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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是三世纪哲学家,他对实在、理智与灵性提升的阐释奠定了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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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约公元204或205年—270年)是罗马帝国时期以希腊语著述的哲学家,也是新柏拉图主义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哲学以三个根本原理解释实在:太一、理智和灵魂。万物最终都依存于太一这一超越存在与思想、绝对单纯的本源。人的圆满在于摆脱对感性事物零散而纷杂的依恋,转向可理解的秩序,并最终与这一本源合一。

尽管普罗提诺自视为柏拉图的阐释者,他的著作却将柏拉图式的论证、亚里士多德式的分析以及对古代其他哲学传统的探讨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他留存至今的论文在其去世后被编为《九章集》,涉及形而上学、心理学、知识、伦理、美、自由和宗教体验。这些著作的影响从古代晚期哲学延伸至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思想传统,也波及文艺复兴及近现代思想。

生平、教学与罗马的学术圈

关于普罗提诺生平的主要史料,是其弟子波菲利撰写的传记,通常称为《普罗提诺传》。这部传记附于波菲利编订的普罗提诺著作集,既包含个人回忆,也记述了普罗提诺的品格、教学与哲学成就。它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却并非不带立场:波菲利将普罗提诺的一生塑造为哲学生活的典范,其中一些轶事既提供了生平信息,也同样服务于这一目的。

普罗提诺约于204年或205年出生,出生地很可能在埃及;其确切出生地点与家庭背景尚无可靠定论。据波菲利记载,他二十八岁时开始在亚历山大里亚学习哲学。在对其他教师感到失望之后,他前去听阿蒙尼乌斯·萨卡斯讲学,后者的教导使他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所寻求的学问。他跟随阿蒙尼乌斯学习了约十一年。由于阿蒙尼乌斯没有著作传世,其教导与普罗提诺成熟时期哲学之间的确切关系已无法重建。

243年,普罗提诺参加了皇帝戈尔迪安三世对波斯的远征,据说是希望借此了解波斯和印度哲学。244年戈尔迪安去世后,普罗提诺逃往安条克,随后定居罗马。参与这次远征表明他对其他思想传统怀有兴趣,却不能证明他确实研习过印度或波斯的学说。他现存著作中的论证,主要是以希腊哲学文献为基础展开的。

在罗马,普罗提诺向一个成员多样的群体授课,其中有元老、医生、女性,以及对哲学投入程度不一的学生。与他交往的人包括医生欧斯托基乌斯、阿梅利乌斯,以及于263年加入的波菲利。聚会时,他们阅读哲学评注并展开广泛讨论,而非始终由教师正式讲授。波菲利笔下的普罗提诺耐心解答问题,也在实际生活中关照他人:他担任受托照看的儿童的监护人,并调解圈内的争端。

据记载,普罗提诺曾得到皇帝加里恩努斯与皇后萨洛尼娜的眷顾。波菲利讲述了一项计划:重建坎帕尼亚的一座城市,将其命名为“柏拉图城”,并依照柏拉图的法律安排城中生活;但这一计划未能实施。晚年,普罗提诺因病离开罗马,退居坎帕尼亚。他于270年去世,临终前有欧斯托基乌斯在旁照料。波菲利还记载,他不愿谈论自己的家世,也不肯让人为自己画像。这些细节契合了传记对他的整体刻画:这位哲学家关心灵魂在可知世界中的本真身份,甚于肉身的外貌。

《九章集》与哲学方法

普罗提诺起初并未将自己的教导写成文字。据波菲利记载,他在加里恩努斯在位的第一年开始撰写论著,通常将这一年定为253年。在波菲利于263年来到他身边之前,他已写成二十一篇;两人相处期间又写成二十四篇;最后九篇则写于波菲利268年前往西西里之后。这五十四篇论著构成了现存的普罗提诺著作全集。

波菲利没有保留这些论著的写作顺序,而是将其编为六组,每组九篇,即《九章集》。第一组主要讨论伦理与人生;第二、三组探讨可感宇宙及相关问题;第四组讨论灵魂;第五组讨论理智;第六组讨论存在与太一。这种编排使整部文集呈现出循序上升的教学结构。不过,各篇论著经常跨越这些主题界限,一些原本连续的论述也被拆分为独立篇章。通行的引注方式依次标明所属的九篇组、篇和章;方括号中的数字通常表示写作先后顺序,如 V.1 [10]。

