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一部哲学对话录,一般认为写于公元前四世纪,通常被定在公元前380年代或370年代左右。对话的主要发言者苏格拉底探究正义是什么,以及正义之人是否比不义之人生活得更好。为了更容易辨明正义,对话者在言谈中构建了一座想象中的城邦,并将其组织方式与个人灵魂的结构相比较。由此展开的论证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与教育、知识、实在、诗歌及灵魂不朽等问题联系起来。
本书的希腊文标题 Politeia 可以指政体、政治秩序或公民生活方式;其英文标题 Republic 并不意味着现代意义上非君主制的代议政体。对话中最理想的城邦由哲学家统治,由受过专门教育的护卫者阶层提供支持,并围绕一种要求严格的共同善观念来组织。书中关于财产、妇女、儿童、审查制度和政治权威的主张,使它既成为一部奠基性著作,也始终备受争议。
全书共十卷。其中最著名的段落——哲学家统治者的主张、以太阳比喻善、线段比喻、洞穴比喻以及厄尔神话——都属于一项贯穿全书的探究:撇开名声、财富或外在回报,正义本身是否有益于拥有它的人。
成书、戏剧情境与文学形式
《理想国》以苏格拉底回顾往事的口吻,叙述了一场发生在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的谈话。他与格劳孔来到这里,向女神本狄斯祈祷并观看节庆活动。波勒马霍斯及其同伴劝他留下,于是众人在波勒马霍斯的父亲刻法洛斯家中展开讨论。其他参与者包括阿得曼托斯、色拉叙马霍斯和克勒托丰。第一卷之后,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成为苏格拉底的主要对话者。
对话的戏剧情境设定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但确切年代尚有争议。文中提及的节庆、家庭状况和政治事件,并不足以确立一个没有争议的时间框架。作品则写于柏拉图生活的公元前四世纪,在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被处死之后。因此,不应把这篇对话视为某次真实谈话的实录。其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文学和哲学人物,柏拉图借他阐发的论证,不能简单地归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对雅典历史的了解,能使人进一步理解这一场景的意义。比雷埃夫斯与商业、文化交流及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公元前404至前403年,刻法洛斯家族的数名成员后来遭到三十人寡头政权的迫害:波勒马霍斯被处死,他的兄弟吕西阿斯则逃脱了。这些背景使书中有关财富、正义、政治暴力,以及看似善良与真正善良之区别的讨论,在后人回望时更显深意。不过,它们并不是解读书中理想城邦所有特征的万能钥匙。
第一卷与较短的苏格拉底式对话相似:对话者提出的定义受到检验并被否定,却始终未能找到恰当的替代定义。第二至第十卷则展开了一套规模大得多的建设性论述。这种差异促使学者推测,第一卷最初可能是独立作品,但现存证据并不能证明它曾单独刊行。全书分为十卷是传统的划分方式,不应因此将其视为十篇各自独立的文章;书中的论证常常跨越卷与卷的界限。
现代文献通常采用斯特凡努斯页码来标注引文位置。这套页码源自亨利·艾蒂安于1578年刊行的柏拉图著作版本;艾蒂安的拉丁名为斯特凡努斯。例如,514a这样的标注可以确定某段文字的位置,而不受特定译本页码的影响。这一体系尤其有用,因为各英语译本对一些核心希腊语术语的译法并不一致:dikaiosynē 通常译为“正义”,psychē 译为“灵魂”,thymos 译为“意气”,但这些词各自包含的意涵,都比其常用英语对应词更为广泛。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要做正义的人?
