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萨德拉通常被认为生活于约1571至1640年,是伊朗哲学家和宗教学者。他创立的思想体系是后期伊斯兰哲学中影响最深远的体系之一。他生活于萨法维王朝时期,主要用阿拉伯语写作,将哲学论证与《古兰经》诠释、什叶派传统以及关于灵性知识的神秘主义论述持续融会贯通。他的体系被称为超越哲学或“超越智慧”,这一名称译自阿拉伯语表达 al-ḥikma al-mutaʿāliya。
他的思想以这样一个主张为核心:具有根本实在性的是存在,而非事物可以加以界定的本质。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一系列学说,阐释实在如何在不同等级中保持统一、物质实体如何持续转变,以及灵魂如何从肉体生命中产生并最终成为非物质的存在。这些学说将他的形而上学与其知识论、神的能动性理论及复活理论联系起来。他的主要著作通常简称为《四旅》(Asfār),其中将哲学既视为一门依靠论证的学问,也视为对求索哲学者自身的转化。
萨德拉的著作在伊朗哲学教育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也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思想传统。对这些著作的解释至今仍存在争议:学者们对于他的论证与神秘主义信念之间的关系、其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其肉身复活理论的确切意涵,持有不同看法。
生平与萨法维时代背景
萨德尔丁·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设拉子大约于1571至1572年间出生于设拉子。“穆拉·萨德拉”这一称呼由表示学者身份的尊称与其姓名的简称组合而成。他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是“萨德尔·穆塔阿利欣”(Ṣadr al-Mutaʾallihīn),大致意为“神圣哲学家之首”。他生活的年代,正值萨法维国家巩固统治、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在伊朗的制度性影响不断扩展的时期。这一背景所形成的思想环境既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支持,也引发了围绕哲学家、教法学家、神学家及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学者各自权威的争论。
萨德拉曾在与加兹温和伊斯法罕相关的学术圈中求学。他最主要的哲学导师是米尔·达马德,后者将阿维森纳哲学与光照派思想及神学问题结合起来。他还曾师从巴哈丁·阿米利学习宗教学科。阿米利通常被称为谢赫·巴哈伊,其学术兴趣涵盖教法学、数学和天文学。这些师承使萨德拉置身于一种通常不将哲学与经典、教法或数学诸学科割裂开来的学术文化之中。相较于其求学经历的大致脉络,他在萨法维各中心城市之间往来的确切时间顺序则不那么清楚。
后来某个时期,他退居库姆附近的卡哈克村,潜心研读并从事灵性修炼。在《四旅》的自传性序言中,他描述了反对哲学理解之人的敌意,并追述了一段隐居生活。这段自述对于理解他所叙述的自身思想发展十分重要,但并不足以证实后世有关他遭到正式驱逐或迫害的种种故事中的全部细节。因此,应当将他的退隐经历与后来围绕此事发展出的更为铺陈的叙事区分开来。
萨德拉后来在设拉子的汗宗教学校任教。该校在萨法维总督阿拉赫韦尔迪汗的资助下创立,随后又得到其子伊玛目库利汗的支持。他的学生包括穆赫辛·费兹·卡尚尼和阿卜杜勒·拉扎克·拉希吉,两人后来也都成了他的女婿。他们各自的学术生涯使萨德拉的教诲与后世宗教学术的多个不同流派发生联系,而非仅仅汇入一个整齐划一的学派。
传统说法认为,他于1640年在一次与赴麦加朝觐有关的旅途中逝世于巴士拉。关于他晚年的某些细节,以及部分著作的写作年代,至今仍有争议。这些不确定之处值得重视,因为他的著作有时记载了自身立场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发生的先后次序,无法仅凭其已刊文本的排列顺序完整重建。
思想传承与哲学方法