普罗提诺的行文保留了哲学探究的展开过程。各篇论著从疑难、反驳意见或前人文本入手,继而检验不同的解释。他的文字在凝练的论证、细致的诠释、生动的意象和对内在体验的诉求之间转换。希腊文有时显得晦涩,部分原因在于写作迅速,也在于他预设读者已经熟悉学派内部的争论。波菲利在编辑方面贡献甚大,但现存著作并不是一部依照统一的预定方案写成的系统性手册。

柏拉图提供了最主要的诠释框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理想国》《巴门尼德篇》《蒂迈欧篇》《斐多篇》和《会饮篇》。普罗提诺认为,这些对话中关于善、可知存在、灵魂与美的论述能够相互阐明。他明确否认自己的核心学说是创新,而是将其视为对早期哲学中已有立场的解释,尽管有些立场在早期哲学中只是隐含的。现代学术研究将他的这种自我理解与其体系所具有的显著独创性区分开来。

他与亚里士多德及斯多葛学派思想的交锋同样重要,尽管往往带有批判性。他吸收并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现实性和理智自我思维的论述,却反对将终极本原置于思维之内。针对斯多葛学派的物体主义,他论证说,灵魂与可知实在不可能是物体。他在《九章集》第六组第一至三篇中讨论范畴时,同时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的分类,而非径直承认这些分类适用于实在的一切层次。因此,哲学诠释与论证密不可分:前人传下的术语不断得到修订,以适应可感存在、可知存在以及超越二者的本源之间的区分。

太一与实在的依存关系

普罗提诺的终极本原是太一,也称为善。它的优先性并非时间上的先在:它不是先在某个时刻存在,然后才产生其他事物。毋宁说,一切存在者都依赖于统一性,而统一性本身归根结底不可能依赖于一群存在者。一支军队、一个有机体或一个几何图形,只有在其组成部分构成统一体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其所是的事物而存在。普罗提诺将这一推理从复合的感性事物进一步推广到可理解的存在本身。

因此,太一必定是绝对单纯的。如果它包含彼此有别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些部分及其结合方式就都需要解释。即使只是思考者与思考对象之间的区分,也会引入多样性,因此太一不可能是普罗提诺通常意义上的理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善的理念置于“存在之外”,普罗提诺沿袭这一思路,将第一本原置于确定的存在与本质之外。这并不意味着太一仅仅是缺失或虚无:它是生成性的源泉,确定的存在者所具有的实在性皆由此而来。

因此,对太一的陈述只能是间接的。称它为“一”,是否定其可分性,而不是赋予它一种数的属性;称它为“善”,是说它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而不是说它是某种道德品质的实例。普罗提诺反复对肯定性的表述加以限定,因为通常的谓词会将主体与其属性区分开来。他的进路对后来的否定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他也使用肯定性的意象来指示太一无穷无尽的生成能力与绝对的独立性。

较低层次的实在对较高层次实在的依赖,通常被描述为流溢。普罗提诺使用太阳发光、火焰散热、泉源出水等意象,但这些都不应被当作字面意义上的物理机制。源头既不损失自身的实体,也不分割自身。生成源自完善:完全处于现实状态的事物,在保持自身不变的同时,会产生超出自身的活动。最初衍生的实在转向其源头,并由此获得确定性,成为理智。这一解释将流出与观照性的回归联系起来,而不是描述一种单纯向下的流动。

太一、理智与灵魂常被称为三个本体,在这里意指独立实存的根本实在。它们不是三个彼此独立的神,也不是某个更大整体中地位平等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因果关系,表现为有层次的依存秩序。太一也不是在权衡各种选择之后才决定创造。相反,普罗提诺在第六卷第八篇中主张,太一的自由是绝对的自我决定,而不是有限行动者面对外在可能性时所拥有的自由。由此产生的难题——必然的生成能力如何能够与至高的自由相容——是诠释其第一本原时的核心张力之一。

