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理由律是一项哲学原则,主张任何事情之所以如此而非彼,都有充分的理由。其适用范围各有不同:它可以涉及事物的存在、事件的发生,也可以涉及命题的真。在不受限制的形式下,这一原则否认有任何事实归根结底是无法解释的。它尤其与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联系在一起,不过,类似的解释要求贯穿于整个哲学史。
这一原则在形而上学中占据核心地位,涉及宇宙的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区分,以及是否可能存在无从解释的终极事实。它也影响着对因果关系、科学解释、理性选择和自由意志的理解。它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张力:解释似乎是理性探究的根本,但对解释提出不受限制的要求,似乎又可能迫使人们接受关于实在的某些有争议的结论。
这一原则没有一种公认的统一表述。充足理由可以是原因、逻辑证明、形而上学根据,也可以是使某一行动变得可理解的目的。因此,争论不仅涉及是否万事皆有理由,也涉及什么才算理由、理由是否必然导出其结果,以及完整的解释究竟能否到此为止。
充足理由律的表述与充足理由的种类
一种常见表述认为,每个事实都有解释。另一种表述认为,凡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第三种表述则要求,每个事件都有原因或充足理由。这些表述不能相互替换。仅限于事件的原则,可能无法解释持续存在的对象为何存在;而针对偶然真理的原则,则可能将必然真理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要求提供原因的原则,在一个方面范围更窄,因为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通常并不是通过产生它们的事件来解释的。
一种仅适用于偶然命题的概括性表述如下:
这里, 和 的取值范围是命题, 表示 是偶然的, 表示 解释了 。这种符号表述并未解答核心的哲学问题。它没有规定: 是否必须不同于 ,是否必须蕴涵 ,多个命题能否共同构成解释,以及解释本身是否也必须有解释。这个公式表达的也是一个关于现实真理的主张;如果在它前面加上必然性算子,就会提出一个更强的主张,即该原则在每一种可能情形下都成立。
“充足”可以指在解释上足够充分,而不意味着在逻辑上使结果必然成立。一个原因可以解释某个事件,却不保证它在所有容许的情形下都会发生,在承认客观机遇的理论中尤其如此。反过来,一个命题可以蕴涵另一个命题,却不能解释它。包含“窗户碎了”的合取命题蕴涵窗户碎了,但只是在一个更长的陈述中重复这一信息,并不能解释窗户为何破碎。因此,区分解释与逻辑后承至关重要。
这一原则也不同于认识论上的要求,即每个信念都必须有证据支持。认识论证成关注的是,凭什么可以接受某个断言;充足理由律通常关注的则是,该断言为何为真。烟的迹象可以为相信有火这一信念提供证成,但烟通常是火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对火为何存在的解释。此外,理由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类研究者能够发现或理解它。
还有一个区别:一类理由解释某个事实为何成立,另一类理由则解释它为何成立,而不是另一种情形成立。解释一种物质为何溶解,可能需要援引其化学性质以及所用的溶剂。解释它为何此时溶解而非更早溶解,还需要提供有关条件变化的信息。当这一原则被用于讨论神的选择、自然法则,或为何存在这个世界而非另一个世界时,这种对比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古代与中世纪的先声
古代哲学中已有若干思想可视为充足理由律的先声,但若将早期一切寻求原因的要求都视为完整的现代学说,就会掩盖其中的重要差异。巴门尼德追问:究竟是什么必然性,能够促使存在在某一时刻而非另一时刻从无中产生?这一追问较早体现了一种思想:如果不同可能情形之间的差异得不到解释,就令人难以接受。原子论传统同样认为,事件受必然性支配,而非任意发生;不过,其解释理论与后来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存在重大差异。
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主张,凡生成的事物,必定通过某种原因而生成。这里对生成的限定十分重要:对生成之物的说明,并不自动构成一条支配一切真理或一切类型存在的原则。亚里士多德通过四因说,对解释性问题作出了更为细致的区分: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一座雕像可以从其所用的青铜、它的形状、雕刻家的活动,以及制作它的目的来解释。这些解释不能归结为一条由先前事件构成的单一序列。
亚里士多德还将科学理解与对原因的认识和论证联系起来。不过,他的理论并不要求对每个前提都进行无穷追溯的论证。论证性知识依赖于一些本身并不以同样方式得到论证的原理。这预示了充足理由律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承认事物具有可理解性,本身并不能决定解释是否必须终止于第一原理、能够自我解释的实在,或某种可通过另一种理解方式把握的事物。
