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柏拉图主义是现代学界对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传统的称呼。这一传统形成于公元三世纪,其影响贯穿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家主要汲取柏拉图的思想,以一个层级体系来解释实在:从绝对统一的第一原理,依次延伸至理智、灵魂和物质世界。他们将哲学生活理解为灵魂的转化:通过伦理修养、理智上的领悟,以及某些学派所奉行的神圣仪式,人能够回归实在所依存的神圣本源。
普罗提诺通常被视为这一传统的奠基者,但他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对柏拉图思想的阐释,而非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后来的思想家对神圣存在的多样性、灵魂如何寓于肉身,以及哲学推理与宗教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差异显著的解释。因此,新柏拉图主义既不是一套统一的信条,也不只是精神上超脱尘世的代名词。它包含了有关形而上学、认识论、自然、伦理学以及权威文本诠释的细致论证。
新柏拉图主义的历史意义并不限于古代晚期的非基督教学派。其概念被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吸收并加以改造,这一过程往往借助译本、注疏,以及以误署作者之名流传的著作。这些改造推动了中世纪神学、文艺复兴哲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后来围绕一与多、理智与实在,以及神的超越性与临在之间关系的争论。
起源、术语与哲学渊源
“新柏拉图主义”一词在现代学术研究中逐渐确立,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如今被归为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古代思想家,通常自称柏拉图主义者。“新”这一前缀有助于将他们的系统性阐释与柏拉图本人的对话录区分开来,却也容易令人误以为他们有意识地创立了一种独立的宗教,或背离了柏拉图的哲学。因此,新柏拉图主义与此前数个世纪形态多样的柏拉图传统——中期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历史分界,更多取决于如何诠释,而不是某个可以确切断代的制度变迁。
普罗提诺生于公元204年或205年,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师从阿摩尼乌斯·萨卡斯。约243年,他随皇帝戈尔迪安三世远征波斯,据说是希望借此了解波斯和印度哲学。远征失败后,他最终定居罗马,从约244年起在那里授课,直到270年去世前不久。他的圈子中有元老及其他罗马上层人士,但这一团体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柏拉图学园的正式延续。其活动既包括对哲学文本的讨论,也包括针对个人的哲学生活指导。
普罗提诺学说的主要文献来源是《九章集》,其中五十四篇论文由他的学生波菲利在他去世后编订。波菲利将这些论文分为六组,每组九篇,大体按主题而非写作时间排列。他为文集配写的《普罗提诺传》提供了有关这一学派的资料,以及按时间排列的著作目录。这段编纂史十分重要:《九章集》呈现出的体系结构,部分出自波菲利的编排,而普罗提诺的论证往往源于授课过程中提出的具体问题。
柏拉图的几部著作尤为重要。《理想国》将善的理念描述为在尊严与力量上超越存在;《巴门尼德篇》提供了关于一与多的论证;《蒂迈欧篇》则描绘了一个由神圣理智塑造、具有可理解秩序的宇宙。《斐德罗篇》《会饮篇》和《斐多篇》为有关灵魂、爱、净化与上升的论述提供了思想资源。新柏拉图主义者通常认为,尽管这些对话录的戏剧情境和论证方法各不相同,它们所揭示的仍是一套融贯的哲学。
其他传统并未遭到简单排斥,而是被吸纳其中。亚里士多德提供了有关实体、理智、现实性和因果关系的概念区分。斯多葛学派提供了有关天意、宇宙统一性和激情的问题与术语,尽管其将实在理解为有形物体的观点遭到了反对。毕达哥拉斯传统则带来了一、一切数以及可理解秩序之间相互关联的思想。新柏拉图主义是在这一传承下来的哲学世界中,通过持续的诠释与批判形成的,而非一种全然陌生的学说突然问世。