理智与可知世界

理智,即努斯,是从太一流溢而出的第一个具有完全规定性的实在。它既是思维,也是完整的可知世界。普通人的推理从前提逐步推进到结论,理智却在一个超越时间、统摄全体的活动中把握其对象。理智的活动并非表征某个外在领域,再据此推断该领域的存在;它就是可知存在本身鲜活的现实活动。

普罗提诺通过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智思考自身的论述,发展了这一立场。理念并不是人类通过概括而形成的抽象概念,而是存在的客观原理:可知的生命、正义、美,以及使个别事物成为其自身的种种结构。然而,理念也不是处于认知者之外的惰性对象。如果理智所认识的只是独立存在于外部的理念的表象,它就无法直接把握真理。因此,普罗提诺将理念置于理智之内,却并未将其化约为主观的创造物。

这种统一并不取消内部的分化。理智是“一而多”:每一个可知实在既保持自身,又属于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其他可知实在也以可知的方式呈现于其中。普罗提诺有时将每一个可知者描述为包含一切,只是各自占主导地位的方面有所不同。这种相互包含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可知事物并非彼此排斥的空间物体。它们之间的区别通过存在、运动、静止、同一和差异等原理得到阐明;这些原理源自柏拉图的《智者篇》。

理智的产生解释了为什么太一最初派生出的实在就已经具有多样性。理智转向其本源,寻求它所由出的绝对统一,却以分化的思维方式把握这一本源。思维要求可知内容具有分明的结构,而太一本身超越了这种结构。因此,理智在其自身层次上是完满的,却不是终极的。它之所以是存在最充分的实现,恰恰是因为存在包含结构、同一性与可知性。

这一论述也决定了普罗提诺对永恒的理解。在 III.7 中,永恒并非无限延长的持续,而是可知实在完整且无先后相继的生命。它既不等待未来,也不失去过去。时间则属于与灵魂相关的、逐步展开的活动。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理智像死寂之物那样静止不动:它的超时间性与最高形式的生命和活动并不矛盾。特定个体是否具有相应理念的问题,尤其是 V.7 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使可知范型与可感个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但这些问题并未动摇其核心主张,即可知实在是一个内部分化的统一体。

灵魂、自然与可感宇宙

灵魂处于可知实在与物体世界的交界。它从理智流溢而出,将可知秩序传递给在它之后产生的事物。理智同时把握其全部对象,灵魂则不同,它的活动可以相继展开,以有序的发展呈现出在它之上以统一方式存在的内容。因此,灵魂在普罗提诺关于生命、运动、具身存在和时间的论述中居于核心地位。

普罗提诺区分了普遍灵魂、支配宇宙的灵魂与个体灵魂,却不将它们视为同一种物质实体在空间上分离的各个部分。非物体的实在不能像物体那样被分割。因此,灵魂遍在于一个有生命的身体,并不意味着它的一部分占据手,另一部分占据脚。身体依照自身的组织方式分有灵魂的能力,而灵魂始终保持统一。这一立场否认灵魂处于身体之中的方式等同于一个物体容纳于另一个物体之中的方式,从而回应了身心问题中的一些难题。

世界灵魂无需费力筹算,便能使天体和有生命的宇宙井然有序。自然是灵魂在较低层次上具有生成能力的表现,普罗提诺以一种挑战通常理解的方式,将自然的活动称为静观。在 III.8 中,自然的生成并不是借助外在工具进行的技艺制作,而是赋形原则,即 logoi 的表现。种子凭借内在的组织方式发育成有机体,而这种组织方式最终源于可知结构。普罗提诺的解释具有目的论性质,却并未将自然塑造成一个先考虑不同设计方案、再有意识地加以规划的主体。

随着灵魂的生命展开为相继的过程,时间也随之产生。在 III.7 中,普罗提诺批评了将时间直接等同于运动或运动的量度的解释,因为这些解释预先假定了某些时间关系,却没有充分说明它们。他自己的解释将时间秩序与灵魂从一种活动转向另一种活动的过程联系起来。这是从形而上学层面说明时间依存于什么,而非主张个体的人类意识创造了物理宇宙。