开篇的对话将正义与衰老、金钱、责任以及对神明的畏惧等日常关切联系起来。克法洛斯认为,财富能帮助品行端正的人避免欺骗他人或欠债不还。苏格拉底由此检验了一个相关观念,即正义就是说真话、偿还所欠之物:如果一个朋友已经神志失常,可能造成危险,那么把武器归还给他就不是正确的做法。随后,波勒马霍斯将正义解释为帮助朋友、伤害敌人。苏格拉底反驳说,人们可能认错朋友和敌人;更根本的是,使人变坏不可能是正义所特有的作用。
色拉叙马霍斯使讨论转向更具对抗性的方向。他宣称,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338c):统治者制定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法律,并将服从法律称为正义。他还论证说,规模足够大的不正义,尤其是僭主统治,比正义更有利可图。苏格拉底的回应是区分真正的专门技艺与有误的实践。医学作为一种专门技艺,服务的是病人,而不是医生;他认为,统治同样应当服务于被统治者。他还主张,不正义会引发冲突,破坏协调一致的行动。
这些回应并没有终结探究。第二卷开篇,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以更有力的形式重新提出质疑,但并未将这种立场视为自己的定论。格劳孔把善分为三类:因其本身而受到重视的善,因其本身及其结果而受到重视的善,以及仅为其结果而甘愿承受的负担。苏格拉底将正义归入第二类,也就是最好的一类。接下来的任务是说明,为什么正义本身就有益于灵魂,而不只是能够带来回报。
格劳孔重构了一种社会契约说,认为人们接受规则,是因为他们无法确保自己行不义而不受惩罚。他讲述的古格斯之戒的故事,使这一考验更加尖锐。一个牧羊人发现了一枚能让自己隐身的戒指,便利用它进入王室,夺取了权力。格劳孔提出,如果一个正义的人和一个不正义的人都拥有这样的戒指,两人都会利用这种不被察觉的便利。这个例子追问的是:当惩罚和名声的影响都不复存在时,道德是否仍有推动人行动的力量?
阿德曼托斯补充说,惯常对正义的赞美,往往赞美的是它所带来的回报——良好的名声、有利的婚姻、公职或神的眷顾——而不是正义本身的性质。兄弟二人共同要求,将一个看似正义却极端不义的人,与一个看似不义却完全正义的人加以比较。这一刻意设置的极端情境,将通常伴随正义而来的社会利益排除在最初的论证之外。此后对话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试图表明:正义是使人过上美好生活的内在条件,而不只是一种有用的公众形象。
城邦与灵魂的类比及正义的定义
苏格拉底提议先在城邦中考察正义,因为正义在那里或许更容易辨认,就像大字比小字更容易看清一样(368c–369a)。城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个人无法自给自足。农民、建筑工匠、织工及其他劳动者相互交换产品;专业分工的依据,则是人们禀赋的差异,以及可用于学习一门技艺的时间有限。最初的城邦只满足基本需要。格劳孔反对这种过于简朴的生活,于是讨论转向构建一个更为奢华的城邦,其中职业种类增多、消费扩大,也产生了军事需求。
防卫的需要引出了护卫者。他们的性格必须既对敌人勇猛,又对同胞温和;苏格拉底将这两种品质的结合与严格的教育和爱智慧的禀性联系起来。在护卫者群体内部,具备统治资格的人又与负责执行决策、保卫城邦的辅助者区分开来。由此形成的三分结构包括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这种划分的意义不只是职业分类:各群体与权威、物质供给和共同善的关系各不相同。
第四卷将城邦的四种主要德性确定为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智慧尤其体现于统治者对城邦之善的认识。勇敢尤其体现于辅助者能够坚守关于何者应当畏惧的正确信念。节制是整个城邦对于谁应当统治所达成的一致。正义则是各部分各司其职、不越俎代庖的状态(433a–434c)。因此,正义关乎整体的秩序,而不是某一种专门活动。
