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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同一性

人格同一性探讨一个人何以在时间中保持为同一个体,以及这与意识、身体、自我理解和责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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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同一性是对以下问题的哲学研究:人是什么,一个时刻的人何以与另一时刻的人是同一个体,以及这种持续存在与记忆、身体生命和自我理解有何关系。其核心问题不只是一个人为何会改变,或为何保留可辨识的性格,而是这些变化何以构成同一个体的历史,而非不同个体的接连更替。这一主题将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与责任、对未来的预期、死亡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等问题联系起来。

这一主题涵盖几种不同的探究。其一,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实体:生物有机体、能思考的存在者、非物质的主体,还是由身体构成的某种存在?其二,持续存在的必要且充分条件是什么?其三,一个人通过哪些特征、承诺和关系来理解自己是谁?这些探究相互关联,但各自的答案不必一致。一个人的性格可能发生深刻变化,却并未因此在字面意义上变成另一个个体。

约翰·洛克关于意识和记忆的论述,对现代争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的理论分别强调心理连续性、生物连续性、经验的统一性,以及以叙事方式对自我的诠释。涉及失忆、裂脑、移植、复制以及设想中的数字化重建的案例,揭示了这些进路之间的分歧,并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对于存续而言,数值同一性是否始终是最重要的?

同一性、人格资格与持续存在

核心区别在于性质上的相似与数值同一性之间的区别。两个个体可以在性质上相似,却并非同一个体:同卵双胞胎并不具有数值同一性,一份文档的两个完全相同的副本也仍然是两份文档。反过来,同一个体可以发生显著变化,却仍在数值上是同一个体。一个成年人与几十年前照片中的那个孩子,外貌上的共同特征可能所剩无几,但通常仍被视为同一个人。跨时间的人格同一性关注的是后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组固定性质是否得到保留。

数值同一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等价关系,具有自反性、对称性和传递性。传递性意味着,如果 a=ba=b 且 b=cb=c,那么 a=ca=c。当心理联系出现分支或逐渐减弱时,这些形式性质就变得重要起来。记得某段经历、与某人相似,或与某人有共同意图,这些关系未必具有同一性的性质。因此,任何提出的理论都必须解释,这类关系如何能够决定一种具有同一性之逻辑结构的关系。这些逻辑学上的约束本身并不能确定哪种理论正确,却排除了将所有心理相似关系都直接视为同一性的做法。

持续存在的问题还必须与人格资格区分开来。人格资格关注的是,一个实体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一个人,通常涉及思维、自我意识、理性行动能力或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持续存在则关注一个实体一旦存在之后会如何延续。一种理论可能认为,人的生物有机体在获得与人格资格相关的能力之前就已存在,并且在失去这些能力后仍继续存在。另一种理论则可能认为,只有当某些特定的心理能力出现时,一个人才开始存在。这些立场的分歧在于,“人”所指的是一种基本的实体类型,还是实体可以获得或失去的一种地位。

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同一性的条件与判定同一性的证据。指纹、证词、照片和脱氧核糖核酸可以用来确定某人是谁,却并不构成使这个个体持续存在的根据。同卵双胞胎说明,仅有遗传上的相似并不充分;正常的生物变化则说明,物质构成完全相同并非必要。同样,记忆可以为一个人的过去提供证据,却未必是使那段过去归属于此人的根据。

最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不同于行政和法律制度中的身份识别。护照号码通过制度程序追踪某个个体,而一个人可以更改姓名,却不会因此产生一个新的个体。这些实践通常预设了个体的持续存在,而不是确定其根本性质。区分这些问题,可以避免把关于辨认、法律地位或个性特征的回答,误当成对一个个体究竟是什么的回答。

洛克与现代问题的形成

约翰·洛克在1694年《人类理解论》第二版增补的“论同一性与差异性”一章中,对人格同一性作出了影响深远的现代阐述。他区分了一团物质、一个活的有机体、一个人以及一个人格各自的同一性。生物尽管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仍凭借有组织的生命活动而持续存在。人格则是能够思考、具有智能的存在者,具有推理和反思能力,能够将身处不同时空的自己视为同一个自己。

