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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门尼德

巴门尼德是早期希腊哲学家,其传世诗篇探讨存在、思想与可理解的探究所需的条件,并阐述经验世界的宇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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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门尼德是公元前五世纪早期活跃于意大利南部埃利亚城的希腊哲学家。作为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人物,他创作了一首哲理诗,诗中一位未具名的女神将关于“存在者”的可靠论述与凡人用来解释变化世界的意见区分开来。他论证,存在者不可能生成、消亡,其内部也不可能存在间断。这些论证使他成为本体论的奠基人物,并深刻改变了希腊自然哲学的发展方向。

这首诗仅以散见于后世作者著作中的引文留存至今。由于语言凝练、保存不全,人们对它的解读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巴门尼德否认一切变化与多样性的实在性,有人认为他在确定任何真正可知之物必备的特征,也有人认为他在区分不同种类或层次的解释。除了对存在者的论述,他还提出了一套内容广泛的宇宙论,涉及光与夜、天体和生物。他作品中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解读其哲学的首要难题。

生平、年代与埃利亚背景

巴门尼德来自埃利亚,这是意大利南部西海岸的一座希腊殖民城,后来在拉丁语中称为维利亚。该城由福西亚殖民者于公元前六世纪建立,属于通常所称的“大希腊”地区的希腊语城邦。古代文献记载,其父名为皮瑞斯。除这些基本信息外,有关他生平的证据大多来自后世的追述、哲学传承谱系,以及柏拉图以戏剧形式描写的一次会面。

巴门尼德的生卒年代无法确切考定。在柏拉图的对话篇《巴门尼德》中,这位哲学家约六十五岁时来到雅典,同行的芝诺年近四十。他们与当时十分年轻的苏格拉底交谈。如果将这次会面定在公元前450年左右,并将这些年龄视为史实,那么巴门尼德应当生于公元前515年左右。另一种由第欧根尼·拉尔修传下来的古代纪年说法,将他的盛年定在第六十九届奥林匹亚纪,即公元前504至前501年;按照古代通常的纪年惯例推算,这意味着他出生得更早。这两种推算都无法提供经独立证据证实的出生年份,而且柏拉图的对话篇是哲学创作,而非纪实文献。

古代作者将巴门尼德与色诺芬尼联系起来。色诺芬尼对神人同形同性观的批评,以及对神之统一性的思考,似乎预示了埃利亚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两者存在联系,同时也承认色诺芬尼的立场并未表述得同样严密。另一些记载则指出,一位名叫阿美尼亚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人物对巴门尼德有重要影响。这些传统反映了后世作者如何将他置于意大利南部的思想交流网络中,却不足以据此还原他亲身受教的先后脉络。他采用六步格诗体写作,也表明他身处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环境:哲学、宗教与宇宙论的教诲可以共用相同的文学形式。

巴门尼德后来被视为埃利亚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与埃利亚的芝诺的联系尤为密切:在柏拉图的笔下,芝诺的论证旨在为巴门尼德辩护,回应那些嘲笑否定多所导致的结论的批评者。此后,萨摩斯的麦里梭提出了相关的存在学说,主张存在是不生且不变的。不过,“学派”一词不应让人误以为,当时存在一个有确凿文献记载、设有正式课程的机构。埃利亚哲学主要是凭借相互关联的论证以及后世的分类而得以辨识的。

古代记载还将埃利亚的立法归功于巴门尼德。普鲁塔克记述,当地公民长期恪守他的法律;维利亚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后世当地仍有纪念他的活动。一方罗马时期的铭文将皮瑞斯之子巴门尼德称为 physikos,这个词可以指自然的研究者。这类证据能够说明他的声望历久不衰,却无法揭示他在公元前五世纪从事政治或其他职业活动的具体情况。

诗篇及其流传

巴门尼德以扬抑抑格六音步表达其哲学思想,这是希腊史诗采用的格律。他的诗篇通常被称为《论自然》,但这一标题源于古人对早期哲学著作的分类惯例,未必出自他本人。现存文本融超自然旅程的叙述、组织严密的论证与宇宙论阐述于一体。因此,其文学形式并不只是命题外在的装饰,仿佛剥去这层形式便能毫无损失地提取其中的命题:女神的权威、旅人的受教过程以及彼此对照的探究道路,都参与构建了诗中的哲学主张。