中世纪的讨论通过区分必然存在者与依他而存在者,进一步发展了对解释的要求。阿维森纳(伊本·西那)将自身即为必然的存在者,与自身仅为可能、其存在依赖于原因的事物区分开来。他的论证试图在某种不以同样方式依赖他者的存在者中,为依赖性的存在寻求解释。这一框架与后来的偶然性论证密切相关,但它属于一个独特的形而上学体系,不应简单地视为莱布尼茨原则的早期表述。
在拉丁经院哲学中,托马斯·阿奎那从运动、动力因果关系和偶然性等特征出发,论证一个作为首要解释根源的存在者。他的因果原则受到对不同依赖类型和因果序列所作区分的限定。因此,无论用来概括他的论证,还是概括充足理由律,后来那句“万物皆有原因”的说法都具有误导性。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思想体系,通常都将有原因的存在者,与某种终极实在区分开来;后者的存在是必然的,而非由外在原因造成的。
莱布尼茨的表述与解释体系
莱布尼茨对充足理由律作出了最具影响力的表述,并将其置于自身理性主义的核心位置。在1714年撰写的《单子论》中,第31至32节确立了推理的两大原则:不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后者的基本含义是:任何事实之所以是现实的或存在的,任何陈述之所以为真,都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何如此而非不如此,尽管这些理由往往不为人知。他同样写于1714年的《自然与恩典的原则》,则依据对充足理由的要求,追问为什么有某些事物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
莱布尼茨区分了推理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具有必然性:其反面蕴含矛盾,而通过分析,可以将其还原为同一命题或基本原则。事实的真理则具有偶然性:其反面仍然是可能的。若用先前的事件来解释一个偶然事件,便可能沿着一条无穷延伸的历史链条追溯下去。然而,在莱布尼茨看来,这样的历史并不能为整个偶然性秩序的存在提供最终理由。这一理由必须位于偶然事物的序列之外,存在于一个必然存在者之中。
他对偶然性的解释与无限分析密切相关。对于必然真理,原则上可以通过有限的证明,将其分析为一个同一命题;对于偶然真理,分析则会不断延伸,无法以同类的有限证明告终。上帝能够把握其中完整的联系,有限的心灵却不能。这一立场使莱布尼茨既能坚持真理都有其理由,又不必将所有真理都归为可经证明的必然真理。这一区分是否充分保全了偶然性,是诠释其哲学时的一个重大问题。
充足理由律也贯穿于莱布尼茨关于上帝从诸多可能世界中选择最佳世界的学说。可能世界必须在内部保持自洽,而同一世界中的各个成员也必须彼此相容,即能够共同存在。上帝的智慧辨识出各个世界在完善程度上的高下,上帝的善则为选择最佳世界提供根据。莱布尼茨认为,这一选择是确定的,并由理性所决定,却并非绝对必然或逻辑必然。它所涉及的是基于善的理由,而非其他一切选项都不可能。
在1715至1716年与塞缪尔·克拉克的通信中,莱布尼茨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空间和时间。假如整个宇宙在一个除此之外空无一物的绝对空间中发生平移,而所有关系都保持不变,那么,宇宙为何位于此处而非彼处,似乎就没有充足理由。类似的推理也适用于将宇宙的全部历史在绝对时间中整体平移的设想。这些论证支持了他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论,并与不可分辨者同一性原理相互关联。克拉克在答复中捍卫了上帝的自由以及与莱布尼茨相对立的空间观,由此揭示出双方的一项根本分歧:理性选择是否要求在不同选项之间存在一个足以区别它们的理由。
斯宾诺莎、沃尔夫与理性主义的雄心
巴鲁赫·斯宾诺莎独立于莱布尼茨对其成熟思想的阐述,发展出一种强有力的解释性理性主义。在1677年出版的《伦理学》中,第一部分命题11提出,无论一个事物存在还是不存在,都必须为之指出原因或理由。理由可以在事物自身的本性之内,也可以在其外。该书开篇对自因存在者的定义,所涉及的是一种本质包含存在的本性,而不是说某个事件在时间上先于自身并产生自身。
与莱布尼茨相比,斯宾诺莎赋予解释上的必然性以更为彻底的地位。无限的实体只有一个,即神或自然;有限事物则是样态,其存在与活动都在这一实体的秩序之中依循而出。第一部分命题29否认自然中存在偶然性,命题33则断言,事物不可能以任何别的方式或次序产生。莱布尼茨试图保留未实现的可能性,以及在不同世界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的余地;斯宾诺莎则否认现实秩序是在若干独立可行的备选方案之间选择的结果。