太一、努斯与依存结构
新柏拉图主义最著名的理论框架区分了三个主要层次,亦称“本体”:太一、努斯和灵魂。在这里,本体指实在的根本层次,而不只是心智中的抽象概念。普罗提诺认为,复合事物依赖于统一性:一个有机体、一支军队或一个集合,只有在其各部分构成某种整体的前提下,才能作为其所是的那个特定事物而存在。由于具有内部分化的事物无法完全解释自身的统一性,解释最终必然指向一个自身并非复合物的本源。
因此,太一并不是众多对象中的一个,也不是最大或最强大的存在者。它超越存在,因为存在已经包含确定的同一性和可理解的结构。它也超越以思考者与对象之区分为前提的思想。称它为“善”,是在表达它是一切其他事物的本源及其欲求的对象,而不是说它属于道德上善的实体这一类别。肯定性的描述始终不足以刻画它,而否定性的表述则去除了种种限制,却不因此把第一原理化为纯粹的虚无。
努斯是完全可理解的实在层次。普罗提诺将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神圣理智自我思维的论述结合起来:理念不是由某个独立心灵审视的外在对象,而是构成努斯自身鲜活的内容。在这里,思维与存在合一。然而,努斯仍然包含多样性,因为其可理解的内容彼此有别。因此,它依赖于太一,而太一的统一性甚至不包含这种内在分化。
灵魂源自努斯,在可理解的实在与变化的世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不同于努斯对一切的同时把握,灵魂能够进行逐步推理、引导活动并组织身体的生命。这些层次不应被想象成物理空间中上下堆叠的位置。“较高”意味着更加统一,在解释上更为根本;“较低”则意味着分化更多、依赖性更强。这一框架也区分了本体论上的依存关系与时间上的先后次序。
较低层次实在的产生通常被称为流溢,但运用这一比喻时必须谨慎。太一不会失去自身的某一部分,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在某个特定时刻决定制造一个世界。普罗提诺借助太阳放射光芒等意象,来说明一种不因生成万物而有所耗损的能力。后来的作者将这种关系系统化为持存、流出与回归:结果始终以其原因为根基,流出而获得独立的存在,并转向其本源以求圆满。
这一结构带来了一个持久的哲学难题:如果第一原理全然单纯,超越一切规定性,它又如何能够解释具有确定性质的多样事物?普罗提诺将能够生成万物的圆满性,以及所生成的实在转向其本源的运动,视为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引入了更多区分和中介原理,但这些细化也引出了新的疑问:这一层级体系究竟解释了多样性,还是仅仅将多样性重新分配到不同层次之中?
自然、具身、时间与恶
在普罗提诺看来,物质宇宙并非偶然的产物,也不是本身毫无价值的存在。它是可知实在的有序映像,由灵魂赋予形式的活动所维系。这种秩序体现在生命有机体、天体运动以及整体内部各部分的协调之中。自然的运作不像人类工匠那样经过筹划:它的生成活动表达的是深层的可知结构,而不是一连串有意识的计算。因此,普罗提诺可以把自然的生成描述为一种较弱的观照。
他的解释不同于时间性的创世叙事。宇宙并不是在一段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的时期之后才开始存在的。宇宙对更高原理的依赖是持续的,是对其存在的解释,而不是时间开端某个事件的结果。在《九章集》III.7中,普罗提诺区分了永恒与时间:永恒是可知实在的完满生命,时间则与灵魂逐步展开的活动相关。时间不只是变化发生于其中的容器;它属于生命的相继展现,而这种生命无法同时拥有其全部活动。
个体的具身状态带来了更棘手的问题。灵魂既然是无形体的,就不会像水装在容器里那样,在空间上被容纳于身体之内。相反,是身体分有了灵魂的生命及其组织力量。普罗提诺还认为,即使具身的意识沉浸于身体事务,灵魂的较高层面仍与可知实在保持联系。这种灵魂“未曾下降”的学说在他的后继者中引发了争议,其中一些人更加强调灵魂的完全下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神圣援助的需要。
质料处于普罗提诺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它不是原子论者所说的坚实物质,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承受性,本身不具有任何可知形式。普罗提诺有时将质料等同于首要的恶,因为它代表着尺度与形式最彻底的匮乏。具体的恶,包括无知和破坏性的激情,则体现为那些原本具有某种善的事物在秩序上的失常。因此,恶并不是一种与善相抗衡的独立神圣力量,尽管普罗提诺谈论质料时所用的措辞格外强烈,给阐释带来了困难。