萨德拉在哲学上持续对话最深入的思想家是阿维森纳(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对本质与存在的区分、关于必然存在者与可能存在者的理论、灵魂学说以及对理智知识的阐释,为后世伊斯兰哲学奠定了大部分基本框架。萨德拉保留了对论证的要求,并广泛运用阿维森纳的术语。不过,他也否定或大幅修正了若干承袭而来的立场,尤其是在实体变化、灵魂发展以及认识者与所认识之物的关系等问题上。
另一位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是照明哲学的创始人谢哈布丁·苏赫拉瓦迪。苏赫拉瓦迪以光为核心的表述、对直接觉知的强调,以及对纯粹凭借定义把握实在的进路的批判,都影响了萨德拉哲学议题的形成。然而,萨德拉反对这样一种观点:本质具有根本实在性,而存在只是心智的考量。在后来的哲学分类中,这一观点通常被归于照明哲学。因此,他与照明哲学的关系既有吸收,也有批判,而非简单的延续。
伊本·阿拉比及其注释者的著作构成了另一项关键的思想资源。他们关于神的自我显现、存在的统一性以及人所具有的全面精神潜能的论述,影响了萨德拉对因果关系和实在的理解。这一影响使他的思想与苏菲主义联系起来,不过,他也将真正的灵性知识与那些在他看来缺乏修持或仅仅冒充神秘主义者之人的谬误区分开来。他运用神秘主义文献,并不意味着他认可当时所有的苏菲组织或修行方式。
萨德拉还通过阿拉伯语传统继承了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提供了有关实体、现实性、潜能和论证的大量术语。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则经由古代晚期的文献传入,其中包括阿拉伯语的《亚里士多德神学》;这部著作实际上源自普罗提诺,而非亚里士多德。萨德拉对这些文献的历史认识,沿用了他当时所能接触到的作者归属说法。由此形成的思想综合,不能简单地套用现代对亚里士多德学派与柏拉图学派的区分。
他的方法常被描述为将论证、灵性揭示与启示结合起来。这三者并非只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命题来源。论证阐明必然的联系;灵性证悟旨在揭示仅凭文字理解无法触及的实在;启示则提供具有权威性的真理,哲学探究力图理解这些真理更深层的内在融贯性。萨德拉常常将自己的论证表述为对那些最初通过灵性修持获得的洞见的印证。但这种关系在哲学上仍须接受严格审视:即便声称某种洞见源于亲身体验,这一来源本身也不能确立为它提出的论证的有效性。
主要著作与《四旅》的体系结构
萨德拉的代表作是《四次理智之旅中的超越智慧》(al-Ḥikma al-mutaʿāliya fī al-asfār al-ʿaqliyya al-arbaʿa),通常简称为《四旅》,也称《四次理智之旅》。书名将哲学探究与一条精神修行之路联系起来:从受造物出发,走向神;在神圣实在之中行进;经由神返回受造界;并在上述认识的观照下与受造界交往。如今常见的九卷本只是编纂上的安排,并非书名中“四”字的含义。
不应将这部著作的结构误解为四篇篇幅均衡的神秘体验叙事。它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哲学综合著作,包含论证、反驳、思想史讨论,以及对前人著述的广泛回应。其主要论题包括一般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神的知识与属性,以及灵魂及其最终归宿。这些专门论题与精神旅程之间的对应关系,需要通过诠释来理解,而非机械而精确的一一对应。
《四旅》也不是对传承下来的学说所作的中立汇编。萨德拉大量引述前人的文字,有时先沿用他们的表述,再修正他们的结论。他也常常先陈述自己早先持有的立场,继而解释为何将其放弃。因此,读者必须辨明哪些是在陈述反对意见,哪些是在阐释其他哲学家的观点,哪些才是萨德拉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正因如此,现代学者研究他的著作时,尤其需要密切关注论证的上下文。
其他著作则以不同形式呈现了这一体系的各个部分。《形而上学洞见之书》(Al-Mashāʿir)集中讨论存在问题。《神圣见证》(Al-Shawāhid al-rubūbiyya)以较为精练的形式,阐述了形而上学和灵魂学说的核心内容。《本原与复归》(Al-Mabdaʾ wa-l-maʿād)将第一原理与灵魂的归宿联系起来。《宝座的智慧》(Ḥikma ʿarshiyya)则以尤为凝练的笔法探讨神学与末世论问题。