因此,充足理由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批评者提出的一项质疑,也是理性主义内部的一条分界线。在斯宾诺莎式的观点看来,完全的可理解性与现实秩序的必然性相容,而且可以说还要求这种必然性。在莱布尼茨式的观点看来,解释必须能够容纳这样一些真理:它们是确定的、有根据的,却并非绝对必然的。两者都反对不可理解的任意性,但对于偶然性在形而上学上有多大余地,却持有不同看法。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在十八世纪德国哲学中将这一原则系统化。在1730年的《第一哲学或本体论》中,他将充足理由定义为使人理解某物为何存在的根据,并论证说,没有这样的理由,任何事物都不会存在。沃尔夫的阐述推动充足理由律成为德国学院派形而上学的一个标准议题。他还认为,这一原则可以得到证明,而不只是一条未经论证的探究规则。
试图从不矛盾律推导出充足理由律,会遇到一个重要困难。断言某物没有理由,与断言它存在,并不显然矛盾。因此,证明必须补充一个将存在、真理和可理解性联系起来的前提。批评者可以据此主张,这种证明已经预先假定了它试图确立的解释要求。沃尔夫的体系及其引发的争论,使这一问题成为德国哲学后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尤其凸显了命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与使其为真的实在根据之间的区别。
休谟、康德与叔本华
大卫·休谟质疑因果原则能够仅凭严格论证得到确立的观点。在1739—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中,他主张,我们可以将一个对象开始存在与其原因分开来设想。由于这种分离并未显出矛盾,“凡开始存在者必有其原因”这一准则便不具有严格论证所要求的确定性。这并不是在证明无因事件确实发生,而是在质疑一种试图证明无因事件不可能发生的论证路径。
休谟对因果推断的说明,也将人们对解释的确信,从对必然联系的洞察转向了经验、习惯,以及通过观察规律性而形成的预期。他的批评直接针对的是因果必然性,而不是充足理由律的一切可能表述。不过,这仍然动摇了这样一种假定:一切事物都能从因果上得到理解,是思维不言而喻的要求。在他去世后于1779年出版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解释一个集合中的每个成员或许就已足够,无须再对整体作额外解释。这进一步挑战了充足理由律在宇宙论论证中的运用。
伊曼努尔·康德通过追问客观经验何以可能,改变了这一问题的讨论方向。在1781年出版、1787年修订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经验的第二类比”中,他主张,客观变化依照联结原因与结果的规则发生。要将经验到的事件与知觉的任意相继区分开来,就必须有一种受规则支配的秩序。因此,这一原则的证成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分析,也不是从大量观察事例中得出的经验概括。
康德将这类原则的正当适用范围限定于可能经验的对象。某个原则对于组织现象秩序不可或缺,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直接用来断言事物独立于人类认知时究竟如何。他对二律背反和理性理想的讨论表明,对无条件解释的要求一旦超出经验范围,就可能引发冲突。理性追求完备性,但这种追求本身并不能确立关于必然存在者或完整的原因总体的知识。
阿图尔·叔本华在《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明确揭示了解释关系的多样性。该书初版于1813年,1847年经过大幅修订。他区分了涉及因果变化的生成根据、涉及判断之证成的认识根据、涉及时空关系的存在根据,以及涉及动机的行动根据。这些是不同形式的依存关系,而不是同一种因果机制的可互换应用。
叔本华的分类有助于说明,论证在从一种理由转向另一种理由时,为何可能出错。证明通过前提确立判断;动机通过行动者的认知和性格解释行动;原因则解释对象的变化。将这三者视为相同,会掩盖它们各自不同的结构。他的论述也将充足理由律限定于作为表象的世界,而不允许将其用作一种不受限制的要求,为实在整体寻求外部原因。
偶然性与宇宙论论证
充足理由律最具影响力的应用之一,是从偶然性出发的宇宙论论证。它的基本问题不一定是宇宙为何开始存在,而是偶然的实在究竟为何存在。即使宇宙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它仍可能是偶然的,因此按照这一思路,仍然需要解释。所以,基于充足理由的论证不同于那些专门依赖时间第一刻的论证。
这一论证的简化版本以偶然事物或偶然事实的存在为起点,继而将一项解释原则应用于它们的总体,并主张:这个总体的充足理由,不可能只是同一总体中的另一个偶然成员。论证提出的解释终点是一种必然的实在,即其存在不依赖偶然条件的实在。在莱布尼茨的表述中,偶然序列的充足理由在于一个必然实体,而不在于该序列内部增加的另一个环节。
论证的每一步推进都需要辩护。首先,论证必须说明,什么才算偶然实在的总体。有些版本采用一个涵盖一切的偶然事实,有时将其描述为所有偶然真命题的合取。另一些版本则避免使用这样的命题,转而把所有偶然存在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这些选择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存在一些疑问:不加限制地汇集所有真命题,能否构成单一命题?这个涵盖一切的事实,能否也包含在它自身的构成要素之中?
