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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典籍)

道家奠基性文集,融合哲学论辩、奇幻想象与对知识、自由、变化及人类判断局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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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一部中国哲学与文学著作,汇集了与庄子及公元前一千纪后期若干相关思想流派有关的文字。它与《道德经》并列,是道家的奠基性典籍之一。今传本共三十三篇,通常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这种划分沿袭了传世的编排方式,并不意味着各篇的作者归属已有确切定论:书中包含不同的思想声音、文学形式,有时还存在相互冲突的立场。

本书探讨人们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政治危险、身体脆弱性与无尽变化的境遇中生活。它并不提出一套系统的学说,而是借助奇幻游历、对话、悖论、技艺故事和诙谐的情节反转,质疑人们习以为常的种种区分,如有用与无用、成功与失败、生与死,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视角。庄周梦蝶、庖丁解牛、大鹏展翅和濠梁鱼乐等故事,已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学中历久不衰的典故。

《庄子》的诠释史也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其现存形态与郭象的注本密切相关,郭象卒于公元312年。后世读者从中汲取形而上学思想、精神修养方法和文学想象的资源,也借此批判世俗价值观。现代学术研究则将这些历代形成的解读,与书中所汇集、源自不同历史背景的材料区分开来。

成书、作者与历史背景

《庄子》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思想世界,这一时期通常被界定为公元前453年或前403年至前221年。各国竞相追求军事优势、行政效能与政治合法性,思想家则围绕道德修养、社会秩序、游说之术,以及君主与谋臣之间应有的关系展开论辩。书中反复将人物置于这样的环境中:士人往来于各国朝廷,君主招揽贤才,而出仕既可能带来财富,也可能迫使人违背本心,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历史人物庄周通常被认为生活于公元前四世纪。司马迁于公元前一世纪初前后编成的《史记》,在庄周传记中记载他是蒙人,曾任漆园小吏;同时也将他描写为一位善用寓言、鄙弃显赫官位的作者。这些记载是重要的早期文献证据,但成文时间距庄周在世已相当久远,其中又包含与《庄子》所保存的文学形象密切相关的故事。因此,脱离这一传承,仅凭这些记载尚不足以建立一份详尽的庄周生平。

内篇七篇常被视为庄周本人的作品。这些篇章反复探讨一些共同的问题,也展现出独特的文学表现力,但将其归于庄周,仍是一种学术假说,而非可以确证的事实。因此,有必要谨慎区分历史人物庄周、寓言故事中名为“庄子”的人物,以及以他命名的这部文集。叙事中即使有“庄子”发言,也未必就是自传性的记录。

其余篇章所含的材料,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式。葛瑞汉(A. C. Graham)曾辨识出若干思想倾向,其中包括与庄周后学有关的著述、从原始主义立场对文明的批判、注重养生的学说,以及试图综合此前各家传统的更广泛尝试。这类分类有助于解释文集内部的差异,但各类之间的界限及其年代先后仍有争议。同一篇中也可能包含来自不止一个来源的段落。

《庄子》对儒家、墨家以及有关名的论辩的回应,表明它是在各家共享的论辩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而非游离于中国古代思想生活之外。其作者既可以拒斥其他学派的追求,又借用这些学派的词汇和所关注的问题。因此,与其把《庄子》视为在某一时刻写成、用以阐明一套前后一贯体系的单一著作,不如将它理解为一部不断发展、汇集多种哲学论说的文集。

传世文本及其流传

传世本《庄子》共三十三篇:内篇为第一至第七篇,外篇为第八至第二十二篇,杂篇为第二十三至第三十三篇。篇名通常取自篇首的字句或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语句,而非对全篇内容的准确概括。因此,篇名的英译各不相同。例如,第二篇《齐物论》有“论使万物平等”“齐同对事物的评判”等多种英译,各自侧重于不同的理解。

这部文集的早期形态篇幅更长。《汉书·艺文志》依据此前的皇家藏书目录,著录《庄子》五十二篇。这一版本未能完整传世。五十二篇与三十三篇之间的差异表明,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重大变化,但仅凭这一差异,无法详细还原哪些材料遭到删削、合并或重新编排。

