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是伊曼努尔·康德的一部著作,旨在探究客观知识何以可能,以及理性为何反复提出自身无法通过理论探究来回答的问题。该书德文初版于1781年问世,经过大幅修订的第二版于1787年出版。康德在书中主张,人类认知既依赖感官的接受能力,也依赖概念活动。经验提供关于对象的知识,但只有在人类认知能力所提供的条件下,这些对象才能被认识。
本书是现代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奠基之作。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直观的形式,而实体、因果关系等基本概念则是经验一个客观世界的必要条件。这些主张构成了他的先验唯心论的基础:经验中的对象在经验意义上是实在的,但知识无法超出经验的条件,认识事物独立于这些条件时可能具有的样貌。同一套论证既确立了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也限制了关于灵魂、作为完整整体的宇宙以及上帝的思辨性主张。
全书从阐述感性出发,继而分析知性,再转向诊断理性特有的幻相。最后一个部分考察理性探究的方法与体系安排。本书并非要再提出一套关于超感性实在的完整解释,而是要追问:理性究竟是否有权作出这样的解释。
历史背景与两个版本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论争的背景下形成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尤其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传统,试图通过概念和原理获得关于实在的确证性知识。经验主义者则强调,观念和知识依赖于经验。这两种传统各自内部都存在多样性,并非两个立场整齐划一、彼此对立的学派;但它们之间的分歧使一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能否不依赖观察,确立关于对象的必然真理?
大卫·休谟对康德探讨因果性尤为重要。休谟认为,经验所揭示的是事件的先后相继,而非事件之间可以感知的必然联系。康德在1783年出版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说,是休谟打断了他的“独断论的迷梦”。康德的回应并不是说,反复观察能够证明因果的必然性。相反,他认为,要经验到客观的时间秩序,首先就必须有事件之间受规则支配的联系。因此,这里所说的必然性关乎可能经验的条件,而不是在物自身之间直接观察到的某种联系。
康德在1770年的就职论文中,已经区分了感性认识与理智认识,并将空间和时间视为感性的主观原则。不过,该文仍然允许理智认识事物发挥一定作用,而《纯粹理性批判》后来对此作出了严格限制。在1772年2月21日致马库斯·赫尔茨的一封信中,康德提出了其正在形成的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并非单纯由对象产生的表象,何以仍能与对象相关?此后多年的研究最终结晶为1781年由里加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哈特克诺赫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
第一版问世后,读者理解起来颇为困难,也产生了不少误解。1782年一篇与克里斯蒂安·加尔韦和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费德尔有关的书评,以一种容易让人将康德与乔治·贝克莱相提并论的方式介绍了康德的立场。康德否认自己的哲学将外部世界化约为纯粹的幻象。《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提供了较为简短的阐述,而《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则增写了序言,重写了“先验演绎”,大幅修订了“谬误推理”,并加入了“对唯心主义的驳斥”。这些改动澄清了主要论证,但并未放弃现象与物自身之间的区分。
引文通常采用原版页码:“A”代表1781年版,“B”代表1787年版。A51/B75这样的标注指向两个版本中都有的段落;只带一个字母的标注,则往往表示该版本独有的内容。现代版本通常保留两套页码,因为在文本阐释上,任何一个版本都不能简单地取代另一个版本。
批判计划与先天综合知识
“批判”是对理性的能力及其正当诉求的审查,而不是对理性探究的全盘否定。康德将理性描绘为一个审查自身权威的法庭。形而上学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理性天然地倾向于追问终极根据,但相互竞争的各种答案,却未能像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达成稳定的共识。核心任务是确定:哪些主张能够构成知识,哪些主张则超出了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