在洛克看来,意识能够向过去的思想和行为追溯多远,人格同一性就延伸多远。他以王子和鞋匠为例,将人格与身体通常的延续历程区分开来:如果王子的意识,包括他对自己过去生活的认识,进入了鞋匠的身体,那么由此形成的人格就是王子,尽管作为人的有机体仍是鞋匠。这一例子表明,相较于身体的相似性或物质实体的连续性,从第一人称视角将过去认作自己的经历更为关键。洛克还将“人格”视为一个法权术语,将同一性与行为、功绩及惩罚的归属联系起来。

约瑟夫·巴特勒在1736年附于《宗教类比》的一篇专论中反驳说,对过去某一行为的意识,是以行为主体的同一性为前提,而不是创造了这种同一性。记得自己曾做过某事,似乎已经意味着记得一件由当前这个回忆主体所做的事。如果以这种依赖同一性的方式来定义记忆,那么用记忆解释同一性就有陷入循环论证的风险。这一反驳并未表明记忆无关紧要,但它要求心理理论在解释其基本关系时,不能暗中预设它们试图分析的同一性。

托马斯·里德在1785年的《论人的理智能力》中提出了另一项影响深远的反驳。他设想,一位英勇的军官记得自己年少时受过惩罚;后来他成为将军,记得自己从军时的英勇事迹,却已不记得童年受到的惩罚。以直接记忆为依据的标准似乎会判定,军官与男孩是同一个人,将军与军官是同一个人,却无法判定将军与男孩是同一个人。这一结果与同一性的传递性相冲突。后来的心理理论诉诸由相互重叠的心理联系构成的链条,而非贯穿整个一生的直接回忆,以此回应这一问题。

大卫·休谟在1739—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中,质疑了内省能够揭示一个单纯而持存的自我这一观念。他以不断变化的知觉来描述心灵,并考察记忆和想象如何使我们将同一性归于心灵。相比之下,伊曼努尔·康德则主张,经验所必需的统一性,并不足以确立关于持存的灵魂实体的理论知识。这些争论区分出了三个至今仍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意识呈现了什么,是什么使思想统一起来,以及是什么使一个思考者持续存在。

心理连续性理论

心理连续性理论通过心理生活中恰当的联结来解释人格如何随时间持续存在。相关联结可以包括表面上真实的记忆、保留下来的信念、付诸行动的意图、持久的偏好,以及延续的性格倾向。这些理论的吸引力在于,一个人是否存续,似乎与其主观视角能否延续密切相关。如果未来的某个存在者记得当下的经历、继续推进当下的计划,并认可当下的人际关系,那么它与当下这个人之间似乎就有一种联系,而仅仅相似的身体未必具有这种联系。

一种标准区分是将心理联结性与心理连续性区分开来。联结性由相对直接的联系构成,例如记得某次经历或保留某个意图。连续性则由这些联系所形成的相互重叠的链条构成。老年人不必记得婴儿期,甚至不必记得成年早期的许多事件,也能通过中间阶段与那些时期保持联结。这一构造回应了里德的反驳:同一性不必要求一个人一生中的任意两个阶段之间都存在直接的记忆关系。它也容许信念与性格逐渐转变。

尽管如此,对记忆仍须谨慎处理。看似真实的回忆可能出错,而有关他人经历的信息也可能使人产生自己记得那段经历的印象。因此,一些理论采用了“准记忆”概念:一种由先前经历以恰当方式引起的类记忆状态,但在定义时,并不预设那是同一个人的经历。其目的是回应巴特勒关于循环论证的反驳。这种关系能否得到充分明确的界定,仍有争议,尤其是因为“以恰当方式引起”必须能够区分真正的心理承继与捏造的、或偶然吻合的表征。

因此,所要求的因果关系是一个主要分歧点。限制较严的理论可能要求,连续性必须通过同一个正常运作的大脑,或通过通常的记忆保存过程来维持。较宽松的理论则容许心理连续性通过陌生的机制实现,例如假想中将心理组织转移到另一个身体的过程。这些立场并不等同。未来的两个人可能拥有无法区分的表面记忆,却只有其中一人与先前的人具有某一特定理论所要求的因果关系。一般而言,仅有心理内容上的相似并不足够。