这一立场必须与对可见宇宙的敌视区分开来。在批判某些诺斯替主义教说的论著《九章集》II.9中,普罗提诺批评了贬低世界及其创造者的观点。尽管任何变化不居的映像都无法与其可知范型相等,宇宙仍展现出秩序与美。他关注的是如何解释一个根本上有序的整体中存在的缺陷,而不是把物质存在视为恶意创造的产物。
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修正了对恶的解释。例如,普罗克洛斯反对将质料视为本身就是恶,因为质料也源于善的原因,而且是宇宙完满性所必需的。他将恶视为一种依附性的或偶然伴生的存在,产生于局部活动未能实现其应有之善的时候。这些分歧表明,“恶是匮乏”指的是一组相关论证,而不是一种始终不变的单一学说。
自我认识、德性、美与合一
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学说将“人是什么”与“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一个人可以主要认同于身体感觉、推论性思维,或灵魂更高层次的理智活动。这些并不只是对一个恒定不变的自我所持的不同看法:注意力的投向和习惯性的行动,决定了哪些能力主导生活。因此,哲学上的转向是活动方向的重新调整,而不只是对某个形而上学命题的认同。
认识通过不同的方式展开。感官知觉涉及有形体且变化不居的事物;推论性思维在命题之间推进;理智直观则更直接地把握可理解的关系。普罗提诺认为,真正的知识最终不能建立在认识者与外在的可理解对象之间不可逾越的分离之上。在理智层面,知识之所以确实可靠,是因为思维及其对象同属一个可理解的现实活动。人的推理通过审查自身的预设,转向使判断成为可能的原理,从而接近这一状态。
伦理修养为这种上升作准备。普罗提诺承袭柏拉图,区分了普通的公民德性与净化德性。公民层面的勇敢、节制、智慧和正义使具身生活井然有序,并约束破坏性的激情。净化则改变灵魂与身体依恋之间的关系,使灵魂不再将这些依恋视为界定自身的善。波菲利后来进一步阐述了一套德性等级,包括公民、净化、观照和范型等层次。较高层次的德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日常社会中为非作歹;它们所涉及的,是灵魂参与可理解秩序的逐级不同的方式。
这一框架属于古代德性伦理学,但它对人生圆满的论述格外强调内在的独立。普罗提诺认为,良好的生活不能完全依赖运气、身体的舒适或公众的认可。不过,他的著作也讨论友谊、对他人的关怀以及实际行为;波菲利笔下的他,也参与家中事务并关心学生的生活。哲学上的退隐并不必然意味着彻底放弃人际责任。
美提供了另一条通向可理解实在的道路。在《九章集》I.6中,普罗提诺反对美仅在于对称的观点,部分原因在于,光这样的单纯事物即使没有复杂的部分结构,也可以是美的。有形事物的美源于形式、统一性以及可理解秩序的显现。因此,艺术创作能够超越对可见对象的模仿:艺术家可以借助自然本身用以产生形式的原理。这一论证使新柏拉图主义在美学领域具有持久的重要性。
最高层次的回归甚至超越了理智层面的区分。普罗提诺将与太一的合一描述为一种状态:在其中,主客体的对立不再构成经验的结构。波菲利记载,在他们相处的那些年里,普罗提诺曾四次达到这样的合一。这一见证是该传统与神秘主义相联系的重要依据,但其哲学主张比诉诸强烈感受更为精确:由于第一原理先于可理解的多样性,通达它便不可能是对一个独立对象的普通认识。
波菲利、扬布利柯与宗教仪式的地位
波菲利约生于234年,约卒于305年,他不仅是普罗提诺著作的编订者,还著有关于逻辑学、伦理学、宗教诠释和哲学史的作品。他的《导论》通常称为《逻辑入门》(Isagoge),成为希腊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传统中研习逻辑学的基础文本。书中对属、种、种差、固有属性和偶性的讨论,为后世关于共相的争论奠定了框架,不过波菲利明确搁置了有关其存在方式的更深层形而上学问题。
他的宗教著作反映出古代晚期柏拉图主义者所面对的问题之广泛。《论禁食动物性食物》将素食主义与净化、对待生灵的正义以及沉思生活的要求联系起来。他的《致阿涅波书》则对埃及宗教实践提出质疑,尤其追问其中似乎试图借助物质性仪式迫使神灵就范的做法。波菲利并非一概否定所有宗教实践,而是着力追问:不受外物影响且无形体的神,何以会受到献祭、祈请或仪式器物的影响?