这项探究围绕两组区分展开。先验与后验的区分涉及认识的根据:先天认识的证成不依赖经验,后天认识则依赖经验。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是康德用以辨识先天认识的主要标志。相比之下,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涉及判断中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判断阐明概念中已经包含的内容;综合判断则增添了仅凭分析该概念无法获得的内容。
这两组区分彼此交叉,而非相互重合。康德认为,有些判断属于先验综合判断:它们提供关于对象的新内容,却又能够独立于经验而得到证成。他举出的例子包括初等算术、几何命题,以及一切变化皆有原因这一原理。他主张, 这一判断,不能仅凭分析七、五和加法的概念而获得,而是需要借助直观完成综合。这是否恰当地刻画了算术,后来成为数学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数学是亟待说明的知识的首要范例。
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将几项研究联系起来。纯粹数学要求说明空间与时间;纯粹自然科学要求说明支配经验对象的概念和原理;形而上学则要求评估类似的知识能否扩展到经验之外。答案并不是心灵任意地将信念强加于实在,而是:对象必须符合使其能够被有限的人类认识者所接受并加以思考的条件。
第二版序言将这一研究进路的转变比作哥白尼所引发的革命。康德不再假定认识必须完全符合那些独立于认识而被规定的对象,而是尝试考察:可能经验的对象是否必须符合我们的认识条件。“先验的”(transcendental)一词,指向对先天认识的这些条件的探究。它并不意味着“超验的”(transcendent):后者涉及越出可能经验范围的主张。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本书所提出的正面先验论证,恰恰旨在为超验思辨划定界限。
先验感性论:空间与时间
先验感性论研究感性,即对象借以被给予我们的接受能力。这里的“感性论”一词保留了它与感觉的联系,主要讨论的并非美或艺术判断。康德区分了直观与概念:直观直接地、个别地与对象发生关系,概念则通过一般特征与对象发生关系。人类的直观是感性的:对象必须作用于感性,而不能仅凭纯粹理智的把握就呈现出来。
在感性经验内部,康德区分了质料与形式。感觉提供质料,形式则使感觉杂多得以有序组织。空间是外感官的形式,通过空间,事物被表象为彼此外在。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通过时间,心理状态被表象为相继发生或同时存在。由于一切表象都属于内感官,时间也就成为一般现象的条件,而空间则直接构成外部现象的条件。
康德认为,空间与时间不能从经验中抽象出来,因为经验已经预设了二者。将事物表象为彼此并列,需要空间表象;将事件表象为相继发生,需要时间表象。空间与时间也不是普通的一般概念。各个特定空间被理解为对一个包罗一切的空间所作的限定,而不是用来构成一般概念的实例。同样,各个特定时间也属于同一个时间。因此,康德将空间与时间称为纯直观:它们是独立于特定感觉而具有的单一形式。
这一论述旨在解释数学何以具有先天综合的性质。几何学之所以能够确立有关空间对象的必然命题,是因为空间现象的形式是先天给予的。算术同样涉及相继的综合,康德将其与表象在时间中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因此,数学认识能够超出概念分析,而又不依赖于对特定物理对象的测量。数学对经验的适用性,则由以下主张来保证:任何给予人类感性的对象,都必须符合这些形式。
因此,空间与时间具有“经验实在性”,却又具有“先验观念性”。它们确实适用于经验对象,却不是可以脱离人类感性而归属于物自身的属性。这并不是说,空间与时间是个人可以随意更换的可选视角。它们是人类感性认识的必要条件。
后来的发展使康德将几何学与外部直观的必然结构相联系的观点变得复杂。非欧几何表明,人们可以建立不同的几何体系,而相对论则改变了物理学对空间与时间的解释。这些发展对康德几何学主张的直截了当的解读构成了挑战。不过,数学结构如何能够适用于经验这一更广泛的问题,仍有别于任何特定几何学是否正确的问题。
范畴、综合与先验演绎
先验分析论从对象如何被给予,转向对象如何被思维。感性提供直观,知性提供概念。康德说,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的,这表达了二者的相互依存。感觉的单纯汇集还不构成对对象的认识,而脱离一切可能直观的概念也无法确立关于对象的知识。
康德区分了一般逻辑学与先验逻辑学:前者抽去认识的内容,研究思维的形式;后者则研究先天思维与对象的关系。他从判断的逻辑功能表中推导出知性范畴。十二个范畴分为四组:量——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质——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依存性与自存性、因果性与依赖性、交互性;模态——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与非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这里的“实在性”指肯定性的规定,而不只是存在。