心理理论还面临睡眠、麻醉、婴儿期以及严重认知障碍等情况的考验。大多数理论并不要求意识体验不间断地持续:即使意识缺席,心理倾向和潜在能力仍可持续存在。更困难的任务是明确,需要多大程度的连续性才算足够,以及一个人是否可能在其有机体仍然活着时就已不复存在。如果两个后继者承继了同一套心理特征,还会产生进一步的问题。由于心理连续性可以分叉,而同一性却不能直接以同样方式分叉,许多理论便增添了唯一性条件或非分叉条件。这一附加条件使同一性部分取决于别处发生的事情,而不再仅仅取决于较早的个体与某个较晚的后继者之间的联系。

生物学解释与身体解释

生物学解释将人的持续存在归结于活的有机体的持续存在。其中最知名的当代版本是动物主义,它主张,像普通成年读者和说话者这样的人类个体,本质上是动物。按照这一观点,个体之所以持续存在,在于同一个动物生命的延续,而不在于某种特定人格或一组记忆的保留。埃里克·奥尔森于1997年出版的《人这种动物》对这一立场作出了系统而有影响力的辩护。动物主义主张的是人类个体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它并不必然否认人能够思考、审慎权衡,或具有独特的心理能力。

生物学进路与我们熟悉的生长发育事实相吻合。人类有机体在自传体记忆出现之前就已开始发育,通过代谢交换物质,并且能够在心理功能发生重大变化后继续生存。有机体的持续存在不可能要求保留最初的全部细胞或分子。这里所要求的连续性,是有组织的生物生命的连续性,而不是物质构成始终不变。因此,动物主义不同于一种简单的观点,即只有完全相同的物质仍然保留,一个人才仍是同一个人。

支持动物主义的一项论证以一个看似显然的事实为出发点:凡是有普通的人类思考者之处,就有一个正在思考的动物。如果这个人并非那个动物,那么同一地点似乎就会存在两个思考者:一个人和一个有机体,两者都在思考相同的内容。动物主义者由此追问:凭什么否认那个动物能够思考?或者,这个人如何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一个思考者?反对者提出了不同的回应,包括主张有机体与人之间是构成关系,而非同一关系,或主张心理属性从根本上属于一个心理主体。

生物学连续性必须与以脑为基础的身体判准区分开来。脑判准可以追踪记忆与能动性的物质基础,同时允许在设想的脑移植中,人随着脑离开原来的有机体。相比之下,动物主义可能意味着,即使重要的心理功能被移除,原来的动物仍随那个保持生物学连续性的有机体而存在。在实际医疗实践中,将完整的人脑移植到另一个能够正常运作的有机体内,并非常规案例。哲学中使用的移植情境是旨在区分相互竞争原则的思想实验,而不是对成熟医疗操作的报道。

生物学理论也面临自身难以划定的界限。它们必须解释,在经历剧烈干预、融合或分裂时,怎样才算同一个有机体的延续,以及有机体死亡与特定功能不可逆丧失之间有何关系。构成理论提出了另一种可能:人可以由有机体构成,却不与该有机体同一,这有点像雕像由某种材料构成,而这些材料可以在雕像不复存在后继续存在。这种进路保留了人的具身性,同时允许人与有机体具有不同的持续存在条件。它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解释这种差异,而又不无谓地增加占据同一位置的实体。

分裂、复制与存续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分裂案例尤其清楚地揭示了心理连续性与同一性之间的冲突。设想一个人的心理组织结构在两个不同的后继者身上得到保留,两者都拥有相关的记忆、意图和性格。再假定原人与两个后继者之间的关系同样紧密。如果原人与每一个后继者都是同一个人,那么根据同一性的传递性,这两个后继者彼此也必然是同一个人。然而,这一案例设定的是两个个体,他们可以身处不同地点,并获得不同的经历。通常意义上的同一性不能就这样一分为二。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回应。非分支式心理理论可以主张,两个后继者都不是原人,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一个同样符合条件的竞争者。另一种理论可以依据某个额外的身体事实或因果事实,认定其中一个后继者才是原人。第三种回应则可以否认:按照关于人的正确理论,这种情形根本不可能真正发生。每种回应都有其代价。尤其是,非分支式解答使存续取决于是否存在另一个后继者:某种延续在独自存在时或许能够保持同一性,但如果别处出现了同样符合条件的延续,它就可能无法保持同一性。