约卒于325年的扬布利柯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他那部通常称为《论秘仪》的著作,借埃及祭司阿巴蒙这一文学角色之口,回应了波菲利的问题。该书主张,仅凭理智上的理解,不足以使寓于肉身的灵魂重返神圣生活。灵魂的处境使其必须借助神术,字面意思是“神的工作”:这是一种仪式活动,其效力取决于神的主动作用,以及实在秩序中确立的象征。
不应将神术简单理解为迫使诸神服从人类意愿的尝试。扬布利柯的解释恰好颠倒了这一模式。诸神始终处于完满之中,不受外物影响;仪式则使经过适当准备的参与者能够领受神的临在。物质事物之所以能够参与这一过程,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神性的痕迹,或与神具有亲缘关系。特定的石头、植物、声音和献祭形式,可能对应着特定的神力。它们的意义,源于可见宇宙与其不可见的原因之间在形而上学上的连续性。
《迦勒底神谕》是一组与公元2世纪有关、以残篇形式流传下来的希腊语六音步诗文,在这些发展中获得了尤为崇高的权威地位。它们提供了一套神学语汇,涉及父性理智、神力、火以及灵魂的上升。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者将其与柏拉图著作及奥尔弗斯教相关传统一同诠释。在位于361至363年的皇帝尤利安,在试图强化罗马帝国境内传统崇拜时,也借鉴了扬布利柯的思想。
普罗提诺与扬布利柯之间的差异固然重要,却不应被僵化为理性哲学与非理性宗教的对立。普罗提诺的体系最终超越了推论式思维,而扬布利柯则对神的因果作用和人类能动性的限度提出了细致论证。他们的分歧在于灵魂的地位及其复归的途径:灵魂是否仍能通过向内的理智上升,直接达到其最高生活;还是说,由于灵魂寓于肉身,神所设立的中介便不可或缺。
学派、注疏与古代的最后几个世纪
到五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已由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及地中海东部其他城市的教学群体传承。这些群体并非奉行同一套权威教义、彼此毫无差异的机构。教师们在共享文本、学术方法以及大体认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相通的同时,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解释。注疏成为一种主要的哲学写作体裁:对一段晦涩文字的阐释,可以成为发展实体论、知识论或自然理论的契机。
学生通常先学习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再依次研习其哲学的其他部分,随后转入柏拉图的著作。扬布利科斯推动确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柏拉图对话录研读次序,最终以《蒂迈欧篇》和《巴门尼德篇》收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可以被视为一种预备训练,为学习柏拉图神学提供所需的概念思维训练,尽管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分歧。注疏家还保存了早期思想家的部分材料,而这些思想家的原著后来已经散佚,因此,古代晚期的阐释成为研究古代哲学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普罗克洛斯生于412年,担任雅典学派领袖直至485年去世,留下了这一传统中最具系统性的著作群之一。他的《神学原理》列出211条命题并逐一加以证明,从统一性出发,依次论及因果关系、神性原理、理智与灵魂。他的《柏拉图神学》则通过解读柏拉图的著作,梳理诸神的体系。在最初的太一与可知世界的各层级之间,普罗克洛斯设置了神性的“赫纳德”,即诸一。这些统一体既维护第一原理的超越性,又解释了神性因果作用何以呈现差异。
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学也有自身的特点。希帕蒂娅教授哲学,并参与数学与天文学研究;415年,她在城市政治与教会冲突中遇害。此后,赫尔米阿斯之子阿蒙尼乌斯、奥林匹奥多罗斯等人在基督教影响日益增强的环境中开展学术活动。基督教学者也能够吸收并运用同一套哲学课程。例如,约翰·斐洛波诺斯就对亚里士多德和普罗克洛斯的一些重要论证提出质疑,其中包括世界永恒的论证。宗教归属与哲学分歧之间,并非处处都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雅典学派最后一位重要领袖达马斯基乌斯,将第一原理问题推进为对言说与思维界限的根本追问。529年,查士丁尼颁布法律,限制非基督徒授课,学派的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终结。随后,达马斯基乌斯、辛普利基乌斯及数位同伴前往萨珊王朝统治者霍斯劳一世的宫廷。532年签订的一项条约中,包含保障他们返回罗马领土后人身安全的条款。
因此,529年固然意义重大,却不能据此认定古代哲学在这一年消失。教学和注疏活动在其他地方仍在继续,尤其是在亚历山大里亚,而留存下来的著作也跨越了语言与宗教的界限。一些哲学家归来后的行踪与活动至今仍不确定。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发生的并非某一时刻的骤然灭绝,而是制度的转型与哲学知识传播格局的重组。
基督教的转化:奥古斯丁与狄奥尼修斯