他的注疏与宗教著作同样重要,其中包括对苏赫拉瓦尔迪著作的评注,对阿西尔丁·阿卜哈里《指引》中形而上学部分的注释,对《古兰经》部分篇章的注释,以及一部未完成的《卡菲原理》注疏;《卡菲原理》由库莱尼编纂,是什叶派的一部奠基性圣训集。他以波斯语撰写的《三原则》(Sih aṣl),批评了那些以宗教权威自居者在思想与精神修养上的缺失。这些著作体裁的多样性表明,他的哲学不仅通过系统性的论述展开,也是在注疏、经文诠释和论辩中发展起来的。
存在的本原性与层级性
萨德拉最著名的形而上学主张是“存在的本原性”(aṣālat al-wujūd),即存在具有根本的实在性。这一问题始于对事物“是什么”与“它存在”之间的区分。“人”“树”和“石头”表达的是不同的本质或“何性”,而存在则可述谓于它们中的每一个。萨德拉认为,具体的实在首先属于现实的存在活动,而不属于脱离这些活动来考察的本质。本质是心智从实在中抽象出来的、可被理智把握的规定性;这并不意味着本质毫无用处或纯属虚假,但它们并非实在的终极构成要素。
支持这一立场的一个理由涉及因果效力。事物之所以产生效果,是因为它是现实的,而不只是因为它的本质能够被定义。火的定义若仅被视为一种可被理智把握的内容,并不能燃烧任何东西。同样,仅就本质自身而言,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个具体事例是现实的,而非仅仅是可能的。在萨德拉看来,存在才是现实性、具体实在中的差异以及原因的效力的根据。存在本身无法通过属和种差得到充分定义,因为它比这种定义所需的分类概念更为根本。
与这一学说相联系的是“存在的层级性”(tashkīk al-wujūd),通常译作存在的分级或调变。存在不是一个可划分为不同种的属,但它的各个具体体现也并非彼此全无关联。实在呈现出强度、先在性、独立性与完善程度上的层级。以光作比,有助于说明这一结构:较明亮与较暗淡的光照,正是通过它们共有的性质而彼此有别,而不是由于添加了某种与光完全无关的东西。这一类比并不是说存在是一种可测量的物理亮度。
这一论述将本体论转变为对现实性之有序样态的研究。物质存在者、灵魂与理智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们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定义,还在于它们存在的方式与程度。神并不是与受造物平等共享同一属的最高成员。上帝是不受限制且独立的存在,而有限存在者则受到限制并有所依赖。因此,共同适用“存在”这一谓词,并不意味着具有同等的本体论地位。
萨德拉后期的论述有时更强调存在的统一性,以及有限存在者作为显现或依存关系的地位。对于这些段落究竟是取代了层级说、深化了层级说,还是表达了另一种解释视角,诠释者之间存在分歧。不过,他们都同意,不应将“存在的本原性”等同于现代存在主义。萨德拉关心的是实在的形而上学构成,而主要不是人面对选择、焦虑或社会性存在时的处境。
因果关系、神的单纯性与依赖性
萨德拉的因果关系理论阐发了以存在为根本所带来的推论。原因并非先产生一个独立构成的本质,再将存在附加其上。原因的生成作用所涉及的,是结果的现实存在。更为根本的是,结果的依赖性并不是两个原本自足的事物之间额外附加的一种关系。结果在其存在本身上就是依赖的:它作为现实结果所具有的存在,无法与其源自原因这一点分离。
这一观点有时被称为结果的“关系性存在”。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结果仅仅是一种语法关系或虚构,而是说,有限实在并不以自身为根据。若将结果视为一个孤立的对象,然后才追问它通过何种外在联系与原因相连,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它的现实性本身便带有依赖性的印记。萨德拉由此修正了传统上论述可能存在者的方式:受造物最深刻的贫乏,并不只在于其本质既容许存在,也容许不存在,而在于它的现实存在是被赋予的,是有所依赖的。
他对神的论述沿着无所限定的现实性与依赖性现实性之间的这一区分展开。神的必然性排除了复合、欠缺以及尚未实现的潜能。对于有限存在者,属性可以被理解为彼此有别的特征,或可以获得、也可以失去的完善性。但对于神,知识、能力与生命不可能是额外的组成部分,使一个原本不完善的主体变得完善。尽管人的概念区分了这些属性的含义,它们却必定与单纯的神圣实在同一。这是对认主独一(塔瓦希德)的哲学阐释,而不只是断言神在数量上只有一个。