可感宇宙是可知实在的摹像,虽不及其本源,却依然有秩序、有生命而且美。普罗提诺并未将宇宙的产生描述为在某个时间起点从无中生成。宇宙对其本源的依存,并不妨碍宇宙秩序永恒存在。具身存在也有不止一重意义:它使可知层面的能力得以显现,但个体灵魂也可能过度沉溺于身体事务。灵魂赋予事物秩序的活动,与灵魂对其所安排的事物的依恋,二者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理解同一种哲学为何既肯定宇宙,又敦促人超越宇宙、回归本源。

质料、恶与天意

普罗提诺对质料的论述,呈现了实在被剥除形式后的极限状态。感性质料本身没有任何确定的性质:它既不是土,也不是水,不是作为具有形式的量而理解的广延,也不是藏在其他物体之下、等待赋形的物体。它是感性性质与结构的无规定的承受者。在《九章集》II.4 中,他将这种感性质料与理智质料区分开来;后者用于解释理智世界内部的某种分化,而不引入感性存在所特有的匮缺。

在 I.8 中,普罗提诺将根本的恶等同于质料,即彻底的欠缺、无规定性和尺度的缺失。这并不是确立一个与善相抗衡的、具有实在性的第二本原。质料没有可与太一相比的独立生成能力,恶也不是一种拥有自身理智形式的原初实体。不过,普罗提诺的措辞,比单纯声称个别坏事物只是不完善更为强烈。他将质料表述为极端的匮缺,而形式所开展的有序活动,必须以这种匮缺为对照才能得到理解。

灵魂中的道德之恶则是派生的。灵魂因过度依恋身体状况、不认识自身真正的本源,以及让理性活动屈从于较低层次的冲动而陷入失序。普罗提诺并未由此推断,身体的一切感受本身都是恶的,也没有认为具有肉身的人无法拥有德性。关键在于,人的活动由哪一个层次主导。他的论证留下了解释上的难题:如果质料全然没有规定性,因果效力又如此微弱,它何以能解释灵魂的败坏?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者对他将质料等同于恶的观点提出了若干质疑。

他对宇宙秩序的辩护,在 II.9 中尤为明确;该篇针对的是通常被归入诺斯替主义的论敌。波尔菲里记述了普罗提诺圈子中的一些成员,他们持有启示性著作,并批判感性宇宙。普罗提诺否认世界的创造者无知或邪恶,也反对蔑视可见的天界。一个美而有序的影像,应当引导人关注其理智本源,而不应被视为本质上毫无价值而遭到摒弃。他的论敌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分别属于哪些派别,至今仍有争议。

论天意的两篇论文,即 III.2—3,探讨了有序整体中的苦难、不义、冲突及境遇不平等。普罗提诺诉诸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个体行为的后果,以及整个宇宙的善与某一特定具身存在者的利益之间的区别。这些论证并不主张,人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愉快的,或在道德上值得赞许的。它们所解释的是:一个本源为善的整体秩序,何以仍会出现局部缺陷。他的论述属于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如何在既不放弃理智秩序、也不否定人具有实质意义的能动性的前提下,解释恶的存在。

知识、意识与人格同一性

普罗提诺对知识的论述区分了感官知觉、推论思维和理智直观。知觉凭借有灵魂的身体所具备的能力,感知可感世界。推论思维则进行比较、组合、划分并得出结论。理智直观以更直接的方式把握可理解的对象,因为在这一层面,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区分,不同于感知者与外在可感对象之间的区分。

不过,他并不认为知觉毫无用处,或总是具有欺骗性。在 IV.6 中,他反对这样一种看法:仅凭被动的灵魂上留下的物理印痕,就足以解释知觉和记忆。知觉需要主动辨别作用于有机体的事物。同样,记忆也不能被归结为身体痕迹的留存,因为回忆涉及灵魂保留并重新唤起意义的能力。他所批评的是以物质过程解释认知的模型,而非身体器官对于具身感觉不可或缺这一日常事实。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多种不同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为人的活动。在 I.1 中,普罗提诺区分了有生命的身心复合体、灵魂对身体工具的运用,以及更高层次的理性自我。身体的快乐与痛苦直接属于有生命的有机体,而对它们的判断则涉及更高层次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人格同一性简单等同于一条被持续观察到的心理流。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可能将自我认同寄托于身体的关切、理性的审议或理智生活,尽管这些活动在形而上学上并不具有同等地位。