这一推导通常被称为“形而上学演绎”,其后是先验演绎。“演绎”在这里具有法学意义,即确立某种权利或资格。问题不只是从心理学上解释人们如何获得这些概念,而是要证明将它们应用于对象具有正当性。即使心灵必然使用范畴,仍须说明为什么经验对象必须符合范畴。
论证的核心是综合与自我意识的统一。表象的杂多若要构成一个统一的经验,就必须被结合起来。康德将表象能够同属于一个自我意识主体的条件称为统觉的先验统一。“我思”必须能够伴随一切表象;否则,这些表象就不能作为该主体的表象而归属于同一个整体。这并不是说,每一次知觉都必须伴随着明确的内省活动,而是指出了统一认识在结构上必须满足的条件。
在第二版的演绎中,康德将这种统一与判断的功能联系起来,进而论证,凡是通过人类感性而被给予的东西,都受范畴支配。客观统一并非单纯的联想:表象必须能够按照规则结合起来,而这些规则规定了如何对对象作出判断。范畴表达的正是这些基本的结合形式。想象力通过形象的综合,在范畴应用于感性杂多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这一论证所要得出的结论虽有限定,却意义重大。范畴对于一切可能经验的对象都具有客观有效性,但对于脱离一切可能经验来考察的对象则不然。因此,先验演绎既有建构作用,也有限制作用。论证中那些难以把握的过渡,尤其是从意识的统一到各个特定范畴的过渡,至今仍是阐释工作的核心议题。
图型法与经验的原理
在论证范畴的正当性之后,康德必须解释,纯粹知性概念如何应用于感性的个别事物。因果性这样的范畴本身既不是感觉,也不是意象。“图型法”一章引入了先验图型,以此作为中介规则。图型不是某一幅具体的图画:画出的一个三角形无法代表一切可能的三角形,而构造三角形的程序却能普遍地指导对三角形的表象。
纯粹概念的图型是对时间的规定。时间之所以能够充当中介,是因为它既是感性的纯粹形式,也是一切现象的条件。实体的图型是持存性;因果性的图型是依照规则的相继;协同性的图型是依照相互规定的共存。量的图型涉及逐次相加,而实在性的图型则涉及时间的充实。因此,图型法将范畴限定于适合有限感性认识的应用方式,而不是提供通达非感性对象的途径。
“原理体系”进一步展开了由此产生的结论。“直观公理”主张,现象都是广延量:表象一个确定的空间整体或时间整体,涉及对各部分的综合。“知觉的预期”涉及强度量,即程度。康德认为,与感觉相对应的东西都具有一定的程度,尽管某种感觉的具体性质和程度必须通过经验才能得知。这些原理并不预言会出现哪些感觉,而是规定现象能够得到量的规定所须满足的一般条件。
“经验的类比”讨论时间关系。“第一类比”论证,实体的持存性是确定变化的条件。“第二类比”区分了事件的客观相继与知觉的纯粹主观相继。人们可以按不同的次序知觉一座房屋的各个部分,但在知觉一艘船顺流而下时,其中的次序则被归于事件本身。要经验到这样的事件,就必须有一条规则,使一个状态依照这条规则接续另一个状态。这才是康德回应休谟的基础,而不是推断任何反复观察到的先后序列都必定具有因果关系。
“第三类比”论证,客观的共存要求实体之间具有协同性,或相互作用。由于时间本身无法被知觉,就不能仅凭将对象与某个独立观察到的时间容器相比较,来确定它们同时存在。随后,“一般经验性思维的公设”将可能性、现实性与必然性分别联系于它们与经验条件的不同关系。这些原理共同描述了客观自然世界的形式框架。
这些原理并不从纯粹理性中提供具体的物理定律。因果原理并不揭示,究竟是哪一种化学反应或机械力产生了某个给定的结果。具体定律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发现。康德将合规律的经验所必需的形式与科学发现的偶然内容区分开来,使“分析论”不至于成为实验科学的替代品。
现象、物自体与经验实在论
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区分,是本书最具影响力、也最有争议的内容之一。现象是在人的感性条件下被给予的对象。将事物视为物自体,就是撇开这些条件来考察它。康德所作的限制针对的是认知:知识既需要直观,也需要概念,而人的直观只能通过空间和时间提供对象。
这并不意味着把现象等同于假象。欺骗性的假象是经验中的错误表象;而康德在先验意义上所说的现象,则是经验探究的正当对象。山岳、房屋和物体都是空间中实在的对象,而不只是对某个本不可及的世界的错误认识。因此,康德将先验唯心论与经验实在论结合起来。空间的观念性并不会使日常的空间判断变成错误,因为这些判断所恰当涉及的,正是经验中的对象。
对于应当如何理解这一区分,存在不同的解释。“两个世界”的解读将现象与物自体视为不同种类或不同领域的实体。“两个方面”的解读则强调,同一对象既可以就其与人类认知的关系来考察,也可以独立于这一关系来考察。康德的表述为这两种解读都提供了依据,任何一个标签本身都无法解决文本中的所有难题。一个尤为持久的难题涉及感触:如果感觉是由某种东西作用于感性而产生的,那么,如何描述这种关系,才不至于将因果性运用到这一范畴的正当性得到确立的领域之外?