一条颇具代表性的原则指出:“单纯实在是一切事物,又不是其中任何事物。”前半句意指,无所限定的存在并不缺少其结果中所具有的任何积极的完善性;后半句则排除了有限事物借以彼此区分的种种限制与欠缺。这一主张并不是说,神是石头、植物和人的集合。它的意思是,受造物以受限且分散的方式具有的完善性,在其终极根源中却不受那些限制。因此,这一论证有赖于将积极的现实性与具有限制作用的规定性区分开来。
萨德拉的“诚实者之证”试图通过存在本身来认识神,而不是从某一类可观察的变化出发。存在被视为根本,而限制、依赖与欠缺则需要得到解释。由这些考量,论证导向一种独立的实在,而不是在一系列依赖者中再添一个依赖者。这一论证在阿维森纳那里已有先例,但萨德拉的表述以存在的本原性与等级性为基础。对其前提是否融贯的追问,属于哲学评价的范畴;这一论证并不是关于宇宙历史中某个初始事件的经验假说。
实体运动与时间中的世界
萨德拉的实体运动学说,即 al-ḥaraka al-jawhariyya,挑战了传统自然哲学中的一项重要限制。标准的亚里士多德式解释承认位置、数量和性质等范畴中的运动,同时将这些运动与实体的生成和消灭区分开来。一个实体可以变热、体积增大或移至别处,但其实体本性通常被视为这些变化背后相对稳定的主体。萨德拉则主张,物体实体本身也在经历持续的转化。
其中一条论证思路涉及事物的本性与其可观察活动之间的关系。如果物质事物的偶性不断更新,而其实体本性又是这些偶性的直接来源,那么,一个完全不变的内在本性就无法充分解释这种内在的更新。运动不能仅仅被解释为一连串由外部施加的状态。物质存在者本身具有流动的存在方式,其不断变化的性质正是这一更深层过程的显现。
实体运动并不意味着每个对象在每一瞬间都会骤然变成一种毫不相干的事物。存在的连续性使一个统一的过程成为可能。发育中的有机体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的例子:它的统一性未必在于各种变化之下始终保持着一个完整而不变的实体核心;相反,这种统一性可以属于一种逐步展开的现实性,其后续阶段从先前阶段连续地产生。萨德拉的解释将这种动态观念推广至整个物体自然界,而非将其局限于生物发育。
这一学说也改变了对实体和时间的理解。物质事物并非先已构成完整的实体,然后才碰巧处于时间之中。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相继性。时间表达或衡量的是物体存在自身所具有的更新,而不只是一个外在容器,用来容纳原本不具有时间性的实体。因此,必须在不同层次上区分稳定与变化:一个过程的统一性,并不要求其各个构成阶段保持不动。
这些观念使萨德拉能够论证物体世界在时间中的创生,而不必将创造仅仅设想为一个遥远的最初时刻,仿佛在那之前还有一段空无的时间。自然界不断更新,也不断依赖其本源。这一主张既不同于将永恒物质视为静态存在的观念,也不同于仅将神的创造等同于最初一次物理事件的解释。不应将其描述为现代进化生物学或相对论物理学的先驱:它所面对的问题、采用的论证方法和运用的解释范畴,都属于形而上学与前现代自然哲学。在萨德拉的体系中,这一学说的直接意义在于,它使灵魂的产生与发展变得可以理解。
灵魂、具身性与个人发展
萨德拉用“发生上是身体性的,存续上是精神性的”这一表述概括其灵魂学说。人的灵魂起初并不是一个已经完全成形、只是被安置到身体之中的非物质实体,而是在具身生命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通过实体运动,身体性的存在逐渐获得营养、感觉、想象和理智理解等能力,而这些能力的整合程度也不断提高。因此,灵魂最终的非物质性是一个发展过程的成果,而不是两个已经完备的实体简单结合时的起点。
这一立场既修正了阿维森纳的灵魂学说,也修正了简单的身心二元论。萨德拉保留了这样一个论点:理智活动不能还原为身体的广延和分割。例如,一个普遍的可理解对象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占据某个特定物理位置的特定构型。然而,理智活动的不可还原性,并不要求人的理智在胚胎生命之初就已经独立存在。必须区分灵魂的起源与其成熟时的存在方式。