IV.8 提出了一项独特的学说:灵魂并非全部下降而卷入具身生活,其中一部分始终留在可理解的领域。灵魂这一“未下降”的维度,解释了为何无须创造一种全新的本性,上升就已成为可能。人的理智圆满,是重新找回一种本就属于灵魂最高层次的活动。普罗提诺也意识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如果理智活动始终存在,为何人并不持续体验到它?他的回答区分了活动本身的发生,以及这一活动在通常与觉知相联系的层面上被察觉。

这一区分使他的著作在意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不应不加限定地将其等同于现代的无意识理论。他主要关心的是灵魂活动各个存在层次之间的关系,而非一种经实验确立的认知模型。在 V.3 和 V.5 中,真正的理智性自我认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智并不把自身作为一个异己的对象来面对。相比之下,日常的反思则可能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分离。因此,普罗提诺的论述将认识论与人格同一性联系起来:认识最高的实在,也会改变人对认识主体究竟是什么的理解。

德性、自由与同太一的合一

普罗提诺的伦理学以这样一个主张为起点:人的善取决于灵魂的最高活动,而非身体所得的益处。在 I.4 中,幸福属于完善的理性生活,不能等同于快乐、财富、世俗成就,也不能等同于免遭一切外在不幸。这使他置身于古代关于幸福论中的繁荣的论争之中,而他的形而上学又赋予这一伦理论证独特的方向:人的繁荣有赖于分有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比具身个体不断变化的处境更为根本。

在 I.2 中,他区分了公民德性、净化德性以及更高的卓越范型。公民德性为激情设定限度,并通过正义、节制、勇敢和实践智慧,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净化则改变灵魂与身体情感之间的关系,削弱灵魂认定自身之善与身体之善相同的信念。更高层次的德性体现出灵魂与可理解世界的活动日益相似。这些层次相互关联,而非简单对立:超越对身体的认同,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正义或自我约束可以舍弃。

净化的表述为某些形式的禁欲主义提供了依据,但普罗提诺的理想并不是为受苦而受苦。其哲学要旨在于摆脱那些妨碍理性活动与观照活动的事物。波菲利关于他承担实际事务的记述,也表明不能将他的伦理学仅仅理解为退避人群。普罗提诺没有建立一套广泛而独立的政治体系;尽管如此,公民德性以及他对弟子群体生活的参与,都将哲学生活置于日常社会关系之中。

他对自由意志的讨论,将真正的自主与受欲望、外在压力或无知支配的行动区分开来。一个人在通过更高的理性自我行动时最为自由,而不只是因为有多种选项可供选择。在 VI.8 中,探讨从人的能动性延伸至理智与太一。在每一种情况下,自由都必须符合行动者的本性:绝对的第一本原,不可能以一个经过思虑而行动的人所具有的那种确切方式获得自由。

上升的顶点是与太一合一,最著名的描述见于 VI.9。推论思维,乃至理智中包含差异的统一性,都在此被超越,因为太一不能被把握为一个与主体相对而立的对象。普罗提诺使用临在、接触和合一等措辞,来指示这种非对象化的关系。波菲利记载,在他们相处的岁月中,普罗提诺曾四次达到这样的合一;这一说法属于古代传记的见证,而不是可以独立测量的心理记录。这种体验是其神秘主义的核心,但他的著作并未以诉诸启示来取代哲学论证。论证通过揭示错误的认同,为灵魂做好准备,并引导它走向一种论证本身无法充分表达的临在方式。

美、艺术与观照式感知

美具有重要的哲学作用,因为感性经验能够揭示一种超越感性对象的秩序。在 I.6 中,普罗提诺追问可见之物何以为美,并反对美完全在于对称或比例的观点。比例或许能够解释复杂事物的组织方式,却无法单独解释一种单纯的颜色、一道闪光或一个单音何以为美。此外,比例匀称的形貌也可能并不显美,这表明仅有数量上的安排还不够。

普罗提诺提出的另一种解释,将美与形式对不确定性的克服联系起来。美的对象展现出统一性和可理解的组织结构;它的各部分并非只是彼此相邻,而是通过某个共同原则结合成一体。灵魂在这种秩序中认出了与自身本性相近的东西。因此,感性之美既不是纯粹的主观投射,也不是最高的美本身。它是一种映像,其意义取决于通过它显现出来的、赋予形式的实在。