对个人的平行论述以灵魂三分说为基础。苏格拉底论证说,同一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做出或承受相反的事情。一个口渴却拒绝饮水的人,体现了欲望与理性判断之间的冲突。激情与愤怒、义愤和对荣誉的渴望相关,既不同于欲望,也不同于理性:它能够反抗欲望,而且往往支持理性,但仍需得到适当的培养。
当理性居于主导地位、激情支持理性、欲望接受适当限制时,个人便具有正义。不正义则是内在的派系争斗,即某一部分试图在自己缺乏相应认识的领域取得支配地位。通过与身体健康作类比,正义被理解为一种灵魂秩序的状态,而不只是行为上遵守规范。不过,从动机的和谐如何推导出通常所说的正义行为,仍是诠释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苏格拉底主张,内在秩序井然的人通常不会偷窃、背叛或违背义务;批评者则追问,这一论证是否充分确立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城邦与灵魂的类比是否有时以结构上的相似代替了独立的证明。
护卫者、财产、妇女与公民生活的组织
理想城邦通常被称为美好城邦,其制度安排旨在防止保卫者沦为剥削者。护卫者不得拥有通常意义上的私人财富。他们由生产者群体供养,过集体生活,不得私藏金银。这些限制针对护卫者阶层,并非一概适用于所有居民。生产者保有自己的家庭,也从事经济活动,不过,对话对他们生活的描述远不如对护卫者的描述详尽。
教育和制度激励旨在使护卫者的利益与城邦的福祉保持一致。城邦必须避免极端的富裕与贫困,因为富裕可能助长懒惰与奢靡,贫困则可能损害生产劳动并引发动荡。同样,当人们认为各自的私人利益比共同秩序更重要时,政治共同体的团结也会受到威胁。苏格拉底强调,城邦的目的不是脱离其他群体,单独使某一群体的幸福最大化,而是让整体得到良好安排。
第三卷提出了所谓的高贵的谎言,即奠立城邦的虚构叙事,通过一个关于共同起源与不同禀赋的神话来维系这种团结。公民被告知,他们是在大地内部孕育成形的,因此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与此同时,神在他们的灵魂中掺入了不同的金属:统治者的是金,辅助者的是银,生产者的则是铁或铜。这个故事并不主张严格的世袭。禀赋与父母不同的孩子必须被重新分配到相应的阶层。它将共同亲缘、社会等级与权威认可的谎言结合起来,因此成为有关政治操控的争论中的核心段落。
第五卷提出了三项主张,苏格拉底将它们所激起的接连而来的反对比作三次“浪潮”。第一项主张是,具备相应能力的妇女应当接受与男子相同的护卫者教育,并承担相同的职能。单凭性别,并不能确定一个人在统治或保卫城邦方面是否具备相关能力。不过,这一论证针对的是护卫者制度内经过选拔的妇女,并非主张所有妇女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它也保留了关于男女体力差异的一般假设。
第二项主张是,在护卫者中废除排他性的婚姻关系以及由父母与子女组成的家庭。统治者安排生育配对,通过操纵抽签来促成预期的组合;孩子则由集体抚养,因此通常无人知晓其生身父母是谁。以年龄为依据的亲属关系规则用于规范性关系与家庭义务。这些措施旨在防止任人唯亲,使护卫者同甘共苦。但它们也使生育、亲密生活和儿童抚养受到广泛的公共管控。第三次浪潮——要求哲学家统治——则提出,这些制度所需的知识应由哲学家提供,以便指导这些制度,而不只是管理其日常运作。
哲学家的统治、理念与善
全书的核心政治主张出现在473c–e处:除非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现有统治者真正从事哲学,否则城邦就无法摆脱种种祸患。这一主张并不意味着,通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就应当自动获得权力。苏格拉底将热爱真理的哲学家与喜爱观赏景象、悦耳声音以及个别美好事物的人区分开来。哲学家必须探求美本身、正义本身和善本身究竟是什么,而不能仅仅积累实例或复述公认的意见。