德里克·帕菲特利用这类案例,将同一性与存续中真正重要的关系区分开来,尤其是在其1984年的著作《理与人》中。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具有适当成因的心理连续性与心理关联性,即使不足以构成同一性,也仍能保有很大程度的实践重要性。分裂或许能够保留一个人的未来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却不保留一个与原人具有同一性的唯一个体。这并不是说同一性本身确实有程度之分,而是说,通常伴随同一性的心理关系有强弱之别,而且可能才是我们关切自身未来的真正基础。

不同的形而上学图景以不同方式处理分支问题。四维主义将持续存在的对象视为在时间中延展的存在,既具有空间部分,也具有时间部分。有些分支理论将这种情形描述为两个完整的人共享较早的时间部分,随后发生分化。大卫·刘易斯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进路,通过相互重叠的人来联结存续与同一性。这保留了完整实体之间通常意义上的同一性,却改变了我们对分裂前究竟有多少个人的判断。批评者质疑,由此增加人的数量,是否能恰当地刻画第一人称的未来预期。

远程传送提供了一个相关的检验案例。一台机器扫描某个人,摧毁其原有身体,并在别处制造出一个在心理和身体上都与之相匹配的个体。较为宽松的心理理论可能将此视为存续;生物学理论则可能将其视为死亡,随后由另一个体取代。如果原人没有被摧毁,那么复制体显然不与那个独立延续的原人具有数值同一性。这种对照说明了,为什么成功的复制并不能自动确立持续存在。这些案例的价值在于,它们将信息相同、因果承继、数值同一性,以及未来经验在理性考量中的意义区分开来。

持续存在的主体与实体性自我的替代理论

另一类理论将同一性的基础置于持续存在的经验主体,而非心理内容或生物组织之中。在与勒内·笛卡尔相关的实体二元论看来,思维者与具有广延的物质有根本区别。因此,身心二元论可以容许同一个主体在身体发生巨大变化后依然持续存在。原则上,即使记忆或人格发生改变,只要同一个非物质主体仍然存在,同一性就可以保持不变。这种观点直接回答了由什么来承载前后相继的经验,但它也面临一些问题:这个主体如何被确定为某一个特定主体,又如何与可观察的心理生活相联系?

一种反复出现的反对意见是,诉诸同一个灵魂,可能只是转移了持续存在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它。是什么使后来某一时刻的灵魂与先前的灵魂成为同一个灵魂?如果任何身体或心理证据都无法帮助回答这个问题,这种理论就有可能将同一性与一切实际可用的辨认手段割裂开来。支持者可以回应说,同一性是一种不能还原为其他关系的基本事实。如此一来,争论所涉及的便是:这样一种基本主体是否具有解释力,证据是否足以支持接受它,而不是普通的记忆测试能否探测到它。

不同哲学和宗教传统对持续存在的自我有着显著不同的理解。在不二吠檀多中,阿特曼并不只是一个历经种种事件而始终不变的个体人格;它与梵的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印度的其他传统对自我及其多元性有不同的理解。有关轮回转世的信仰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同一性问题:当通常的自传性记忆和身体连续性都不存在时,究竟是什么——如果确有某种东西的话——使后来具身的生命成为同一个主体的生命?使用相同的灵魂或自我词汇,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达成了一致。

佛教的分析通常通过无我学说,否定持续存在且独立的自我。它将人放在包括五蕴在内的变化过程之中加以分析,而不将人视为这些过程背后恒定不变的拥有者。这并不必然排除在日常层面上谈论人,也不必然否定行为的因果意义。相反,它改变了同一性在解释中所起的作用:连续性与依存关系足以说明一个有组织的生命,而无须诉诸独立存在的自我实体。这些理论不应简单地等同于现代的心理连续性理论,后者的预设和目的与它们有所不同。

现象学进一步区分了实体性的自我与经验的第一人称特征。经验可以呈现为属于某个视角,却不呈现出一个可观察、被称为“自我”的内在对象。关于最小自我性的讨论考察这种直接的经验结构,而具身进路则强调身体的定向与行动。这类研究有助于阐明作为主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却不能自动确定主体在无意识间隔、根本转变或复制情形中的持续存在问题。某一时刻经验的统一性,与经验主体跨越时间的同一性,仍是可以区分的两个问题。