现存的篇章编排与郭象有关,其注释与《庄子》后世的流传密不可分。传统说法认为,是他将一部篇幅更大的文集删定为今天的规模。但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文本的编辑,已无法确切考定。更早的注释,包括公元三世纪向秀所作的注释,如今或仅存残篇,或只能通过后人的记述得知。有关向秀注与郭象注之间关系的种种说法,本身也是这段复杂注释史的一部分。

其他文献也保存了郭象本以外的证据。陆德明于六、七世纪之交编成的《经典释文》,记录了前代学者所传的读音、异文与解释。唐代学者成玄英撰写了一部影响深远的疏,对原文和郭象的注释都作了解说。现存抄本残片及其他著作中的引文,也为文本批判提供了材料;不过,它们并未构成一部完整的早期版本,因而不能据此直接核校传世本。

现代版本通常仍以三十三篇本为正文,同时借助上述更广泛的文献资料考辨疑难字句。郭庆藩于十九世纪编撰的《庄子集释》,汇集了前代注释与文字训诂方面的讨论,因而成为尤为重要的参考书。区分正文、注与疏至关重要:在传统版本中读到的某个哲学主张,可能出自后世诠释者,而非所讨论的古代原文。因此,这部书的流传史,也是其意义演变史的一部分。

文学形式与哲学方法

《庄子》不仅通过明确的命题展开论证,也同样借助故事的编排来表达思想。会说话的动物、古代圣贤、罪犯、工匠、精怪和人格化的抽象概念,都出现在同一个叙事层面上。一番看似权威的言论之后,可能紧接着一个笑话或一次逆转,使其权威性受到动摇。读者一再被要求重新审视的,不只是某个答案,还有提出问题时所持的立场。

开篇以鱼鲲化为巨鸟鹏的故事展示了这种方法。鹏飞往南冥,其行程之宏大,是渺小的生灵无法理解的。然而,叙事并非只是以一种无可置疑的正确宏观视角,取代愚昧的狭小视角;它还追问,任何运动得以发生,需要什么条件。即便是鹏,也有赖于风力的积聚。这一意象既拓展了想象的可能性,也使“完全独立”这一观念变得复杂。

第二十七篇以通常译作“寄托之言”“持重之言”和“卮器之言”的“寓言”“重言”“卮言”三个范畴,反思全书自身的表达方式。寓言借他人之口陈述观点;重言援引受人尊敬者或长者的权威;卮言则指向一种不断调适、自我更新,而非凝固不变的言说方式。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仍有争议,但它们提醒读者注意,作者的立场与人物的言论之间存在距离。

孔子在这一文学策略中尤为重要。在某些段落中,他代表传统道德的束缚;在另一些地方,他则成为启迪心灵开放的睿智导师,甚至向超出其惯常视野的人物求教。这些不断变化的角色,使读者不能把他的每一次出场,都视为对历史人物孔子的直接评判。作为一个读者熟悉的权威形象,书中的孔子可以被借用、纠正或改造。

文本中的幽默也具有哲学作用。形体残缺者可以拥有非凡的精神力量,君主和著名辩士却可能显得心胸狭隘。夸张的手法打破了人们惯于在外在形貌与真正价值之间建立的联系。这些逆转并不只是为另行阐明的学说增添修饰的例证;它们本身就有助于促成文本所追求的认知转变。

书中的故事有时类似于思想实验,却往往不遵循形式化例证通常要求的稳定条件。叙述者可能改变叙事框架,引入第二种声音,或拒绝给出最终结论。由此形成的探究方式,将论证与借助想象转换视角结合起来,使文学阐释成为哲学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知识、视角与语言之争

第二篇是讨论《庄子》与认识论关系时的主要焦点。它考察判断如何源于特定处境中的视角、后天形成的立场,以及语言中内含的区分。文中成对出现的概念包括“此”与“彼”、肯定与否定、对与错。汉语中的“是非”既可表示赞同或反对的评价,也可表示对事实是否如此的断言,因此,这些论述涉及多种形式的分歧。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争辩者所采用的标准,通常早已受到各自立场的塑造。两个人意见不合时,请第三个人来裁决,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赞同任何一方的人都可能有所偏袒,而与双方意见都不同的人,则需要说明自己的判断为何应当成为定论。文本由此揭示了寻找裁决者的困难:如何才能使裁决者的权威不再重现原有的分歧?