这部作品没有完整的古代抄本存世。其文本必须依据巴门尼德身后数百年间各位作者著作中散见的引文加以重建。活跃于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前后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保存了开篇叙事的大部分内容。公元六世纪的注释家辛普利丘传下了核心论证的很大一部分,其中包括他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注释中引用的一段长文。辛普利丘明确指出,巴门尼德的作品当时已难得一见,因此,他决定大段引录原文,对这部作品的保存尤为重要。

现代版本收录的诗句约有150至160行,具体数量取决于校勘取舍,以及是否收入归属存疑的材料。关于“所是”的连续论证大多得以保存,而宇宙论部分则主要通过较短的引文和转述为人所知。这种不均衡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解读:关于存在的论述看似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反映的是后世引述者的兴趣,并不一定代表它在原诗中所占的篇幅比例。

引文标注通常采用狄尔斯—克兰茨编号法,其中巴门尼德的作者编号为28,被归为残篇的引文则以B类编号标示。因此,B1指序诗,B2指关于探究道路的主要陈述,B8则指关于“所是”的长篇论证。这些编号只是编者为便于使用而设,并非古代的篇章划分。有些残篇因被连续引述而保留了自身的先后顺序,但若干较短段落的位置仍不确定。关于巴门尼德的记述,传统上被归为A类见证材料,也必须与那些声称复现其原文措辞的引文区分开来。

人们熟悉的“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划分,确实反映了诗中存在的对照,但这些通行名称可能使全诗的结构显得比实际更为确定。女神宣告,旅人既须学习真理坚实的核心,也须学习凡人的意见,而后者并无真正可靠的根据。尽管如此,她仍承诺说明,那些显现的事物何以必然被接受或确立。这一承诺与后文宇宙论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尚存争议。因此,文本问题与哲学问题密不可分:如何重建文本,决定了哪些过渡与限定能够有把握地归于巴门尼德本人。

序诗:旅程、启示与教导

开篇残篇描写了一位年轻旅人,由母马拉载,沿着一条非凡的道路前行。少女们引导着战车,车轴随着转动发出声响。这些引路者是太阳的女儿,她们离开黑夜之宫,将旅人引向分隔黑夜与白昼道路的大门。正义女神掌管着钥匙,少女们说服她打开大门。门后,一位女神迎接旅人,握住他的右手,说明他将接受怎样的教导。

这一场景借用了希腊史诗的语言和地理意象,尤其是与荷马和赫西俄德相关的传统。超出常人经验的道路、神灵引路者、宇宙之门以及人格化的力量,都使这首诗置身于人们熟悉的诗歌传统之中。与此同时,巴门尼德改造了这些传统,使其服务于一项独特的思想任务。旅人所得到的并不是诸神的谱系,也不是英雄式的使命,而是关于如何区分探究路径,以及什么能够被可靠地言说和思考的教导。

对于旅程的终点,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些读者将这段旅程理解为向光明与思想澄明之境的上升;另一些读者则着重于黑夜之宫,以及这段旅程与前往日常经验之外的冥界之旅的相似之处。现存文本并未指明迎接旅人的女神是谁。因此,将她认定为某位特定神祇的说法仍然只是假说。从结构上看,重要的是旅人跨越了一道界限:界限的一边是人类惯常的理解,另一边则是揭示这种理解之局限的教导。

女神说,旅人来到她面前,并非出于厄运,而是出于正理与正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诗中将思想上的发现呈现为一场得到认可的通行,而非偶然逃离世界的举动。在随后对“所是者”的论述中,正义、必然与命运这些人格化的力量再次出现。这些表述将论证与序诗联结起来:正如旅人的路线受到神圣秩序的规制,所是者也受到约束,必须保持完整而稳定。