叙事、具身性与社会身份

在日常生活中,询问某人是谁,往往是在问其承诺、归属、关系和经历,而不是问其在数值意义上是否持续为同一个体。叙事同一性关注的是,经验和行动如何作为一段人生的组成部分而变得可以理解。按照这种进路,一个事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发生在一个持续存在的个体身上,还因为它在讲述这个个体的计划、失败、忠诚与变化时占有一席之地。叙事可以通过解释一个片段如何引出另一个片段,将那些在直接的心理特征上几乎毫不相似的人生片段联系起来。

保罗·利科在《作为他者的自身》中,对同一性与自身性作出了颇具影响的区分;该书法文版出版于1990年,英文版出版于1992年。稳定的性格体现了一种连续性,而在欲望发生变化后依然信守承诺,则体现了另一种连续性。一个人即使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仍可对某项承诺负有责任。玛丽娅·谢克特曼于1996年出版的《自我的构成》,同样推动了叙事进路在当代关于人的讨论中确立地位。这类理论的分歧在于:叙事究竟构成了人格,解释了实践身份,还是为持续存在本身提供了说明。

叙事理论通常并不要求每个个体都不断明确地编写自传。相关的组织方式可能隐含在行动、情绪解读和关切模式之中。不过,叙事所扮演的角色也带来了一些难题。人可能误解自己的动机,遗漏关键事件,或按照社会期待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连贯的叙述可能是虚假的,而如实呈现的人生却可能难以连贯起来。如果叙事具有构成作用,而不只是解释作用,那么理论就必须说明,为什么自我欺骗不能任意创造或抹除人格同一性。

批评者还质疑,叙事性是否具有普遍性,或是否为有价值的人生所必需。盖伦·斯特劳森在2004年的文章《反对叙事性》中,既反对人人都以叙事方式体验人生这一心理学主张,也反对人人都应如此的伦理主张。婴儿和自传能力有限的人,也进一步挑战了那些将成熟的自我叙述能力视为一个人持续存在之条件的理论。一种回应是,将可能参差不齐或遭到中断的叙事同一性,与那个被叙述其人生的个体更为基本的持续存在区分开来。

社会进路强调,自我理解并非在孤立状态下形成。姓名、亲属关系、社会角色、制度以及他人的承认,共同塑造了一个人理解自身人生时所能采用的方式。西蒙娜·德·波伏瓦考察了社会条件如何塑造生活体验中的身份,而弗朗茨·法农则分析了种族化的承认与殖民关系对经验的影响。具身进路同样反对将身份视为可以脱离身体的信息,而是强调习惯、能力以及处于具体情境中的身体。这些视角解释了仅凭数值同一性判准无法把握的身份维度,但仍未断定:社会转变究竟是否在字面意义上改变了一个人是谁,还是仅仅改变了同一个体的生活与地位。

责任、对未来的预期与伦理意义

人格同一性长期以来都与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赞扬、责备、惩罚和义务通常针对的是实施行为的行动者,而不只是某个与该行动者相似的人。洛克从归责角度对人格同一性所作的论述明确揭示了这种联系。然而,确定某人仍是同一个体,并不能就此断定责备或惩罚是否正当。有关理解、意图、胁迫和控制的问题,仍然具有独立的重要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只是责任解释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责任理论。

记忆丧失说明了这一区别。忘记某项行为,通常并不能证明实施该行为的行动者已不复存在,但记忆的丧失可能改变评估责任时所处的实际情境。反过来,清晰地记得某个事件,也不能证明自己实施了记忆中的行为。法律制度采用的是证据规则和规范性规则,而不是某一个哲学上的同一性判准。因此,关于责任的主张需要区分:谁实施了行为,如何确立这一事实,以及依据相关标准,哪些后果才是正当的。