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的交涉,既涉及概念上的借用,也包含实质性的分歧。基督教神学家可以采用新柏拉图主义关于非物体性实在、分有和超越性的论述,同时拒绝宇宙永恒、灵魂在不同身体之间迁移,以及似乎与神圣位格平等不相容的等级体系。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教义,不能直接从“太一—理智—灵魂”的序列中推导出来。相似的词汇往往掩盖了关于上帝、创造和救赎的不同主张。
希波的奥古斯丁是一个早期且影响深远的例子。386年,他在米兰接触到了拉丁文译本的“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确切内容至今仍有争议,不过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作品始终是讨论的核心。奥古斯丁认为,这次接触帮助他形成了对非物体性实在的认识,并使他理解到,恶是一种匮乏,而不是一种与善相抗衡的实体。这些思想帮助他摆脱了此前信奉的摩尼教。
然而,奥古斯丁强调,没有基督,哲学上的上升便有其局限。在《忏悔录》中,柏拉图主义者能够遥见神圣的家园,却未能同样说明如何借助神的谦卑与中保作用抵达那里。他的成熟思想通过创造、恩典和意志等教义,改造了柏拉图主义的内向性。神圣光照与灵魂向内的探寻依然重要,但受造的心灵绝不会与上帝成为同一。基督教的信仰立场重新组织了这些哲学素材,而非仅仅给一个原封未动的体系加上基督教的名称。
另一种转化见于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这些作品写于5世纪末或6世纪初前后。作者借用了《使徒行传》中提到的、因保罗而皈依的雅典人狄奥尼修斯的身份。《神名论》《神秘神学》以及论述天界与教会等级体系的著作,广泛借鉴了晚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模式,尤其是与普罗克洛相关的模式。这一假托的使徒时代身份,赋予这些作品在后世基督教传统中非同寻常的权威。
狄奥尼修斯的神学结合了肯定与否定两种进路。“善”“存在”“生命”“智慧”等神名,确实表达了上帝作为万物之因在受造物中的临在,但上帝又超越这些词语所指示的一切受造物的存在方式。否定并不只是取消肯定,而是防止有限的概念界定神的本质。教会的礼仪与品秩被解释为分有和光照的有序形式,从而将基督教的圣事背景与流出和回归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
拉丁文译本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影响。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在9世纪翻译了狄奥尼修斯的作品,并从基督教的立场阐述了自然从上帝流出、又回归上帝的过程。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借鉴了狄奥尼修斯关于分有和否定神学的思想,同时批评了那些与他对创造及神圣因果作用的理解不相容的立场。因此,新柏拉图主义的要素在经院哲学中仍持续发挥作用,即使在那些整体哲学框架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思想家那里,也是如此。
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世界的传承
新柏拉图主义通过八至十世纪的翻译运动进入阿拉伯语思想文化,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它的接受过程主要取决于对文本的选择性翻译与改编,而不是将一个完整的希腊学派直接移植过来。与亚里士多德相关的著作享有格外崇高的权威,因此,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往往在广义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文献体系中流传。由此,著作归属问题便与哲学影响的历史密不可分。
最重要的例子是《亚里士多德神学》。这部阿拉伯语著作改编自普罗提诺《九章集》后半部分的材料,出自九世纪与肯迪有关的学者圈。它并非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经过改写的语言和增补的解释,使普罗提诺的论证得以进入关注神的独一性与创世问题的思想语境。另一部重要文本《原因论》主要源自普罗克洛的《神学原理》,但也在不同的神学框架下重塑了原有材料。
法拉比和阿维森纳(伊本·西那)等思想家建立了以诸理智为第一原理与月下世界之间中介的宇宙论。这些体系将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智和天体运动的解释,与通常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依存结构结合起来。阿维森纳区分必然存在与可能存在,为解释第一原理之外的一切为何都依赖于某种原因提供了独特的基础。因此,不应将他的哲学简单视为阿拉伯语版的普罗提诺哲学。
流溢与出于意志的创造之间的关系,成为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哲学家试图解释多样性如何从绝对统一的第一原理中产生,但这类解释可能显得是在主张世界必然由神产生。穆斯林神学家对这些宇宙论的某些方面提出质疑,而哲学家则发展出各种论证,力图协调可理解的秩序与神的优先地位。苏菲主义的某些流派也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关于显现与回归的模式,但苏菲学说有多种来源,不能将其归结为这一思想遗产。