启示与论证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发言的女神拥有神圣权威,却也要求旅人运用推理,评判一番有争议的论说。因此,巴门尼德并非简单地以不诉诸人格权威的论证取代神话叙事,而是将严密的论证置于一场具有权威性的诗意相遇之中。这种结合使人们熟悉的“神话”与“理性”之间的历史性对照变得复杂:传承下来的希腊神话形式正在被重新组织,用以阐明探究的准则。

旅人所受的教导也包括凡人的信念。女神不容许他对经验世界中流传的各种解释一无所知。因此,序诗确立了双重的教导要求:要获得确实的理解,既须把握一套论说何以值得信赖,也须理解一套关于表象的有序解释如何形成。第二项要求主要是批判性的、解释性的,还是兼具两者,取决于对诗作后续部分的解读。

探究的道路与“是”的含义

在残篇 B2 中,女神区分了两条可供探究的道路。一条是“是”,且不可能不是;这条道路与真理和说服相伴。另一条是“不是”,且必定不是;这条道路不可能走通,因为非存在者既无法被认识,也无法被指明。这一区分是现存希腊思想中最早的尝试之一:通过明确说明什么能够成为探究的对象,来规范探究。

困难首先出在希腊语动词 esti,即“是”上。开头的陈述并未明确说出一个无歧义的主语。译者往往补上“它”,但这一增补可能只是掩盖了问题,而非解决了问题。希腊语的“是”与英语中的对应词一样,可以表示存在、述谓,也可以表示某个断言为真。因此,“它是”被分别解读为“它存在”“情况确实如此”或“它是其所是”。不同的解读,由此对巴门尼德的出发点给出了不同的说明。

按照存在性解读,被禁止的道路试图思考或谈论绝对的非存在。由于那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当对象,这种尝试注定失败。按照述谓性解读,问题在于某物作为其所是之物的稳定性质:一个适当的探究对象,不可能既具有又不具有正在考察的同一性或本性。按照真值性解读,这一对立涉及的则是真实或成立的情况与并非如此的情况。这些可能的解读未必完全相互排斥,因为早期希腊语尚未借助成熟的专门术语将它们区分开来。

残篇 B6 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它批评那些缺乏判断、四处徘徊的凡人,认为他们将存在与非存在既视为相同,又视为不同。一些解释者将此认定为第三条道路,是 B2 所宣示的两条道路之外的另一条。另一些解释者则认为,这是被禁止的道路在实际中呈现的混乱形态,或是两条道路的不稳定混合。诗篇并未像现代体系那样,以形式化定义的命题来呈现这些选项,因此,这些段落之间的关系需要经过重构才能厘清。

尽管如此,巴门尼德的论证方式仍有清晰的脉络。如果一种解释要求接受无法自洽地言说或思考的东西,就必须予以否定。他关于生成、毁灭和分割的结论,一再运用这一约束。这使他在演绎推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他的诗篇并非形式逻辑学论著。诗中的推理通过考察不同选项、排除不可能的选项以及要求给出理由而展开。

这一解释还涉及模态:女神所区分的,不只是碰巧存在与碰巧不存在的东西,而是不可能不存在与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这种必然性所具有的效力至关重要。如果适当的探究对象是必然存在者,那么诗篇的结论或许专门针对必然的存在,而非日常所遇到的每一个对象。通常有人认为,巴门尼德只是宣称整个经验世界并不存在;上述可能性则构成了另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的基础。

存在者的特征

残篇B8通过一系列“标志”或可供辨认的特征,展开了肯定的探究道路。存在者不生不灭、完整、均一、不动且完满。这些描述并非仅仅作为须予接受的启示而提出。女神反复追问,还有哪些可能的解释能够成立,并排除那些会引入非存在者的解释。由此形成了一套关于实在结构的论证,在早期哲学中,其论述之持续深入颇为罕见。

否定生成是第一个主要步骤。如果存在者曾经产生,就必须解释其起源。它不可能产生于非存在者,因为非存在者既不可言说,也不可思考。此外,如果它从无中产生,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它为何在某一时刻而非另一时刻产生。诗中追问:究竟是什么必然性促使它从无开始,“宁可较晚而非较早”地生长?这还不是表述完备的充足理由律,却已预示了其中一项典型要求:解释必须说明,一次转变为何恰好在其发生的时刻发生。