这一区分引出了理念论。个别事物在不同方面可能呈现出相反的属性:某物在一种比较中显得美,在另一种比较中却显得丑;或者在一种描述下是正义的,在另一种描述下却是不正义的。理念被提出作为稳定的理解对象,而不是又一个变动不居的实例。这一论述将形而上学与认识论联系起来:知识与意见的区别,部分取决于二者对象之间的区别。对于这一论证究竟如何将可感知的个别事物归于意见、将理念归于知识,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排除了对日常事务作出具有知识依据的判断,学者们存在分歧。
最高的研究对象是善的理念。对于必须承担统治职责的人而言,仅仅知道人们将什么称为善,或把善等同于快乐,都是不够的。苏格拉底没有直接给出详尽的说明,而是在第六卷中提出太阳的比喻。正如太阳使可见事物变得可见,并赋予视觉以观看的能力,善也使可理解的对象成为可知的,并使认识者能够认识它们。这一比喻还将善与认识对象的存在及其可理解性联系起来。
善在尊严和力量上“超越存在”的说法(509b),在后来的柏拉图主义中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在这篇对话中,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仍有争议。与这一说法相伴的,并不是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用以解释善如何产生其他一切事物。文本也没有简单地将善等同于具有人格的创造者。它的实践意义则更为清楚:政治统治要求理解那个最终目的,因为制度、行动和各种知识的价值都要以此为参照来判定。
第六卷和第七卷还解释了,现实中的哲学家为何常常显得在政治上毫无用处,或为何会堕落。在船的比喻中,水手们争夺指挥权,却无视真正领航者的专业知识。在另一个比喻中,驯兽者摸清一头强大野兽的脾性,并将一切能让它高兴的事物称为善,借此说明理解价值与迎合群体认可之间的区别。因此,哲学家统治者既须具备智识上的能力,也须具有不为财富、声望和派系势力所动的品格。他们不愿统治这一点十分重要:他们将担任公职视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值得追逐的奖赏。
教育、线段比喻与洞穴寓言
教育远在哲学论辩之前就已开始。在第二至第三卷中,mousikē(乐教)——包括诗歌、故事、歌唱及相关文化熏陶——与体育训练共同塑造情感和行为。儿童尚未能够系统地评估理由,就已经学会了应当敬仰什么、畏惧什么。因此,凡将神描绘为欺诈、邪恶或祸患之源的故事,都被排除在外;那些被认为会助长怯懦或无节制悲恸的描写也同样如此。调式、节奏和戏剧模仿,都依据其对品格的影响来评价。这套课程以如下观念为前提:教育不仅传授知识,也塑造欲望。
第六卷末尾的线段比喻区分了认知的不同层次及其对象。在可见领域中,较低层次的认知涉及影子、倒影等影像,较高层次的认知则涉及这些影像所呈现的日常事物。在可知领域中,数学思维从假设出发,并且经常借助可见的图示;最高层次的探究则审视假设本身,寻求一个不以假设为前提的起点。这四种认知状态通常译为想象、信念、思维和理智,不过相应希腊术语的译法各有不同。
第七卷的洞穴寓言以富有戏剧性和教育意味的形式呈现了这一论述。囚徒自幼被束缚,无法动弹,只能看到墙上的影子:有人在他们身后、火光前搬运物件,影子便由此投射出来。一名获释的囚徒起初感到痛苦和困惑,随后逐渐看清洞外的事物、夜空,最后看到太阳。返回洞穴后,他在黑暗中视物不清,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囚徒们还可能抗拒任何试图解救他们的人。
洞穴寓言并不只是泛泛地宣称感官经验具有欺骗性。它关乎习惯的养成、解释的标准、对思想转变的抗拒,以及受过教育者的政治处境。苏格拉底明确否认,教育只是把视力放进盲人的眼睛。教育所做的,是使整个灵魂已有的能力转向正确的对象(518b–d)。哲学家重返洞穴也确立了一项义务:凡通过城邦的安排接受教育的人,都必须分担治理责任,即使沉思更具吸引力。