面向未来的关切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人们通常关心未来的痛苦或益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将是自己承受的痛苦或获得的益处。心理连续性理论通过人们对自身计划、记忆和体验将延续下去的预期,来解释这种关切。动物主义则可以区分有机体的未来与其当下心理状态的未来。帕菲特的进路追问:即便不存在数值同一性,对一个与自己具有心理连续性的后继者保持强烈关切,是否仍然恰当。这一问题并非只是措辞之争:它关系到什么才算是对一个现存个体的益处,以及为什么从当下的立场看,某些特定的未来体验会如此重要。

长期承诺揭示了先前偏好与后来偏好之间的张力。在关于患者自主权和知情同意的讨论中,同一个仍然在世的个体在认知发生重大变化后,其先前的决定可能与后来的利益或所表达的意愿相冲突。哲学上的分歧涉及先前承诺的权威、当下体验的意义,以及决策者是否持续存在。任何形而上学理论都无法单独决定制度层面应作出何种适当回应。伦理原则、个案事实和适用法律都各自发挥着作用。

同一性也涉及关于分配正义的争论。在同一个人的一生中,某一时期承受的负担,可能因同一个体日后获得的益处而得到辩护;而在不同人的生命之间,为了使一个人受益而让另一个人承担负担,则会引出更多问题。心理还原论强调一个人一生中心理联系有强弱之别,从而使这一对比不再那么泾渭分明。批评者则坚持认为,即使心理是逐渐变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仍具有根本的伦理意义。其背后的问题是:道德意义主要依附于持续存在的个体、体验的连续性、特定时刻的利益,还是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

实证研究与技术中介下的连续性

关于大脑的研究表明,记忆、自我识别、能动性和对自身人生经历的理解依赖于可以区分的不同系统,从而为人格同一性问题提供了认识依据。亨利·莫莱森通常以 H.M. 之名为人所知;1953 年的一次手术使他在形成新的长期陈述性记忆方面遭遇严重困难,此后,他的病例便成为记忆研究的核心案例。这一病例表明,记忆并非一种内部毫无区分的单一能力:即使有意识的回忆受到严重损害,某些形式的学习仍可能保留下来。这一病例本身并不能判定人格的持续存在究竟基于心理还是生物因素,却对将所有记忆都视为一种简单关系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裂脑研究提出了同一时刻主体统一性的问题。在一些特定患者接受手术、切断大脑两半球之间的主要连接后,实验条件可以揭示:某些信息能够用于作出某些反应,却不能用于作出另一些反应。罗杰·斯佩里、迈克尔·加扎尼加及其合作者使这些现象成为二十世纪意识讨论中的核心议题。这类发现并不能直接证明手术创造出了两个完整的人。如何解读这些发现,取决于所执行的任务、残存的神经通路,以及如何区分彼此分离的信息处理、统一的能动性和体验主体的数量。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项重要的分工。实证探究可以确定因果机制、功能受损的模式,以及大脑活动与受试者所报告的体验之间的关系。哲学分析则追问:这些关系中,哪些构成了人的持续存在,而不只是支撑某种能力,或提供有关某个人的证据。磁共振成像扫描可以帮助描述大脑的特征,却不能判定大脑的主人从根本上说究竟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具身主体,还是一个心理上连续的实体。尽管如此,任何充分的理论都必须与关于发育、依赖关系和变化的既有事实相容。

数字技术使表征与持续存在之间的区别尤为鲜明。一个以某人的文字、录音或对话记录为训练材料的系统,可能重现其可辨识的言语模式,却并未保留此人的意识,也未延续其生命。当代人工智能仅仅生成令人信服的第一人称陈述,并不能据此证明某个人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心智上传这一假说提出了更强的设想:相关的心智组织结构可以转移到另一种媒介中,或在其中重建。这是否能够保全一个人,既取决于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也取决于所采纳的同一性理论。

即便功能重建完美无缺,复制难题仍然存在。如果两个系统实现了相同的组织结构,仅凭行为上的准确复现,无法确定其中哪一个与原来的人在数值上是同一个体,甚至无法确定是否有任何一个与原来的人是同一个体。关于心理状态的功能主义并不自动蕴含某种特定的持续存在判准,正如承认心理对生物基础的依赖,本身也不足以确立动物主义。余下的问题包括:哪些因果过程能够维系一个主体的存在,连续性是否可以独立于其物质载体,以及从外部获得的证据能否区分一个人的存续与一个无法同其区分的后继者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