他的论述仍然承袭了质形论,即把灵魂理解为活的身体之形式的学说,但他从发展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关系。灵魂与身体并不是两个从外部结合起来的完备实体,而是同一统一生命中的不同维度或阶段;这一生命的存在方式可以变得更为强烈,对物质的依赖也可以逐渐减弱。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会随着灵魂能力的发展而变化,不能用非物质的操作者与身体工具之间固定的机械互动来充分说明。
萨德拉还主张,灵魂是具有多种能力的单一实在。视觉、听觉、想象、欲望和理智认识,并不是拼合起来构成一个人的独立行动者。进行观看、想象、理解和行动的是同一个主体,尽管这些活动各不相同。他以灵魂“在其统一性中即是一切能力”这一表述,说明这些能力如何通过一个具有层次性的统一主体整合起来。这一观点对人格同一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人格的连续性不能仅仅取决于身体物质成分的持续存在,因为这些成分会不断更替和转化。
人的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走向理智上的完善或道德上的圆满。反复的行动与欲望会形成稳定的倾向,塑造灵魂的现实状态。围绕欲求、支配或理解而展开的生活,会形成不同的持久取向。在这一点上,灵魂学说与伦理学直接相连:行动不仅产生外在后果,也参与塑造实施行动的主体。萨德拉关于死后存在的论述正是建立在这一主张之上:一个人后天养成的品性,会成为其体验与显现的内在原则。
知识、临在与认知主体
萨德拉认为,认识论与认知者的存在论不可分割。知识不只是一个已然完备的主体与一个独立呈现的客体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一种现实性样态,主体通过它在认知上趋于完善。因此,不同类型的认知对应着不同的存在样态:感官知觉、想象与理智理解,不能被解释为同一种物质表征的不同排列方式,仿佛彼此可以互换。
这里一个重要的区分,是获得性知识或表征性知识与临在知识之间的区分。在获得性知识中,对象通过某种认知形式或内容而被认识。在临在知识中,所知之物直接临在,而不是经由居间的表征而被把握。自我意识是其中最主要的例子。主体对自身的基本觉知,不可能完全依赖一个必须先被认定为属于自身的意象;因为这种认定本身就已预设了主体对自身的某种觉知。
临在并不意味着一切信念都不会出错。痛感或觉知的直接发生,必须与对其原因、类别或意义所作的判断区分开来。萨德拉的理论框架容许我们区分某一实在的直接临在与随后施加于它的概念解释。临在知识具有基础性,是因为它揭示了觉知何以可能发生,而不是说,一个人在报告某种体验时提出的每一项主张,都因此得到了确证。
他的理智与可理解者统一学说,也是对人们熟悉的阿维森纳立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在现实的理智活动中,理智并非一个被动的容器,可理解的对象也不是被放入其中的东西。主体正是通过可理解的形式本身,才成为现实的理智。这里的统一,是现实的认知者与作为所知的可理解者之间的统一,并不是说,思考一棵外在的树,就会使思考者与那棵物质性的树成为数值上同一的存在者。认知是认知主体在存在论层面达成的一种成就。
与此相关的心智存在理论,解释了事物何以能够被真正认识,却不在心智内部产生其外在效应。火的概念并不会燃烧,尽管它所表征的确实是火,而不是某种无关之物。萨德拉区分了被表征的本质与其存在样态:同一可界定的内容,可以分别从外在存在和心智存在的角度加以考察,而两者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一理论面临着有关述谓、普遍性以及认知形式地位的技术性问题。它旨在保全表征的可理解性,同时拒绝这样一种假定:认识必定要以与外在物质对象相同的存在方式,将该对象复制出来。
经典、想象与复活
萨德拉对宗教的哲学诠释植根于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的背景。《古兰经》与圣训,即归于先知和诸伊玛目的传述,并非偶尔被用来为某种世俗哲学体系增添例证;它们提供了有待探讨的问题、具有权威性的表述,以及诠释所须遵循的限制。他的注疏探讨经典语言如何揭示实在的多个层次,而其意义既不能由直接呈现的字面含义穷尽,也不能被任意的寓意解读所取代。