犹太思想家也参与了同一个阿拉伯语思想环境中的学术活动。以撒·伊斯拉埃利运用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来解释创世与存在的等级秩序。生活于十一世纪的所罗门·伊本·盖比鲁勒在《生命之泉》中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受造的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一样,都包含质料与形式。神的意志在其中发挥核心的中介作用。这部著作的拉丁语译本以阿维斯布隆之名流传,中世纪的拉丁语读者普遍不知道其作者是一位犹太诗人兼哲学家。
拉丁语翻译又带来了进一步的重新诠释。《原因论》长期被归于亚里士多德名下,并成为中世纪大学的重要文本。1268年,穆尔贝克的威廉将普罗克洛的《神学原理》译成拉丁语后,阿奎那认识到《原因论》以普罗克洛的著作为依据。这一发现表明,文本获取条件的变化能够改变整个传统对哲学权威的理解。
文艺复兴时期的重新发掘与现代诠释
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从未在拉丁语欧洲消失,但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获得了接触希腊文献的机会,也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地重建古代哲学的传承谱系。拜占庭学者、手稿及教学活动,帮助人们拓展了对柏拉图及后世柏拉图主义者的认识。佛罗伦萨思想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在其中尤为重要:他翻译的柏拉图著作拉丁文译本于1484年出版,附有评注的普罗提诺著作译本则于1492年问世。这些出版物使西欧读者得以接触到范围广泛得多的柏拉图主义哲学文献。
费奇诺认为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相容,并将其视为古老神学智慧的一部分。他在《柏拉图神学》中为灵魂不朽辩护,又在对柏拉图《会饮篇》的评注中,将爱阐释为借助美而上升的过程,这一论述影响深远。他的综合并非仅仅重构古代晚期的思想,而是将柏拉图主义文献与基督教神学、医学和宇宙论传统,以及宇宙感应观念结合起来。因此,历史学家将费奇诺富有创造性的哲学事业与任何一位古代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学说区分开来。
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思想家对柏拉图主义的吸收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库萨的尼古拉汲取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资源,借助“有学识的无知”与“对立面的契合”,探究有限者认识无限者的界限。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则使柏拉图主义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基督教、犹太教及其他传统展开对话。在诗歌与艺术理论中,有关可理解之美和灵魂向上渴求的论述,为诠释爱情与创作活动提供了一套语汇。不过,不能仅仅因为某件艺术作品包含理想化的美或古典意象,就赋予它新柏拉图主义的含义。
17世纪,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借鉴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为心灵、道德秩序和神圣理性的实在性辩护。此后,与德国唯心主义相关的思想家,在新柏拉图主义关于统一、分化与回归的论述中找到了思想资源。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将这一传统视为思辨思想史上的重要发展,不过,他对这段历史的诠释与当代学界对古代文献的解读有显著差异。
现代学术研究也改变了这一传统的声誉。较早的哲学史著作往往将其描述为希腊理性衰落为宗教折衷主义的表现。较近的研究则强调其论证的严密性、评注的精深,以及这些文献产生和流传时所处的制度与语言环境。对阿拉伯语改编文本及基督教接受史的研究,进一步削弱了一种假设:哲学史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彼此独立的希腊、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发展脉络。
若干诠释问题仍居于研究的核心。学者们争论,现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范畴在多大程度上澄清或掩盖了普罗提诺、扬布利科斯与普罗克洛之间的差异;神秘合一的论述与哲学论证有何关系;以及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按字面理解流溢论中的因果表述。对教学课程、手稿流传及著作仅以残篇存世的作者的研究,持续改变着两种研究取向之间的平衡:一种以思想体系为中心,另一种则重视教学、仪式与文本实践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