康德还区分了“本体”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在消极意义上,本体是被视为非感性直观对象的某种东西。在积极意义上,本体则应是非感性直观或理智直观的对象。消极概念标示出感性知识的边界;积极概念则需要人类并不具备的认知能力。因此,承认感性认知存在界限,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对界限之外的事物获得积极的理论知识。
第二版中的“对唯心论的驳斥”处理的是另一个问题:是否内在经验是确定的,而外在对象的存在仍然可疑。针对与勒内·笛卡尔相关的怀疑唯心论,康德论证说,要在时间上规定自身的存在,就必须与自身之外某种持存的东西发生关系。因此,内在经验不能充当一种完全自足的基础,再由此推导出外在经验。
这一论证并未确立每一个具体知觉都是真实无误的。梦境和幻觉仍然可能发生,必须在经验内部加以辨别。它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一般性主张:外在经验在认识论上总是次于一个独立确立的内在世界。康德的立场使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在结构上相互依存,而不是将其中任何一方化约为从另一方作出的推论。
谬误推理与理性心理学的界限
先验辩证论考察的是理性在超出可能经验、寻求无条件的解释时所产生的幻相。知性通过规则组织现象;理性则追求这些规则的完备性与统一性。这种追求作为探究的方向是正当的,但当理性把自身对完备性的要求当作关于某个相应对象的知识时,它就会产生误导。康德称这种幻相为先验幻相,因为它源于理性的正常运作,而不仅仅是疏忽大意的结果。
批判的第一个主要对象是理性心理学,即试图仅凭“我思”这一表象推导出关于灵魂的形而上学说明。其核心推论被称为谬误推理:这类论证表面上有效,实则掩盖了不合法的推论过渡。康德将这些推论与以下主张联系起来:思维主体是实体、是单纯的、在时间中保持同一性,并且与外部对象具有某种特定关系。第一版和第二版对这些批判的编排与阐述有所不同,但两版都否认仅凭自我意识就能获得关于灵魂本性的理论知识。
这里的核心区分在于思想的逻辑主体与已被认识的形而上学对象之间的区别。每一个判断都可以归属于一个思维主体,但这并不能证明该主体是一个实体,至少不能证明它是在认识一个持存且独立存在的灵魂所要求的意义上的实体。同样,“我”的形式统一性也不能证明某个非物质存在者的单纯性。一个表象可以作为统一体发挥作用,却并不因此提供关于其所表象的主体本身究竟是什么的直观。
同样的限制也适用于人格同一性。使诸表象得以归属于同一意识所必需的统一性,本身并不能证明一个单纯的灵魂能够历经一切可能的变化而持续存在,或在肉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康德并不否认人对自身精神生活的日常觉知。内感官在时间中呈现思想、感受及其他状态,但这种认识仍然只是对作为现象的自身的认识。将先验主体视为统一经验的条件,并不意味着它就因此被给予为一个具有可确定的形而上学属性的对象。
这一分析与身心二元论和心灵哲学有关,但并不直接支持某种与之竞争的经验理论。康德认为,理性心理学既无法证明一个不朽的非物质实体的存在,也无法证明思想在形而上学上可以完全还原为物质。它的失败是思辨知识的失败,而不是只有物体存在的证明。
这一结论也使《纯粹理性批判》有别于全盘的哲学怀疑主义。康德并未由此推断自我意识或经验知识是不可能的。相反,他将自我意识不可或缺的形式作用,与那些关于自我之终极构成的无根据主张区分开来。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一个可被经验或在理论上被认识的对象。
二律背反与自由问题
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涉及理性在将世界视为一个完结的总体时所陷入的矛盾。与那些可以通过进一步观察来解决的一般分歧不同,这些冲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相互对立的论证都声称自身具有理性的必然性。二律背反的作用在于诊断问题:如果看似令人信服的推理支持了彼此不相容的结论,就有必要审查对立论证所共有的前提。