这种诠释方法将解释学与精神修养联系起来。不同读者的智性与精神能力各异,因而能够领会文本中不同深度的意义。不过,诉诸内在意义本身并不足以成为摒弃外在文辞的理由。萨德拉通常力求使哲学解释与经典文本形成一种关系:前者揭示后者的主张如何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成立。在复活学说中,如何兼顾对字面意义的肯定与形而上学的重新诠释,尤其棘手。
他对想象的论述在此至关重要。想象形式具有确定的性质:它们拥有形状、颜色、维度,以及与具体对象相关的其他特征。然而,萨德拉认为,不能像看待物质印痕那样,将想象能力还原为身体器官。因此,想象形式能够不依赖尘世肉身而持续存在。他还借鉴了意象世界的学说;这是一个中间层次的存在秩序,其中的形式既非普通的物理对象,也非纯粹抽象的共相。这里的“意象”意为具有影像般的形式,而非虚幻或虚构。
在此基础上,萨德拉为身体复活作出辩护,但这种复活并不只是将散落的尘世物质微粒重新拼合。复活者拥有具身的感官体验,但适合这种状态的身体依赖于灵魂及其能力。个人同一性主要由持续存在的灵魂来维系,而不是由每一个物质组成部分在数目上的同一性来保证。这使他既能肯定经典对身体体验的描述,又能将这些描述的实现置于一种转化后的存在秩序之中。
相应地,乐园、惩罚以及末世论的其他要素,也与灵魂后天形成的性向相关。行为与品格可以显现为亲身体验到的形式,而不只是由一个超然的理智所记忆的往事。这些体验不会仅仅因为由灵魂的能力产生,就被视为不真实:在萨德拉的本体论中,它们的存在方式能够赋予它们超越日常感官生活的直接性与力量。然而,批评者仍质疑,这一理论是否充分保留了通常意义上的身体复活。争论所涉及的是具身存在的含义以及个人延续的条件,而不只是相信与不相信来世之间的对立。
传承、批评与现代研究
萨德拉的哲学并未立即取代所有与之竞争的传统。他的学生以不同方式将哲学、神学、经典研究和灵修实践结合起来。费兹·卡沙尼在圣训研究和宗教著述方面尤为重要,而拉希吉的著作则表明,神学和阿维森纳式的研究进路依然富有活力。他们在思想上的独立性提醒我们,不应将萨德拉身边的第一代门人视为教义统一的思想运动。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萨德拉的著作在伊朗哲学教学中的地位日益稳固。注疏、眉批和口授使《四旅》逐渐成为高阶研习的核心典籍。哈迪·萨卜泽瓦里(1797—1873年)在萨德拉形而上学的系统化与传承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他的哲理诗和注疏以适于教学的形式阐明了艰深的论证,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诠释。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活跃的注疏文化,而不只是对一套固定命题的保存。
萨德拉的思想在南亚也得到了广泛接受。他为艾卜哈里的《指南》所作的注疏流传于哲学课程之中,并成为进一步注释和争论的对象。这一接受过程有时更重视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中的技术性问题,而非现代对超越哲学的介绍所强调的那些方面。因此,他的影响史比仅从《四旅》后来在伊朗的显赫地位所能看出的更为广阔。
二十世纪,穆罕默德·侯赛因·塔巴塔巴伊等人延续了萨德拉哲学在伊朗的讲授与诠释。亨利·柯宾、井筒俊彦、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和法兹勒·拉赫曼等学者则推动了国际研究的拓展。他们各有侧重:柯宾关注灵性诠释与想象界;井筒分析存在的结构;拉赫曼则重构这一体系的哲学论证。此后的翻译和批判性研究,使萨德拉更多的著作进入比较形而上学、宗教哲学和心灵哲学的讨论之中。
若干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核心。其中一个问题是,萨德拉在后期表述中提出的存在统一性,是否与他在其他著作中主张的具有等级差异的多样性完全相容。另一个问题涉及他的思想在不同著作中的具体发展过程,而这些著作的写作年代并非总能确定。对其思想来源的研究还追问:他的独特性究竟有多少源于新的论证,又有多少源于对既有思想材料的重新组织。他大量引文的写作方式,使文本比较尤为重要。因此,评价他的哲学,需要区分历史影响、论证的原创性,以及那些同时作用于形而上学、心理学和经典诠释层面的学说所具有的内在融贯性。