毁灭也被相应的论证排除了:存在者不可能转变为非存在者。因此,生成与消亡都无法成立。巴门尼德也否定了那些把存在者仅仅置于过去或未来的解释。关键的表述是:它“现在存在,浑然一体,单一而连续”。这究竟是在描述超越时间的存在,还是一个永恒、不可分割的现在,仍有争议;但它显然排除了那种存在先出现、后消失的通常意义上的历史。

反对分割的论证,以存在本身没有差异为依据。存在者不可能在一处具有较多的存在、在另一处具有较少的存在,因为这种差异意味着某种欠缺,与存在者的本性不相容。非存在也不可能介入其中,将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隔开。因此,存在者是连续而紧密相连的。这一论证把分离或不完整视为必须涉及某种形式的非存在;这种论证依据是否成立,后来成为哲学家们争论的核心问题。

诗中还将存在者描绘为始终处于同一位置、保持同一状态,受必然性的束缚所维系。它是完满的,而不是无止境地有所欠缺。在这段文字接近结尾处,巴门尼德将它比作一个浑圆球体的体量,从中心向各个方向都同样均衡。这一比喻促使一些人从字面上的空间意义来理解它,认为实在是一个有限的球形整体。另一些读者则强调这一比喻的作用:球体体现了完满、均等以及不存在特殊方向,却未必是在为存在提供一幅物理图景。

这些主张构成了传统上将巴门尼德归为一元论倡导者的依据。不过,必须区分几个不同的命题:只有一个事物存在;实在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任何真正的知识对象都必须具有统一的本性。现存论证明确要求存在者具有统一性与连续性,但这是否等于毫无限制地否定一切形式的多样性,仍有争议。

思考、命名与对凡人理解的批判

一段通常编号为 B3 的短残篇指出,思考与存在是“同一的”,但这句话的译法及其所断言的确切关系均有争议。人们常将此句理解为把实在与思想等同起来。另一种颇有影响的解释则认为,它意指同一事物既可被思考,也可存在,或者说,凡真正能够被思考的东西都必定存在。由于原有语境已经佚失,不能仅凭这一句话就判定巴门尼德关于心灵与实在的全部观点。

B8 中较长的论述将思考与“存在者”联系起来:思考不可能脱离它所关涉并借以表达的存在而被找到。这使巴门尼德不仅在形而上学中,而且在认识论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他的论证不仅关乎什么存在,也关乎什么使成功的认知成为可能。思想受其对象制约;仅仅给空无任何可理解之物的情形加上词语,并不能获得知识。

不应径直将这一立场等同于后来的唯心主义,后者主张实在依赖于感知或思考的主体。巴门尼德并未描述个体心灵如何构造世界,也没有从一个私人的内在表象领域出发。他所特有的问题是:思想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把握存在者。因此,这里的依赖关系可以理解为真正的思考依赖于存在,而非存在依赖于思考。

凡人的错误与命名有关。在 B8 中,女神说,凡人为生成与消灭、存在与非存在、位置的变化以及可见颜色的改变等事物确立了名称。日常语言把现象归入看似可以理解的过程,但这样的命名并不能证明由此形成的解释符合真理的要求。这是语言哲学中的一个早期问题: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就一定可以理解。

诗篇还批评了依赖“漫无目的的眼睛”、“回声般的耳朵”和舌头的习惯,转而要求听者通过推理来评判那受到争议的论证。这一对比使巴门尼德被视为理性主义的先驱。然而,若说他否定感官的一切作用,就过于简化了现存文献所提供的证据。他的宇宙论离不开对天象和身体生命的关注;其批判的核心,是未经审察的判断习惯,以及建立在这些习惯之上的不融贯解释。

事实上,残篇 B16 将人的思想与身体各组成成分的混合或状态联系起来。其确切含义虽难以确定,但它表明,诗篇对凡人认知的说明具有生理学维度。因此,女神关于可靠理解的论述,与宇宙论中关于人类实际上如何思考的说明,处于可以区分的解释层面。这些层面是否相容,属于如何协调真理与凡人意见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而不能据此认定诗篇对具身认知毫无兴趣。

凡人的意见与光明和黑夜的宇宙论

在残篇 B8 第50行左右,女神宣告,关于真理的可信论述已经结束,继而开始讲述凡人的意见。她称这套言辞的编排具有欺骗性,却仍加以详尽阐述,以使任何凡人的说法都无法超越旅人的理解。这一转折造成了整首诗中最难消解的诠释难题:既然此前的论证似乎排除了宇宙论所描述的变化与差异,为何还要提出一套完整的宇宙论?