其次,从对个别事物的解释转向对整体的解释,是有争议的。批评者可能承认,一个序列的每个成员都有解释,却否认该序列还需要额外的解释。辩护者则回应说,解释了每个依赖他者的事物为何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仍未回答这些条件以及整个安排为何成立。这不只是关于整体是否具有其部分的一切属性的争论,而是关乎是否已经在相关层面上处理了解释上的依赖关系。
第三,必然存在者并不会自动解释偶然的结果。如果它的存在与本性都是必然的,为什么随之而来的却是这一特定的偶然秩序?诉诸自由选择或善的理由,就必须说明:解释如何能够既是充分的,又不使结果成为必然。这一困难将宇宙论论证与有关神的自由、对比性解释以及解释充分性强度的争论联系起来。
最后,即便确立了某种必然的解释性基础,也不足以单凭这一点就确立某一特定宗教赋予神的一切属性。要论证智慧、统一性、力量、善或位格性,还需要其他前提。因此,当代宗教哲学的讨论会区分这一论证在最低限度上得出的解释性结论,以及建立在该结论之上的更为完整的神学诠释。
必然性、自由与模态坍缩
对不受限制的充足理由原则,最有力的反对意见往往涉及模态,即现实、可能与必然之间的区别。假定每个偶然事实都有充分的解释,每个充分的解释都使其所解释的事实成为必然,而解释链最终都终止于必然真理。这些假定似乎会使所有得到解释的事实都成为必然事实。由此造成的真正偶然性的丧失,被称为模态坍缩。
一个简化模型可以清楚地呈现这一问题。设 是 的一个必然的解释根据,并假定这一解释联系本身也是必然的:
在通常的模态逻辑中,这些前提蕴涵 。如果 原本被认为是偶然的,那么这一解释显然消除了它的偶然性。若将这一模式反复应用于整个实在,就有可能把每一个现实真理都变成必然真理。单凭充足理由原则并不能得出这一结果:该论证还需要一些关于必然化、解释的基础以及解释联系之模态地位的假定。
对此可以有几种回应。一种回应否认解释必须使其结果成为必然。另一种允许存在偶然的解释根据,而不要求这些根据最终归结为某个必然的基础。第三种区分不同类型的必然性,例如莱布尼茨就将绝对必然性与假设必然性以及在道德上起决定作用的理由区分开来。更激进的回应则像斯宾诺莎那样,接受必然论的图景,否认偶然性能够描述实在最根本的层面。
人的行动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版本。如果一个选择在行动者的信念、欲望、性格和处境中有其充足理由,那么行动者是否真的本可以作出别的选择?按照相容论的解释,即使一个行动是被决定的,只要它通过行动者自身的理性能力而产生,且没有受到相关的强制,就可以被视为自由的。自由意志论则要求存在某种不能还原为先前决定条件的开放性。于是,它们必须说明:一个自由行动如何能够得到理解,却又不因对它的解释而成为不可避免的。
行动的理由也不同于使行动成为必然的理由。一个行动者可能有很强的理由信守承诺,却仍然能够违背承诺。规范性理由指出支持某一行动的考量;动机性理由则涉及行动者据以行动的考量。二者都不会自动提供完整的形而上学解释,说明为什么发生的是这一行动而非另一行动。因此,将充足理由与道德责任联系起来的论证,必须明确所讨论的是哪一种理由,而不能把理性上的可理解性与因果决定等同起来。
科学解释、概率与对称性
充足理由律与科学探究的一项核心信念相近:表面上的反常现象和尚未得到解释的规律性,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寻求解释”这一方法论规则,比“每个事实都有充分解释”这一形而上学主张要弱。科学可以不断寻求涵盖范围更广的解释,而不必先证明解释性探究对任何可能的问题都必然成功。科学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功,使我们有理由信赖某些具体方法,却不能通过演绎证明一切都具有可理解性。
科学解释理论也区分了解释与决定。在决定论模型中,定律与完整的状态可以确定后续状态。即便如此,仍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成立的恰恰是这些定律和这一状态?此外,能够预测某个结果的方程,并不总能在所要求的因果意义上解释这一结果。数学关系可能允许从多个方向进行计算,而因果解释仍然具有不对称性。知道影子的长度,或许有助于算出旗杆的高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影子就是旗杆具有该高度的原因。
量子力学使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因为它的标准预测框架为测量结果赋予概率。对于一个不稳定的原子核,理论可以确定它在某一时间区间内发生衰变的概率,却不给出单次衰变的确定发生时间。这是否违反充足理由律,既取决于如何诠释这一理论,也取决于该原则提出了什么要求。概率性的说明可以解释某种分布或倾向,却仍未回答:为什么发生的是某个特定的、理论所允许的结果?
