解释,与评估这种信念的真假,是两项不同的任务,即使二者可以相互提供参考。

数字传播加剧了信息来源与核实方面的既有问题。重复次数、受欢迎程度和搜索排名都不构成真值条件。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系统能够生成流畅的陈述,却无法保证事实准确性,因为生成看似合理的后续文本,不等于依据证据核查主张。自动化事实核查同样取决于如何表述待核查的主张、查阅哪些来源,以及是否保留了语境中的限定条件。机构之间的分歧可能涉及证据、解释、价值观或证明标准;只有先辨明分歧的类型,才能确定一项主张要为真需要满足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