这套论述以两种形态为起点,通常译作光明或火,以及黑夜。凡人将两者区分开来,并赋予它们相反的特性。光明具有明亮、稀薄、柔和或轻盈的特性;黑夜则具有黑暗、稠密和沉重的特性。残篇 B9 指出,万物都同时充满光明与黑夜。因此,这一世界并不是通过与物质相对立的空无区域来解释的,而是通过两种具有实在性的本原的分布与结合来解释的。

转折处有一句难解的话,说凡人不应当给这两种形态中的一种命名。有人据此认为,黑夜被指为错误的本原;也有人认为,这句话否定的是将事物划分为两种形态本身;还有人认为,它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两者中的任何一者都能以所要求的方式独立存在。单凭语法,无法毫无争议地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确定的是,这套论述在开篇便对凡人组织概念的可靠性提出了警告。

现存残篇描述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天宇,其中包含与火和黑夜相关的环或带,以及一位居于这一体系之中、掌管一切的女神。这位神祇引导混合与生成的过程;诗中将她的统治与两性结合和生育联系起来。另有一则残篇称,厄洛斯是她所创设的诸神中的第一位。因此,宇宙秩序与生命繁衍属于同一套解释体系,而非两个全然分离的领域。

其他残篇涉及太阳、月亮和星辰。诗中说,月亮在夜间借着别处的光照耀,并始终朝向太阳。这些诗句是早期人们已认识到月光借自太阳的重要证据。另一段则承诺传授有关天界的本性、太阳的活动、月亮以及环绕一切的天空的知识。后世记述还将其他一些天文学和地理学学说归于巴门尼德,但现存引文只能确证这一更广泛重构中的一部分。

这首诗也讨论了生殖与人的身体构成。后世作者保存了有关男性与女性各自在生育中所起作用的材料,而残篇 B16 则将认知与身体成分的混合联系起来。这些关切表明,这套宇宙论属于早期希腊对自然的探究,而不只是某种抽象寓言。对于这套论述,诠释者的看法各异:有人认为它通篇都是有意揭示出来的错误,也有人将其视为对变化世界所能作出的最佳解释,只是这个世界不具备“所是者”的必然性。其内容如此广泛,使得全盘否定或毫无保留地接受它都难以成立。

早期希腊哲学的回应

巴门尼德将“从非存在中生成”变成自然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改变了后续探究的基本前提。早期宇宙论通常描述各种有差别的事物如何从某种根本本源中产生。巴门尼德之后,对变化的解释必须澄清:是否真有任何东西生成,以及在转变过程中究竟有什么始终存续。公元前五世纪的几位思想家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区分恒久不变的构成要素与这些要素不断变化的组合。

恩培多克勒提出四种恒存的“根”,通常被认定为土、水、气、火,它们在“爱”与“争”的作用下聚合、分离。普通人所说的生与死,由此变成了混合与分离。阿那克萨戈拉同样否认任何东西会从无中生成或彻底消失;表面上的生成与毁灭,都是结合与分解的结果。这些体系在保留多样性和宇宙变化的同时,也保留了爱利亚学派所设禁令的重要部分。

与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相关联的原子论,则采取了更为直接的修正路线。原子的特征令人联想到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它们不生不灭,内部充实无隙。然而,原子存在于虚空之中,而原子论者对虚空的表述,有意挑战了“非存在不可能存在”这一主张。承认空的空间,使他们能够解释运动、分离和重新排列,而不必把原子本身视为生成的产物。