惠施是一位以悖论和论辩著称的思想家,他的出场使这些问题化为人物之间富有戏剧性的交锋。在第十七篇著名的濠水之辩中,庄子说,鱼儿悠游自得,十分快乐。惠施问,庄子既然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反问,惠施既然不是庄子,又怎么能知道庄子不知道鱼的快乐?对话最后重新解释了最初的问题,将注意力带回两人在桥上相遇的情境。

对这段故事的解读多种多样,有人视之为逻辑游戏,也有人认为它说明了人如何直接领会其他生命的感受。它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他心灵不可知,也不能证明其他生命的体验可以被一览无余地把握。它的哲学力量,部分来自要求对方给出理由与置身于共同情境之中这两者之间并不稳定的关系。

《庄子》常被归于哲学怀疑主义,但这一标签需要加以限定。有些段落动摇了人们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判断的信心;另一些段落则描述了通过涵养敏于回应的能力而获得的理解方式。这部著作并非始终主张所有命题都同样为真,也并非一贯断言知识不可能获得。它所批判的,毋宁可能是这样一种主张:某个有限的视角拥有最终且不受限制的权威。

第二篇中的“道枢”暗示了一种不受某一固定对立束缚、能够因应变化的能力。它究竟指一种更高的立场、一种实践中的心态,还是一种刻意使人难以把握的理想,至今仍有争论。文本提出的挑战,与其说在于提供一套新的确定性理论,不如说在于松动人们固守既有区分时的僵化态度。

道、变化与自然世界

《庄子》用“道”来指称行为的路径、学说,以及更为广阔的现实运行过程。这些用法彼此交叠,却并未形成单一的术语定义。因此,若要将此书解读为一套系统的形而上学,就必须考虑它如何在宇宙论意象、实践指引,以及对建构终极解释这一努力本身的批评之间转换。

第六篇将道描述为先于天地而存在,并且可以体得,却不能像普通事物那样加以把握。在其他地方,文本又将道从高远的抽象层面拉回日常。第二十二篇中,有人问道在何处,庄子便指出,道存在于越来越卑微的事物之中,最后说到屎尿。这段故事挑战了一种预设:现实的根本性质只存在于人类认为崇高或纯净的事物之中。

“化”,即变化,是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之一。生命形态在超出其自身意愿的过程中产生、变化、消逝。文本运用了气、天地和阴阳等概念,却并未提出一套始终一致的物理理论。它往往更关心的是:当人们将当下的形态理解为变化中的阶段,而非永恒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人的态度会因此发生怎样的转变。

第二篇末尾的庄周梦蝶故事,将这些问题凝聚在一起。庄周梦见自己成了一只蝴蝶,怡然自得,全然不知庄周的存在。醒来后,他不知究竟是庄周梦见自己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正梦见自己成了庄周。随后,文本又承认两者之间确有分别,并将这一情形称为“物化”。因此,这段话的意涵比单纯宣称梦境与清醒无法区分更为复杂。

若从人格同一性的角度解读,这则故事质疑的是人们赋予当下自我感的那种特殊的确定性。若从变化的角度解读,它所关注的则是不同存在方式之间的转化,而这些存在方式各有不同的内在视角。文本并未明确提出外部世界可能并不真实这一现代假说;这种解读只触及了故事可能意涵的一个方面。

自然(哲学概念)一词,常被译为“自己如此”或“自发性”,对于道家整体上理解何谓自然至关重要。不过,在《庄子》中,自然并不只是未经人为干预的荒野,也不只是服从生物本能。它常常与强制塑造、僵化的意图,以及不顾万物各自禀赋而强加的标准形成对照。书中的自然世界既非静止不变,也并不总能给人慰藉:其中既有非凡的自由,也有伤害、依存、衰败与死亡。