康德提出了四组二律背反。第一组的对立双方分别主张: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界限;世界在时间上无开端、在空间上无界限。第二组涉及复合实体究竟是否最终由单纯部分构成,还是根本不存在任何单纯的东西。第三组将自由的因果性与一切都仅依照自然法则发生的主张相对置。第四组涉及是否存在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它或属于世界,或构成世界的根据;与此相对的主张则否认这样的存在者。
前两组被称为“数学的”二律背反,因为它们涉及世界的大小与构成。康德的解决方式是否定这样一个前提:现象构成一个完结的对象,并独立于经验的条件而存在。经验性的回溯可以不断向更早的事件或更小的部分推进,却不能由此获得关于一个完结的无限整体的知识;同样,未能遇到边界,也不能证明世界自身具有绝对的无界性。如果这些相互对立的选项预先假定了一个能够作为对象被给予的总体,就会造成误导。
第三组和第四组是“力学的”二律背反。在这里,康德认为,如果相互对立的主张涉及不同的立场,它们就可以彼此相容。在第三组二律背反中,每一个作为现象的事件都可以由自然原因决定,但这并不因此排除行动具有某种智性的根据。这为自由意志开辟了概念空间,却没有产生关于自由原因的理论知识。康德所作的区分,并不是一种认为自然因果秩序中偶尔存在缺口的科学假说。
将这一区分应用于人的行动,便产生了经验性格与智性性格之分。一个人的行动可以被作为事件来研究,考察其如何受到气质、处境以及先前原因的塑造。然而,同一行动者也可以从智性的角度加以考察,这一角度关乎理性行动能力与责任。《批判》并未证明这种智性自由的存在;它所论证的是,当因果性仅限于现象时,普遍的自然因果性并不能驳倒这种自由的可能性。
这一立场后来成为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但第一《批判》谨慎地保持了一种不对称关系。自然的决定作用属于可能的理论知识框架。先验自由并不是该框架内的一项内容,也不能通过观察那些看似不可预测的行动来确证。因此,这一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理论解释的界限,而不在于对特定原因的不确定。
上帝、调节性理念与理性的规训
“纯粹理性的理想”考察了这样一种尝试:从理性对完备性的要求出发,进而获得关于最实在者的知识。康德区分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三种主要思辨论证: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他所批判的是这些论证自称能够作出理论证明的主张,而不是一切可能的宗教态度,也不是对上帝概念的一切运用。
本体论论证试图通过至上完满者或必然存在者的概念来确立其存在。康德回应说,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它并不为事物的概念增添任何进一步的规定。他以一百个可能的塔勒和一百个现实的塔勒为例,说明这一区别。实际拥有这些钱币,显然会在实践中造成差别,但钱币的概念不会仅仅因为钱币存在,就多出一种描述性的属性。是否存在与某个概念相对应的对象,不能靠丰富这个概念来判定。
宇宙论证明从存在出发,寻求一个绝对必然的根据。康德认为,这种证明进一步将这一必然存在者等同于最实在者时,暗中依赖了本体论论证。对于从自然界的秩序和合目的性出发的自然神学证明,康德的评价则有所保留:他认为,这种推理至多能够支持一位安排材料的建筑师的存在,却不能支持一位使材料得以存在的、绝对必然的创造者的存在。从经验到的秩序推及无限的神圣根据,同样超出了证据所能确立的范围。
尽管如此,理性的理念并不需要被抛弃。“先验辩证论”的附录区分了理念的构成性运用与调节性运用。灵魂、世界和上帝的理念不能构成关于超感性对象的知识,却可以引导探究走向系统的统一性。在研究自然时,仿佛其规律构成一个融贯的整体,这会促使人们寻找解释范围更广的说明。但这种指导性理念并不足以支持如下断言:它所设想的对象已经在理论上得到了证明。