普罗提诺将这一分析从形体扩展到品格、行动、知识以及可知世界。一个正义或勇敢的灵魂,即使外表并不动人,也可以是美的。反过来,对身体外貌的执着可能妨碍人们认识美的更深层源泉。因此,I.6 所描述的上升要求感知与判断发生转变。其中,灵魂被比作一位凿去多余部分的雕刻家;这一形象将伦理修养呈现为揭示被层层附着物遮蔽的形式,而非获得种种装饰性的品质。

V.8《论可知的美》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辩护。艺术不必只是对可见对象的模仿,因而与实在又隔了一层。艺术家可以依据自然本身所表现的赋形原则进行创作。普罗提诺以雕刻家菲狄亚斯为例:对宙斯形象的塑造,不能仅用照搬某个具体的可见范本来解释,而应理解为构想这位神若显现于眼前,会呈现何种面貌。因此,艺术活动能够展现可知的本源,而非仅仅复制偶然的外观。

这一立场使普罗提诺在美学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像现代自主艺术观那样,将艺术创新视为独立于真与善的活动。衡量艺术家的成就,要看作品是否成功呈现了形式与可知的生命。感性的艺术制品也不是审美经验的最终归宿。美引导灵魂超越孤立的对象,趋向理智那富有生命的统一体,并进一步趋向善。普罗提诺谨慎地区分了这些层次:善并非只是又一个美的对象,因为美的吸引力本身就已经预设了一个更为根本的欲求与价值之源。

传播、接受与诠释

波菲利编订的版本塑造了后世对普罗提诺的接受:它不仅保存了各篇论著,还在论著之外呈现了他前后一贯的哲学人生。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接受了他的层级体系中的许多内容,同时也修正了一些重要学说。扬布利科斯赋予仪式实践更突出的地位,并否认个体灵魂中始终未曾下降的部分构成了回归的基础。普罗克洛斯则建立了划分更为细密的层级体系,其中包含神圣本原和因果中介。因此,新柏拉图主义并非只是对普罗提诺观点的重复。

在拉丁基督教传统中,希波的奥古斯丁于386年接触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一般认为其中包括普罗提诺著作的译本。这些著作关于无形体实在以及恶是善之匮乏的论述,帮助他超越了此前以物质方式理解上帝和灵魂的观念。然而,奥古斯丁并不认为,脱离基督教关于基督、恩典与救赎的信仰,仅凭哲学上的上升就已足够。二者的关系是选择性的吸收与教义上的转化,而非普罗提诺神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简单等同。

希腊基督教思想也吸收了更广泛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的主题。托名于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大约写成于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初,运用了主要经由后期柏拉图主义传承而来的层级结构与否定神学框架。太一的超越性、多对一的依存,以及肯定性语言的局限,都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思想资源。不过,仍须区分普罗提诺的直接影响与通过普罗克洛斯及其他中介传递的影响。

九世纪的阿拉伯语翻译运动带来了一次影响尤为深远的转化。《九章集》第四至第六卷的部分内容被改编为阿拉伯语文本,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神学》。这部作品以亚里士多德之名流传,尽管其主要哲学来源其实是普罗提诺。语境的这一变化促使读者尝试调和柏拉图主义的流溢结构、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神圣创造的教义。于是,普罗提诺的思想进入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哲学论争,又经由相关的阿拉伯语传统进入中世纪犹太思想,而读者往往并不知道这些思想的原作者是谁。

文艺复兴时期,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将《九章集》译成拉丁语,并于1492年将译文连同评注一并出版。这使西欧学者能够广泛接触其全部著作,也推动了人们对其形而上学、灵魂学说和美论作出新的解读。现代学术研究日益注重将普罗提诺与那些沿用其术语的后世体系区分开来。诠释上的核心争议涉及质料的地位、必然流出与自由之间的关系、灵魂的个体性,以及关于合一的语言究竟是在描述体验、形而上学上的同一,还是兼指二者。他的著作之所以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些问题产生于对统一性、思想和自我的细致论证之中,而非仅仅出自一个图式化的精神层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