不同的诠释并不提供相同的解释图景。玻姆力学引入了一种涉及粒子构型和导引波函数的决定论说明;埃弗雷特诠释则认为,普适量子态的演化并不涉及根本性的坍缩。随机坍缩理论则以真正随机的过程来修正动力学。这些进路各自面临不同的问题,但它们的存在表明,仅凭量子概率并不能判定充足理由律在形而上学上的地位。
对称性构成了另一项重要关联。当一种理论对不同选项一视同仁时,解释上的要求可能意味着:如果没有额外的不对称因素,就不能从中选定某一个。莱布尼茨关于宇宙位置的论证就是一个早期例子。在现代物理学中,区分物理上的差异与数学表述上的差异至关重要:两种描述未必代表两种不同的物理可能性。一旦认识到冗余的描述其实是在描述同一个情形,所谓理由缺失的问题有时便会消失。
最后,充足理由律并不等同于概率论中的无差别原则。没有已知理由偏向某个结果,并不能证明所有结果都具有相等的概率,更不能证明现实必定会以同等频率实现这些结果。赋予概率需要明确的可能性空间,以及适当的测度或模型。认识上的对称性、物理上的对称性与形而上学解释彼此相关,但任何一者都不能简单地替代其他两者。
当代辩护、蛮事实与解释结构
当代支持者采取了几种不同的辩护策略。有些人将这一原则视为理性的一项根本承诺:否认它,就等于容许任意的、无法解释的事实存在,却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说明为何应当预期会有这样的事实。另一些人则从解释在诸多领域中不断成功拓展的情况出发来论证,或主张,如果过于彻底地背离可理解性,就会动摇人们对推理本身的信心。亚历山大·普鲁斯结合模态问题和宇宙论论证,为这一原则的若干实质性版本作了辩护;迈克尔·德拉·罗卡则提出了一些论证,强调可理解性,并反对任意作出的区分。
这些辩护面临一项反驳:将寻求解释作为一项方针,并不必然意味着解释一定存在。即使探究能否成功尚不确定,探究仍然可以是理性的。同样,接受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显然也不意味着必须接受一切可以想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批评者可以区分两种立场:一是在有限范围内承认某个根本的解释终点;二是声称事件经常无因发生,或信念的形成与证据之间没有可靠联系。争论的焦点在于,这样的界限能否有原则上的依据,而不只是出于方便。
一个没有进一步解释的事实,通常称为蛮事实。人们提出的候选例子包括宇宙的存在、基本定律、初始条件,或具有某种特定本性的必然存在者的存在。“蛮”并不一定意味着随机、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原因,或目前尚不为人知。一个事实可以产生广泛的后果,也可以用于解释其他事物,但它本身为何成立,却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反过来,不知道某个事实的解释,并不能表明它就是蛮事实。
近年来关于形而上学奠基的研究,将非因果性的依赖与通常在时间中发生的因果生成区分开来。一个行为可能凭借其他特征而具有某种道德属性,一个复杂对象也可能凭借其组成部分的组织方式而存在。这些被提出的奠基关系,引出了充足理由问题的新版本:每个有奠基的事实是否都有完整的奠基?每个非根本事实是否都必须有奠基?根本事实能否得到解释,而不以任何更进一步的东西为奠基?因果原则与奠基原则不一定有相同的答案。
解释性依赖的结构同样重要。有限链条可能终止于某种必然的、自我解释的东西,或仅仅是蛮事实。无限链条避免了出现第一个无法解释的成员,却可能使整个序列仍然得不到解释。循环解释则面临这样的反驳:每个事实的解释都依赖于某个最终以该事实为预设的东西。对于这些结构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仅凭要求每一项都有一个相邻项来解释它,就作出评价;问题在于,这种结构究竟带来了真正的理解,还是仅仅把解释的要求转移到了别处。
因此,当代对这一原则的表述往往会施加限制。某个版本可能只涉及偶然存在的具体存在者,只涉及开始存在的事件,或只涉及那些可能得到解释的事实。有些人区分现实性原则与较弱的模态原则:前者认为,每个相关事实实际上都有理由;后者则认为,每个相关事实都可能有理由。这些表述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因此,持续至今的争论,并不是在接受一切解释与拒绝解释之间作出简单选择,而是要细致探究:哪些解释要求是正当的,这些要求以什么为对象,以及它们能够承载多大的形而上学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