随后,“先验方法论”区分了哲学论证与数学构造,批判了对理性的独断式和论战式滥用,并考察了假说与证明的地位。哲学不能只是模仿数学,在纯直观中构造自己的概念。哲学主张需要遵循另一套证成的规训。
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康德将理论的界限与实践的关切联系起来,围绕有关认识、行动和希望的问题来组织哲学。他区分了知识与以道德为根据的理性信念。第二版序言中关于取消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位置的说法,意在限制思辨的僭妄,而不是让通常的经验探究从属于启示。后来的《实践理性批判》更系统地阐述了自由、上帝和不朽的道德意义;不应把这些后来的论证读成仿佛它们在第一部《批判》中就已经是理论证明。
接受、影响与持续的诠释
《纯粹理性批判》迅速重塑了欧洲德语地区的哲学论争。卡尔·莱昂哈德·莱因霍尔德的著述帮助更多读者了解康德,而批评者则对先验唯心主义的一致性及其主张的根据提出质疑。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在1787年的讨论中提出了一个经久未解的难题:康德的论述似乎要求有某种独立于表象的东西作用于感性,然而,批判哲学所设定的限制似乎又不容许我们认识这种关系。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于1792年出版的《埃奈西德穆》则质疑了从批判哲学出发确立可靠基础的种种尝试。
德国唯心主义的兴起,部分源于解决或转化这些问题的努力。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力求在自我设定的活动中寻找一个更具系统性的起点,而不接受将物自体视为独立给定的解释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则对自然、主体性与理性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体系视为得到康德认可的延伸;他们往往修正乃至否定康德为思辨知识设定的界限,而这些界限正是康德整个哲学计划的核心。
阿图尔·叔本华保留了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鲜明区分,同时将后者等同于意志。这一举措超出了康德的禁令,即不得在理论上对超感性之物作出规定。19世纪后期,新康德主义通过科学知识、有效性与文化等问题重新回到康德。马堡学派强调科学的概念条件,西南德意志学派则阐述了价值问题,以及自然研究与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本书还影响了现象学与20世纪的欧陆哲学。埃德蒙德·胡塞尔探究了有关客观性如何构成的先验问题,但其方法与基本立场有别于康德。马丁·海德格尔尤其在1929年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着重探讨了想象力、时间性与认识的有限性。在分析哲学中,P. F. 斯特劳森于1966年出版的《感觉的界限》试图保留有关经验之必然结构的论证,同时摒弃先验唯心主义的大部分内容。
若干后续发展对康德的具体学说提出了挑战。戈特洛布·弗雷格否定了康德将算术判定为综合性的观点,而后来的逻辑学则推翻了这样一种假定:传统的判断形式足以为逻辑分析提供完备的基础。威拉德·范·奥曼·蒯因抨击了分析与综合这一区分本身。几何学与物理学的进展,使有关经验之必然空间框架的主张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这些异议涉及该体系的不同部分,并不能全部归结为同一种批评。
当代诠释对于先验演绎的说服力与结构、物自体的地位,以及本书主要是在提出认识论上的限制、对经验作出形而上学说明,还是兼具二者,仍存在分歧。另一个持续受到讨论的问题涉及先验论证:证明某种信念或概念对于经验不可或缺,是否也就确立了它的客观有效性?这些争论都回到了本书的核心张力:一方面要解释客观认识何以可能,另一方面又要限制这种解释对于独立于认识的实在所能作出的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