技艺、修养与应物而行

第三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是全书对精湛技艺最为著名的描写。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动作的节奏被比作礼乐。他解释说,自己初学时,眼中所见无非是一头完整的牛;经过多年练习,他眼中的牛便不再是这样一个浑然未分的整体。他顺着牛体结构中的空隙和关节运刀,而不是用刀硬砍那些难以切开的部位。

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解牛数千头,却依然锋利堪用。这一说法刻意显得非同寻常,却表达了一个确切的哲学要点:行动的成功,可以依靠对既有结构的敏锐把握,而非强力的耗用。故事也提出了一项关键的限定:遇到难解的部位,庖丁便会谨慎起来,集中注意力,放慢动作。这里的炉火纯青,并不意味着始终不假思索地行动,也不意味着一切有意识的审慎都已消失。

这类段落常被借助无为来解读,即不以强制或造作的方式干预行动。它们也常被拿来与具身认知比较,因为其中的实践性理解体现于经过训练的感知与动作,而不只体现于言语规则。这些比较有助于阐明故事,但前提是不抹去故事本来所关注的保全生命、顺应情境与避免纠缠等问题。

其他技艺故事则表明,不能简单地把技艺高超等同于自由。第十三篇中,轮扁告诉桓公,自己手艺中最关键的那种手感,无法用言语充分传达,甚至连儿子也无法传授。因此,桓公所读的书被比作古代圣人留下的糟粕。这则寓言并非认定一切文字都毫无价值,而是在质疑一种假设:留存下来的文字表述,包含了其创作者活生生的实践本领。

书中也描述了一些近似冥想的修习。第四篇中,孔子向颜回传授“心斋”,这是一种虚心以待的状态,超越了依循日常感官与概念习惯的聆听方式。第六篇中,颜回说自己已能“坐忘”,放下对身体和认知的执着。由于这些教导出现在文学性的对话中,不应直接将其重构为某一种有组织修习体系的操作指南。

这些段落中的修养,既涉及学习与获得,也涉及舍弃既有习惯。一个人或许需要先放下声名、固有预期和焦虑的自我审视,才能恰当地回应所遇之事。然而,书中始终保留着一种张力:一方面是非凡的技艺,另一方面是不受任何狭隘专门角色束缚的自由。庖丁的启发意义,并不只在于他是一名效率极高的劳动者,更在于他的运刀方式成为一种处世的意象:在这个世界里,正面硬碰可能使器具与使用器具的人两败俱伤。

伦理、用处与政治风险

《庄子》探讨伦理学,却不提供一套常规的义务清单。它反复关注的问题是:沿袭而来的功绩衡量标准如何扭曲人的行为,并使人遭受伤害。声望、官位、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引人注目的用处,都可能成为陷阱。这部作品追问:一种生活是否必须依照统治者、雇主或舆论提供的标准,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

关于无用之树的故事,使这一问题变得具体可感。第四篇中,地方社庙旁的一棵巨树,其木材不适合一般木工用途。这种看似不足之处,恰恰有助于解释它为何得以存活,而未被砍伐。这一反转质疑了将价值等同于可供利用的效用的看法。对某种目的无用的东西,或许能够维系另一种形式的繁盛,其中也包括被评价之物自身生命的延续。

然而,这部作品也不把无用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靠策略。第二十篇将两件事并置:一棵树因木材不堪使用而免遭砍伐,一只家雁却因不会鸣叫而被宰杀。有人问庄子会如何在有用与无用之间自处,他指出,处于两者之间仍不足以避祸,继而转向随道而行。这组故事使一条颇具吸引力的格言不至于固化为另一条僵硬的规则。

对于出仕为官,书中也有同样多样的处理。第十七篇中,庄子借神龟的形象,谢绝了楚王的邀请:神龟宁愿活着在泥中拖着尾巴爬行,也不愿死后被供奉在礼器之中。这则寓言将官位呈现为一种束缚:以活生生的自由,换取体制赋予的尊荣。

在另一些篇章中,问题不只是退隐,而是如何在无法回避的关系中求得生存。第四篇设想了一个希望感化暴君的人所面临的危险。篇中的劝诫强调谨慎、虚心接纳,以及彰显自身道德所带来的风险。这类内容属于政治哲学,但它关注的往往是处境脆弱的进谏者,而非理想政体的设计。