高阶课程包括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与和声学,之后是辩证法。这些学科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们能引导思想转向可知的关系,而不只是服务于实际计算或观察。获选者在三十岁左右开始接受辩证法训练,历时五年,随后用十五年承担军事和城邦公共事务方面的职责。到五十岁左右,通过考验的人便观照善,并轮流执政。这一漫长的培养过程旨在将智力、经受考验的品格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同时防止过早习得的辩论机巧将道德信念瓦解为不加分辨的怀疑主义。
政体的衰变与僭主统治的心理机制
第八至第九卷考察了四种有缺陷的政体及其对应的人格类型。这一序列从最佳城邦开始,依次转向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这并不是对每个希腊城邦发展过程的直线式历史叙述,而是一种模式化的解释,说明支配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如何变化,以及制度如何与教育、财产、家庭冲突和欲望相互作用。每种政体都将某种特定的追求置于首位:荣誉、财富、自由,或对某种主导欲望的无限制满足。
当最佳政体失去其适当的教育与生育安排,护卫者内部发生冲突时,荣誉政体便随之产生。一段关于“婚配数”的晦涩论述,将这种失误与确定适宜生育时机时的差错联系起来。由此达成的妥协允许私有财产存在,并使政治生活转向对尚武荣誉的追求。与之相应,荣誉型人格也将激情与好胜心置于理性之上,但仍比这一序列中后续的人格类型更有自制力。
寡头政体以财富作为统治资格。其根本缺陷在于,富有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具备治理能力。它还使城邦分裂为相互敌视的贫富群体,并容许一些人陷入贫困,失去在社会中的立足之地。寡头型的人会克制许多欲望,但这样做是为了积累财富,而不是因为理性认识到了善。这种自制是选择性的:攫取财富占据了支配地位,其他欲望则只是受到压抑,并未得到恰当的教化。
当穷人击败寡头统治者,并将政治参与的机会分配给更广泛的人群时,民主便出现了。苏格拉底在描绘民主政体时,承认它具有多样性、言论自由,以及丰富多彩、富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他的批评在于,它缺乏稳定的原则,无法据以区分各种追求的优劣,也无法区分谁具备掌权资格、谁不具备。民主型的人认为,相互竞争的欲望都有权平等地轮流得到满足,于是在各种享乐、职业和抱负之间转换,却没有一贯的排序标准。因此,这一论证所针对的是一种将自由理解为抗拒权威性区分的观念,而非所有形式的现代代议制度。
当激烈的冲突与对无限自由的渴望使某位民众领袖得以集权时,僭主政体便发展起来。保护者变成了主宰,铲除异己,并依赖武力维持统治。在与之对应的灵魂中,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欲或无法无天的欲望,使其他一切信念与责任都屈从于它。苏格拉底认为,僭主的内心实际上受到奴役,充满恐惧、仰赖他人,而且无法满足那些支配着他的欲望。第九卷通过对不同种类的快乐以及哲学家所具有的比较经验的论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其中有一番复杂的计算,得出王者生活的愉悦程度是僭主生活的729倍;它以数学方式排列了不同生活与真正快乐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对幸福所作的经验测量。
诗歌、模仿与厄尔神话
第十卷重新讨论诗歌,尤其是荷马史诗和悲剧;此前的政治与心理论证已为评价诗歌的影响确立了标准。苏格拉底区分了事物的理式、工匠制作的实物以及画家绘制的形象。画中的床再现了床的外观,但画家既不具备工匠关于床如何制造的知识,也不具备使用者关于床的用途的知识。这一类比表明,模仿艺术与真正的理解之间存在距离,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在不具备相应知识的情况下,营造出仿佛拥有专业知识的表象?