芝诺为巴门尼德所作的辩护,着重追究多与运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而非提出某种物理机制。他的论证揭示了涉及可分性、无穷级数,以及运动物体与其所占位置之间关系的难题。麦里梭则提出了一种明确无界的存在,与巴门尼德以球体作比时所呈现的完整性及看似有界的特征形成对照。这些差异表明,爱利亚学派的论证并不是单一不变的学说:它的基本限制条件可以沿不同方向得到重新表述。

柏拉图将巴门尼德视为一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话者。在《巴门尼德篇》中,这位年迈的爱利亚哲人批判了年轻苏格拉底对理念的阐述,并建议有条理地考察假设及其后果。在《智者篇》中,爱利亚异乡人指出,必须承认非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从而挑战“巴门尼德父亲”。这一解决方案区分了被理解为纯粹虚无的非存在与被理解为差异的非存在:说运动不是静止,并不必然意味着将运动归于不存在。这直接触及否定、述谓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也将巴门尼德既视为一位重要的先驱,又视为若干根本难题的源头。他反对从“不可能由绝对的无中生成”推导出“一切变化都不可能”。他对实体、基底、缺失、潜能与现实所作的区分,为解释某物如何在并非出自纯粹非存在的情况下,变成它先前所不是的东西,提供了理论资源。因此,巴门尼德的影响既体现于后人的接受,也同样体现于后人的反对:后来的理论体系之所以形成各自的面貌,部分正是因为它们必须辨明,一种变化理论究竟需要何种意义上的“不是”。

古代的接受与现代的诠释

古代后世的读者往往借助各自哲学传统的范畴来理解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有助于确立一种通行形象:巴门尼德是一位推导出单一且不动的实在的爱利亚学派思想家。包括辛普利丘在内,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作者则更倾向于区分可知的存在与感性世界。在这一背景下,巴门尼德的论述可以被理解为对更高层次实在的描述,而不只是对经验中所遇一切的否定。

现代学术研究继承了这两种倾向。严格的一元论诠释认为,其核心论证排除了一切真正的多样性与变化:实在是单一的,而日常经验的世界则属于虚妄的意见。这种诠释的长处在于认真对待诗中各项禁令的约束力,难点则在于如何解释篇幅可观的宇宙论,以及如何确切说明,对非存在的排除何以能推出只有一个实体存在的结论。

G. E. L. 欧文于1960年发表的论文《爱利亚问题》影响深远,强调诗作的论证结构,反对一开始就为“是”补上一个普通物理事物作为主语的诠释方式。查尔斯·H. 卡恩对希腊语动词“是”的研究,则强调其存在、述谓与表真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研究路径使关注点从理性与感官的简单对立,转向使巴门尼德的论证得以成立的语言和逻辑条件。

另一种修正涉及如何理解统一性。帕特里夏·柯德在《巴门尼德的遗产》(1998年)中提出了“述谓一元论”诠释:一个真正的实体,就其所是而言必须是统一的,但巴门尼德未必要求这样的实体只能有一个。约翰·帕尔默在《巴门尼德与前苏格拉底哲学》(2009年)中提出了一种模态解读,将必然存在者与其存在具有偶然性的事物区分开来。这类诠释试图说明,为什么后来的多元论者能够吸收巴门尼德所提出的限制条件,却并不认为自己只是抛弃了他的核心成就。

巴门尼德的重要性也超出了狭义的历史研究领域。马丁·海德格尔将早期希腊人对存在与真理的思考视为西方思想史的根基,尤其借重巴门尼德关于思想与揭示的语言。在分析哲学中,否定存在陈述、对不存在对象的指称,以及“是”的逻辑作用等问题,为重新审视这首诗提供了不同的语境。这些后来的研究能够阐明某些特定问题,但不应将其与对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语义的直接重构混为一谈。

诠释工作始终受到若干限制:存世诗句数量有限,残篇顺序不确定,引文又由各有自身意图的作者选取。最具影响的争议涉及“是”所省略的主语、思想与存在的关系、必然性的约束力,以及宇宙论的地位。编辑者对一个代词、一个否定词或一则短小残篇位置的处理,都可能改变重构出的论证。因此,巴门尼德的存世著作既是根本性哲学问题的思想源泉,也是诠释残缺古代文本时极具挑战性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