这部文集也包含更为激进的批判。带有原始主义倾向的篇章,将圣人、道德区分和治理技术描绘为助长混乱的因素。第十篇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点:原本用来防盗的手段,反而可能帮助足够强大的盗贼窃取整个国家。不应将这些主张一概视为整部文集的统一学说。

形貌残缺者、受过断肢刑罚者,以及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一再展现出体面人士所忽略的能力。他们的出现,动摇了依据身体外貌或社会地位作出的判断。不过,文本并未提出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权利纲领。它在伦理上的力量,在于挑战习以为常的等级评判,并揭示那些据称有益的规范,如何限制或伤害某些具体的生命。

生死与摆脱执著的自由

在《庄子》中,死亡不仅是人类活动的抽象界限,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考验:对变化的理解能否改变根深蒂固的情感?书中多个故事描写人们面对疾病、形体残缺、丧亲或死亡将至的情境,将哲学主张置于日常执著最为强烈的处境中加以检验。

第六篇描写了几位将生死视为相互衔接的不同阶段的朋友。当疾病改变身体时,故事展开了奇异的想象:手臂可能化为雄鸡或弩,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可能化为车舆或动物。这些幻想并非解剖学理论,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一种态度:愿意放下对身体当前形态必须保持不变的要求。

同一篇还运用了高明铸匠的比喻。如果炉中的金属执意要求自己必须被铸成某一把名剑,铸匠就会认为这是不祥之材。一个人若坚持要求天地万物的变化必须保全自己当下这一人的形体,也就处于类似的境地。这个比喻把对当下自我身份的执著,视为试图支配一个远比自身宏大的过程的结果。

第十八篇中庄子在妻子死后的故事尤其影响深远。惠施前去探望,见他正鼓盆而歌。面对惠施的质问,庄子解释说,自己起初也很悲伤,后来想到妻子如何历经变化而获得生命,又如何回归另一种状态。这个故事并非说他起初没有爱意或哀伤,而是表现了他随后如何通过思考变化,重新看待自己的悲痛。

这些段落常被拿来与斯多葛学派或佛教关于无常的教义相比,但它们的概念背景并不相同。它们既不以斯多葛学派关于天意所安排的理性秩序的学说为基础,也没有系统阐述佛教关于苦与解脱的理论。这部文集中的意象,植根于中国早期对变化以及天地万物之间关系的理解。

也并非所有段落都许诺人可以不受伤害。开篇的“逍遥”与有关“真人”的描述,提供了极富感染力的自由形象,但书中同时也有避祸保生的劝告。对于最高的自由究竟意味着情感的转化、以神秘体验参与道、摆脱价值判断,还是一种始终立足于具体身体存在的处世灵活性,诠释者之间存在分歧。

书中还出现了一些超凡存在,他们能够遨游于常人所受的限制之外,或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对于这些形象的作用,不能总是简单判定为真实信念的表达或寓言。它们属于一个以宇宙想象探试人类日常自我理解之界限的文学世界;受到探试的,也包括这样一种预设:自由必须体现为对外在事件的控制。

注疏、经典化与东亚接受史

注疏传统不仅解释了《庄子》,也帮助确立了后世读者理解这部典籍的概念范畴。郭象的诠释在玄学中尤具影响力。玄学兴起于公元三至四世纪,这一名称常被解释为“玄妙之学”。这一思想背景下的学者探讨了道、自然、社会角色以及有关有无的言说之间的关系。

郭象解释万物的变化时,并不假定存在一个独立的造物者从外部主宰这一过程。他的论述强调个体存在的自发生成及其各自独具的能力。每一种生物都应依循自身的能力行动,而不是羡慕另一种规模的生命存在,由此成就其本性。这样一来,小鸟与大鹏便不再仅仅代表低等与高等生命的简单区分,而成为讨论个体如何自适其境的契机。