对模仿的这一论述,延续了对话对表象与实在之别的关注。诗人可以描写将军、医生、统治者和有德之人,却不具备他们各自的专长。因此,荷马的文化权威受到了一项严格的检验:如果他知道如何教育城邦、指引人生,那么,体现这种知识的制度或学生又在哪里?这一论证并不只是说虚构故事包含不实之言,而是质疑这样一种主张:成功的再现足以证明创作者拥有实践智慧。
心理层面的反对意见针对的是观众的反应。悲剧鼓励观众放纵悲伤与同情,而在自身的行为中,他们却会力图克制这些情感。同样,喜剧也可能让人逐渐以某些行为为乐,尽管经过审慎判断,人们本会摒弃这些行为。苏格拉底担心,反复通过想象参与其中,会强化灵魂中本应受理性引导的部分。颂神诗和对善人的赞歌仍获准保留,诗歌也被邀请为自己辩护,证明它有益于秩序良好的生活。因此,这种排斥固然严厉,却并非对一切诗作的无条件否定。
随后,对话论证了灵魂不朽,并重新引入最初提出挑战时被搁置的外在报偿。关于不朽的论证认为,毁灭一物的,是该物所特有的恶;不正义损害灵魂,却无法证明它会使灵魂消灭。这为厄尔神话作了铺垫:一名战士看似已经死去,却目睹了审判和宇宙的秩序,随后归来,讲述自己的见闻。灵魂受到奖赏或惩罚,之后在转生之前选择新的生活。
这些选择以生动的方式表明,人需要的是明智的判断,而非社会声望。一个凭习惯养成德行、却缺乏哲学理解的灵魂,可能会选择僭主的生活,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奥德修斯则因经历而有所警醒,寻求普通人宁静的生活。这个神话将选择的责任与宇宙秩序结合起来:灵魂被分配到选择的机会,但选择的责任属于选择者。尽管神话引入了死后的后果,它仍是对先前论证的承接,而非替代;先前的论证表明,正义通过当下对灵魂的有序安排,使生活变得更好。
流传、诠释与持续的争议
《理想国》成为古代讨论正义、教育和政治组织时的重要参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中批评了书中的主张,尤其是试图通过护卫者阶层的共妻、子女共有和财产共有安排来确保城邦统一的做法。他认为,城邦必然是一个多元的整体,过度追求统一反而会破坏其作为城邦的性质。他对共有制的反对也涉及责任与照料的问题:属于所有人的事物,得到的关注可能反而不如属于特定个人的事物。
后世的柏拉图主义者将书中关于灵魂、可知实在和善的论述纳入了更广阔的哲学体系。普罗提诺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发展出形而上学的诠释,赋予善以最高的解释地位。普罗克洛斯为这篇对话撰写了篇幅宏大的评注。人们对它的接受并不限于政治层面:书中有关教育、灵魂秩序、神圣因果作用以及影像与真理之间关系的段落,也推动了古代神学与美学领域的争论。
这部著作在不同语言和不同时期的流传并不均衡。希腊语读者保存了完整的文本,而中世纪拉丁语西方世界的读者,与接触某些其他柏拉图文献相比,直接接触此书的机会要少得多。阿拉伯哲学传统对书中的政治和教育论证有所探讨;阿威罗伊撰写了一部评注,经后来的译本流传至今。在十五世纪的欧洲,拉丁语译本扩大了此书的传播范围,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与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和乌贝托·德琴布里奥有关的译本,以及稍后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的译本。希腊语文本的印行及随后各种本国语言译本的出现,使这部著作在欧洲哲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现代争论往往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书中的城邦究竟应主要被视为可付诸实践的政治方案、伦理典范,还是检验正义成立条件的思想工具。文本本身容许不止一种侧重:它明确通过构建城邦来考察灵魂,却也讨论了政治方案的实施和哲学家统治的可能性。书中坚持认为,典范不必在实践中得到完美复现,这又使蓝图与隐喻之间的简单对立更加难以成立。各种诠释既须顾及这篇对话在戏剧性展开中作出的限定,也须正视其制度主张的严肃性。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中,将柏拉图解读为极权主义的重要先驱,着重指出其等级制度、审查制度、政治欺骗以及对民主变革的反对。波普尔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解读过于直接地套用了现代范畴,也低估了这部著作对理性审察的重视,以及统治者并不享有私人特权这一点。其他争论则集中于女性获准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又受到生育控制、生产者的政治能动性受到限制,以及专业知识与须承担问责责任的权威之间尚未解决的关系。这些争议源于对话中可以明确辨认的张力:理性被视为正当统治的基础,但对于那些被认定拥有知识的统治者,允许公众提出质疑的制度却仍相对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