郭象的解读也使逍遥、自然等主题能够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相调和。只要行事时不受人为执著的束缚,自由就未必要求一个人真正辞官退隐。这种诠释究竟是忠实地发展了早期文本的思想,还是将其转向了郭象所处时代关注的问题,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唐代成玄英的《庄子疏》则立足于另一种思想背景来解读此书,其中包括道教的“重玄”传统。这种诠释方法不断消解对概念立场的执著,甚至连那些最初为克服一般误解而采取的立场也不例外。其方法是在与佛教分析方式的持续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同时仍属于一项具有自身特色的道教经典诠释事业。

这部典籍也获得了正式的宗教尊崇。742年,唐玄宗在位期间,庄周获封“南华真人”,《庄子》也由此被称为《南华真经》。这一尊奉使它被纳入公认的道教经典传统。不过,宗教经典的地位并未妨碍它在主要关注文学风格或哲学思考的读者中流传。

《庄子》的影响还延伸至佛教,尤其体现在禅宗的语言和文学表现手法中,并波及后世中国的散文、诗歌与绘画。作家和艺术家从中汲取了逍遥、梦境、奇树以及摆脱世俗计较等意象。共同的表达方式和叙事上的相似之处,本身并不能证明彼此教义相同,却足以表明这部作品的意象能够轻易跨越不同传统的界限。

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庄子》同样通过汉文教育、注疏和文学改编而流传。因此,对它的接受从来不局限于某一宗教群体:它既可以是宗教经典,也可以是哲学思想资源、文体典范或典故宝库。

现代学术研究、翻译与诠释争议

现代《庄子》研究融合了文献学、思想史、文学分析和比较哲学。这些研究路径各有不同的问题意识。文本史研究者可能着眼于某段文字的成文年代;文学研究者可能考察叙述中说话者的转换所产生的效果;哲学研究者则可能重构其中有关判断的论证。如果不加说明地把某一层面得出的结论当作另一层面问题的答案,就会产生问题。

几部重要的英译本塑造了国际学界对《庄子》的理解。理雅各于1891年将此书收入《道教经典》。翟理斯于1889年出版了译本;华兹生的全译本于1968年问世;葛瑞汉的《庄子:内篇》则于1981年出版。这些译本的差异不仅涉及文风,也涉及材料的编排、不同发言者的辨识,以及关键术语的哲学意义。

翻译尤其困难,因为汉语中的普通词语也可能承载数种相互关联的含义。“心”可以指心、心智,或兼具情感与认知功能的心;“天”可以指上天、事物的自然进程,或非由人类刻意作为而产生的事物;“德”则可能译作道德品性、内在力量或效能。英语译词的选择,可能使文本显得比具体段落本身所要求的更偏重道德说教、心理分析、神秘主义或自然主义。

一项主要争议涉及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一些诠释者认为,此书动摇了一切关于客观判断的主张。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区分了僵化的、依赖概念与推论的辨别,以及更为恰当的应物方式。还有人强调,这部汇编而成的文集中并存着多种立场。不能理所当然地把第二篇当作一把终极钥匙,借此认定其余各篇都在表达同一种思想。

与此相关的另一场争论是:娴熟的行动能否为文本中的批判性论证提供正面回应。庖丁的故事似乎表明,行动无须穷尽一切明确的理由,也能取得成功。然而,他的成就是在一项专门活动中实现的,并非每个社会或伦理问题都存在类似牛体骨节的结构,可以供人顺势而行。从技艺的精熟推广到整个人生方式,仍是诠释者所作的一步推演,而不是这则故事已经充分展开的论证。

当代读者也探讨了此书与美学、环境思想、动物视角及心灵哲学的关联。书中关于非人类生物和无用之树的故事,为质疑以人类为中心的标准提供了思想资源,但并不构成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科学或政策方案。同样,庄周梦蝶的故事引人反思自我,却没有提供一套完整的当代意识理论。

文本的开放形式始终对诠释构成约束:在把某种单一学说归于“《庄子》”之前,必须先区分其中不同的发言者、故事与文本层次。因此,最具影响的争议不仅关乎哪些主张是正确的,也关乎这样一部不断转换声音、刻意使视角保持不稳定的作品,究竟在从事何种哲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